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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陈云
世界正遭遇民粹主义的逆袭——在全球化的餐桌旁，民粹主义正虎视眈眈，打算随时掀翻整张桌子。它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从政治学蔓延到社会学、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说“这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也不为过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过是处在较高阶段。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越来越一体化，人员流动加剧，治理问题已成为全球串联性问题，谁也无法独善其身。这是一个共同责任的时代，应对民粹主义，同样如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在2018年出版了这本《民众的愤怒》（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201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中击败传统美国政治精英的代表——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二是英国公投脱欧。我猜测，这是作者写下这本书的刺激因素。巴里教授的专长是经济史，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顾问，2002年获美国经济史协会乔纳森·休吉斯奖，并在2010—2011年任美国经济史协会主席。
在这本书中，作者回顾了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历史，梳理了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土壤。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历史上带有反精英、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激进政治运动有时会成功，有时却会失败，这是为什么？他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1）民粹主义是一种经济后果，是不公正的分配导致的大众非理性情绪的爆发；民粹主义具有深远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反精英、反体制，从而导致治理绩效的进一步下滑。（2）从历史维度看，导致分配不公的因素有二：技术革命和全球贸易。两者都会对全球就业格局产生冲击和替代，造成收入格局的变化（恶化）。另外，用工方式的大幅改变使得工会力量被严重削弱（工会参加率下降），这也不利于收入差距的改善。
这本书分为十三章，第一章阐述了民粹的本质，第二章至第四章回顾了近代以来英、美、德三国的民粹主义历史，第五章至第十二章是国别比较，深入讨论了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最后一章是总结和展望。这本书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对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来说，是一本十分有益的读物。另外，民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习俗、民族主义等观念体系息息相关，民粹主义诉求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观念体系。因此，这本书对观念史的研究也有裨益。
人是政治的目的，人也是经济的目的。然而，曾几何时，计量经济学和计量政治学大行其道——活生生的人被淹没在大数据中，已经很久了。打个比方，我们的社会一直就是座活火山，只是它有休眠期。安静的表象下面，是无数鲜活的个体。民粹主义的爆发，就像火山爆发，熔浆崩裂。民粹主义是一个警告：产业革命和全球化以来，获利者和受损者之间的裂痕是否在加大，共识是否在减少？
美国和欧洲的近代史对民粹主义并不陌生。或者说，欧美各国的近代史就是和民粹主义斗争的历史。
作者把近代英、美、德三国的民粹主义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以及二战后。作者刻画了不同阶段美、英、德三国民粹主义的具体表现，以及由此展开的攻防战。从结论上看，英美两国通过改良主义政策，较好地遏制了民粹主义势头的发展，两国秉持的都是自由主义路线；而德国看似以超前的福利制度安抚了人心，但是国家主义的体制为后来的纳粹主义抬头埋下了伏笔，值得警惕。
第一阶段：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三K党上下呼应。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兴盛期。全球商业化浪潮高涨，推动了20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化浪潮。美国是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地，最大受益者无疑是银行家、资本家。美国作家李曼·弗兰克·鲍姆在《绿野仙踪》（1900年）中描写的稻草人是受困农民的化身，而铁皮人则是他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产业工人。工业化早期的美国，大公司主导下的劳动环境十分恶劣，劳资协定被任意修改，这引发了19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以及后来的捣毁机器运动。这一时期的民粹运动也影响了《排华法案》（1882年）的制定。
对这个时期的美国，作者重点刻画了一个民粹政治人物和一个民粹组织：前者是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5年），后者是臭名昭著的三K党。
布赖恩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三次代表民主党出马竞选总统，均未成功。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856—1924年，政治学者出身，国际主义者、国联倡议者）上任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来布赖恩因在参加一战等问题上与威尔逊总统意见不合而辞职。1925年，他作为反进化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参与了著名的“猴子审判”（作为原告方律师），起诉在学校讲授进化论的教师斯科普斯。一般来说，美国民主党人代表进步主义，共和党人偏保守主义，但在工业化早期的美国，情况看来不是这样。
当时，民主党专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共和党专注于扩大对制造型企业的关税保护，忽视了劳工权利。不满现状的美国人成立了人民党（1891年），政纲是本土优先、反移民。人民党成立后便参加了1892年总统选举，声势大涨；1896年，人民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民粹人物布赖恩。不过，这次选举后，民粹势力基本偃旗息鼓，原因是主流政党（共和党、民主党）开始积极回应劳工诉求，顶住了民粹主义的进攻。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合作推动了旨在限制大公司权力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858—1919年，“老罗斯福总统”）致力于反垄断，威尔逊总统鼓励国会制定新税法，用累进税制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主流政治家的倾听和行动，对遏制民粹主义起到了作用。
再来说说美国的三K党。它是本土主义的代表，1866年，在南北战争中被击败的前南方军退伍老兵成立了这个组织，影响力在20世纪20年代到达顶峰。三K党攻击移民、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黑人，号称捍卫新教价值观，行为模式十分暴力。一般认为，美国三K党成员来自落后阶层，长期受困于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垂死的小镇生活，心理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尽管三K党人数一度增长到了400万，但该党从未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不得不说，经济景气帮助阻止了美国的民粹浪潮。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 20s，指欧美国家普遍经济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文化艺术等也呈现巨大活力），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增长了，失业率下降至3%。美国家庭的收音机、留声机或福特汽车越来越普遍。
第二阶段：休伊·朗、查尔斯·考夫林神父搭档双簧。
1929年的大萧条发生后，失业率上升至25%，反移民癔症、孤立主义的沃土开始形成。这个时期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是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民主党籍政治人物休伊·朗（1893—1935年）和他的合作者——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的电台布道者查尔斯·考夫林神父（1891—1979年）。朗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口号是“人人皆是无冕的君主”。朗任州长期间作风霸道，政策劫富济贫。他一度和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年，“小罗斯福总统”）有过合作，后来两人分道扬镳。1935年，朗遭暗杀而亡。他的合作者考夫林神父主持电台的布道活动，非常善于利用电台进行演说，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听众数量一度达到惊人的数千万（和唐纳德·特朗普有的一比）。1936年后，因为言语越来越极端，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正统精英开展了回击。他利用联邦政府在一战期间扩展起来的行政力，化解各种矛盾。《农业调整法案》解决了农民对农产品低价的担忧。农村电力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贫困社区带去电力。《瓦格纳法案》规定公司必须与工会谈判决定工资福利。另外，还制定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解决了工人的后顾之忧。1935年，罗斯福提出征收“富人税”，尽管后来被国会削减，但可看作长期努力的第一步。此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剥离高风险的证券承销活动，《证券交易法》则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监管透明度。
第三阶段：约瑟夫·麦卡锡粉墨登场。
二战后，美国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扩大。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占的财富比例下降了。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实施各项福利政策的结果。1965年以后，美国在联邦层面加紧教育立法和教育资助（在以前，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州的权力和义务），通过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高等教育法》（1965）、《成人教育法》（1966）、《职业教育法》（1968）等，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层面的教育立法多达50多项（留意：联邦对教育不是直接管理，而是通过拨款间接施加影响），教育的普及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景下，企业主愿意优先考虑劳资关系，更公平地分享利润。
这个时期的民粹主义诱因来自国际环境，也就是冷战。代表人物是民粹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年）。20世纪50年代，冷战引发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担忧，麦卡锡的一系列演说使他成为当时最耀眼的公众人物。麦卡锡称，美国国务院、政府机构、大学里“渗透了大量共产党人”，麦卡锡主义诞生。在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的这个时期，麦肯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从“华盛顿的精英”转向莫斯科，引发了民众对“第五纵队”的恐慌。不过，本书作者认为麦肯锡并不成功，美国的政治主流没有发生偏离。
进入21世纪，“9·11”事件以后，反恐成为美国的头等大事。美国对来自特定宗教和特定地区的移民的审查更加严格。整个社会又开始弥漫着某种民粹主义情绪。近年来，又加上了中美关系变动，民粹情绪再度发酵，终于在2016年迎来特朗普这位民粹主义总统，这是“美国精英政治‘破防’”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之后，特朗普在2020年大举中落选，政治精英们扳回一局。但特朗普远未退场，他的政治遗产影响至今。比如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权问题上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案判决（当时，最高法院以7 ∶ 2的投票，确认女性对堕胎拥有决定权，这一权利受美国宪法保护），认为该事项不属于宪法权利，应由各州自行决定。这个新判决的出台和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直接相关。不要忘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披着“重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外衣亮相，在美国不是新鲜事（参考上文提及的“猴子审判”）。
英国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发源地。英国经济学家、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创始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增加了一章“论机器”，分析了“机器对社会不同阶级利益的影响”。李嘉图依然支持大机器生产，但认为工人的传统技能可能会被大机器生产淘汰而失业，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与先前持平，应采取对策。
英国政治精英们的回应是：社会福利和参政权扩容双管齐下。两者都体现了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传统：层层推进。具体如下：
第一，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快速的工业化、商业化侵蚀了传统的社会支持系统。16世纪就有的《济贫法》在1834年得到大幅修订，前提是受助人自身必须努力工作。劳合·乔治任首相期间完成了一系列改革。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下，国家开始公费支持国民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另外，皇家委员会（1905年成立）对工人阶级现状展开调查。韦布夫妇（悉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夫妇，费边主义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始人）花了4年写了两份报告，为1942年的贝弗里奇方案提供了依据。该法案为二战后的英国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社会保障的充实消除工人面对技术变革和全球竞争时的不安全感。尽管有德国和美国那样的竞争对手，一直到1913年，英国都是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英国也没有先发制人地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英国的体制具有改良主义色彩，可塑性强，由此也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凝聚力。
第二，参政权扩容。这也是一个波浪式推进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英国改良主义的传统。1832年的选举法修订扩大了投票权，加强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权，选民人数从50万扩大到81.3万。1832年改革也引发了温和的英国宪章运动，这场运动以1838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人民宪章》命名。运动促成了1867年的第二次选举法改革，法案大大降低了财产限制，选民人数翻倍。虽然未至于成年男性都有普选权，但工业革命后势力蒸蒸日上的产业工人基本上都获得了选举权。紧接着1884年，费边社在英国成立，目标是改善所有英国人的状况。费边社成员在1895年建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参与了英国工党的创建（1900年）。早期成员中包括萧伯纳、赫伯特·威尔斯等名人，上面提及的韦布夫妇是费边社主要领导人。费边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他们毫无疑问是社会精英。
一战后，工党政府成立（1924年，1929—1931年），保守党支持者天真的幻想破灭。二战后的首次大选，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势力继续扩大。从社会氛围看，民众希望更多社会改革，消除贫富不均和失业。不少人对1945年大选中保守党落败、丘吉尔失去首相职位耿耿于怀。丘吉尔在二战中厥功至伟，落选是意想不到的结局。不过，这何尝不是英国式改良主义的成功呢？工党势头上升，有助于政治势力的平衡。
从历史上看，英国在体制和政策两个层面积极回应，防止了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反抗。但2016年的英国，形势似乎有点不一样。民粹势力动员下的英国，公投脱欧，舆论哗然。鼓动脱欧的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在公投后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声称目的已经达到）。这无疑是英国精英政治的一场滑铁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0年英国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等四所大学的联合调查结果，脱欧后英国人的反移民态度普遍软化，这说明人们对脱欧期间排外的社会舆论氛围有了警觉和反思（参见《民粹主义悖论：英国脱欧如何软化反移民态度》,2020年5月）。英国的政治文化反对极端主义，这种舆情变化体现了集体纠偏意识。
德国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先驱者。德意志帝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创了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保险，早于英美。英国在20世纪初才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美国更是要迟至20世纪30年代。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或多或少都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是一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国家建设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包括在福利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它确实有效遏制了左翼激进运动在德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它也巩固了国家主义模式，对后来德国走向军国主义，发动一战、二战有直接影响。
回到正题：为什么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早熟国家”？这就要说到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的国家战略了。他担任帝国首相长达20年（1871—1890年），亲手主持了帝国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设计。
俾斯麦是个国家主义者。在完成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克制住死对头法国之后，俾斯麦的目光转向了国内建设。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如何和国外产品竞争？如何克制各种新兴的、激进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俾斯麦的对策是：第一，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德国的工业化；第二，通过社会福利安抚产业工人人心；第三，通过观念塑造获取民众对帝国的向心力。
第一，贸易保护主义。德国是后发工业国，在赶超过程中，社会不稳定性比英美大很多。1873年股市崩盘，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民众在失业、经济放缓和外国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忧心忡忡，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俾斯麦听取德国农场主对全球化的反对意见，以及实业家对不公平的外国竞争的抱怨，采取了国家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德国成为唯一对农业和制造业产品征收关税的国家。
第二，社会福利遏制激进运动。与此同时，德国也是一个由国家强制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布工暴动，引发强烈关注。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写下《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工人党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势头猛长。1871年，德意志帝国实行男性公民普选制，社会党成为热门之选。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目的是让工人渴望稳定，来抵御激进主义政治运动。
就德意志的习俗来说，1807年普鲁士废除农奴制之前，领主们承认他们对农奴的义务。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意志各领邦主要依靠传统习俗助贫。与此同时，教会也会援助贫困的信徒，手工业行会援助行会成员（比如，17世纪的普鲁士采矿业就出现了矿工疾病保险协会，1854年德国正式通过《采矿、钢铁、盐业等矿业工人联合法》），福利和救济手段极其分散、有限。
俾斯麦本人是第六代容克贵族，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俾斯麦有足够的信念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原来的贵族义务应该被国家义务所取代。俾斯麦的福利政策包括：1871年《雇主责任法案》，规定即使工人受伤不是雇主的直接责任，雇主也有救助责任。188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制定《工厂事故保险法》,1889年制定《伤残和养老保险法》，等等。在俾斯麦福利政策的延长线上，1911年德国议会制定《帝国保险法》，为包括农业工人在内的所有人提供健康保险，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补助，统一了社会保险的监管和经办机构。
俾斯麦的观点和当时德国流行的新历史学派观点一脉相承。1881年威廉一世的《皇帝文告》也突出了国家的福利职能，这一诏书后来被称为“德国社会保险事业的大宪章”。
第三，帝国向心力建设：文化斗争、反击左翼社会运动、反犹主义。俾斯麦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打造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德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本来是个多元文化的汇集地。在国家主义者俾斯麦看来，这不利于帝国凝聚力的培育。他发起了针对罗马天主教的“文化斗争”（1871—1877年），目的是削弱宗教对教育的控制，加强帝国中央政府的作用，双方最后妥协。1878年，俾斯麦开始围剿左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打压社会民主党。同时，他也塑造德国人的狭隘民族认同，新帝国成了反犹沃土。按现代标准，犹太人既是宗教上的少数派，也是少数种族。他试图将德国人民遭受痛苦的责任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助长了反犹情绪。相比之下，英国也有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以及棘手的爱尔兰人，地区间的政治、宗教分歧也很严重，但英国采取的是自治和包容政策。
种种力量汇流在一起，德国对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压力做出了独特反应。其中既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社会福利的超前发展，还包括文化建设。国家主义成功的反面，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德国将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尝到这杯苦酒）。事实上，对于俾斯麦的评价，二战前一直比较正面，后来人们认识到，俾斯麦的国家主义与后来的纳粹主义之间有历史关联，值得警惕和反思。
希特勒对德国统治权的攫取和掌控，充分利用了国家主义的制度漏洞（如德国宪法赋予首相在紧急状态下的特权等）、经济恐慌和反犹民粹主义。在希特勒看来，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提升帝国向心力的手段，是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铺垫，两者相辅相成。恐怖政治也使得“元首”的地位牢不可破。
相比之下，英美应对大萧条后的经济危机的手段有二：一是采用以积极财政政策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英国经济学家），填补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二是对德国最早开创的福利制度的借鉴，从而抵制住了民粹主义的进攻，并击溃了德国纳粹主义对全世界的进攻（颇具讽刺意味）。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为了治理凯恩斯主义留下的“滞胀”问题，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领导下，英美两国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生产要素的流动加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进一步深化，移民大量增加。
2016—2017年，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欧美独领风骚。民粹主义支持者认为现有体制陷入了麻痹、失灵。比如边境失控，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制造了包括治安犯罪在内的各种问题，工会制度也失去了作用，医药公司的定价权越来越大。这是美国政坛翻天——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如何应对？
除了历史比较，作者还通过国别比较，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撷取一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研读：
美国福利制度滞后的原因（第五章）。美国的福利国家道路坎坷（参考“奥巴马医改”），这不是因为美国缺钱，而是文化和观念的差异所致。国家主义的德意志模式在美国根本行不通。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参考《联邦党人文集》），政府是“必要的恶”，“小政府”是共识。作者认为，美国社会福利的推行情况不如欧洲国家，根本原因在于南方与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历史鸿沟，谁都不愿意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
德法民粹主义比较（第六章）。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为何不成气候？尽管它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莫斯利与墨索里尼一样有着军人气质和铁腕形象，同时也掌握了娴熟的演讲技巧，但他的活动从未闹出什么太大的动静。为什么？
政治调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第七章）。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一个政治调和的时代。这一时期，20个发达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16个欧洲国家的极左翼和右翼政党的得票率低于1939年之前的水平，也不如1975年之后的表现。没有哪个反体制民粹政党组建了政府，也没有民粹领导人担任要职。为什么？
中美贸易的影响（第八章）。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显著下降，分配不平等越发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因素对美国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分配效应以及调整成本。一些突然受中国竞争影响的行业的工资和就业率在十多年里一直低迷，受困于这些行业的工人很难在其他行业找到稳定的工作。与此同时，福利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治理的挑战，也意味着民粹主义升温的危险。
特朗普的“成功”背后（第九章）。特朗普本来是毫无希望参加总统选举的。他通过出格的表演，强化“反精英人设”，成功吸引到不少支持者。作者认为，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批判、对移民的排斥，照搬了民粹主义的老剧本，毫无新意。特朗普的政治人格非常可疑——比如，他到底亲民还是亲商？很难琢磨。作者分析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区域分布——不同地域受全球化和技术替代的影响是不同的，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201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特朗普上台和英国公投脱欧，都与此有关。这提醒我们，要关注地域差距，而不只是总体上的不平等指数的变动。
移民问题发酵的德国（欧盟）（第十章）。在欧洲，英国脱欧，德、法、奥、意等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都和欧盟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移民的大量涌现密切相关。由于其他国家乐于援引欧盟规则允许的7年豁免条款限制移民自由流动，反过来使得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远超预期。而且移民具有路径依赖性——早期的移民流向哪儿，后来的移民就跟到哪儿。就德国内部来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多元主义、人道主义和移民问题上的认知也存在差距。以上这些因素都对德国民粹势力的崛起产生了影响。至于英国人对脱欧的态度，作者指出：外籍居民的比例和该地区的脱欧支持率相关——那些对移民了解最少的地区，对移民的恐惧最大。这点颇具启发意义。
不平等和不信任相互助长，如何打破恶性循环（第十一章）？如果财富差距不是来自个人能力，而是来自继承、家庭关系和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那么人们的不公平感会非常强烈，进而破坏社会信任。如果政府得不到民众信任，也就无法推行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不平等继续加剧，进一步侵蚀信任和团结。如何打破恶性循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作者讨论了联邦制、总统制的长处和局限性。
欧盟体制的挑战（第十二章）。如果经济困境、不平等和移民是民粹主义的主要触发因素，那欧盟可谓占全了这三点。近年来，民粹主义势力在各欧盟成员国表现活跃——欧盟是一个精英项目，民粹主义势力将欧盟作为反对标的，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欧盟的前景如何？共同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利益是最常提及的欧盟凝聚力因素。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对此认同感强。进入21世纪的全球竞争，单个欧洲国家会因为规模太小而变得无足轻重，这也是欧盟团结的要素。补充一点，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共同的安全需要提供了另外一个欧盟团结的视角。
然而在欧盟体制下，围绕财政政策和移民政策，始终存在大量争议。欧盟权力机构的架设和投票机制并不完善，导致欧盟在成员国的不同意见面前常常左右为难。另外，欧盟内部存在不同板块。北欧国家种族和宗教同质性较高，后来加入的东欧国家多少有些异质性。东欧国家过渡到民主体制的时间较短，摩擦成本高于其他地区。作者指出，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波兰是两个典型。
展望未来，美国和欧洲相比，谁的民粹主义风险更大（第十三章）？作者认为是美国，因为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这个中间道路，而美国没有这个政治传统。另外，欧洲由许多中小经济体组合而成，规模远没有美国那么大。它们需要政府在危机中发挥作用，进行风险对冲，而美国人比较自信，对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就像作者说的那样：虽然银行家、政治家要为经济衰退负责，但是民粹主义却忽视事物的复杂性（收入分配、关税问题等，都是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简单粗暴地把矛头指向某个特定团体（精英或者移民），他们是情绪的发泄者，破坏力强，建构能力差——事实上，他们从未建构起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他们很少深思熟虑，参与讨论，而是急于把精英拉下马，踩一脚。
被民粹主义拱上台的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对政治机构极具腐蚀性，他们驱使大众仇视外国移民、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是宗教和文化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反对多元和包容。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直译为“民粹主义的诱惑”，但事实上，民粹主义者普遍焦虑、恐慌、愤怒，民粹主义并不“诱人”。我们的发展道路上与其说存在“民粹主义的诱惑”，不如说存在“民粹主义的陷阱”。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个陷阱由三大场域构成：分配不平等的经济场域（生存压力）、排他和排外的心理场域（认知和归因），以及反体制、反精英的政治场域（后果），三者恶性循环，形成陷阱，甚至黑洞。
从历史经验看，遏制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精英集团的政策回应能力和制度重构能力。福利制度的充实、参政权的扩容，以及观念体系的现代化，三者缺一不可。
拯救民粹主义者的，不可能是民粹主义，而是不断进化的精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