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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育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妇女从社会底层走向赛场、走向体坛领奖台的历程。体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其他社会领域更能反映出性别的“差异”与不平等的状态。女性在体育领域所做的努力也充分地体现了她们从身体到社会层面上对解放、平等、公正的追求。本节将从“女性体育”和“体育中的性别”两个层次讨论女性体育的研究意义，梳理其理论发展、实践问题、研究视域，阐释性别研究与体育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趋势。
女性体育的兴起与女性解放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平等地参与体育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内容，在女性主义者的推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运动的参与使女性自主意识高涨，为展现女性意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所。女性悄然进入曾只属于男性的领地，正一试身手，大展宏图，她们已不再是世人所云的“暖房花朵”。如世人所见，女性从事体育，总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期盼革除社会陋习的急切心情甚是强烈，而体育参与对女性从身体的解放到社会地位的提升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解放女性身体的功能
身体不仅是人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实践的运载工具，人类的身体是在每一天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系统地被制造、维持和表达着的。
女性所受到的各种社会压迫也是最先在其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激进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所受压迫来源于（男性）社会对其身体（性）的压迫；男、女在身体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而女性的解放，首先要解放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并通过身体实践，让女性身体摆脱由于生物原因所带来的压迫，从而使女性身体形象、自我意识真正强大起来。
体育活动的参与是一种最基本的身体实践，它既是对身体自然能力的彰显，也是开发身体潜能的过程，同时也是愉悦精神的途径。体育活动对于女性身体健康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积极的身体活动有利于女性保持身体的强壮和敏捷，也有助于精神和心理上的健康。和其他身体实践相比，人们通过体育活动能感觉到自由、自决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体育活动的参与有助于女性从其他身体实践（比如生育、哺乳、家务劳动）的约束中释放出来，展现女性身体的魅力，体验身体所带来的快乐，同时开发自我身体的潜能，最终达到自我身体的解放。一位女性长跑爱好者自白：“当我的腿带动着我的身体，在田径场上奔驰，我感到自由极了，就像一只不受约束的小鸟在天空中翱翔，忘却了一切烦恼。奔跑让我完全舒展了身体，释放了一切压力，我要一直跑下去。”
身体运动同时传达出的是一种符号，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传统，它们对女性身体姿势、行动、行为的规范传达出的是一种柔弱、静止、消极的信号，通过体育活动可以改变女性身体柔弱、消极的形象，使女性拥有更强大、更积极的身体体验从而增强其自信，争取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2.对性别秩序抵制与重构的功能
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一直是女性主义者们所抨击和抵制的对象。无论是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还是在微观的社会子系统中，这种性别秩序，或称性别权力关系都无所不在。比如在经济结构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造成了男性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源，从而导致其经济地位的绝对优势。又比如在文化体系中，社会文化通过语言、图画、音乐、表演等塑造了男强女弱的性别气质，从而维持了性别秩序。
在体育这个社会子系统中，同样反映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关系。比如很多体育项目不向女性敞开大门，女性体育参与度比男性低，男性比赛、女性喝彩的体育模式等。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们呼吁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废除体育政策上对女性不平等的条例，对女性的体育参与给予更多制度上和技术上的支持，消除体育中的性别歧视，制定两性体育机会平等的政策等。而从实际来看，女性体育的迅速发展确实对体育原本的性别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就中国竞技体育来看，曾经一度流行的“阴盛阳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女性运动员通过她们的努力向世人展现了女性也可以站在体育的中心，也可以成为体育的主体，也可以打破“男性的神话”，从而改变原有的“男强女弱”的性别意识，助力性别秩序重构。另外一个例证就是目前女性休闲体育活动的兴起对传统的男性体育文化和参与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很多专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体育活动和服务模式，使体育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这也是打破单一的以男性为主的体育文化的推动力。
3.对女性发展的促进功能
“女性自我发展”是继20世纪“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父权制”等话题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女性发展包括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能力的提高、机制地位的提升、潜力的开发、发展环境与条件的改良等。女性发展可包括女性个体的发展以及女性群体整体发展两个层次。女性体育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群体，都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女性个体发展来看，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能力的提高以及潜能的开发都需要通过社会化、教育过程来实现。社会化指的是“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全部过程，以及个人适应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是个性塑造、自我意识建立以及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女性体育的参与对于女性顺利完成自我意识的建立、性格的培养以及自我能力的认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体育是一种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来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育的一种活动。有研究表明，从小参与体育活动较多的女孩，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智力、社会适应力、人际交往、心理素质等也会相应较强。其次，体育是一种性别社会化的途径，女性进行体育活动有利于她们冲破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实践过程中认清自我真正的能力，从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自我意识。再次，体育是一种自我提升与发展的生活方式，体育参与有利于提高女性身体素质、个体身心健康，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从女性整体发展来看，女性体育有利于女性机制地位的提升、发展环境的改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体育职业化的深入，女性（竞技）体育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就业、流动、升迁的途径。随着女性竞技/职业体育的增长，对于女性运动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不仅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职业选择，更为一些女性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途径。其次，随着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女性体育也成为女性参加公共事务，在政治舞台展现能力的平台。特别是女性对体育政策制定的参与，在国际体育事件中话语权的增加，以及女性体育政治象征意义的塑造都在对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再次，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对女性生活、发展环境进行了改善。例如，随着女性对体育活动参与需求的增长，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市场都开始把女性因素考虑进去，建立了一些适合女性的体育休闲场所，策划了一些女性特色的体育休闲活动，成立了女性休闲体育社团等，这都为女性群体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综上所述，体育对女性的发展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对于女性个体来说，女性从体育活动的参与经验中可以获得一种独立、自主和赋权（empowerment）；对于女性群体来说，通过体育参与她们可以抵抗和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当然，女性在体育活动中的体验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愉快的，这是因为体育制度和社会性别制度本身对女性来说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和限制，只有排除了这些障碍，女性才能真正地得到体育给她们带来的最大益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女性与体育的原因。
翻开历史长卷，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渗透着妇女的作用。从远古的母系社会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女性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体育运动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是与人类文明同步的。女性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同样妇女的参与也极大地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男性占主导的历史观忽视了女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正确认识女性对体育发展的意义也是研究女性体育的动因。
1.女性对体育历史的影响
女性在体育发展史上其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曾有过辉煌的时代。相传3400年前，在地中海的克里特文化繁荣的时代，妇女不仅从事纺纱、织布、磨面、制造陶器等劳动，也参加驾车、狩猎等活动，甚至还参加斗牛。在古埃及由原始部落向文明古国转变时期，法律曾规定将包括体操、摔跤、举重、游泳、球类和舞蹈活动在内的体育运动正式列入教育课程，而那时的女子经常参加这些运动。与西方一样，在古代的东方，在黄河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也曾有过和男子同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据考古资料推断，当时的女子参加的体育活动形式也较为广泛，诸如原始舞蹈、石球游戏甚至健身操等。而且这种现象曾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当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妇女的文化地位衰落了，她们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也逐渐被剥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性为改变由男性主宰世界事务，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发展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决定人类发展重大事务的历史主动性方面，女性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在体育运动舞台上，女性所做出的贡献要比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更为突出。女性对体育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撼动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类行为和思维定式。她们给世界体坛带来的冲击和惊喜，震动了男性本位社会。由男性主宰体育的传统已无力延续，以往女性是体育的旁观者，现在则成为体育运动的推动者，女性由体育之边缘走向中心。
就拿奥林匹克运动为例。女性从被奥运会排斥到积极地参与奥林匹克比赛不仅改变了体育以男性为中心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对奥林匹克的宗旨——反对歧视、平等参与理念的最好注解；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卓越成绩，是对古希腊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早期“剥夺女性参加权利”思想的最好回应，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升华。
妇女对体育运动历史影响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条途径是妇女在男性体育框架之外建立自己的体育运动组织，比如艾丽斯·米莉艾特成立的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FSFI），这个联合会于1922年组织了首届“妇女奥运会”，之后更名为“世界妇女运动会”，并于1926年、1930年和1934年举行了三届世界妇女运动会。这些比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赛人数和观众都是一届比一届多。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来自西欧、英联邦国家和北美，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田径运动中的地位。面对世界大多数体育机构的反对，女性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一项她们认定自己可以发展的体育项目成为一种现实。第二条途径是积极加入大男性体育框架中，女性通过参与“男性”为主导的体育活动所表现出的优异成绩来挑战传统的基于生理、心理逻辑，由社会文化最终建构的体育文化逻辑——“男性天生适合运动，女性只能充当观众和看客”
。妇女参与奥林匹克改变了奥林匹克运动中男女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推动力，促使奥林匹克运动不断修正，并逐渐功能完善、架构健全。
女性对体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女性体育参与人数和参与项目数量呈现历史性的上升趋势，还体现在女性在体育管理层面上对体育起到的推动作用。1968年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专职秘书由法国女性贝利乌担任，这位前游泳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管理层中的杰出表现为更多的女性参加管理工作起到了表率和榜样作用，也使得国际奥委会对待女性管理者的态度有所改变。
2.女性对体育经济的推动
当体育从一种“生产活动”变为一种“消费活动”后，女性作为一群重要的消费者，对体育产业的推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今体育市场的出现，多种多样的针对女性锻炼健身的商品、商业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从体育服装到体育用品，从健美操、肚皮舞，到瑜伽、舍宾、水上芭蕾，各式各样的健身项目瞄准了女性的钱包，由此也促进了体育产业的繁荣。
以运动服装为例。随着女性开始参与体育运动，她们对服装的特殊要求引发了运动服装的改变。服装公司竞相为女性设计运动服装，在营销上也是打“女性”牌。运动文胸的发明就是为女性运动员提供一种身体保护，使她们能在激烈的运动中避免尴尬，充分发挥，并且舒适、安全，因此很快被女性接受。为了吸引更多女性购买，各大服装公司不仅在服装的方便性上下功夫，还增加了运动文胸的外形美观，满足了女性对美的追求。就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协会（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的统计，女性已经成为运动服装的强劲消费群体，81%的运动服装由女性购买。
再以健身俱乐部为例。在国内早期的以商业模式出现的健身房，基本上都是以男性的器械运动为主。为了吸引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加入，很多健身房开始开发适合（吸引）女性的项目和内容，他们开始缩小器械区，开辟“健身操房”“瑜伽房”“舞蹈室”等专门供女性运动的空间。还有一些健身俱乐部专门以女性为服务对象，进行健身—美体—美容—休闲一条龙服务，在满足广大女性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体育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在媒体的影响下，“花钱锻炼，买健康”的观念开始在女性群体中传播开来。再加上女性自身对“美丽消费”的追求，体育消费逐渐成为一部分城市女性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已经成为体育市场中强劲的力量。
3.女性对体育政治的影响
体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能离开创造、组织、开展体育运动的人们而存在，这些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部分地与权力和控制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体育政治（化）。随着女性参与体育人数的增加以及女性体育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她们对体育政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女性体育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女性体育与全球政治、女性体育与体育性别秩序三个方面来研究这种政治影响。
当今社会，女性体育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体育项目和活动需要资金、组织和场地——所有这些都需要资源，而个人不可能拥有这些资源，因此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人群，政府的参与程度不一样。就中国来说，对于女性竞技体育的参与是完全投入，而对女性大众体育是部分投入。这是由于女性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有着不同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女性竞技体育给政府和国家带来更加直接、快速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无论是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会产生迅速的政治效应，比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女排精神”，而90年代的“马家军”不仅唤醒了民族精神、社会凝聚力、爱国主义，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因此政府进行了完全的投入。当然，完全的投入也意味着完全的控制，中国女性运动员的权利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中国体育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反，女性大众体育带来的政治利益是间接的、长期的、缓慢的，政府因此倡导社会力量来支持，在政策法规上，对女性体育参与权利进行了充分的保护。女性大众体育的发展对社会健康、社区安定、家庭稳定等方面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维持政府的统治。
女性对体育政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与政府（国家）的互动上，还体现在女性体育在全球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促进国家间的平等和友谊是国际体育运动的一个长期思想，而事实上，体育在国际关系上不仅制造了很多政治事件，如慕尼黑奥运会的血腥一幕、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的“藏独”事件，还有国际足球流氓事件等，而且还被看作一种“超级强权政治”的延伸，通过体育展示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是大多数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女性体育不仅为国际妇女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大使”的正面形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具有亲和力、信任感、无攻击性，这些都是女性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本”，体育女性主义者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曾谈到，只有大力发展女性体育才能改变男性主义给体育带来的政治麻烦——国际强权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因为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为抵制男性的强权而存在的。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更明确地说是权力的取得和使用的过程。女性对体育政治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主义者对体育中男性权力和秩序的挑战。在体育管理与组织过程中，谁来制定体育规则、谁来执行体育规则、谁来控制比赛、谁有资格参加、如何进行酬劳的分配等都代表着一种政治权力，而长期以来这种权力被男性所拥有和使用，造成了体育中男性主导的政治秩序，反映了父权制对女性的规定与塑造，目的是使女性成为符合父权制要求的、安于从属地位的“第二性”，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20世纪60—70年代的妇女运动要求体育领域对女性完全开放、缩小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使两性趋同，最突出的表现是妇女参加奥林匹克的人数和项目数量呈现历史性的上升趋势。国际奥委会对妇女参加奥运会的态度逐步缓和，经历了从坚决拒绝到适度准入再到全面开放的转变过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奥委会对待妇女参加奥运会的态度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消极抵制到积极支持，这使得女子项目数大幅度增加。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变革开始进入一个以男女平等为标准的时代，几乎每届奥运会都有新增的女子参赛小项。1996年国际奥委会组织的第一届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的决议指出：“国际奥委会将继续为在奥林匹克项目上达到男女平等的目标而努力。”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拳击成为正式奥运项目，终结了奥运项目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国际奥委会还规定，凡要进入奥运会的体育项目，首先必须包括有女子项目才能被考虑。国际奥委会还按照女性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增设了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女子特有的项目。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体育政治秩序在女性体育崛起时正在逐渐地改变。
4.女性对体育文化的“重塑”
从世界范围来看，体育运动文化历来被看作一种对男子汉气概的颂扬。许多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形式常常是突出力量、坚硬、速度等和男子气概相关联的特征，这是构成体育文化的主流因素。曾有学者把体育馆和圆顶竞技场描述成“男人的文化中心”，他们认为这些耗资百万美元的场地就是为了迎合男人的兴趣，容纳男人们进行“杀戮”“鞭笞”“翻滚”“惩罚”和“消灭”的运动，而人们在一旁喝彩。这些运动相关的形象是基于进攻、体能、恐吓和支配他人能力的男性形象。
随着更多女性加入到体育中来，她们开始影响到这种男性文化中心的体育氛围。比如在竞技体育中，体操、花样滑冰、花样游泳等以平衡、灵活、优美为特征的运动项目越来越受欢迎，在休闲体育中，女性钟爱的瑜伽、体育舞蹈等有氧运动在男性群体中也越来越流行。这些运动给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体育运动不一定必须是攻击性、对抗性的，体现力量与速度的，它也可以是平和的、优雅的、和谐的。另外，女性观众对体育热爱程度的加深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体育文化。男性体育迷在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呐喊时，通常是“大而粗糙的”，常常使用粗话或者脏话，这被体育社会学家们看作一种宣泄和释放，因而体育和暴力常常被看作双生子。女性体育观众（迷）的加油方式则相对温和、积极，她们通常在服装、表演上传达自己对体育的喜爱，比如穿自己崇拜队伍的服装，在脸上画支持队伍的象征符号或图案，又比如女子啦啦队，以积极向上的表演、高昂的口号鼓舞本队的士气。体育迷以前那种“暴力”的形象也渐渐在这种“文明”的形式下淡化。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男性价值观为主导的体育文化仍然是主流。就像科克利（Coakley）所说，如果多数运动是为女性并由女性所创造的话，那么奥林匹克的格言就不会是“更快”“更高”“更强”，而是“平衡、灵活和持久”或“为了健康和超越”
，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改变。
女性体育除了对女性自我的发展和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外，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也具有健康、教育、社交、提高社会凝聚力等社会功能，对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发挥着作用。
1.女性体育运动的家庭功能
女性与家庭是一对紧密相连的概念。女性体育在发展之初，其家庭功能首先就得到了突出的认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代，对女子参与体育活动最原始的倡导出自于“母强子健”的观念。这和人们对女性的认识是相关联的，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女性的主要功能的认知就是生育——延续家庭的血脉。因此，要生育健康的下一代，母体的健康就非常重要。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维持健康的手段，因而被社会大力倡导。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这种观念的正确与否，但就女性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确实有促进家庭后代健康生长的作用，这种健康的传递不仅是体质上的，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教化与传递，因为母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特别是孩童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女性体育运动对于家庭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除此之外，女性体育运动对家庭的稳定以及婚姻的幸福感也有一定的贡献。有研究表明，女性参与体育运动除了提升自我健康以外，和男性体育运动比较大的差别在于，男性的体育运动多以自我为核心，而很多女性的体育活动则是以家庭为核心。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体育活动有利于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沟通、情感的交流，形成共同的感情基础，从而增加家庭的和睦与稳定。
另外，体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普奇科（Richard Lapchick）在他的文章《祖父对女子体育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女子体育不仅对女性受益，也使男子受益。体育活动除了会使女性家庭成员变得更加健康、自信以外，在与她们一起参与体育活动时，男性也不太可能会变得残忍、暴力和厌恶女性。他们更倾向于与妻子一起分享生活与家庭的压力，而不希望自己成为唯一一个照顾家庭的人。喜欢青少年女子体育的父亲也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女儿，这样女孩也能像男孩一样，通过体育增进与父亲的感情。
2.女性体育运动的社区交往功能
20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参与体育活动人数的增加，她们已经不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体育活动。女性体育从“私域”走进了“公域”，女性体育活动的功能因此从其家庭延伸到了社区。有研究表明，女性体育的开展对于社区的安定与团结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正如上面提到的，和男性相比，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把体育活动作为一种人际沟通和培养感情的方式，她们更重视体育活动中交往的质量而非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数量。
如果说男性体育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能力与竞争精神，女子体育特别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则更体现了体育合作、互信的精神以及社交的功能，因此发展女子体育有利于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也是维持社区及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的女性下岗或提前退休，由于社会身份的失落，她们成为社会中不太稳定的因素，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填充了由于失业而带来的“多余”时间，而且有利于这些女性重新获得一种社会身份。
同时随着在城市化过程中人际交往方式的转变和交往空间的转移，如以前邻里间的交流受到空间的局限较小，现在城市居民都住进了高楼，这样也限制了邻里之间的交往。女性通过体育运动有可能会走到一起，这也是加强邻里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研究表明，随着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增加，社区内的邻里矛盾相应地减少了。
3.女性体育运动对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在谈到国家主义时，无论是大众还是学者，眼光基本上都聚焦在男子体育上，而女子体育对国家凝聚力提升、维护国家形象的贡献却很少被关注。随着女性运动员数量的持续增长，女子体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地提升，特别是在竞技体育领域，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逐渐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在当今国际社会，女性体育的发展水平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的性别政策的先进程度，而性别平等水平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指标。
我国对于女子体育历来重视，这也来源于它对国家凝聚力以及国家形象的贡献。比如中国女排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所取得的五连冠佳绩，不仅对中国体育是一针强心剂，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也是振奋民族精神和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催化剂。中国女排之所以备受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也大大增强了整个国家的凝聚力。“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女排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国人奋发进取、报效祖国，并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
女性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常常被各国政府和政治家视作一种展现国家形象的最佳“手段”。比如在冷战之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女子体育，特别是女性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体育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与其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男女平等”的性别政策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是其展示其国家形象以及政体优越性的途径。
总而言之，女性体育与整个社会结构、规范、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也是折射社会性别秩序与性别关系的一面镜子。女性体育的发展对于女性整体的发展与解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女性体育对于体育本身向更加多元、以人为本的方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女性体育也是整个社会和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润滑剂。研究女性体育，或说研究体育中的女性以及性别制度，可以从一个具体、深入的视角反映整体社会中的性别现象，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也将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体育是一种从身体延伸到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同样我们对性别的认知也经历了从“自然身体”（自然性别）到“社会身体”（社会性别）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研究和性别研究具有共同的研究基点——身体与社会。体育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生活，更是一种用身体符号来进行表达的权力关系，在性别领域则具体表现为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透过体育现象，可以揭示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分析性别不平等产生和再生的社会机制、寻找实现两性平等的方法；同时也可以观察到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行为、气质以及性别认同感是如何在社会制度与文化中产生，性别意识形态与性别逻辑又是如何通过身体的社会实践得以传递，实现其维持性别秩序的目的的。
体育是“一项性别化的活动”（a gendered activity）
，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社会中的两性不平等。体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既是社会中性别不平等关系的延伸，也是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强化剂。虽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体育中比较明显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逐渐消失，但是在体育现象后面隐藏的以性别为基础的不平等关系仍然存在并且成为两性平等、公正地参与体育活动的障碍。在体育运动领域，性别不平等关系可以分为显性的与隐性的。
1.体育中显性的性别不平等
显性的不平等关系可以从具体的统计数据以及事件中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年龄阶段参与体育活动（包括亲自进行体育活动、观看体育比赛、收看体育节目等）的女性仍然比男性少；
（2）一些体育项目，女性依然不能合法参加，或被列入奥运会项目；
（3）对男子体育的投入（无论是政府、民间还是商业赞助）要远远高于对女子体育的投入；
（4）担任体育领导者（包括教练、指导员、体协负责人、高级官员、奥委会成员等）的女性比男性少得多；
（5）女性比男性体育从业者（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所获得的报酬要少［特别是在职业联赛中男性运动员的收入远远超过女性，如美国国家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老球员的最低年薪是4.2万美元，美国男篮职业联赛（NBA）首轮挑选的新球员在第二年就可以拿到51.2万美元］；
（6）媒体对男子体育比赛或男性运动员的报道要远远超过对女子体育比赛或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对男性明星运动员、球队的宣传要远远高于女性。
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总结几个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当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体育中性别不平等关系的显性表现程度不同。
2.体育中隐性的性别不平等
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并且很难通过统计数据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比如，社会对女性体育的关注比对男性体育的关注要小，以至于提供给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较男性有限；由于职业和家庭角色的束缚，女性参加体育的时间和资源比男性少；老师和家长对男、女青少年在其体育表现与体育能力上的态度与期待不同，造成了他们成人后对体育所表现出的兴趣不同；在体育话语权上（政策的制定、体育研究领域），男女的不平等关系，使得女性在体育中的平等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体现；退役后女性运动员比男性运动员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就业危机更大，等等。对这些隐性的性别不平等需要深入、细致和大量的经验研究加以揭示，这也是女性体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只有揭示了体育中性别不平等的事实，我们才能分析性别不平等所产生的原因，并且找到性别平等关系再生的社会机制。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与社会的变革，体育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渐渐地在改变。当然，体育范围内的男、女地位关系并不能代表社会其他领域内的性别状况，但是它是与社会各个领域紧密联系的，也会反映并影响整个大社会的性别关系。
“社会性别”（gender）是女性/性别研究最基本的概念，而揭示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性别研究最核心的内容。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性别是指“生理性别”（sex）。生理性别是从解剖学上把作为生命体的人类在染色体、性腺、性激素、解剖构造、生理机能、身体形态、运动机能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分为男性与女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性别的认定大多是依靠性别文化符号来进行的，这些性别文化符号包括体态、嗓音、语言、服饰、行为等。人们通过这些文化符号来确认自己或他人的性别：比如在体态上男性强壮、女性较弱；在嗓音上男性较粗和低沉、女性则比较尖细；在语言上，一些国家（如韩国、日本）男女所用的词汇以及表达方法都不同，甚至一些语言（如法语）有严格的性别属性；在服饰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男、女的穿着也有很明显的区别；男、女在行为举止上更有着不同的规范和标准，比如“男儿有泪不轻弹”是男性的美德，“小鸟依人”则是对女性行为的赞许。因此，性别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构建，更是通过文化和社会实践而建构起来的，这就是性别的社会属性。因为所有与性别相关的文化、行为和制度都是社会性的，因此在女性/性别研究中，“性别”专门指“社会性别”。
1.身体实践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体育是一种身体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文化表达。体育对性别最原始的建构是通过身体实践而实现的。在古希腊，年轻的男孩子会被年长者送去体操场锻炼。现代体育中的“体操”（Gymnasium）一词来自于古希腊的Gumnoi，意思是“强壮的裸体”。古希腊人认为男性裸露的、强健的身体是自然的礼物，也是文明的成就。体操场可以教导年轻的雅典男孩怎样成为裸露者，以便展现其结实的肌肉和肌肉的力量与张力：“体操场上那些正处于青春期中晚期男孩的体魄，他们这时候的肌肉正开始结实，生命周期中的这个时点，正是将体热永久释放到肌肉中的关键点。角力时，通过将其他男孩举起来这个动作，男青少年的背部及肩部肌肉将会扩大；角力时抓紧腰部的动作，则可以让身体扭转蜷曲；投掷标枪或铁饼时，手臂的肌肉可以延伸；跑步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会紧实，臀部也能变得坚挺。”
在体操场内，男孩子不仅训练了身体肌肉，也通过身体运动学习如何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性方面）毫不掩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之相反，在古希腊身体文化中，女性被视为是“身体比较冷的男性”
。“相对于男人来说，女性比较柔弱，比较像液体，比较冷而黏湿，比较不具形体。”
因此，女性身体不能裸露，在屋内她们要穿薄布料制作的长衫，长至膝盖；在街上，她们的长衫则长至脚踝，以粗糙不透光的亚麻布制成。她们的活动空间局限在屋内，阴暗的内部要比日光下的开放空间更适合她们的体质。女性身体的“缺陷”导致了女性体育活动受到了压制，而那些参加体育活动的女性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动物”。女性身体的勇猛不符合希腊人对异性恋取向的女性的定义，许多人对强壮而身体技能熟练的妇女，提出了有关性特征和性取向的问题。
唯一不同的是斯巴达地区，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比如赛跑、角力、投掷等，还可以在节庆日跳舞。对于这个特例，很多历史学家分析，主要为了提高女性的优生能力。和男性身体不同，女性身体只能被动接受，而不能主动地表达。男性身体的热、强壮、主动与女性身体的冷、柔弱、被动形成的鲜明对比并形成了特定的符号，这些身体符号规定了什么是男人和女人。
在古代中国，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最明显的例子是阴阳学说对男性（阳）与女性（阴）的解释与描绘。男、女的身体运动也是这种哲学的延伸与实践。而值得注意的是，和男性以修身、养心、育德为目的的体育运动相比，古代中国女子体育活动更是一种观赏性和表演性的活动，比如女子水秋千（类似今天的跳水）、穿着裸露的女子相扑、马球、蹴鞠、舞剑等活动，充满了色情和香艳的元素，其唯美的特点是男子体育运动所无法比拟的。男、女体育内容、形式、目的、功能，以及参与经验的不同是在体育实践中建构社会性别的元素。
2.体育制度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体育制度充分体现并参与建构了以男性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性别体制。社会性别体制是一整套有关男女社会角色、社会分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套制度规范了两性的社会关系与地位，被称为性别制度。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男人们为了自我的身体、心理、社会的需求而建立起来，体现男性利益、权力和权威的制度，即父权制度。体育中父权制的产生和运作可以通过以下五种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构组成：
第一，社会分工结构。体育活动通常是社会生产活动以外的活动。男、女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了男人在工作之外有自由的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而女性常常因为既要生产劳动又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而被剥夺了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和自由。
第二，酬劳分配结构。体育中，特别是男女运动员的酬劳差距仍然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常被排斥于那些“有巨额利润”的职业体育比赛之外，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对女性体育的关注度较男性的小，她们所获得的政府以及商业赞助要小。
第三，政策结构。总的来说，体育政策和优先权上对父权利益有着系统化的偏爱，这表现在体育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上。
第四，性（行为）（sexuality）结构。以男权为核心的性结构体现在强迫的异性恋、体育运动所传达出的性的双重标准，以及体育中同性恋恐惧症现象。
第五，文化制度。体育文化通过媒体、宗教和教育等制度和实践制造出了男性视野下的女性和女性体育，这影响到了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行为。
总而言之，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体育中的父权制维护了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秩序，但它不是简单的个体男性“统治”女性；作为制度，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制度的统治和限制。当然性别制度不是永久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父权制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何通过理论和实践来打破这种体育性别制度是重建性别关系的关键，也是女性体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3.体育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体育也是一套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机制，这种文化机制通过男女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建构了一套“性别逻辑”，这种性别逻辑在社会心理层面划分出两性差异，在社会化、大众传媒的再生产过程中，形成性别意识形态，并转化为特定性别文化符号，使人们在体育经验中认定自己的性别。
在大多数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开展和组织，多是利于多数男性，而不利于大多数女性。体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男子汉气概的颂扬。体育文化就是男人的文化。他们强调根据人们的支配能力来评定人们的地位等级，通过这种方式，体育运动实际上迎合和延续了那些满足男人兴趣而不是女人兴趣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当人们参与运动时，他们常常认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男人在运动场内外都被赋予了超越女性的能量，这种性别化的“共识”形式就是性别逻辑。性别逻辑至今依然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比如，当某人跑步动作不正确或跑得慢时，人们倾向于说那个人“跑得像女孩”。潜藏于许多运动之中的性别逻辑导致的另一个信念是，男性必须保护女性，因为男性天生强壮和富有攻击性，女性天生虚弱和被动，因此，女性在体育运动上的弱势是应该的，男性则不行。在社会心理层面来看，男孩子体育成绩好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对那些体育成绩不好的男性，大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歧视与不满。而女孩子体育成绩的好坏却并无大碍，相反，一个女孩子的体育成绩过于突出会被称为“假小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男孩、女孩体育表现的不同期待内化为他们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定。
媒体也起到了一定强化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媒体对女性运动员的刻画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之上的，是为了迎合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女性气质的塑造，实际上就是对女性体育潜力的抑制。布瑞尔（S.Birrell）和塞波格（N.Theberge）就通过媒体形象对女性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提出几个具体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是媒体对女性运动员形象宣传不足；二是媒体对她们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矮化与边缘化；三是媒体对女性运动员性取向的偏见；四是媒体语言所隐藏的同性恋恐惧症；五是过分描述女性在体育活动中的悲惨经历；六是媒体对女性运动员的带有偏见性的诠释：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运动员，而女性运动员不是自然的女性。她们认为正是体育媒体误导了大众对女性体育以及女运动员的看法，同时维护了以男权为中心的体育文化结构。
体育文化通过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具有差异性的标准与规定，建构了社会性别，并维持了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度。
社会性别既然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也将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一定的变化。当代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地抹去性别文化的界限，打破了性别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激烈、竞争性强、有身体直接碰撞的运动；而男性也可以从事以技巧、审美为核心的体育项目。女运动员可以展现男子气概，而男子运动员也会在运动场上展示其灵活、柔美、感性的一面。研究体育对性别的解构已经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研究趋势。
性别角色指的是一系列为社会所期待并认同的个人的性别行为模式和标准。换句话说，性别角色的认定是根据女性和男性生理性别的不同而被社会所规定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比如男性一定会扮演丈夫、父亲、家庭继承者等的角色，而女性一定和女儿、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相关联。不同的社会角色被期待着不同的权力、责任、义务以及社会行为。比如从传统意义上讲，丈夫是一家之主，有控制家庭成员的权力，但同时也要履行养家糊口的义务。妻子不需要外出挣钱，但要承担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的责任，并服从、服务于丈夫。丈夫的性别角色在与妻子的互动中得到了巩固；母亲的角色在与孩子的交互关系中被加强。体育运动也是强化性别角色的重要场域。
1.性别角色对体育行为的影响
个人的性格（个体因素）对体育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性别角色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以前的研究中，心理学学者们常常从个人性格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体育运动员或体育参与者的体育行为——为什么一些运动员就会成功而另一些不会；为什么一些人热爱体育，而另一些人则对体育运动没有兴趣。虽然性格对于个人的体育行为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个体性格的影响力远远要小于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力。另外，以前的心理学家们往往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和研究性格与体育的关系，常常忽视了性别变量对于研究结果的干预，造成了对女性体育行为的误解，也限制了人们对女性体育行为的认知。
性别角色的引入为体育心理学对与性别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研究者们把性别角色分为男性化的、女性化的和中性化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运动员或体育参与者的生理性别如何，那些运动能力强的、对体育感兴趣的多具有男性化或是中性化的性格特点，而不太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则更多体现出女性化的性格特点。由此可推断，那些拥有男性化性格特点的女性更容易参与体育活动。我们暂且不评论这种心理学推论正确与否，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男孩子确实比女孩子更喜欢从事体育活动，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经验和心理学层面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层面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性别角色是他人和社会依照人们的生理性别将某些责任和权力交付给男性和女性，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在家庭制度中的分工，母亲角色和父亲角色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在体育制度中，男女性别角色也有一定的分工，男性常常扮演的是赛场上的英雄角色，而女性则更多扮演的是为“英雄”欢呼雀跃的观众，或者是扮演枯燥比赛中的“调味剂”，比如啦啦队就是女性对男性体育比赛的支持。这完全延续了社会劳动分工对男、女角色扮演的规定——男性是外出的战斗者，女性是其忠实的“粉丝”。
两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也使人们产生了对男女的不同期待。比如男性被期望的有竞争力、积极、独立、坚毅、强壮、理性思考、果断、具有冒险精神等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与体育活动所倡导的精神相吻合，因此社会要求男性要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中实现男性性别角色的认定，展现男子气概。而女性被期望的被动、忍让、依附、软弱、柔弱、感性、优柔寡断等性格特点与体育活动所需要以及传达的品质不相吻合，因此女性的体育参与不被鼓励。由于女性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是不被社会鼓励的，因而她们也逐渐失去了所谓的“对体育的兴趣”。因此，社会对性别角色不同的期待决定了男、女在体育中的表现、行为规范以及参与模式。
2.体育对性别角色的强化与重塑
性别角色不仅在体育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体育也是强化性别角色的场所和工具。无论是卢梭提倡的儿童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还是洛克倡导的绅士体育，或是阿诺德所开创的竞技体育模式，他们共同的理想是通过对身体（男性身体）的教育和训练来培养他们（男人们）的德行和才干，从而强化被社会文化所期待的男性特征和气质，维护现有的、社会所认可的对性别角色的安排。性别角色在体育活动中的强化也可以从女性体育的发展历程中得以体现。早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女校教育提倡女性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从参加的形式、内容和目的上看，主要围绕“健康的母亲——健康的子女”的宗旨，活动也主要是以非对抗性、非激烈性的项目为主，目的是培养女子健康的体质和优雅的气质。女性的固定角色就是生育工具。结婚就是丈夫从妻子的父亲那里得到使用其身体来满足性需求以及生育小孩的一种许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角色就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从更深层次来看，是象征其父亲和丈夫物质水平与地位的文化符号。因此，她们的休闲、体育运动其实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而是其父亲或丈夫的社会身份的象征，而在体育过程中，她们依附性的性别角色被认可和强化。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人们常常鼓励男孩子进行比较激烈的、竞争性强的体育活动，从而打造男性强壮的外形，锻炼坚韧的毅力，激发“男子汉气概”；但对于女孩子，则多提倡她们参加舒缓的、优美的体育运动，从而塑造女性柔美的外形以及优雅的性格。
性别角色在维持原有的性别秩序的同时，也会受到新兴事物、新生力量的冲击。随着体育内容、形式以及意义的变迁，以及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到体育中来，体育中特定的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气质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更多的传统的男性体育项目向女性开放；除了男性之外，职业联赛中也出现了女性职业联赛的制度；职业女运动员的出现更是对体育中原有的性别角色产生了冲击，很多女性运动员在为国家赢得荣誉的同时，也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她们不再扮演为别人喝彩的配角，而是站到了舞台中央，成为主角。除此之外，有更多的女性教练员、裁判员、女性体育官员出现，冲破了体育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不再只是扮演体育中聆听者、被动者与服从者的角色。性别角色所固有的气质与特征也在不断变迁的体育制度与文化中慢慢地得以改变。女性可以通过体育来展现勇敢、独立、竞争、强壮、富于冒险精神的特质，男性也可以在体育运动中体现灵活、优雅、感性的一面，从而使人们逐渐改变对原有性别角色的期待，因此参与体育活动也可以成为重塑性别角色的途径。
生活方式（Life style）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女性与男性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不同。基于性别生活方式不同的原因有生理与心理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的原因。从生理和心理特点来看，女性在体型上相对来说小于男性，在体力上也比男性弱，除此之外还有明显的“四期”（经期、孕期、产期、更年期），这都是在生理上客观存在的男女不同。女性在人口生产中的特殊作用，更加决定了两性在生育和家庭生活中所进行的活动不同。从心理角度来看，女性通常形象思维和语言能力较强，比较细致、耐心、情感细腻，而男性则在逻辑思维和运动能力方面稍占优势，因此女性更多从事的是那些体力强度小的，更需语言天分以及耐心等性格品质的职业活动，男性则更多从事的是体力强度大、比较冒险和创新的工作。除了劳动方式不一样以外，两性的消费方式也会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女性的消费活动，更多的是在穿着打扮等方面；男性的消费活动，则更多的是在娱乐活动以及人际交往上。当然，这些生理与心理的不同并不是决定两性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长期的社会历史原因赋予了两性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受长期社会历史的影响，女性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从而使她们在社会上并没有享有与男子一样平等的社会权利，以至于她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缺失。虽然在现代社会，女性被赋予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政治和公共事务。除此之外，女性的交往活动比较被动，男性的交往活动则相对主动。然而，生活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对男女不同生活方式以及其变迁的研究，可以反映和揭示两性的生存状态及对体育参与情况的影响。
1.两性生活方式对体育参与的影响
生活方式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活动，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的体现。体育活动也常常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育是他们的职业活动；对于非运动员来说，体育是一种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由于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参与体育的方式、行为、态度也会表现不同。而就男性、女性这两大人群来看，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体育参与的差异影响更加明显。
首先，从劳动分工来看，男性主要负责在外工作，女性则主持家务劳动，而在外工作的价值是得到承认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则得不到认可。这就造成一种观念，即男性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而女性则没有为家庭带来“收入”，因此，家务劳动是一种永恒的义务劳动。因此在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条件上，男性是充足的，女性是不足的。同时从合理性来看，男性为了能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需要在业余时间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来储备一定的体力和精力，而女性的劳动强度相对较小，则不必把时间花在锻炼身体上。有些人甚至把家务劳动看作一种女性锻炼身体的方式，这显然是一种对女性家务劳动的蔑视以及对体育活动的偏颇认识。而在当代，虽然大部分的女性都外出工作，但她们仍然承担大部分的家务。
其次，从消费结构来看，男性的消费更加偏重于自我的休闲、娱乐和社交，女性的消费主要是围绕家庭，无论是孩子教育还是日常的支出，这导致男性比女性的体育消费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男性的总体收入比女性要高，因此更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活动。而从体育消费的结构来看，男性的体育消费更加直接，比如买比赛的入场券和体育用具、俱乐部的会费等；而女性的体育消费相对间接，在体育服装上的消费比例较大。这当然与男女不同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心理也有密切关系。
再次，从休闲方式来看，女性的心理特点一般趋于沉静，再加上生育子女和家务劳动的重负，女性闲暇活动的形式与男性往往不同，一般表现为接受型的静态形式，比如缝纫、编织、看书、听音乐、看电视等，活动空间大多在室内。而男性的闲暇活动则多在室外（或家庭以外），从事较为剧烈的竞技娱乐活动。这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从事体育活动的内容不同。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把从事体育活动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陪伴小孩和丈夫，沟通家庭成员感情；而男性更多地把体育活动作为自己的活动，或者是对外交往的方式。这与女性以家庭生活为主、男性以社会生活为主有着直接的关系。
2.体育对传统性别生活方式的改变
体育活动同时也是改变性别生活方式的途径。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参与体育活动，不但可以丰富业余生活，改善生活质量，创造健康生活方式，拓展交往空间，同时还有利于她们积极地加入到社会生活中来，摆脱附属感，提高自信与独立。
体育活动对传统性别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首先从表象层来看，时间与空间是进行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它们是客观的、具体的。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改变人们通常的生活空间。不同性别的人群，生活时间的分配一定不会相同。比如女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相对于男性较多，而男性休闲时间比女性相对来说多。就闲暇时间的安排来说，男性与女性也存在着一定差异，比如女性花在聊天、逛街、看电视上的时间更多，而男性花在网上游戏、社交、运动方面的时间更多。不仅如此，在时间的具体安排上也会有不同。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改变两性这种相对固定的生活规律。对于男性来说，和家人在一起的体育活动可以成为一种增进家庭人员感情的方式，特别是对子女的教化可以在一起进行体育活动中完成。而对于女性来说，体育活动可以增加她们对自由时间的拥有感，让她们暂时脱离家庭空间的束缚，调节传统的生活模式。其次从感知层来看，心理状态下的体育运动是个体的一种感知反映，即个体与特定的活动产生互动并从中获得自在的心理感受。通过参加体育活动，对不同性别的人群来说，他们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从积极的体育经验来看，男性在体育活动中可以感受到“男子汉”气概的张扬，女性在体育活动中也可以获得愉悦、自信以及释放的心理感受。从消极的体育经验来看，体育活动也可以给人们不同的挫败感。再次在构想层面上，体育活动更侧重个体内在的价值诉求，即从参与体育活动获得自我存在的心理感受，在运动中找到自我的价值与存在感。如果说男性在政治、经济等主流领域很容易实现其自我价值的存在感，那么能让女性获得其自身存在感的领域确实不多，而体育活动则是融合身体、心理以及社会元素的活动，它有利于女性从各个层次满足其需求，并实现对传统生活方式从行动、心理到价值观的改变。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自身的生活中，并对于体育和人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理性的认同和理解。
综上所述，体育是身体的活动，它涉及人们身体的呈现和展示，直接证明了身体具有二元划分的性质并“天然”地带有性别的等级制度。随着体育的全球化，体育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种性别的信息更加具有力量。但是，体育是在社会的定义与安排下、各种组织机构与价值评估的过程中被创造并不断被社会化的。一方面，体育被社会所建构并被赋予男和女的性别，另一方面，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规则、价值与期待下完成各自的体育项目。体育的性别文化不仅仅是体育的传统与想象所创造的，也是个体在体育参与中在对于自身的想象中完成的。体育中的性别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我们将社会化定义为“个体不断参与并接受改造的社会实践”。这其中无论是父母、同事，还是学校、媒体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体育运动与体育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观察、揭示、诠释与探索社会性别问题的绝佳视角，也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与路径。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其成形、成长、成熟的过程。女性体育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的自省首先来自于对本学科理论的探索和追求。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女性体育研究者们就认识到了女性体育研究不仅仅是把体育问题的研究对象设定于女性或性别，而是要通过体育研究来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社会规律，总结相关经验，并提炼新的理论，使性别（这里指的是社会性别）在体育学的背景下实现理论化。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以研究体育中的女性地位为中心的非理论化阶段；（2）自1978年开始寻找并建立研究体育中女性问题的理论框架，是女性体育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女性体育理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早期在以男性话语为主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女性和性别问题显然不在其理论框架之中，然而主流体育社会学对女性/性别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女性体育理论的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框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欧美（主要是北美）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70年代以来，受到激进的批判主义的影响，解释主义范式与新马克思主义范式逐渐受到了关注。到了80年代，在激进批判主义的继续发酵下，文化研究范式兴起，同时也促成了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成型。图1-1基本上反映了传统体育社会学范式的发展历程。主流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对于性别的观察以及诠释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体育中性别问题的关注，而且也是女性/性别问题在体育学中实现理论化的初步尝试。
图1-1 体育社会学主要理论研究范式发展示意图
1.实证主义范式
体育社会学在欧美的兴起是与实证主义研究紧密相结合的。在20世纪60年代，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其理论及认识论是建立在“社会与自然同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和解释的”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常常是采用演绎的方法，倡导建构普遍的理论，并使其在经验研究中得以验证。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研究体育的视角通常采用系统论的模式，体育被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整体社会的顺利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体育通常被抽象化、整体化和理想化，而体育本身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冲突矛盾、失范问题等通常被忽略。
性别虽然不是实证主义范式下的体育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在一些研究中也会出现，比如在20世纪70—80年代所关注的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通常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变量，而女性被看作一种人口学的类别。在这个时期首先所关注的女性体育的核心问题是性别角色的冲突及解决办法，特别是作为母亲和作为女运动员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哈罗斯（Harris）的研究指出运动员气质（athleticism）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处于两个极端且相互对立的文化元素，很多女性不参加体育运动就是害怕失去女性气质，而那些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常常有“运动员”角色和“女人”角色的冲突和困扰。
一些研究者认为解决女性运动员角色冲突的关键是要减少人们对女性运动员女性气质的过分强调和要求，比如化妆、服装、关于男友和家庭的谈论等，还有一些主张减少对女性运动员运动能力的要求，不要过分强调成绩和表现。
对女性运动员角色冲突的探讨也在学术界引起了一轮对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以及中性气质的研究热潮。其次是体育中性别社会化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通过体育运动来学习性别角色、获得性别认同，从而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性别秩序的稳定，例如马可尼（McCrone）特别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子学校体育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从社会化的视角解析了英国社会如何通过体育游戏和锻炼使那些中、上层阶级的妇女成为“健康的生育者”“优雅的淑女”和“道德高尚的公民”；
司徒娜（Struna）在她的《好主妇和园丁，纺织者与无畏的骑士：美国早期体育文化中的中上层妇女》一文中同样也揭示了美国早期女性体育活动来源于女性的日常生活、劳动以及各种生活经历，妇女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的同时也不断地强化了她们的自我角色、任务以及文化表现与诉求
，从而维持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和谐与稳定。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女性体育运动中参与学术/职业表现的内在关系，认为体育运动对培养女性“认真”“职业”的态度与精神很有帮助。
对体育中性别角色和性别社会化的强调反映了这个时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体育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然而，这种以整体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并没有认识到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等是随着时代和文化背景而变化的，从而束缚了研究者对性别与体育文化多元性、多维度的探讨。
2.激进批判论
实证主义在体育社会学中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60年中后期遭到了激进批判主义的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开始质疑体育整体论的观点，并开始反思西方社会中体育结构、过程、组织和行为的问题。这种批判思潮蔓延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体育中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度的商业化、体育制度的腐败等都成为批判家们批判的核心内容。体育系统论与功能论也受到了深刻地质疑，他们否认体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拥有普适的价值观，而是一种剥削、压迫、不平等的场域。然而正如英格汗（Ingham）所指出的，在这个阶段的批判主义缺乏理论的指导，很多批判只有尖锐的观点而缺乏对问题的进一步阐释，以及对问题解决的思考。
激进批判论除了对理想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批判之外，还在方法论层面对当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以及抽象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批判，特别反对那些不合时宜的因果推论研究、动力机制模式研究以及用数字模型来衡量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
对于体育中的性别问题，激进批判主义起到了关键性的启蒙作用。它用批判的眼光揭示了体育中大量的性别歧视与偏见，比如女性在奥运会中不平等的待遇、体育中性别分离主义（Separatism）、体育组织中女性领导的缺失、男女参与体育运动机会与资源不平等现象、体育中男性气质霸权以及体育中女性受压迫地位等。然而理论的缺乏使得激进批判主义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体育中性别问题存在的根源。激进批判论更像是一种过渡性的思潮，没有形成一定的范式，但是它为其他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形成开启了大门。
3.新马克思主义范式
新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出现就是对激进批判主义的回应。新马克思主义范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所以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此范式下进行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范式所关注的问题非常集中，即探讨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与体育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研究多采用历史辩证法，从历史的线索去追溯体育作为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如何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在体育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范式还非常关注社会关系，比如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种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参与体育的形式、内容和意义。
然而，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中，最优先的考虑是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其他的社会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由是，性别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是社会生产制度的一种产物。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新马克思主义范式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资本主义体育制度对女性运动员的剥削；（2）性别制度在国家体育发展中的角色；（3）女性体育的自治权等问题。布雷（Bray）1983年发表了《体育、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一文，开启了女性体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它揭示了性别制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女性体育参与产生的深刻影响。
之后，比米西（Beamish）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分析了体育中的性别关系，认为体育中性别的不平等与生产方式的性别分工有着一定的关联。
在方法论上，泰博格（Theberge）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运用到社会行动中，这样才能看到女性在资本主义体育中受到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压迫）的根源，并寻求出路。
新马克思主义范式使女性体育进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对女性体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飞跃。然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虽然看到了性别制度对体育的深刻影响，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它仍把阶级制度和经济制度置于性别制度之前，换句话说它把经济关系无限放大，在阶级问题的掩盖下，性别在体育中的文化属性被忽略。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也不是理解性别与体育的唯一背景，只是一个特殊案例，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无法全方位地揭示在其他体育文化和制度中的性别权力与性别关系。
4.解释主义范式
前文我们谈到了激进批判论对体育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解释主义范式是这种思潮的衍生与拓展。解释主义范式强调主体性问题，它认为个体有赋予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和社会行动意义的能力。同样，体育情形与体育行为的意义也是由社会成员定义的。解释主义范式主要关注的是体育中的小群体、亚文化、个体的互动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解释主义倡导用质性的研究方法比如民族志法、参与观察法、生活史以及个案研究等。
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对于性别的关注非常少。它既不把性别作为一个变量，也不把其作为一个理论的类别。它认为性别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性别更多的是指女性，摩根（Morgan）就指出社会学家倾向于把男性社会行为与社会阶层相关联，而把女性的行为与性别相关联。
在解释主义研究者看来，女性的行为和经历是与男性不同的，而传统的视角总是把男性的行为和经历作为一个参照系，因此对女性的理解也是在与男性的比较和对照中得出的。解释主义强调女性特有的体育经历，同时也要求揭示体育运动对女性自我的特殊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研究，它们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了作为亚文化现象的英国女性休闲活动、其在女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意义。然而早期的解释主义研究者对性别的忽视，使得这种范式并没有很好地去推动女性体育研究的发展。
5.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研究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受到了早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文化研究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不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附属品，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过程，同样也具有影响以及调节人类社会行为的功能。与实证主义把体育看作一个抽象的整体系统、新马克思主义把体育看成物质条件的产物不同，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下，体育运动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实践。正如体育文化研究学家格努诺（Gruneau）所指出的，体育是一种建构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象征、结构都是与人类自我（个人或集体）的塑造与再造紧密相连的。
除此之外，文化研究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不同，它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社会现象的归因分析，相反，它更强调还原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文化研究认为用性别角色的二元模式来描述性别关系过于简单化，在特定的时候，女性也扮演着传统的男性的角色，男性也可以扮演传统的女性角色；又比如，他们批判用传统的社会化的理论来看女性体育的社会化过程，认为其太过于死板，因为影响女性体育社会化的因素不仅仅存在于学校和家庭，也深受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与复杂的现象，同时也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因此要从更加细节的要素去反映这个过程，而不是简单归纳几个影响因素。
文化研究范式认为体育并不简单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是文化产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因此也是变迁的。传统社会学认为体育是为创造或者维护某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动力而服务的，而文化研究更认为体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点滴积累起来的社会文化经验。文化研究范式试图从体育的形式、体制与实践来展示和分析现今主流的体育文化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性的情境中被打造出来的，而这种体育文化又可以以何种方式产生变迁。
性别是文化研究范式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与理论类别，它是除女性主义以外对性别问题最为关注的一个研究范式。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反思，而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文化是文化研究主要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文化研究认为父权制文化对男女皆是压迫。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其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等；而男性同样是统治者的囚徒和黑暗中的受害者，父权文化要求男人在一切场合都能展示出男子气概，这使男性永远处于压力和紧张的状态之中，只有摒弃父权制文化男性与女性才能获得解放。
体育文化是父权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场域。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包括：（1）体育父权文化中的性别文化的形成；（2）女性体育作为体育亚文化的探究；（3）女性体育的文化意义等。男性文化的体育建构研究深受康奈尔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研究的影响。康奈尔指出：“在西方社会，理想的男性气质多数是通过竞争性的运动而建构形成的。”
飞利浦（Phillips）
和曼干（Mangan）
则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阐释了传统体育项目、男性气质以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布赖森（Bryson）更进一步地阐释了体育是维持男性主义文化霸权的场域，
而韦森（Whitson）的研究则从更加具体的元素，如肌肉、身体、道德、男人的担当、男性的权威等方面阐明了体育男性文化主导地位的形成及其对女性排斥的根源。
由于体育主流文化通常被规划为男性文化的范畴，因而，女性体育文化通常被早期文化研究者作为亚文化来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是把女性作为体育文化事件中的旁观者、协助者或支持者来阐析女性文化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体育主流文化的维护和意义；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应该在主流体育文化之外为女性营造一个不一样的体育文化氛围，而这种新的女性体育文化将成为改变体育运动的新力量。
权力关系也是文化研究范式下体育中性别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权力关系是一种围绕财富、特权、尊严的等级结构。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的权力结构存在于性别、种族、民族、阶层、年龄中。其中表现为，一方占绝对的主导优势，对另一方进行控制，而控制可以通过暴力或强制等极端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意识形态的同化等微妙的方式进行。性别权力关系在体育中集中地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与束缚上。比如，早期的奥运会拒绝女性参与甚至观看，这是一种较明显的对男权在体育中的维护。而男性所塑造的体育文化对男性气质的依附、服从与服务则更加细微和隐秘地巩固了男性在体育活动中的优势与特权。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日常的、细微的、想当然的体育活动、体制、文化价值中揭示出其后面掩藏的性别权力关系。
虽然文化研究范式与传统的社会学范式的出发点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宏观的描述总结规律，一个是从微观的描述揭示本质现象，但是它们的目的都一致，即找出性别在体育发展中不平衡的原因。
虽然体育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范式都对女性体育的理论化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只有女性主义把性别放到了体育研究的中心，由此才真正地拉开了女性体育（体育中的性别问题）理论化的帷幕。女性主义研究的宗旨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praxis）。女性主义坚信理论只有在政治行动和实践中才会产生并发展。基于不同经历、经验以及关注的现实问题的不同，诞生了不同类别的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体育理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在各种主流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启发下，对体育和性别问题的一系列思考、观点和争论。总的来看，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产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界（学者）对某些相关问题、观点、话语、理论的回应；另一方面来自于在体育组织和体育机构中女性的实践经验，因此女性主义体育理论既是观点的表达也是政治行动的表达。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实践经验以及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体育理论有很多不同的分支，但其共同的核心目的是揭示、挑战和消除在体育政策和实践中所存在的性别霸权（这种性别霸权最初表现为对女性在体育中表现的歧视，之后女性主义把这种性别霸权抽象为体育文化对男子气质统治的屈从和迎合）及其导致的后果，如女性体育的边缘化、歧视、不公等。
女性主义体育理论探索路径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借用以“男性视角”为主的主流体育社会理论，如伊力亚斯、马克思、吉登斯、弗洛伊德、布迪厄、福柯、波德里亚等理论家的理论，在其基础上补充女性主义视角和观点；二是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家，如波多（Bordo）、巴特勒（Bulter）、乔多罗（Chodorow）、胡克斯（Hooks）、罗伯（Lorber）等人的视点来阐述体育中的性别规律，从而发展出相应的概念和理论。正如女性体育理论家比瑞尔（Birrell）所认识到的，女性体育理论化的过程是相当多元、复杂的，它吸取着各类领域、各个学派的营养和精华，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理论。
总的看来，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从自由主义到文化斗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是紧密相关的。20世纪70年代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浸润下，自由派体育女性主义诞生。自由主义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人平等”之上，受此影响，自由派体育女性主义的理论思维和政治目标是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为女孩、妇女寻求和男孩、男人一样的体育参与机会和资源，从政策上消除阻碍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壁垒和限制，保证妇女平等参与运动和休闲的机会。与此相反，激进派体育女性主义强调“平等机会”的局限性和“从上而下改革”的不可操作性。她们把强大的父权制（Patriarchy）放到了理论的中心，把女性在体育中受压迫的处境归结为男性为中心的体育体制——父权所代表的压迫。她们希望通过与原有体育体制的分离，重新建立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体育制度，进而重新分配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把理论重心放到了阶级差异上，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体育结构阻碍了工人阶层妇女享有与中产阶层妇女一样参与体育的机会。然而大多体育女性主义者都对这种把阶级关系凌驾于性别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在这三大理论流派的启蒙下，文化体育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诞生并成为极有影响力的一支理论流派。它汲取了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父权制的权力关系与资本主义权力关系是体育中产生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最原始因素。文化研究的出发点是权力，特别是“霸权”（hegemony）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应用到女性主义体育理论中就是探讨体育中的性别霸权是如何产生、塑造和改变的。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社会中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不同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所拥有的权力是有差异的，而这种不平等的产生是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来实现的。这种体育文化研究集中在：（1）体育中的男性权力；（2）大众传媒对于体育中性别与性别气质的塑造与控制；（3）对男性为主导的体育活动的抵抗。清楚地了解性别霸权才能够认识到女性在其争夺体育平等权利的过程中既是被压迫的对象也具有很强的能动性，自由和束缚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女性主义体育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挑战。首先，福柯与后结构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起了重大的变革作用。后结构主义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分析社会组织、意义和权力问题，这让我们更加关注语言的建构和冲突意义。福柯对于身体的规训被用来解释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和控制，围绕现代体育产生的训练科学、医学等的目的是为了对身体进行控制。在福柯关于身体和权利的论述基础上，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身体是通过各种话语权建立起来的，在体育中，女性的身体受到来自教育、医学等各种话语权力的制约。其次，在后现代主义中，解构主义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性的解构。而体育则成为对性别与性别气质进行解构的突破口。因为在体育中的性别、性别气质与社会中正常的性别、性别气质是有一定的差异，这为研究者解构对性别的传统认识提供了工具。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于性、性别和性别气质的质疑也为体育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困惑：如果这些重要的概念都被解构，那以前建立起来的理论和观点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这也是体育女性主义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所面对的理论挑战。
2.从“女性气质”到“女性主义”
体育女性主义的成长不仅仅体现在其理论分支的不断繁荣，也体现在其所关注的理论核心问题的迁移和转变。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体育女性主义产生的开端就是对“性别气质”与“体育精神”的讨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体育竞技的特点是与女性气质相违背的，女性过多参加体育活动会破坏她们作为女人的特点，而具有身材魁梧、好胜、暴力等男性倾向，甚至会影响其生育能力。在学术界，特别是心理学领域，中性化的行为被解释为情感混乱以及性别越轨的标志之一。沿用这种思路，女性身份与运动员身份在他们（心理学家）看来是相互矛盾的，这导致了女性运动员心理不健康。针对这种观念，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心理学领域的学者试图通过各种研究来证明无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从行为层面体育竞技并不会使女性变得男性化。据不完整统计，1965年到1987年，大约有70多篇论文是与此问题相关的。
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体育运动与性别角色、性别认同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关注点为女性体育运动员的刻板印象以及社会接受度等问题。然而，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建立在本质主义、非理论化的基础上的，仍然没有根除对体育运动和女性气质的普遍认识，相反继续强化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了体育和教育领域，到底“女性气质”与“运动气质”可不可以一致、能不能相结合，这个问题也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谜。为了验证这个假设，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提出了“心理中性”或称为“心理雌雄同体”（psychological androgyny）的概念，其前提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并不是处于相互排斥的两个极端，而是独立存在、多维度的特质，个体可以拥有两种性别气质，而拥有两种性别气质的个体不仅心理是健康的，而且在社会行为上显得更高效。
体育心理学家们在“心理中性”这个概念及其理论基础上，通过大量的研究论证了女性运动员比普通女性更具有中性气质，但是在心理上并不比普通女性不健康，相反比普通女性有更强、更积极的自我意识。
这为女性进入体育领域奠定了“合理化”基础。
在女性体育研究的早期，这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然而这种思路之后却遭到了来自文化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她们认为“雌雄同体”或中性化（androgyny）的概念只是将由社会建构而成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者简单地结合起来，并不会对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做出多大改变。父权文化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认识是非常固定的：女性气质主要体现在照顾他人、自我牺牲、温柔、顺从；男性气质的特点则是有自主、自信、自强、成功、有领导意识等。这种把两种性别气质综合的方式并不能超越原有文化结构，不能产生出新的女性气质价值观、道德观，因此也不能避免主流文化（男性文化/父权文化）对女性气质的排斥，从而不能打破原有社会文化结构对女性的压迫。除此之外，“女性运动员中性化”的社会学理论假设并不是中立地针对体育文化与性别的冲突，而仅仅针对体育文化与女性气质的冲突。为什么这种冲突只存在于女性之中？因为社会对男、女两性性别的定义存在区别，即女性被认为喜欢关爱他人，更具有利他性。而男性则自主、自恃，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以反社会的姿态出现来获取成就。然而，现实社会的普世价值就是注重成就、个体和自我提升，而女性如果想成为一个拥有女性气质的人，她必须摒弃掉这些能获得成就的价值取向，选择注重自我牺牲和利他性的女性心理。因此，性别和文化的冲突仅存于女性之中，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中的文化实践是按照男性标准来进行的。由于体育文化本身就是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因此女性气质与体育文化的冲突关系实质上仍然是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冲突。由是，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从女性气质与体育冲突关系的理论途径去证明“女性运动员具有更多的心理优势（运动带来的）而又不会失去其本身的女性气质”是一种压迫性的理论解释模式。
现代女性体育理论学家倡导在揭示女性体育/体育与性别的问题时要抛弃早期的一些固定概念和理论模式，比如性别气质、性别角色等，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男性文化思维下的产物，会限制我们对性别的想象，只有创造新的女性主义理论范式才能摆脱固有思维的束缚。“女性主义”成为理论的核心，换句话说，女性体育理论不再仅仅围绕女性气质是否合适体育气质这个老问题，而是围绕如何建立以女性主义为核心的观察体育的视角和方式。什么是女性主义？虽然直到现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体育社会学领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高度理论化的女性主义范式，但是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文献中总结出其在视角上的显著特点：（1）其理论假设是建立在“妇女是被剥削、被压迫、价值被忽略的群体”；（2）其现实目标是要改变妇女的生存/生活条件；（3）其理论视角是批判性的，特别是对传统学界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忽视和错误评价进行批评；（4）它的理论目标是要打破传统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束缚，寻找到一种对实践具有指导性的、解放性的理论范式。女性主义研究强调以下三点：（1）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是普遍存在，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现象；（2）女性主义研究要重视性别和权力的重叠关系，通过改进现存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过程得到改善；（3）女性主义研究要“坚持它的政治本性，以及给女性命运带来改变的潜能”，从强调“女性气质”的理论探讨到以“女性主义”为根基的理论路径的转变见证了体育女性主义的自省与成长，也为以后的理论发展指明了方向。
3.从分类研究到关系研究
女性体育理论的发展还经历了从分类研究到关系研究的转变。西方体育社会学对性别和种族问题的研究模式主要分为三类，即分类研究、分布研究和关系研究。分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性别和种族的人在运动参与、表现及能力方面的差异，试图通过生物性因素和社会化原因去解释这种差异的存在。分布研究则考察资源分布情况，例如竞争机会、收入水平等，其主要关注的是机会、资金等的不平等。关系研究则把体育运动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它始于这样的假设：体育运动是历史的产物，由社会所建构，同时，文化决定其服务于社会中权势集团的利益与需要。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主要采用分类研究模式来说明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先天”形成的差异；社会学家则主要侧重于运用分布研究来揭示体育资源和机会等“后天”形成的差异；体育文化批判主义研究更看重的则是社会成员在体育运动制度中互动所产生的等级和权力关系。
早期关于“女性和体育运动”的研究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的分类研究。生物决定论在体育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生物决定论认为性别与种族等的差异都来源于天生，是“自然”的结果。基因是决定女性、男性，白人、黑人的唯一因素。生物决定论包含了简化和分类两部分内容。简化论认为一个社会的行为可以通过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解释。同理，个体的表现也可以通过每个个体身上的基因结构来解释。因此，在性的差异上，基因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通过不同的性激素，决定了性的差异。二元分类法则将这种简化论进一步发展，它将人分成女/男、白人/黑人等绝对对立的两类。然而这种方法只注重两性、种族间的差异，而忽视其共性。这种将差异视为绝对性的观点也遭到了女性主义的强烈批判。
社会角色理论，特别是社会性别角色理论是在生物决定论下分类研究的一个变种。它强调是社会角色扮演的不同使个体处于体育运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从而导致了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女性和男性在体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男性扮演了参与者的角色，女性则是旁观者和助威者。性别的社会角色（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不同是男、女在体育领域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然而这样的理论也遭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者的质疑。首先，她们认为社会角色理论在解释性别不平等时更注重从个体经验出发，而不是社会建构和权力等核心问题。另外，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角色，不仅仅体现在其性别上，还可以根据其年龄、种族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仅仅用性别角色来解释男、女在体育运动结构中的差异与不平等是不妥的。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认为角色是社会结构与个体之间最主要的直接接合点。为了使社会功能性运转，不同角色的人之间需要相互作用。而女性主义者更加强调实践，她们认为社会系统不是由各种角色构成的，而是由各种实践构成。实践才是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点。
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反思下，关系研究逐渐代替了分类和分配研究，逐渐成为女性体育理论讨论的核心内容。在文化批判主义的理论假设中，“性别关系”就是两性间的权力关系——男性对女性的霸权（hegemony）。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体育运动领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产生”并“维护”了特定的性别霸权关系，比如早期不让女性参加严肃、正式的体育竞赛，又比如以医学的借口限制女性从事激烈的体育运动，再比如体育传媒对男、女体育表现的呈现和描述等，在这一系列的体育实践中，渐渐树立起了男强女弱的体育权力和等级关系。然而对于体育女性主义来说，这种性别权力关系并不是像性别角色那样是固定的、不可流动的，而是可以通过行动被再生产的，这也成为体育女性主义者们的新的理论命题——如何通过体育实践打破原有的性别权力关系而在体育运动这个次文化结构中产生出新的、平等的、公平的性别关系。
4.以“身体”为核心的女性体育理论涌现
女性身体一直都是女性主义的核心主题。第二波女性主义让人们意识到了被剥削和被控制的女性身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女性运动的身体，也没有看到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或通过身体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关系，这成为女性体育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在女性主义者中间，对于女性的身体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为了性别平等，不承认两性在生物上的差异；另一种是接受并赞扬这种生物上的性别差异。持前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身体再生产性的（生育）特性必须被克服，如有需要可以通过科学的介入，从而达到和男性同样的平等地位。体育运动是一个介入女性身体的主要方式。后一种观点则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物上的差异应该得到承认和赞扬，不应该用科学的手法介入而使其消失。女性体育运动因而要与主流的以好斗、竞争、暴力为特征的男性体育价值相区别，建构新的符合女性身体特点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形式。
在以“身体”为核心的女性体育理论发展过程中，福柯的理论起到了关键的启蒙作用。福柯认为身体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具身性（embodiment）实体。他将身体置于不同权力之间争斗的中心，认为身体由各种话语建构而成，这里的话语不仅仅只是语言现象，而是权力的象征。女性主义理论家正是借用这个观点解释了体育领域中围绕性别化的身体所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及其主导的女性体育实践和行为。身体的意义由此在女性体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女性身体是女性受社会压迫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放女性，首先要解放女性身体，而体育运动是女性身体解放的一种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则认为现有的体育运动并不能完全达到解放女性身体的目的，“运动中的身体”反而更强化了她们对现有社会文化秩序的服从。著名女性体育理论家安·霍（Ann Hall）在论述健身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时就曾经指出，女性参加健身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大致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服从于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要求去进行塑造，即遵守女性刻板印象，以一种自我陶醉的形式保持对他人和自己的吸引力；二是反对按照女性气质去进行塑造，提倡通过健身来获得许多经常被认为是男性的特征——强壮、体力和肌肉来抵制现有的父权制文化。今天的主流话语借助了一个理想的女性美标准（苗条、曲线、运动和健康）来控制女性的身体，这种特别的女性身体已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商品。对于许多专业的女性健美运动员来说，要不受制于这一标准，要不超越这一标准。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女性健身不仅仅是按照社会理想的身体形象去塑造自己的身体，同时还享受这种练习活动。尽管女性非常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身体（纤细、健康、年轻），但她们在取得这些成果时也得到了许多快乐！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健身运动同样是一种获得自信和自尊的途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用具体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运动中各种女性身体的体验，从不同的维度探究身体对于女性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体育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多维度、多路径又互相交织的复杂过程，它一边吸收着不同社会思潮的精华，一边建构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图景，这也导致了目前女性体育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紧凑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只是汇集起来的一系列相关理论视点和支派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女性体育研究也强调要有问题意识，即从具体的体育实践中总结和性别相关的问题、经验、规律，并且对其进行反思。这部分将从体育研究的切入点、核心内容以及现实议题来梳理女性体育研究所面临的实践问题。
性别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性别的二分法。抛弃性别的二分法对男性和女性行为、态度的研究就会重新创造新的关于性别的印象与不同。而走出这种困境最好是采用洛伯（Lorber）的建议，即不应该将性别实体化，而是将性别想象为一种有多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建造物。
不同文化多种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联系造就了多种的性别模式。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这些不同元素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体育以及性别文化之间异同的切入点。女性体育研究理论框架也正是建立在这些不同的切入点（或者称为核心概念）之上的。
1.性别地位（Gender Statuses）
性别地位是社会对于性别的规定、期待以及评价。西方社会的性别制度是以两性为基础的，通过体育的实践和展现，性别在社会中得以再现和合理化，但是体育同样能够挑战性别制度。另外，体育同样能够强化性别的不同，因为体育本身就是以不同的性别而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去适应这个不同。传统的体育是以“男性”和“女性”作为评价标准的，但是这种评价标准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又是不同的。例如，足球在许多国家都是男人的运动，但在美国确是女人的运动。
2.性别化的劳动分工（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
性别分工是指不同性别从事不同的工作和劳动，工作的价值是以劳动者的性别作为标准的，并且这种分工又强化了彼此的性别地位。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工业社会性别分工作为性别制度的基础的重要性，性别分工的不同同样限制了男性和女性参与体育的机会。
3.性别化的特征（Gendered Personalities）
性别特征是根据性别的刻板印象描述的不同性别的行为模型。在许多文化中，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是天生的，但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却是想象出来的，属于特定的文化现象。例如，在中国女性是坚强的、坚定的并且勤奋工作，然而在其他国家女性仍被认为是脆弱的。在体育和不同的体育项目所创造和需要的性别特征会支持或改变社会所建构的性别特征。“身体强壮”的女性会改变社会中对女性是脆弱的看法。
4.性别化的性规范（Gendered Sexual Scripts）
性规范决定着人们的性行为。对于性行为的规范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之处，例如基督教奉行的禁欲主义，而穆斯林则是两性隔绝的文化，甚至不允许女性出现在公共生活中。性规范在体育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体育运动中的紧身衣中蕴含了怎样的性信息？穆斯林的女性又是怎样处理那些不符合穆斯林性文化的服装呢？大众媒体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被“色情化”的女运动员呢？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性别化的性规范出发去进行深入的讨论。
5.性别意识形态（Gendered Ideology）
性别意识形态维护着性别制度，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合理化。尽管性别意识形态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但它更是在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一步步被建构和维持的。体育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一方面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体育意识形态强化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现有的性别意识形态维护着男性为主的体育制度，影响着男性与女性的体育类型。
6.性别化的印象（Gendered Imagery）
性别印象是在文化、语言、艺术、科学、媒体等领域出现的刻板化的性别形象。体育就是极具权力的实现差异的领域，尤其是对性别差异的塑造，同时体育在大众传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尤其是传媒中的体育塑造着男性的阳刚之躯与女性性感化的身体。体育不仅仅塑造着性别的领域而且还改变着性别特征。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意识到社会和个体的性别是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例如种族、宗教、阶级以及个人的教育、职业、金钱地位等，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影响。洛伯理论关于性别复杂与多重因素的建构可以用来解释性别的多重性、复杂性以及性别制度的不同，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体育以及体育中的性别问题的出发点。
女性体育研究的内容广泛，按照研究目的来看，它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从体育中的性别现象来揭示和反映广泛社会中的性别，特别是女性问题，比如从女性体育参与的社会变迁来看女性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状态的变迁；从体育中的性别逻辑来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性别意识形态；从体育传媒看女性形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塑造等。二是从广泛的社会元素，特别是关于性别/女性的元素，来探讨女性在体育运动中或女性体育的发展问题，比如讨论教育、婚姻家庭、文化传统等社会元素对女性体育参与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二者一个属于女性研究范畴，一个属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范畴。它们之间虽然各有偏重的研究出发点，但总的来说，女性体育研究的内容围绕三个基本任务：一是揭示体育中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二是分析体育中性别差异产生的社会机制；三是寻找实现体育中两性平等、解放的途径。而从目前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一是参与和平等问题；二是性别意识形态和结构问题。“参与和平等问题”包括：（1）女性体育运动参与方式；（2）参与机会、对运动员的支持、教练和管理岗位等相关的性别不平等；（3）为实现女性获得体育平等机会的必要变革；（4）体育参与对女性平等参与其他社会事务的贡献。有关“性别意识形态和结构”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1）体育运动如何与有关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观念相关联；（2）对体育中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3）如何实现体育组织的多元化，从而取得真正而恒久的性别平等。
当然，从“参与和平等”以及“意识形态和结构”这两大核心问题可以引申出更多维度、更加具体的研究主题，比如女性参与体育的历程、参与的平等机制、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身体文化和性别权力、体育传媒对性别气质的塑造、体育与性倾向的关系以及对男性主导体育模式的抵抗等。这些主题研究贯穿了整个女性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同样也为新研究提供了指引。
女性体育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建立在女性/性别研究的框架以及女性体育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困境、问题和挑战之上的。从宏观，我们可以研究女性体育政治、女性体育文化、女性体育与社会变迁、女性体育的分层与排斥、女性体育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女性体育价值/道德等；从中观，可以研究女性体育传媒、女性体育商业/消费、家庭体育、社区女性体育、女性体育社团与组织、女性体育管理与领导权、女性青少年体育、学校女生体育教育等；从微观，可以研究某项具体的女子体育项目，女性体育运动员问题，某种体育形态下的女性行为与态度，女性体育参与中的互动、矛盾、冲突、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等。女性体育研究在过去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1.女性体育教育与体育社会化
女性的学校体育教育是女性体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主题。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人们对女性体育的关注也是最早从女学生的身体教育开始的。女性研究对体育教育的关注来自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揭示体育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第二方面是讨论参加体育过程中的性别社会化问题。体育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包括男女在接受体育教育的机会上（经费、政策、设施、指导等）的不平等，也包括在体育教育结构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比如在课程设计、体育教师的态度、对女生体育表现的期待等）。体育教育中性别的不平等和偏见直接导致了男孩、女孩在其成年之后对体育表现出的兴趣与运动能力的差异。
体育社会化问题更加关注的则是性别是如何通过体育教育实现其性别身份认同并强化自我性别角色的。比如在很多青春影视剧作品中，都会有这样的场景：男同学在球场上飒爽英姿，女同学在球场下助威喝彩，当后勤部长。男孩子在体育比赛中实现了其领导角色、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英雄主义的情怀；女孩子在体育活动中则实现了其作为旁观者、表演者、服务者的角色。因此很多学者呼吁应该通过改变体育对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打破固定的性别角色学习模式，建立更加平等的体育教育制度，从而使男、女获得更加平等地参与体育乃至参与社会的机会。
2.女性健康与体育参与
体育参与对女性健康无疑是有益的，这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论证。最早人们对女性体育的关注也来自于其对女性健康的作用。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女性承担着生产与生育重任，如何提高女性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健康不仅是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以及生活方式的健康。体育活动的参与对女性建立健康的身体、心理以及生活方式都有帮助。研究表明，体育运动可以降低血压、血糖和胆固醇，减少骨质疏松、乳腺癌以及中风的机率。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更愉快，精力充沛，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性无论对自身体质还是社会角色都会感到自豪、自信。
通过体育锻炼女性可以学习如何领导他人、承受压力、与他人协作，而这些都是获得职业生涯的必备技能。
除此之外，研究还表明，与不参加体育的女孩比，参加体育运动的女孩生活方式更加阳光，出现吸毒、自杀等机率更小。
女性健康是女性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增进女性健康的体质、心理与人际交往，从而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将持续成为研究的焦点，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如何避免体育运动的工具化，使女性沦为健康的“他者”成为一个新的主题。
3.女性运动的职业生涯与退役后的再就业
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以及体育职业化的不断深入，女性进入体育职业生涯不再是梦想，女性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以及退役后的再就业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对于女性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比较突出的主题：一是男、女职业运动员报酬的不平等现象；二是女性职业运动员如何处理家庭与职业之间关系的问题。男、女职业运动员报酬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比如在足球运动中，2003年女子世界杯比赛前三名队伍的球员每人净收入为2.5万美元。而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的男子球队每名球员的收入为20万美元。在其他职业体育项目比赛中，在报酬上的大差距同样存在。针对体育界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一些保守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市场的机制产生的，因为女子运动没有男子运动水平高，比赛没有那么激烈、精彩，因此在广告收入、门票收入以及各类赞助上，男子比赛的总收入比女子比赛要高很多，相应的男性运动员的酬劳就理应要高。这其实与在社会中所存在的男女收入不平等是一样的运作机制，而要打破这种机制，一定要消除对女性在体育乃至整个社会中所做贡献的忽视与歧视。在市场上的公平公正也是女性研究一直探寻并进行“战斗”的领域。
另一个大家热议的问题是女性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与兼容。和一般职业女性不同，女性运动员需要投入到训练与比赛的时间更多，如何兼顾家庭与自己的事业是很多女性运动员面临的问题。在体育界曾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女性运动员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因为人们常常带有偏见的认为如果女运动员谈恋爱结婚了则会影响其比赛成绩。后来很多事实证明，很多优秀的职业女性运动员是完全可以兼顾训练、比赛与婚姻家庭的。但是对于女性运动员自身来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惑却常常被忽视。如何从女性研究角度来揭示、分析并解决女性运动员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加体现了女性研究人文关怀的核心思想。
女性运动员退役后的再就业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长期训练的关系，她们除了体育技能外再没有其他特长，再加上长期的集体式封闭生活，她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生存能力，当退役后被抛向社会、市场，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特别是那些没有站到“金字塔尖”的女运动员，虽然为国家荣誉付出了同样的汗水与青春，但是她们的未来何去何从没有得到国家、社会的相应关注和支持。全国冠军去做搓澡工、亚锦赛冠军去摆地摊，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退役后的就业问题把一些运动天才拒之于体育行业之外，她们因为担心退役后的生活而不敢进入这个行业。同时也不利于女性体育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女性在体育行业无前途”的社会偏见。在市场经济下，对于退役女性运动员的再就业不仅仅靠国家的安置，同时也要寻求一个更好的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女性运动员再就业问题。
4.女性与休闲体育活动
女性休闲研究目前是引人注目的新领域。而体育活动是休闲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休闲体育和我们说的大众体育从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却有不同。休闲体育应被理解为在自由条件下人们自由选择的体育活动，而传统的大众体育包括了职工体育、军事体育等，是一种通过行政手段组织的群众活动，而不全是个人选择。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休闲体育：（1）它是在人们余暇时间内进行的体育活动；（2）它是以个人休闲、娱乐和健身等为目的；（3）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体育活动。而对于女性来说，休闲体育活动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目前女性休闲体育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在于探求休闲体育对女性生活体验的重要性；分析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社会心理因素；调查分析女性的休闲体育活动通常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发生，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不同阶层、婚姻状况、民族、职业类型的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行为与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休闲体育活动对女性发展的益处等。总之，把休闲体育活动作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体验进行研究，可以反映女性总体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地位。
5.女性体育参与的差异、分层与流动
女性主义认为除了性别差异之外，还存在阶级、阶层、民族、种族、收入、年龄、文化、地域等各种差异，因此体育参与研究不存在绝对的规律，而是对差异的无限研究。体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参与体育活动需要时间、金钱和社会资源与途径，而不同阶层、民族、身体条件、生活环境的群体，并不能完全平等地享有这些因素，而无法获得同等的享受体育运动的机会。因此，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示不同群体女性体育参与的差异性，及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并探讨如何消除这些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差异，同时创造满足不同女性需求的体育参与机制。阶层与女性体育的关系研究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它主要是分析和揭示社会阶层所处的不同环境，拥有的不同社会资源对于女性体育参与的影响，以及体育可以给女性带来的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底层的女性，体育可能是她们脱离农村、走入城市的捷径，是她们获取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最佳途径。
6.女性与体育公共政策（政治）的参与
女性的体育参政是女权主义运动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但也是困难重重的问题之一。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要实现体育领域中真正的男女平等，起决定作用的是妇女要争得在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管理机构的领导权，参与体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女性体育参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无论是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还是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资料表明，在决策层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至2000年3月，国际奥委会中共有14名女委员，占总人数的12.4%；在奥林匹克项目单项体育联合会中，有10名女性担任要职。2004年国际奥委会在召开百年奥运大会上认可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建议，到2000年12月31日，女性至少占领导层的10%，到2005年12月31日，则升至20%。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根据布罗克—多伊尔的数据，伦敦奥组委的通信部门超过60%的职位都由女性担任，人力资源部门同样占到60%，融资部门为59%，商务部门为58%，而最伟大的两个部门——体育和建筑基础设施中，女性也占据了50%的职位。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女性的体育参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虽然在体育管理层女性所占比率在增加，但是随着职位和级别的递增，女性所占比率就越低。其次，在体育管理层的女性员工和领导是否完全代表了女性利益，还是只是为男性权力服务的机器？因此，对女性体育参政程度的衡量不能只考量在管理层以及领导层女性所占的比例，而是要真正考察女性的体育参政是否真实地改变男性统治的局面，为体育中的公平公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发挥了作用。
7.体育商业化模式下的女性体育发展
体育的商业化是体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商业体育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体育商业化的发展对女性体育来说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商业体育是以获得收入为动机，一旦体育被商业化，体育运动的取向和目的就有可能发生转移。科克利在分析商业体育时认为，商业体育就是一项大众娱乐的方式，为了取悦那些对某项体育运动没有技术知识的人的需要，它具有更强的“美学取向”和“英雄取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体育确实有利于打破以前完全以男人取向为核心的体育模式，因为要照顾到占人数一半的女性，商业化模式的体育项目也会考虑如何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和消费者，为她们带来娱乐，创造女性对体育的兴趣。目前各类女子健身、塑形、休闲、娱乐会所的兴起就是体育商业化的产物，除此之外，各式各类女性体育服装、器材的研发与推广也是在市场的刺激下产生的，并更有利于唤起女性对体育活动的参与感。从另一方面来看，体育的商业化也会对女性体育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商业体育模式是以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并且强调物质地位的象征，这会导致对中低收入女性人群的排斥与边缘化，这不利于女性体育的整体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批判商业体育的模式对职业女性运动员的剥削，以及女性体育项目商业运作举步维艰的困境。如何在商业化的模式下发展女性体育，让女性充分获得市场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当代体育研究一个重要课题。
8.女性/性别与体育传媒
媒体渗透到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读到的、听到的还是看到的，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构成了我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也用媒体形象和信息来评价社会事件以及幻想未来。总之，媒体是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体育媒体对女性以及性别的报道实际上也是传播以男性为核心的体育意识形态。研究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这一现实：一是从报道的篇幅比例来看，男性的体育仍然占整个媒体报道的主体地位，虽然电视播放的女性运动比过去要多得多，但是女性运动占整个体育播放时间的比例也远远小于男性。二是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媒体中占优势的女性运动是那些强调文雅、平衡和审美的运动——与传统女性形象一致。而男性运动吸引媒体报道的是那些强调体形、高度和身体力量的项目——与传统男性形象一致。三是从报道的形式来看，媒体经常把男性体育比赛提升或描述成似乎有些特殊的历史重要性的事件，而通常用次要的、不严肃的态度来描述女性体育比赛。四是还有一些媒体过渡夸大女性运动员的悲惨经历，给大众一种印象即体育并不适合女性的发展。五是女性体育记者、体育评论员的缺乏也是引起体育传媒中性别偏见的一大原因。总而言之，从体育媒体可以揭示体育文化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而要打破这种意识形态，也只有通过体育媒体的努力，增加女性在传媒中的正面形象，从而影响甚至改变大众对女性体育的看法。
9.身体文化和体育中的性别权力
体育运动是一种身体文化，而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身体的社会性在于身体是社会实践的运载工具，而人类的身体是在每一天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系统地被制造、维持和表达着。因此身体是反映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最好媒体。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学家认为只能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才能真正地认识身体：（1）身体只能放在每一天的社会实践中才能被真正地理解；（2）身体是一个承载着社会意义和社会符号的标志系统和社会比喻；（3）身体不仅是符号系统，而且还反映了社会的权力关系。
女性身体所受到的束缚与压迫是女性主义者批判的焦点，也是女性所处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因此要使女性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首先要解放她们的身体。主流女性研究对身体的关注主要是从性和性行为的角度来阐述的。在体育中对女性身体权力的关注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一是，体育与其他身体行为一样，也是通过束缚女性身体来压迫女性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者特别强调了女性的身体是通过各种话语权建构起来的观点，这包括医学、科学、技术的主导话语权。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训诫。二是，体育也是解放女性身体的一种途径。通过体育活动这种身体实践，女性身体可以摆脱由于生物原因所带来的被压制的经历，要使女性身体形象、自我意识真正强大起来就需要通过身体实践来实现，这才是改变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途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身体文化有所不同，身体文化对体育中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也不同。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课题。
10.体育中的种族与性别研究
尽管非白人女性如美国黑人、拉丁裔人、美国亚裔人、美国印第安人等在女性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以“白人中产阶层”经验为主的女性体育的研究中，这些女性群体经常被忽视。对女性体育研究缺少针对“有色妇女”研究的问题，早期不成熟的解决方法是将“有色女性”纳入已存在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中。这样做至少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假设有色女性的活动可以包含在现有的以白人女性的活动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但这样做无疑是漠视了有色女性的特殊经历。其二，这一方法假定“有色女性”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女性类别，它并没有区分有色女性之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生活经历。由于上述分类的缺点，许多研究有色女性的学者对女性主义理论极不信任，她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殖民化的行为。因此，她们建议以那些最受压迫和身处边缘化的人群为主建立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的女性主义理论或者独立建立以有色人种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思想。
在体育研究领域，种族与性别的综合理论研究目前尚处于启蒙阶段。一些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依赖体育之外的研究成果。最近十年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研究在体育领域之中性别与种族关系表现形式。例如，布兰顿（Brenda Bredemeier）从性别文化和种族文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了关于性别、道德与体育的研究课题。麦克·迈斯（Mike Messner）的女性主义文章《白肤色男性的不良行为》提醒了大家：女性不是唯一被歧视的性别，黑人也不是唯一被歧视的种族。还有一些学者专门以黑人的男性特征为研究主题来探讨种族与性别的相互关系。但我们也发现对有色女性，特别是非洲裔人之外的其他有色族群的女性体育研究还非常欠缺。
11.体育与性倾向以及女性体育中的同性恋恐惧症
性别与性取向（sexuality）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问题。早期激进派女性主义理论经常将性取向理论化，明确地把女同性恋主义作为女性独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认为女性主义只是理论，而女同性恋主义是对女性主义的实践。过去从事体育活动的女性常常被认为是涉足男性领域的假小子甚至是同性恋。帕特·格瑞芬（P.Griffin）在她的著作《坚强的女性，幽深的壁橱》中描述了女性同性恋在体育界的经历，揭示了很多女性同性恋运动员害怕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会危害自己职业生涯的复杂心理。
调查发现很多女性运动员承认当她们认真、努力地从事某种体育项目时，常常被认为是同性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同性恋者有着男性的特征，这使她们在体育中的表现要更加优于一般异性恋女性。而另一些人也相信过度的体育锻炼或是过激的体育训练和竞赛会使女性出现男性气质，其性倾向也会转变。体育女性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同性恋恐惧症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使得女异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双双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因为害怕被冠上同性恋的头衔，很多异性恋女性不参加体育活动；而一些家长为了避免女儿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受到女同性恋运动员或教练的影响，因此也禁止她们进行体育运动。公众对女同性恋的恐惧影响着女性体育参与的选择。当她们害怕被认为是同性恋或是和同性恋有关联时，一般女性会刻意避免一些体育活动，这让她们的体育潜力不能很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对同性恋的恐惧症可能是个人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到他人（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和表达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非同性恋者，也作用于同性恋者。那些同性恋者不愿意人们把自己的性倾向与爱好体育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渐渐地远离了体育；还有一些女运动员为了不受到歧视和嘲笑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倾向。对同性恋的恐惧与体育中的性别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变革意识形态与结构才能真正消除。
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研究工作的焦点是在女同性恋的身份认定上，自90年代起，女性主义者则开始用更加完整的理论模型深入地分析性倾向和体育的关系。这也逐渐成为体育社会学的一项传统且流行的研究课题。
12.全球化下的女性体育发展，以及体育对女性发展的促进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化和多元化相互交织、并行发展的过程。
在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体育如何富有建树并且可持续性的发展也是当今体育界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首先，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全球女性联合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创建有利于女性的体育机制，这包括在大型比赛中女性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官员、媒体人、研究者发挥不同的作用和优势。不仅如此，各类国际女性体育组织、国际比赛、世界妇女体育大会、国际女性体育研讨会等为世界各地的女性集结在一起分享和交流各地区女性不同的体育经验以及探讨如何进步发展女性体育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结合各地区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特点，做到女性体育发展的本土化，创造多元的女性体育发展趋势。多元化是当今女性研究比较注重的问题，女性研究的任务不仅是要打破以男性为主的体育格局，同时也要打破以西方白人中产阶层妇女经验为核心的早期的女性研究框架。全球化的女性体育发展因此更加注重不同地区、种族、文化圈的女性的特殊经验与需求。
除了关注女性体育的整体发展，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对女性自我发展有所促进也是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以前关于体育发展的研究往往是建立在男性的经验和话语之上的，因此女性研究呼吁体育发展研究应该加入性别这一变量，因为妇女不仅在体育实践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而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以及经验体系。注重女性知识和经验体系并使之成为制定体育政策的参考，不仅能使女性充分地参与到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同时对女性自我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女性研究旨在研究和实践女性在体育中的自我发展的改善与促进，这包括如何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妇女自我意识，提高自我能力，提升社会地位，开发潜力，改善生活与发展环境等内容。
13.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建设
女性体育研究不仅是经验层面上的，它也是理论层面上的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体育研究开展以来，理论建设就没有中断过。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支重要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流派，它对早期体育社会学理论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挑战。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理论和体育”问题时，我们通常所指的不仅仅是研究体育中所出现的单个的性别问题，而是如何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研究体育。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设不是局限于“体育中的女性”这个早期的研究问题，而是建设独立的理论框架体系来理解体育组织、体育制度、体育文化以及体育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和文化实践，其目的在于揭示身体、权力和性别在体育中的关系。不仅如此，女性主义体育理论所体现的政治实践性要求我们不仅要分析性别在体育中的表现，而且还需要探索性别在体育实践过程中的演进、发展、改革等进程以及最终实现男女在体育中平等地位的战略。随着体育新现象的出现，女性主义体育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这是女性体育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核心任务。
由于跨学科的特点，在进行女性体育研究时，根据研究主题，还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视域以及不同视域对女性体育的诠释与关注。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狄尔泰和其他现象学及解释学哲学家们的著作中，“视域”被赋予了特殊哲学意义，指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每个人都处于某个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不可能有纯客观的、与人的特殊视域无关的理解，一个视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不同的视域对同一现象因此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下面就与女性体育研究相关的几大主要视域及其关注的女性体育现象进行说明。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学科。社会学家通常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起并列于社会科学来进行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
社会学对女性体育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期，社会学家主要是探讨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是如何建构、限制以及定义女性体育经验的。其中女性体育社会化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课题，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是女性如何通过体育活动来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即体育参与对女性态度、行为、价值观等的影响。从社会化的角度去看女性体育社会化为女性体育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它引领更多的研究者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来研究女性体育，而不仅仅是从生理、解剖学等传统的视角去解释女性与体育的关系。随着更多女性从事体育活动以及体育社会学的逐步发展，社会学对女性体育的关注不断升温，其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社会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因此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但是社会学对女性体育的核心阐释和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阐释体育不是一般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父权制度；
（2）揭示体育、女性与其他社会系统有着紧密的关系；
（3）揭示性别偏见与性别不平等关系在体育中处处存在，而这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4）批判社会与文化因素对女性体育参与的限制与压迫；
（5）探索体育对女性的社会功能以及女性体育的社会功能。
政治学在古希腊原本被定义为一个民族如何统治自己的学问。如今这个定义的实质仍未改变。《牛津英语词典》把政治定义为“统治的科学和艺术”
[1]
。人们现在使用的“政治”已经超越了统治的含义，几乎涵盖了人类的每一个群体，个人在这些群体中围绕集体目标而发生冲突，对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也存在分歧。在这些斗争中，政治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因而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概念，即“通过理性和语言，在一个群体中行使权力，进而取得某种特定的成果”
，因而政治的核心是行使权力。西方政治思想具有二元性。在区分什么是政治和什么不是政治时，有两条标准：首先政治不属于自然（本能、直觉），而属于文化世界（语言、理性、科学和艺术）；其次政治存在于公共领域，即在人群之中发生，而不存在于个人或家庭的私人领域中。了解这两点对于我们从政治学的视域来考察女性与女性体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性别在政治学中所体现的二元论的内在本质是将男性的政治理论严格地认同为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则是与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由此，女性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权力体现为市民社会对自然状态的超越，因此理性和秩序战胜自然与混乱还体现为男性特征凌驾于女性特征之上。在这种二元框架内分析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是怎样形成的，是政治学范畴下的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求如何解构这种二元框架，打破自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的界限，从根本上瓦解男性对女性的权力。
体育运动通过长期的演变已经从一种自然的身体运动变为了理性的、有秩序的、规范化的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社会活动。从政治学的意义来看，体育通过身体语言和理性把秩序和权威带给统治者——男人，这也是女性的体育参与之所以被压制的原因。从政治学的视域来看，女性体育研究的核心任务就是批判男性体育霸权，揭示在体育中存在的性别冲突与矛盾，并通过集体谈判和决策等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冲突，从根本上消除体育中男性施加于女性的权力。正像珍妮弗·哈格里夫斯所说，女性体育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之所以长期以来体育中性别歧视以及不公正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人们认为女性体育与政治没有关联。只有把女性体育提高政治的高度，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政治学视域下的女性体育研究方向有：
（1）批判和揭示体育中的性别权力；
（2）通过体育活动解构私域—公域、自然—理性的二元对立，从而瓦解女性被排斥于体育之外的不合理性；
（3）争取女性在体育公共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4）争取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自主权，建立女性体育自治组织；
（5）女性、体育与世界和平。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换句话说，经济学主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这样一个基本预设——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以及群体的合作，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他们预期的额外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特别是个体的选择，以集体名义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由个体做出），个体都在实现各自计划和目标的过程中权衡利弊、节约资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强调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方式。经济学的视域应该是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是利用经济学的理念来观察世界所得到的“影像”。经济学的视域呈现这样一幅图景：面对有限的资源，“理性人”按照市场机制作出自利性选择，配以适度的宏观调节，将会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改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思维（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观察社会发展的许多普遍性问题，并借助资源管理理念、供求关系分析、成本效益比较、计划与市场结合、最优化选择等思想方法，分析或驾驭人类许多重要活动的动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们以前把体育当作某种形式的公众娱乐，但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如今体育运动已超越了这个“公共娱乐”的界限，成为一种商业产品，有关体育的决策以及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关系明显地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的视域内观察体育，特别是女性体育的发展问题，可以揭示隐藏在现象后面的真正的利益关系。很多学者在分析女性体育为什么不如男性体育发展迅速时，首先就用供求关系来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是市场对男性体育的需求量更大，因此在男性体育的投入上就相应更多，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市场供给，都严重地偏向男子体育项目。这也导致了女性体育报酬远远小于男性报酬的原因。这看似“合理”的现象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而获取好处的是那些少数的代表男性利益的集团。
另一个女性研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体育商业化下女性的体育劳动被剥削的问题。以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一个社会中，谁拥有经济权力决定了如何使用这些经济权力来为其经济利益和地位服务。女性在体育经济中的劣势地位（缺乏社会资源）决定了在体育工厂中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没有控制权。她们的身体成为一种生产工具，成为供他人娱乐和制造利润的机器，她们自身并没有从中得到欢乐。批判家特别指出女性运动员由于服用兴奋剂和进行不正确的训练所造成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她们是追求利润至上的体育运动系统的受害者。
随着体育商业化的发展，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一小群人的“奢侈品”。高收入群体往往通过某些运动项目来维持他们那些强调消费和休闲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因此，当体育运动同特殊地位群体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加大社会阶级的差别而不是提供平等的机会。女性体育生活中不仅面临这种阶级关系，而且还有性别关系的制约。当男人们可以下班以后去打篮球或健身房时，他们的妻子可能在做饭或带孩子。中低收入的女性即使想参加体育运动，由于没有钱请人带孩子、没有钱请人做家务、没有钱支付参与体育的费用，这种愿望很难实现。高收入家庭的女性可能情况要好一些，她们比那些低收入的女性拥有参与体育的机会要多。可以看到体育活动不仅强化了男、女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同时也带来了女性内部的分层和分化。
经济学的视域中的女性体育研究可以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市场机制下女性体育的供需关系；
（2）女性体育商业化及其对女性体育整体发展的利弊；
（3）女性体育运动员劳动的异化与剥削；
（4）男女体育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与关系；
（5）由于经济和社会资源差异所造成的女性群体体育参与的分层现象。
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灵魂在希腊文中也有气体或呼吸的意思，因为古代人们认为生命依赖于呼吸，呼吸停止，生命就完结了。随着科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对象由灵魂改为心灵。直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才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1879年，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对心理现象进行系统的实验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人们把这一事件看作心理学脱离哲学的怀抱、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科学的心理学不仅对心理现象进行描述，更重要的是对心理现象进行说明，以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心理学者就是在尽可能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间接地观察、研究或思考人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意识、记忆、思维、想象和言语等）是怎样的，人与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同，即人的人格或个性，包括需要与动机、能力、气质、性格和自我意识等，从而得出适用于人类的、一般性的规律，继而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实践。
体育心理学是研究人们从事体育活动（包括体育教学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活动）的专门条件下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心理学的背景下观察和分析女性体育行为可以揭示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男性比女性在体育运动方面竞争性强；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体育运动；身体运动与锻炼又对女性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定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等。早期的一些学者试图仅从心理学角度去考察性别因素对女性体育态度与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证明单单心理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女性的体育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个人的差异和心理的过程也都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因素、个体因素在心理过程中相互作用，通过复杂的方式影响了体育行为。因此从心理学的视域观察女性体育行为时，也一定要考虑到社会因素。而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去研究女性体育问题也需要考虑到个体的心理差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心理学对女性体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解释与批判性别差异对体育行为的影响；
（2）阐述性格与性别角色对体育行为所产生的作用；
（3）体育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对不同性别的群体在体育中表现的影响；
（4）体育锻炼对女性自我认知的影响。
从性别差异来解释男女在体育中的不同表现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视角。早期的研究者认为男女体育心理的差异源于两者生理上的差异。当代学者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男女体育心理特点和行为并不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也不是鲜明地一分为二的。虽然男女有一定差异，但是也会有相似和交会之处，比如，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身高要高，但是也有一些女性比一般男性高。男女的心理特点也是这样，并不都是按照一分为二的原则，有些女性比男性更具竞争性，攻击性更强。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人为认定的性别差异限制了女性在体育中能力的发挥，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度强调也不利于我们真正认识女性的体育行为。
性格因素是心理学以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关于女性体育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性格因素，很多研究考察了运动员、非运动员、成功运动员、非成功运动员的性格特点；还有一些研究着重探讨了体育活动对女性性格的影响。但是戴安尼·基利（Diane Gill）认为，这些只关注性格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有问题的，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和广泛性。她认为环境因素比性格因素对体育行为的影响力更大。
除此之外，大部分性格研究都建立在男性经验上，以男性的标准来审视女性的性格特点，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取而代之，心理学家在研究与性别相关的体育行为时更加重视性别角色（女性化、男性化、中性化等）及其相关的性格与行为。早期一些心理学家对女性运动员进行了研究，认为和那些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们一样，女性运动员更具有中性化甚至男性化倾向。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指出性别角色也是阻碍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一大障碍，越是女性化的女性在体育参与中所遭遇到的阻力越大。当然，性别角色的分析模式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所谓的男性化、女性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在不同的族群、阶层和文化圈里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定义也不同。
成就感是心理学以及体育心理学的另一个突出主题。早期的心理学关注的是性别因素对取得成功的动机的影响，后期的研究更加关注性别因素对成功认知的影响。比如，霍雷尔（Horner）认为成功对女性具有负面影响，因为获得成功需要竞争行为，这与传统的对女性形象的期待是不相符的，这种矛盾则导致了女性对成功的恐惧与回避。
心理学家指出男女对成功的认知感不同也是影响他们在体育中的表现的原因。他们通过实验证明女性对成功的期待与付出相对于男性来说低，她们对比赛输赢结果的期待值相对较低。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女孩子能拥有与男孩子一样的经验、能力、评判标准，她们也会表现出和男孩子一样的对成功的认知感。
体育运动对女性自我认知的影响在女性研究领域被更加广泛地讨论。体育运动不仅能提高女性的身体素质和技能，也能提高女性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对女性自信心、自尊心、竞争力的提升都有帮助。当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特别关注，通过体育活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身材也会给女性带来很大的心理变化，这也是心理学家们所研究的课题。总之，心理学的视域与方法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女性在体育中的心理历程，揭示女性体育行为的规律，创造适合女性心理特点的体育发展模式。
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其涉及的内容很多，例如教育本质问题，教育、社会、人三者关系问题，教育目的、内容、教育实施的途径、方法、形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教育过程问题，教育主体问题，教育制度、教育管理问题，以及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等。
教育学理论众多，但是从其发展起源来看，有两大理论——形式教育论和实质教育论。形式教育论起源于古希腊，纵贯整个中世纪，形成于17世纪，盛行于18—19世纪，衰落于20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洛克和裴斯泰洛齐。主要观点是：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各种官能或能力；形式学科（如希腊文、拉丁文、数学、逻辑学等）或古典人文课程最有发展价值；教学原则、方法以学生心理官能的内在发展秩序为依据。实质教育论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中世纪受压制，形成于18世纪，兴盛于19世纪，20世纪初衰落，主要代表人物是赫尔巴特和斯宾塞。主要观点是：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与生活相关的广泛知识内容；与人类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质学科（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法律）或实科课程最有价值。
在教育学的框架下，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的培养与塑造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换句话说，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应该传授他们什么相应的技能和知识？在教育人人平等的理念下，性别平等教育的真谛是什么？教育应如何对待女性？是否应该针对性别进行差异化教育？等等。一百多年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实践与反思，学校教育业已形成两大教育传统：性别化教育与性别中立教育，身体教育（体育教育）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不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形成的过程中，体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进入学校并在学校中逐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学习对于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多方面价值：身体素质的训练，心理素质的培养，道德观念的习得，从理论上来说体育教育对一个完整人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能力的开发，而且能进一步确立独立的人格和人生价值。然而在对男、女的体育教育中却存在着不同的理念，这导致了在现实操作中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困惑和争议。比如，为什么很多女同学到了初高中阶段就不爱参加体育锻炼，体育课的积极性也降低？为什么女生在体育项目的选择上那么“挑剔”？统一的教学目标是不是适合女生？体育教学应不应该针对男、女不同身心特点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如果需要，又如何设置针对女生的体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体育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态度和方法是否会影响女生体育课以及课外活动的积极性？那些喜欢运动、体育课表现积极的女生，她们会受到哪些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现实体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而更深一步，我们还要追问，体育教育应该成为一种强化性别观念、塑造不同性别气质的途径呢？还是应该成为一个解构固有的性别关系、挑战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平台？这是一个本质性问题，决定着体育教育应该向性别差异化还是向性别中立化方向发展，也是解决体育教学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影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联的。文化研究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活动。文化活动是指某个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去进行某些事情（比如说观看电视或外出用餐），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做则与某些文化意义有关。在文化研究的脉络下，“文本”（text）这个概念不只是在讲书写下来的文字，还包括了电影、摄影、时尚或发型；文化研究的文本对象包含了所有有意义的文化产物。同样的，“文化”这个概念也被扩大。对一个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不只是传统上所谓的精致艺术（high art）与普罗艺术（popular art），还包括了所有日常的意义与活动。事实上，上述的后者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
从文化研究的视域来观察和揭示女性体育的复杂性和政治性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者们的一个新的研究途径。文化研究注重的是生活的细节，其理论背景是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体育研究重在对体育“话语”——身体话语的剖析。所谓话语（discourse）就是人们说出来、写出来的语言，这包括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带来的社会后果。话语是社会互动和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也被称为“文本”，多用在文学批评中。传统语言研究将语言视为沟通的工具，人们借助语言彼此传达信息、思想、情感。文化是通过语言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语言是传播文化的关键性传媒，也是文化的要素之一。现代理论强调，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而且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使用语言是一种社会行动。话语是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话语具有行动性、历史性，并且是权力关系的体现，也是意识形态的实践。
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揭示话语中的权力关系。福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通过知识考古学以及宗谱学的研究，不遗余力地揭示权力、知识和道德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紧密交错关系。体育作为一种身体的语言（话语）也不断地呈现、建构和强化这种社会权力关系。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社会身体实践来揭示性别权力关系，特别是解释现代知识的增长和对女性身体戒律之间存在的权力的扩张，即从知识和女性身体关系的变迁来反映体育中性别权力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在文化研究的思维下，体育知识（话语）体系是一种制定性别规范、性别实践和性别身份的控制体系。玛格丽特·邓坎（Margrate Duncan）在两期《体形》（Shape）（妇女健身杂志）中分析了妇女身体形象所产生的政治问题。她指出所谓的现代生物科学知识物化了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和责任，它过分地强调了通过体育来增加形体美感的价值而忽略了体育锻炼所带来的身体健康的价值。她以图表的方式将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的戒律机制勾画了出来。
除此之外，她还分析了公共话语的传播（传媒）是如何使性感、苗条、健康的女性身体形态作为身体文化的主流；而这种身体文化主流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服从角色的。从更加全景的脉络，麦克奈尔（P.MacNeill）讽刺性地将明星偶像身体广告比喻为展示政治经济权力和他/她们所倡导的“科学”知识的场所。马库勒（Markula）将女性体育文化从关注媒体转移到物质经历上，她将福柯人种论理论运用于对女性有氧运动者的研究。马库勒除了谈到有氧运动中的文化空间所隐含的权力安排以外，她还分析了一些女性健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拥有理想的身材，另一方面认为实现这种愿望是“荒唐的”。她进而指出，权力在纪律性社会的无所不至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得不盲目服从权力。产曼（Gwen E.Chapman）综合运用福柯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成果，她对一支女子轻重量划艇队关于“控制体重”问题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发现在女子划艇这项竞技运动中，极端的身体练习活动和严格的饮食控制在广泛运用女性科技的同时扮演着纪律约束机制的角色。产曼也用女性划艇运动员的经历来说明了福柯后期理论关于构建自我的积极体验中所存在的自由与限制间的矛盾关系。她指出，体育一方面是女性在权力关系中反抗压迫的工具，同样也进一步将她们陷入在所谓规范化趋势下限制自我的怪圈中。
文化研究对女性体育的关注包括：
（1）体育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控制；
（2）体育科技（知识）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3）体育中的符号消费与女性（性别）身体的商品化与异化；
（4）体育文化（文学作品、思想）中的身体、性和性文化。
文化研究不仅丰富了女性体育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为女性体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引领了女性体育研究的趋势。
女性体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体育中的女性性别，或是研究女性体育的问题，而是以性别、身体、体育运动的综合视点去观察、揭示、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不仅仅是讨论女性群体如何参与体育或如何提高女性体育成绩的问题，它同时也是观察和揭示女性/社会性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中地位和状态的最佳场所。因此，女性体育研究不仅是一个体育社会学的话题，更应该成为性别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与学科，它“贪婪地”吸收着各类学科的营养，同时也在思考其自我的发展路径。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女性体育研究已经有了一套独立研究体系，然而在近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探索中，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立场、观点、所关注的内容与研究的路径。
[1] 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7 th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