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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很大。后者探究人们以何种方法来共同制定保障经济生活运行所依赖的游戏规则，由此还涉及如何共同制定组织和制度决策所依赖的游戏规则。为了解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做个时间跳跃，从美国联邦政府的故事开始讲起。
詹姆斯·麦迪逊从来对民主缺乏热情。他在1787年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民主制度一向是混乱和争吵的表演，一向与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不合拍，一向容易……短命……并毁于暴力。” [1]
当然在18世纪后期，富裕和权势阶层中几乎没有人对民主怀抱热情。
詹姆斯·麦迪逊热心建设的是共和制，一种特定的政府制度，让社会上某个重要的子群体——主要由已经掌握相当数量的武力和财产的人构成——选出一小队睿智、谨慎且积极的人来代表自己。这些代表人将秉持民众的价值观，促进民众的福利，并最好能够无私地行事：不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展示作为公民的美德。
麦迪逊狂热地希望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乱和争吵”。要知道在他与同僚们起草的美国宪法中，各州可以限制本地公民的选举权，只要能维持“一个共和制形式的政府”即可。
美国国父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说服大家：这种实行有限公民权利的共和制也是个好主意。在当时，封建制度、君主制和帝国似乎更能持久，并很可能是更好的政府组织形式。1787年，麦迪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竭力论述，尽管历史记录不佳，但由于古典时代以来的“政府科学的进步”，共和制将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事业。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甚至怀疑汉密尔顿是在装样子，是出于个人野心而投身于共和制的革命事业，而私下里他其实希望为美国建立君主制政府。 [2] 在当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确实尚未充分展现。
不过到1776—1965年，民主制度（至少对于符合特定年龄和种族要求的男性能够做到一人一票）已在北大西洋两岸取得了巨大进步。封建制度和君主制的政府形式的声誉则变得越来越不堪。
有一段时间，经济富庶被视为参与政治的最重要资格。直至一战结束时，在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省议会，还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是由占税收比重三分之一的顶层纳税人单独选出。19世纪40年代早期，法国君主立宪制的一位中间偏左翼的总理弗朗索瓦·基佐还在如此回应扩大选举权的呼吁：如果想投票，那就先致富。但这样的说法对局势而言无济于事。1848年2月23日，法国奥尔良王朝的唯一一位国王路易·菲利普把基佐抛下马车，希望借此避免革命和罢黜的抗争浪潮。但他的行动还是太迟和太少，路易·菲利普于次日被迫退位。 [3]
1870—1914年，扩大民主作为大多数人最不反感的一条政治原则，获得了普遍的接受。政治生活将成为这样一个领域：在选择政府方面，部分或大多数男性成员有着同样的发言权，政府则对经济生活施加某些约束与控制。政府会限制（但不至于消除）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超级富豪恶棍”的过分影响力。
即便如此也不足以令所有人满意，实际上，扩大选举权的压力将继续增大。
当自由派掌权时，他们试图扩大选举权的依据是，新增的较为贫穷的选民不那么保守，会成为自己的拥趸。而当保守派掌权时，他们也会更罕见和更勉强地尝试扩大选举权，认为忠诚于国王和国家的劳工将支持自己。让更多民众参与选举会打垮“自由派的辉格党人”，因为工人们将记得是谁成功赋予他们选举权，谁又没能做到。 [4] 另外，在面临革命威胁时，害怕街头暴力的各国政府会用扩大选举权来分化潜在的革命势力。英国时任首相格雷伯爵在1831年扩大选举权改革的一场法案辩论中宣称：“原则就是防止……革命”，在此基础上，“我推行改革是为了捍卫，而不是颠覆”。 [5]
以上述方式，在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府治下，选举权范围都得以一步步扩大。到1914年，至少在作为世界经济工业核心地带的日益繁盛的北大西洋两岸，经济富裕扩展与民主制度稳定的前景令人高兴。政治经济体系看似运转良好，繁荣景象让贵族和富豪们感到，自身相对社会地位的缓慢削弱是换取美好事物的合理代价；也让下层民众以为，继续容忍上层阶级统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合理代价。最后，保守派与自由派都看到通向政治胜利的道路足够宽广，双方都信心十足地认为当前的历史进程将偏向自己一边。
选举权的扩大虽然在某些方面进展迅速，却时断时续，并且用了太长的时间才扩大到女性。
1792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实施男性普选权的国家。当然到拿破仑于1804年加冕时，任何形式的有效选举权均已消失。除1848—1851年的短暂时期外，法国的男性普选权要到1871年才重新确立。在美国，为白人男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1830年前后取得胜利。第一个实行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全民普选权的欧洲国家则是1906年的芬兰。而在英国，准全民普选权在1918年实现：选举权被扩大到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而30岁以下的成年女性的选举权还要等到1928年。
美国的女性参政运动历经了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到20世纪早期仍在推进。其中有我的曾祖母弗洛伦斯·理查德森（Florence Wyman Richardson），她与其他人一起把自己锁在密苏里州首府的州议会围栏上表达抗议，并据称因此被圣路易斯市的蒙面先知名媛舞会除名。1920年，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女性。而曾经在19世纪后期领跑的法国落到了后面，直至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政府在1944年被废黜后，法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
选举权跨越种族界限的时间则更加漫长，尤其是在美国。在争取黑人选举权的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中，上演了各种英雄般的牺牲事迹。其中有1873年路易斯安那州的科尔法克斯大屠杀，大约100名黑人遇害。在远没有那么悲壮的另一端，我的曾祖母弗洛伦斯联合其他人于20世纪20年代在圣路易斯市发起了“城市联盟”运动，她还因为邀请黑人共进晚餐而成为邻里们的非议对象。
美国黑人的选举权直至1965年才随着《选举权法案》的通过而真正实现，而且在此之后仍然相当脆弱。当我撰写本书时，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州在近期制定了各种行政和法律障碍，可能有针对性地剥夺多达四分之一的黑人选民的选举权。像已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那样（至少因为身份而）有威望的人，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因为倡导“投票安全”行动而获得嘉许，该行动使得“每个黑人或墨西哥裔样貌的人都受到盘问”。伦奎斯特为什么支持这样做？借用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就是故意放慢选民投票的速度……让排队投票的人们对此感到厌倦并离开……以及给人们发放传单，警告他们，如果不具备投票资格，将会被起诉。” [6]
* * *
从麦迪逊到伦奎斯特及之后，对部分人类群体而言，民主制度，即选举权以及行使相应的影响力和权力带来的问题始终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多。纠缠不清的民主的戈尔迪之结
涉及各种头绪，解开它们需要付出相当的笔墨，乃至更多的鲜血。
民主制度的斗争史与经济史通过某些关键作用相互交织。要明白其中的奥妙，我们得再次请出之前提到的两位出生于维也纳的思想家：芝加哥学派右翼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略微年长的犹太裔道德哲学家卡尔·波兰尼。
首先把舞台交给哈耶克，他总是希望给大家布道：“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
在哈耶克看来，探寻市场经济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或“正义”，本身就犯了致命的理论错误。任何形式的“公平”或“正义”都要求你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东西。但市场经济给予的对象不是应该获得的人，而是在恰当时间处于恰当地点的人。至于谁控制着对未来生产有价值的资源，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哈耶克相信，一旦你踏入“社会正义”的沼泽，你对“公平”和“正义”结果的追求就无法停息，“除非整个社会在所有必要方面……都以完全反自由社会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 [7]
请注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你在道德上只能坐视穷人挨饿，或不顾伤者在街头流血而死。哈耶克认为，“对于那些因自身之外的原因而受极端贫困或饥饿威胁的人，社会应该提供某些救济”，哪怕仅仅是作为保护那些勤劳而成功的民众免受“穷人的绝望行动冲击”的最廉价措施。但除此之外，你不应该干预市场。市场就是乌托邦，或者将引领我们前往乌托邦，或者是最接近人类能够实现的乌托邦。因此干预非但是不合理的，甚至更糟糕。 [8]
市场经济是会导致高度不平等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还是不太失衡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则无关痛痒。在哈耶克看来，甚至提出财富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意味着错误地假设人们拥有财产权利之外的权利，以及需要承担通过自由契约对他人所负义务之外的义务。
此外，对不平等的矫正是可怕的，因为那纯属空想。哈耶克坚信，我们在过去和将来都始终缺乏创造更美好社会所需的知识。集权化总是会导致信息失真与决策错误，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是场灾难。只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即源于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看似混乱的过程才可能带来进步。
归根到底，人类拥有的市场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实现适度效率和成果的制度，因为“价格是一种沟通和指导工具，包含了比我们直接拥有的更多的信息”。哈耶克继续说，所以“你只需要通过指令就能基于劳动分工实现相同秩序的整个想法将彻底崩塌”。以不应得之人为代价来奖赏应得之人，为此而调整市场收入分配的任何尝试都将削弱市场资本主义：“你可以根据绩效或需要……来安排收入分配的想法”将与价格的作用发生冲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它将人们引向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而一旦你开始自上而下地做计划，你就踏上了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安排计划所必需的极其详尽的价值评估意味着不可能采用民主之类的办法来决策”。 [9] 哈耶克的乌托邦理想属于“现状很好，且只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类型。
但哈耶克明白，对公平和正义毫不在乎的这种组织社会的更好方式不太可能赢得普遍喝彩。市场经济承认的唯一权利是财产权，甚至只是被市场认为有价值的财产权，自然不会令普通民众受到鼓舞。很显然，人们认为除手里现有的财产带来的权利外，自己还拥有其他权利。这种感受给哈耶克提出了艰巨的难题。值得赞扬的是，他没有从自己的论证方向上逃遁。他找出了自己的美好社会（或至少是尽可能美好的社会）面临的两大敌人：平等主义和纵容主义。简而言之，他认为太多的民主是坏事，因为这会让民众感觉有能力为所欲为，而不再受掌控更多财产的阶层的辖制。
的确在哈耶克看来，平等主义是“无约束的民主制度为最糟糕的选项征集支持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民主在本质上意味着“给那些破坏法规的人赋予‘同等关怀和尊重的权利’”。哈耶克警告，这绝不是延续文明的办法。 [10]
哈耶克担心的可怕结果将是纵容泛滥。他指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证明……这将有利于那些不遵守我们社会的正常规则却要求占有一部分财富的人”。由此得到的教训很清楚：市场经济只有在得到权威保护时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在哈耶克看来，过度民主、平等和纵容的社会在某些时候或许需要有人站出来夺取政权，并以专制的方式重组社会，使其尊重市场经济。按他的说法，这种中断将成为临时的“来库古时刻”——该术语来自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传说中的法律制定者——此后，音乐将重新响起，有秩序的个人自由与市场驱动的经济繁荣将回归正常的舞步。站在巨人与暴君肩膀上的哈耶克对市场经济表达的这一观点，将在整个20世纪不断挑动政治上的右派站出来反对民主制度，让许多人把民主制度不仅视作有缺陷的善，还看成真正的恶。随着一战的脚步迫近，这种看法并未失去影响。
上述文字对哈耶克作为道德哲学家与政治活动家的思想做了苛刻的介绍。稍后我还将更苛刻地评判他作为宏观经济学家的思想。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直接忽略他？这里有三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哈耶克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和行动潮流的标志，特别是，他得到了来自富豪与权势阶层的赞同和支持。
第二，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完全错误。民主政治活动确实可能变成不以合作和增长为逻辑，而专注于征收和再分配，把“应得”与“不应得”分别对应于掌权者的朋友和仇敌。如果我们保持谨慎，关注市场交换的共赢结果，忽略追求“社会正义”的空想，结果或许会比上述情形好得多，因此哈耶克的提醒确有道理。
第三，哈耶克在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富有远见的天才杰科博士。如果用以赛亚·伯林引述阿尔基洛科斯的诗篇来说，哈耶克仿佛是精通一种把戏的刺猬，而非知道很多花招的狐狸。 [11] 对于市场制度能够在哪些方面增进人类福利，他是领会最全面最深刻的思想家。所有人类社会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都面临给决策者提供可靠信息以及激励他们为公共利益行事的巨大困难。而市场上的财产、契约和交换秩序（如果对产权能够做恰当处置）可以把决策推到已经存在可靠信息的去中心化的外围地带，从而化解信息难题。另外，通过奖励能够有效利用资源的人，市场也自动解决了激励问题。这些之外还有宏观协调问题与分配问题，而哈耶克思想的大部分缺陷都来自他未能理解后两个问题的本质。当然，在四个问题中答对两个绝对是不错的成绩。
总之，哈耶克说对了的地方对我们理解加长版20世纪经济史至关重要。他的理论不仅在数十年来被有着不同影响力的决策者反复援引，而且毫无疑问，其中阐明的机制始终在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请出卡尔·波兰尼，他要上的课程是，“市场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 [12]
哈耶克乐见市场把所有东西变成商品，害怕那些因为市场不能给所有人提供相同物质福利而诅咒市场的人。波兰尼对此断然表示反对。他在《大转型》中解释说，土地、劳动和资金都是“虚构的商品”。它们不能用损益的逻辑来控制，但需要内嵌在社会中，由社群共同体来管理，其中要考虑宗教和道德等维度。波兰尼认为，这一结果将导致矛盾、争夺和双重运动。市场派思想家与市场本身试图把土地、劳动和资金从社会的宗教与道德控制下转移出来。对此，社会将做出反击，限制市场的范围，对看似“不公正”的市场结果施加影响。于是，市场经济将遭遇反冲，或许是来自左翼的反冲，或许是来自右翼的反冲，但总之会遇到反冲，而且是强烈的反冲。
这些在当时和如今都是杰出的洞见。然而不幸的是，波兰尼的原始表述对相当多试图阅读他的著作的人而言过于费解。因此为便于读者们领悟，我把波兰尼真正表达的意思总结如下：
市场经济认为，财产权利是唯一重要的权利，而且真正重要的财产是用于生产满足富人巨大需求的产品的那一部分。然而民众认为自己还拥有其他类型的权利。
就土地而言，民众认为有权利维持社区的稳定。这包括，他们认为自身成长或者用双手创造的自然和建筑环境是属于自己的，无论市场逻辑是否认为转作他用能带来更多盈利（例如在社区中开辟一条高速道路），或者让他人住到这里会更有利可图。
就劳动而言，民众认为有权利保持收入的稳定。归根到底，他们为从事职业做了准备，按规则办事，因此相信社会应该给自己公正的待遇，与自己的投入大致相称。无论世界市场的逻辑怎么说，这都应该成立。
就资金而言，民众认为只要他们勤勉地做好本职工作，经济体中的购买力流量就应该赋予他们必要的生存资金。而那些身处千里之外，作为“没有根基的世界公民”的金融家不应该有权决定经济中的这个或那个购买力流量不再有足够的利润，所以需要关闭。他们不应该有权剥夺和消灭你的工作岗位。 [13] 那些强势的金融家与普通民众所在的社群毫无联系，但这点经常被人联系到反犹太主义——例如，把波兰尼对制度运转的一种批评，变成对犹太人及扮演特定经济角色的类似人群的谴责。
波兰尼宣告，人们拥有的不止财产权利，还有其他经济权利，但纯市场经济对此并不尊重。纯市场经济会铺设那条贯穿社区的高速道路，在发放工薪时忽略人们付出的多年辛苦准备。如果遥远的金融家认为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投资回报，就会让你的购买力枯竭，裁撤你的工作岗位。所以，社会需要干预，无论是通过政府法令还是群众运动，无论是借助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并把道德与宗教的逻辑重新嵌入经济生活，使上述权利得到满足。这个过程是双重运动：经济的运动是试图把生产、交易和消费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套中解脱出来，社会的运动则是试图重新巩固自己的嵌套。 [14]
请注意，社会想要确立的上述权利并不是（或者说未必是）把工农业产品平均分配之类的权利。将这样的权利描述为公平也许并不合适：它们只是民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期待的东西。的确，相同条件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但不同条件应该被区别对待。人类社会并不需要也几乎从来不认为每个人有着同样的重要影响。
在这些思考之下，我们能怎么做？哈耶克与波兰尼都是杰出的理论家与学术从业者，但他们的洞见与学说之所以意义重大，只是因为捕捉到了在千百万人头脑中闪现并推进其行动的宏大思潮。创造历史的不是哈耶克或者波兰尼，而是哈耶克主义者和波兰尼主义者，以及由他们揭示的动机所驱动的那些人。所以要理解这在现实中如何发生，我们不妨看一下经济学与政治学在最激进前沿的交互作用：在一战之前的地球上成长最快、工业化最迅猛的地方，即美国的芝加哥，相当于21世纪的深圳。 [15]
1840年，当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开通，把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连为一体时，芝加哥仅有约4 000人。1871年，奥利里夫人的奶牛引发的火灾或许毁掉了这座城市的三分之一。1885年，芝加哥建起了世界上首座钢结构摩天大楼。全市人口在1900年达到200万，当地约70%的公民出生在美国之外。
1886年5月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宣布开展大罢工，以争取8小时工作制。斗争的最前线位于芝加哥的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的大门前，数百名警察在平克顿公司的私人保安的支持下，试图保护几百名拒绝参与罢工的员工穿过愤怒的罢工队伍。5月3日，警察对人群开枪，造成6人死亡。次日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的抗议警察暴力、支持罢工运动的集会上，8位警员被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杀死。警察则开枪并打死了约20名平民（似乎没有人统计清楚具体人数），其中主要是不会讲英语的外来移民。明显缺乏公正的法院判决8位左翼政治家和工会组织者谋杀了8位警员，并对其中5人施以绞刑。而我们今天确信他们是无辜的。 [16]
1889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请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第二国际把每年5月1日确立为年度国际游行日，以支持8小时工作制，并纪念1886年芝加哥警察暴力镇压中的遇难者。
1894年夏天，秉持左右逢源的政治家传统，美国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建议国会设立一个全国性假日，以肯定劳工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但他没有选择纪念芝加哥遇害工人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而是放在9月的首个星期一。
不是所有美国政治家都如此羞怯。1893年，新当选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约翰·奥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是该州自1856年以来的首位民主党州长、历史上首位成为州长的芝加哥居民、首位在外国出生的州长，他特赦了3位依然在世的所谓干草市场爆炸犯。他给出的理由一目了然：这些被指控的人很可能是无辜的。按照州长的看法，发生爆炸的真正原因是麦考密克公司及其他人雇用的平克顿公司保安的暴力行为失控。
奥尔特盖尔德特赦了受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暴力行为归咎于中西部的制造业大亨及其雇用的打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如何当上伊利诺伊州州长的？
奥尔特盖尔德生于德国，父母在1848年把3个月大的他带到美国俄亥俄州。美国内战期间，他在北方军队中效力，并在弗吉尼亚州低洼地区的门罗堡染上了困扰自己一生的疟疾。战后，奥尔特盖尔德完成高中学业，成为到各地巡场的铁路工人，之后担任了学校教师，在此期间深入学习了法律，成为律师。1872年，他出任密苏里州萨凡纳市的检察官，在1874年成为县检察官。1875年，他以《我们的刑法及其受害者》一书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芝加哥。 [17] 1884年，他代表民主党竞选国会议员失败，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格罗夫·克利夫兰的坚定支持者。
奥尔特盖尔德于1886年当选库克县高级法院的法官，在那里致富。他成为房地产投机者和开发商，最大的资产是1891年芝加哥的最高建筑，位于迪尔伯恩大街第127号的16层高的统一大厦（Unity Building）。
作为移民城市中的一位移民，他属于进步派人士。奥尔特盖尔德担任州长时支持和劝告议会制定了当时在全美国最严厉的童工法规和职场安全法规，增加了州里的教育扶持资金，并委任女性出任州政府高级职位，还特赦了无政府主义者。
主要由共和党控制和资助的媒体谴责奥尔特盖尔德做出的特赦决定。在他的余生之中，全美国各地的中产阶级报纸受众，尤其是东海岸那些身处中间立场的选民将看到，奥尔特盖尔德被描述为外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分子、凶残暴虐的伊利诺伊州州长。即使这些选民希望改革，也只会找克利夫兰总统那样的人去实施。这样的后果可以从普尔曼罢工事件中看出来。
1894年5月11日，生产卧铺车厢及设备的普尔曼公司的工人拒绝接受降薪，开展罢工。奥尔特盖尔德的朋友兼律师伙伴克拉伦斯·达罗后来在自传中介绍了如何为罢工组织者、美国铁路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尤金·德布斯担任律师。达罗之前曾经担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律师，有妻子和一个10岁大的孩子。他辞去了原有职位，专心为罢工领导者德布斯提供辩护。
对于这场斗争的实质，他认为毫无疑问：
工厂里的争执带有战争的心态，双方会做出许多在和平时期从来不会想到的事情……我站在草地上看着燃烧的火车车厢，不憎恨任何一方，而是悲哀地认识到，只要很小的一点压力，就会让有的人回归原始状态。自那个发生大事的夜晚以来，我已经反复这样思考了很多遍。 [18]
在没有恨意的情况下，纵然目睹了罢工者的暴力和纵火行为，达罗仍选择站在他们一边，原因在于他看到铁路公司肆无忌惮地试图利用政府的势力来干预。达罗在后来记述说，“我认为这不公平”。因此当德布斯及其合作者请他接手这个案子时，他答应了，他对此回忆说，“我看到穷人放弃了他们的生计”。
铁路公司成功地让政府加入进来。向来左右逢源的克利夫兰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与伍德罗·威尔逊之间的唯一一位民主党总统——决定接受他们的请求。他同意给每趟列车都加挂一节邮车，使拦阻任何列车的行为都将因妨碍美国邮政而犯下联邦罪行。美国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让法院给罢工者发出指令，禁止拦截列车。之后克利夫兰还把美国陆军部署到了芝加哥。
奥尔特盖尔德州长提出了抗议。他在发给总统的两封电报中指出，美国宪法授权总统动用军队来平息国内暴力仅限于“州议会请求，或在州议会无法召开时由州政府请求”的情形。
他因此抗议说，他本人与伊利诺伊州议会都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请求。克利夫兰的反应则是置之不理，并宣布，保护财产免受骚乱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破坏更为重要，“如果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陆军和海军来给芝加哥递送一张明信片，这张卡片也一定要送到！”
[19]
7月7日，德布斯和工会其他领导人以违反禁令为由被逮捕，罢工行动崩溃。
这对奥尔特盖尔德及其他许多人而言是个破裂点，他们随即决定，民主党是时候提名真正有代表性的总统候选人了，而不再是克利夫兰那样的骑墙派。奥尔特盖尔德及其支持者想要争取波兰尼在后来描述的权利，要求哈耶克会谴责的公平和正义。他们还希望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允许自由铸造银币，按照16盎司白银兑1盎司黄金的比例兑换。
克利夫兰总统及其支持者——其中许多是商人和银行家——主张实施严格的金本位制，以维持美元的价值。奥尔特盖尔德及其支持者——许多是工人或农民——则想要扩张性货币政策，允许无限制地铸造银币，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减轻信贷的负担，并抬高谷物的价格。简而言之，“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倡导者的愿望与克利夫兰及其支持者们的正好相反，但两种观点都是对1893年金融恐慌的反应。
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奥尔特盖尔德控制了局面，把议题引向谴责金本位制，抨击政府对工会的干预，支持联邦主义，并呼吁就所得税议题修订美国宪法，或者让最高法院宣布所得税合宪，以允许政府逐步实施财富再分配，并筹集推动进步主义事业所需的资金。这场大会还支持组织工会的权利，呼吁扩大个人和公民的自由权。
为推进上述事业，奥尔特盖尔德试图让民主党提名美国前任参议员理查德·布兰德。但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年轻政治家威廉·布莱恩另有打算。凭借谴责金本位制和金钱利益集团的演讲，他获得了满堂喝彩。最终结果是，以貌不惊人的亚瑟·休厄尔作为竞选搭档，布莱恩在总统提名中胜出。
作为回应，克利夫兰总统及其支持者离开了民主党，组建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让前任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州长和北方军队的将军约翰·帕尔默搭档前任肯塔基州州长和南方军队的将军西蒙·巴克纳参选，试图吸走布莱恩与休厄尔的选票。
然后，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与加勒特·霍巴特获得了大选胜利。
在1896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总统大选的普选票总数很接近。政治神话或许让人们相信，提名布莱恩那样的平民主义者竞逐总统会让民主党在1896年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布莱恩失败了，而且输得比民主党在之前几十年的历届总统大选中都惨得多。麦金莱赢得了一边倒的大胜，最后的选举人票数为271对176，在普选票总数上也大胜。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美国选民中的关键摇摆部分倒向了共和党，而更多来自针对布莱恩的强大反击动员攻势，这使得投票人数大增，从而决定了选举结果。结果表明，有很多在过去保持观望或者对前往投票站缺乏兴趣的选民，在1896年参与了投票。而他们绝对不喜欢奥尔特盖尔德及其盟友支持的那种类型的民主党候选人。还要补充一点，1896年的民主党并不能用平等主义来描述：在布莱恩获得的176张选举人票中，有129张来自这样一些州，假如允许黑人参与投票，因为是林肯解放了黑人的关系，这些州的选票都会倒向共和党。
对于那些拥有选举权并参与了投票的白人关键中间群体，调查发现，如果让他们在如下选项中做出选择：一边是保护财产；另一边是扩大机遇，但要借助肯定会威胁财产和秩序的手段，此时他们会选择保护财产，因为他们拥有财产，或认为自己将会变成有产者，另外他们担心，有太多将从再分配中获益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获益的资格。对20世纪之初的美国而言，与特赦干草市场爆炸案的罪犯和普尔曼罢工支持者有关的略微敏感的导向依然不太能够被接受。
奥尔特盖尔德丢掉了州长职位，并在1899年的芝加哥市长竞选中失利，1902年去世，年仅54岁。克拉伦斯·达罗更为长寿也更加成功，部分源于在余下的法律生涯中，除了为其他群体和思想——包括进化论与高中教师、杀人犯和工会领导人——提供辩护外，他也愿意出面捍卫大公司的利益。先不论与波兰尼的理念有多接近，他对于哈耶克主义的思想在自己所在社会的影响力始终非常警觉。达罗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给朋友简·亚当斯的一封信中着重提到“困扰”一词：“我来到芝加哥的时候既没有朋友也没有钱，社会上没有任何资金来帮助那些宣传异端邪说的人生存。这迫使我们在现有的社会中去谋生，否则只有死去。我没有选择去死，但或许那才是最好的结果。” [20] 在参与简·亚当斯的私立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的活动的理想主义工人中，还有年轻的弗朗西斯·珀金斯，她日后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以及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奠基者。
尽管在个人职业方面有所妥协，达罗依然认同奥尔特盖尔德等民主党政治家的理念。但他们并非自己心目中可以引领美国更加靠近乌托邦的合适旗手，达罗在1932年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我一直很欣赏伍德罗·威尔逊，而怀疑他的继任者、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毫无疑问，我对他们在政府事务上的看法是有评判根据的。然而威尔逊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和理想主义者，帕尔默先生作为一名教友派信徒，却依然把尤金·德布斯继续关押在监狱。反而是哈丁先生与多尔蒂先生为他打开了牢门。” [21]
达罗在20世纪20年代为讲授进化论课程提供辩护（斯科普斯猴子案），抨击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生论者。针对其中一位，他曾说：“我不知道借助何种心理花招，此人得出了阅读能力代表良好遗传物质和优质公民素质的结论。” [22] 1938年，达罗在81岁时去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斯科普斯案中，他对抗了曾经的政治盟友威廉·布莱恩。后者在当时主张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而修宪、提供农业补贴、制定联邦最低工资、为政治竞选提供公共资金、开发佛罗里达州的房产，但加入了反进化论和容忍三K党的内容。
1900年左右的民主党反对财阀、银行家与垄断企业，赞成基本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奇怪的大致平等只存在于某些类型的人之间。和平的社会主义者不在其列，例如在组织普尔曼罢工之外还反对美国加入一战的尤金·德布斯。黑人同样被排除在外。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进步派人士，深受左翼群体的敬重，但他也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队伍内部实行种族隔离的做法。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于1868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大巴林顿市，由母亲玛丽以及外祖父母奥赛罗与萨拉·布格哈特抚养长大。奥赛罗的祖父汤姆则是第一个来到大巴林顿的黑人，于1787年前后去世，终年50岁。杜波依斯的白人邻居们筹集了一笔钱送他去上菲斯克大学，那是一所位于纳什维尔的传统黑人大学。他从那里转学至哈佛大学，于1890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以优等生身份毕业。此后他前往柏林大学，后来他回忆说，那里的同伴们并没有把他当作“异物或者次于人类的东西”，而是“属于优等生行列的人才，乐于与我交往，并谈论世界，特别是与我来自的世界有关的部分”。杜波依斯发现自己“身处美国之外的世界，得以由外而内去观察”。再后来，他回到哈佛大学，在1895年27岁时成为第一个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黑人。 [23]
1895年，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办了一场产棉州国际博览会，打算向世界展示美国南方各州已经恢复活力，希望凭借技术和农业为全球提供产品和贸易。但与此同时，那里到处是针对黑人的私刑暴力活动，在1895年就至少有113起。马里塞斯·格兰特总统曾试图让美国陆军承担起责任，保护黑人免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击式恐怖袭击。在他的呼吁下，国会通过了旨在终结此类暴力的法律。然而，这些努力在格兰特离任后被废弃。他的继任者拉瑟福德·海斯为争取选举人票而出卖了这一事业，以及南方100万黑人的选举权。
在那场博览会上，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发表了一篇演讲，提出了后来人们熟知的“亚特兰大和解”（Atlanta compromise）倡议。他提出黑人不应该去追求选票或取消隔离或得到平等待遇，而是应该与帮助自己的北方白人一起，更多关注自己的教育和就业。“当前，在工厂里挣到1美元的工作机会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在歌剧院花掉1美元的消费机会”，所以，黑人应该去争取获得“基础”教育。而作为对这一妥协的回报，他们应该得到法治的保护，游击式的恐怖活动应该被制止。布克·华盛顿的口号是：“就地取水，广结善缘。”这是他认为黑人在当时的最佳选择，他们应该关注教育，竭力获取职业培训，然后工作和储蓄，跟随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24]
杜波依斯不赞同布克·华盛顿，并领导同伴们为立刻实现全面平等，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平等而申辩与抗议。是的，与奴隶制时代相比已有所进步。 [25] 但不行，这些进步远远不够。而且他强调在此期间，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并未走向终结。
在布克·华盛顿发表演讲四年之后，就在同一座城市，一位名叫山姆·侯斯的黑人男子被指控杀死了他的白人雇主阿尔弗雷德·克兰福德。当侯斯为看望自己母亲去请假的时候，这位白人农民先拿出枪来，威胁要射杀他。但白人种族主义煽动者撒谎说，侯斯曾试图强奸阿尔弗雷德的妻子马蒂。至少500人组成的暴徒把侯斯从警长那里带走，割掉了他的睾丸、阴茎、手指和耳朵，将他捆绑在一棵松树上，然后纵火焚烧。这些暴徒没有佩戴面罩，也不怕透露姓名。侯斯被折磨了30多分钟才死去。暴徒们随后割下了他身体上的更多部分，包括骨骼，并作为纪念品出售。
杜波依斯后来说，当他看到侯斯被烧焦的关节在一家店铺里展出时，他知道自己必须同布克·华盛顿分道扬镳。黑人必须要求平等权利、平等待遇、同等地位和废除隔离。
杜波依斯也相信教育能帮助解决问题，但跟布克·华盛顿不同，他关心的不只是技术和职业方面的教育。在杜波依斯看来，解决方案是给他所说的“天才的十分之一”群体，也就是有精英潜质的黑人提供全面的通识教育：“教育不能只培养人们如何工作，还要指导如何生活。黑人之中的‘天才的十分之一’群体必须被培养成自己族群的思想领袖与文化使者。没有其他人能够去做这些，各所黑人大学必须为此培养人才。” [26]
社群需要支持“天才的十分之一”群体，使这些人能够向世界展示，有教养和事业心的黑人能够且愿意做出何种成就。而这个群体需要通过参政来回报社群。否则白人至上主义者仍将虐待黑人，并以有成就黑人的数量稀少为自己辩护。杜波依斯写道，“漫长的三个世纪以来，这些人处死那些有勇气的黑人，强暴那些有品行的黑人女性，粉碎黑人青年的理想，鼓励和培养奴性、下流与冷漠”，然而，“一小部分精华仍存留和坚持下来”，展示着“非洲裔血统的能力，黑人的希望”。
可是，杜波依斯及其同伴们是在与一股极其强大的逆流搏斗。在1875—1925年间，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与歧视继续碾压任何敢于露头的“天才的十分之一”。政治家们与利益团体由于害怕白人平民主义，担心民众的怒火可能被引向繁华的东部城市的富豪阶层，于是竭力将其转移到“懒惰”的黑人群体身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那些坚持追求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目标的人把生存与繁衍所需的生物“适应性”重新定义为一种族裔特征。于是，伍德罗·威尔逊试图把白人中产阶级动员起来，而贬低黑人族群，他的进步主义联盟对此也没有表达不满。
* * *
无论美国例外论还包含其他哪些内容，高度警惕对社会关系与社会阶层的乌托邦式全面改造，无论是基于种族还是阶级，都显得非常突出。这个特点也不局限于美国。欧洲国家一旦超越在财富、头衔和血缘上保持封闭的贵族阶层与其他群体的对抗，一旦打开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曾经属于或者可能被误解为全面平等式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也会普遍失去吸引力。
远在1870年的宏大叙事起点之前，我们就能看到这一机制的作用。例如在1848年6月的法国，当时有一股政治抗争浪潮席卷欧洲，激励许多人拥抱自由派的改革主张。然而，那些以为真正正义、平等的乌托邦就在前方的人们将会失望。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乃至全欧洲都会看到，绝大多数法国人并不乐意为了给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充分就业而缴纳税收，他们更珍视自己的财产，胜过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的愿望。
1848年，托克维尔所在的法国的农民选择站在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他发现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工人，“凭借着一股盲目、鲁莽但强大的力量站出来……希望摆脱他们面临的必然处境，即对他们的所谓的不合法压迫”。 [27] 托克维尔指的是“六月起义”，即工人们对政府决定关闭第二共和国的国家工厂发起的反抗。那些工厂给失业者提供了工作机会，由农民缴纳的税收来资助，而后者并不希望给扶持城市工人的新兴项目出钱。在白热化的冲突中，约有4 5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被吓坏了，随即抛弃了工人运动。自1789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的教训始终是，除非身边有拿破仑（或类似的人）能够派出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下达镇压暴徒和摧毁街垒的命令，否则，巴黎的暴民们就会摧毁政府。然而巴黎“六月起义”的情况与之不同。反对工人运动的托克维尔在后来记录说，他看到“数以千计的民众……从法国各地急速赶来，增援我们”。农民、店主、地主和贵族们“带着非凡的热情冲入巴黎”，有些还是通过列车，从而制造出一幅“奇特而前所未见的”壮观景象：“叛乱者孤立无援，而我们有全法国站在身后。”
美国在1896年，法国在1848年，见证了同样的规律在发挥作用。
但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秩序对于那些不属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远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哲学家与评论家德尼·狄德罗曾发出号召：“让我们掏出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来绞死最后一个国王。” [28] 狄德罗在大革命之前已离世，这对他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革命者只差一点就处死前来法国支持他们的美国民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是的，法国人当时的确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的确对土地做了平等主义分配，划成小块耕地分给小农户，可他们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民主制度。
在1791年之后，法国经历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独裁统治，腐败而弄虚作假的五人独裁执政，拿破仑·波拿巴担任“第一执政”的独裁统治，然后恢复君主制，直至1848年。而后是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的帝国残影，一个社会主义公社（至少包括巴黎），第三共和国（镇压了巴黎公社，把一位保皇党推上总统宝座），以及在1889年达到高潮的、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和前战争部长乔治·布朗热借助“复仇、修宪、复辟”的承诺而发动的阴谋夺权行动。 [29]
不过，土地改革坚持了下来。过去的梦想与未来的军事辉煌仍有人憧憬。对左派政治人士来说，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的理想——城市民众拿起或不拿起武器，推翻腐败政府，建立公正、自由的乌托邦——也依然未熄灭。政权依旧不稳定，1870—1914年的“常态政治”始终处于革命的威胁之下，或者被革命理想所渲染。
这种情形在欧洲其他地方亦然。大陆上的各个民族竞相希望实现统一、独立、自治和安全，尤其对德意志各邦国来说，首要的一点是抵御法国的入侵。为取得上述的任何一部分成果，都需要约束某些特权（而非全面的再分配），并努力赶上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浪潮。但这些浪潮会推动社会脱离原有的秩序。随着阶级与民族的裂痕扩大，避免内战和种族净化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当贵族们讲着一种外国语言，而煽动家们宣称自己可以满足工人与农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需求时。日复一日，在这些没有殖民统治者的地方，政治变成了一种不讲规则的游戏，只有玩家们随性和临机制定的办法。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政权的结构与政治行动的方式都可能突然被改变，或许是朝着非常糟糕的方向。代议政治制度表现得脆弱而片面。试图满足合法诉求的新宪法制定者的承诺往往变成空谈。
最终，这样的制度仍坚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游戏得以继续。除巴尔干地区，欧洲在1871—1913年唯一发生重大政权更迭的案例是：1910年11月，葡萄牙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宣布成立共和国。
对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与担忧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一战前欧洲各国的左翼政党始终希望获得议会代表资格，但在赢得席位之后，他们提出的诉求很快就变得相当温和。例如，德国社会党就试图以如下纲领来动员全国的激进派选民：
赋予男性和女性完全的普选权
无记名投票制，比例代表制，终结不公正的选区划分
选举日放假制度
议员两年任期制度
全民公投的提议权和投票权
地方官员和法官的选举制度
对宣战的全民公投要求
设立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庭
女性的平等权利
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
禁止把公共资金用于宗教目的
公立中小学和大学的免费教育
免费法律援助
废除死刑
免费医疗，包括产科
累进所得税与累进财产税
累进遗产税
取消累退性质的间接税
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约束童工的法律
国家接管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并让工人决定是否参与 [30]
这些内容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口味，不是吗？
但从长期看，他们追求的不是渐进式的进步，而是把社会与经济彻底重组为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德国社会党的纲领还主张：
依靠各种法律手段，创建一个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取消雇佣劳动制度来打破工资铁律……
把生产资料——土地和耕地、矿产资源、原材料、工具、机械、交通设备——由私人所有变成社会的财产，把产品的生产变成由社会控制、为社会服务的社会主义生产……
解放……全人类……但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使命，因为所有其他阶级……把捍卫现有社会基础作为共同的目标。
以上主张看似有些相互矛盾。德国社会主义者到底是腐败制度的革命颠覆者，还是永续经营事业的改良者？他们难以决断，因此陷入了两头落空的窘境。
我们于是来到了加长版20世纪历史中的一个拐点。两大阵营之间的张力已经拉满，大致来说，一边站在哈耶克“赞美市场”的旗帜下，另一边响应波兰尼“市场为人服务”的号召。大致如此，但实际情况更混乱。所有人都对市场抱有类型各异的信仰，其中某些更具有乌托邦色彩。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受他们启发的人对市场拿走的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对市场最终会给予的或其演变结果抱有错觉，认为将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格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以及其他右翼人士知道市场是为某些人而不是为所有人打造的，同样，从中受益的也是某些人，而非所有人。最后，中间派试图通过大量改革和少数强制来控制紧张关系，并基本取得了成功，直至1914年。
当中间派在坚持，左翼陷于瞻前顾后的窘境之时，右翼想出了为基本原则辩护的新理由——“我拥有，我捍卫”。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掀起了知识界的巨浪，其中有些思想演变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思潮的支持者对经济不平等的辩护不是追溯过往，把富人们的血统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亲随，而是着眼于当前与未来，宣称内在的种族特性是经济成就与现有不平等的根源。再向前迈进一步，他们主张鼓励优等种族生育，而劣等种族没有繁衍资格。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个世代后所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者的干预措施成为……大逆不道之举，因为他们企图阻挡我们向前发展的伟大进程，仿佛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原始泡沫中诞生”。 [31]
意识形态不同于有轨电车：你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拉动绳子提醒司机，到下一站下车。但意识形态在另一方面又和有轨电车类似：必须沿着轨道行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解释为生存斗争的一部分，通过进化，可以改善社群的基因库。 [32] 那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把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作类似的生存斗争，同样是通过进化来改善基因库？“我比你优秀”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我们比他们优秀”，而如果要开展生存斗争，“我们”就必须掌握武器来证明这一点。
珍妮·杰罗姆的儿子温斯顿·丘吉尔是20世纪头十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阁员。关于德国舰队规模扩张的警报声越来越响亮，而英国必须掌控制海权，以维系自己的帝国。另外，英国有一半的食品来自进口。如果德国舰队控制了周边海域，约一半的英国人可能被饿死。在丘吉尔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自由党政府为安抚海军和媒体，提出每年出资建造四艘无畏级战列舰，以对抗快速崛起的德国舰队。海军方面要求增加到六艘，而丘吉尔说，“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八艘”。 [33]
借助侦探小说的主角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爵士对一战迫近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做了如下评论：“无论如何，东风即将袭来，又冷又冽，华生，我们中很多人可能会在它面前凋谢……但当风暴平息之后，一片更加干净、美好和强盛的土地将沐浴在阳光之下。” [34]
道尔写下这段话是在1917年，当时一战已历程过半，但他选择让1914年之前的福尔摩斯来讲。他让福尔摩斯预言，尽管流血千里，但世界大战不应该回避，因为最终结果将是值得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指标当时都在下坠，警告的标志随处可见：右翼的上层阶级已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社会角色；政客们越来越忧心于掩盖阶级裂痕，保持国家团结；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正在泛滥，不再是针对某个省应采用何种官方语言，而是关于哪些人的后代才有权在哪里定居，并主张用斗争来解决，尤其是通过武装力量的军事斗争。随着1914年的迫近，这些议题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震撼了世界，也改变了政治。在这一改变的尽头是高调走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到1919年，凯恩斯将痛苦地记录说，他和同伴们，以及那些成熟、自信的建制派师长们都忽略了警示，坐视其乱。他们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与文化竞争、垄断、限制以及排外等政治活动，这些在1914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天堂中捣乱的毒蛇……都视作每天报纸上的消遣话题”。从后视镜中回望历史时，凯恩斯指出，在自己这类人看来，日益繁荣的进步体系可能崩溃的说法是“不合常理且可鄙的”，也很容易被避免。 [35]
于是在1914年到来时，完全没有知识上或组织上的反军国主义的动员力量去阻止灾难的发生。
[1] Alexander Hamilton,John Jay,and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Papers , New York Packet, Independent Journal, Daily Advertiser , collected with nos. 78-85 added,in The Federalist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Favour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as Agreed upon by the Federal Convention, September 17,1787, New York: J. and A. McLean,1787-1788,no. 10。在线全文可参考：Library of Congress,https://guides. loc. gov/federalist-papers/full-text。
[2]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May 23,1792, in Noble Cunningham, Jefferson vs . Hamilton: Confrontations That Shaped a Nation , Boston:Bedford/St. Martins,2000,79.
[3] Munro Price, The Perilous Crown ,New York: Pan Macmillan,2010,308,351-360.
[4] Daniel Ziblatt,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109.
[5] Ellis A. 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12,no. 2（Summer 1980）:164-174.
[6] John W.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ixon Appointment That Redefined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Free Press,2001,160,312.
[7] Friedrich A.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148.
[8] Hayek, Constitution ,286.
[9] Friedrich A.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Routledge,1944,124.
[10] Friedrich A. von Hayek, 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172.
[11]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53,1.
[1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1944,84.
[13]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确定把“资产阶级”作为对正在到来的工业市场经济的所有仇恨与爱慕的标签之前，他曾在写作中采用“犹太式”的说法。参见：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 New York:Liveright,2013,133。
[14] Polanyi, Great Transformation ,144,153-162.
[15]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W. W. Norton,1992.
[16] Ray Ginger, The Age of Exces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77 to 1914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Ray Ginger, Altgeld’s America: The Lincoln Ideal Versus Changing Realities ,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8.
[17] John Peter Altgeld, Our Penal Machinery and Its Victims , Chicago:A. C. McClurg and Company,1886.
[18] Clarence Darrow, The Story of My Life ,New York:Scribner’s,1932,66.
[19] Allan Nevins, Grover Cleveland: A Study in Courage ,New York:Dodd,Mean,1930,691.
[20] Ginger, Age of Excess ,359.
[21] Darrow, My Life ,93.
[22] Clarence Darrow, Closing Arguments: Clarence Darrow on Religion , Law , and Society ,Columbu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5,202.
[23] W. E. B. Du Bois,“My Evolving Program for Negro Freedom,”in What the Negro Wants ,ed. Rayford W. Loga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36.
[24] 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An Autobiography , London: George Harrap,1934[1901],137.
[25] Annette Gordon-Reed,“The Color Line:W. E. B. Du Bois’s Exhibit at the 1900 Paris Exposi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August 19,2021, www.nybooks. com/articles/2021/08/19/du-bois-color-line-paris-exposition.
[26]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 Chicago: A. C. McClurg,1903,n. p.
[27] Alexis de Tocqueville, Souvenirs , Paris: Calmann Lévy, 1893 [1850-1852],n. p.
[28] Jean-François de La Harpe, Cours de Littérature Ancienne et Moderne ,Paris:Didot Frères,1840,n. p.
[29] William L. 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An Inquiry into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New York:Pocket Books,1971,33-39.
[30]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New Press,1996,5-25.
[3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 London: Hogarth Press,1926,n. p.
[32] Andrew Carnegie,“Wealth,” North American Review 148, no. 391（June 1889）:n. p. ,available from Robert Bannister at Swarthmore College,June 27,1995,www.swarthmore. edu/SocSci/rbannis1/AIH19th/Carnegie. html.
[33]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 1,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3,33.
[34] Arthur Conan Doyle, His Last Bow: Some Reminiscences of Sherlock Holmes ,New York:George H. Doran,1917,307-308.
[35]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 London:Macmillan,19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