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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妇女研究自20世纪中期成为一个较独立的学术领域以来，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其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女性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女性问题的学科，而逐渐成为一种看待我们周围生活世界的视野、方法以及态度。女性研究的成熟与发展为女性体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也被称为妇女研究）是以女性为对象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它主要探讨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中的问题。一般而言，女性研究包括了女性主义理论、妇女史、妇女文学、妇女健康、女性文化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和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中与女性相关的研究课题。
虽然与女性相关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第二波女权运动时，女性研究才正式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举办过女性学术讨论和讲座。70—80年代，世界不少国家的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课程。美国、西欧、日本等还成立了有关妇女研究的学术组织和团体。80年代后期，在妇女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分支学科。例如，侧重探讨妇女群体与各种社会因素关系的女性社会学；研究从古至今的妇女状况和妇女理论的女性史学；研究女性解剖、生理、病理、心理的女性人类学；对女性前途做出预测并提出对策方案的女性未来学，等等。探讨男女之间的社会共性和社会差异性，阐明妇女与立法、妇女与婚姻家庭、妇女就业、妇女生理卫生与保健、妇女心理与成才、妇女教育、妇女道德、女性美、妇女与人口诸方面的问题。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广泛采用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家庭学、人口学、美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并促使女性研究不断向着跨学科方向发展。但无论是与哪个学科的结合，女性研究的核心价值都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强调女性视角、经验、意识、出发点和目的，反对男性对女性压迫与摧残，力争获得同男性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认为男女已经很平等了，女性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解放，不再受男性压迫；有的人甚至认为女性的地位已经超过男性，成为社会的强势力量。这个观点显然是肤浅、表象的。虽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女性在很多方面，比如教育、经济、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自由，这为女性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在这些新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隐蔽。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仅以女性为研究对象可能不能完全揭示女性问题，因为女性的生活状况绝不简单是她们个人的事，两性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的。因此，要更好地研究女性，除了关注女性经验，也要关注男性经验，特别是要讨论导致两性间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由此，女性研究逐渐向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拓展，其与女性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性别研究不仅研究女性本身，还把两性和两性关系也纳入了研究视野。但是目前，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学术边界还并不清晰，研究内容有一定重叠，研究理论也都脱胎于女性主义理论。一些学者提倡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提法，以避免湮没妇女主体。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性别研究应该去男性中心或女性中心立场，从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研究走向具有普世意义的学术研究。但是由于性别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渊源均来自于女性主义，因此无法完全实现“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女性立场仍然是其核心。
中国女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物，其发展大致有四个特点：第一，深受全球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特有的本土化问题。第二，改革开放及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了其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将妇女研究从隐性变为显性，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设。第三，强调以实施和资料为依据，着重于女性经验的拓展。从1990年起，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开始了每十年一次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为数据和资料的累积奠定了基础。同时大量的以个案为研究和口述史料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拓展了理论空间。第四，虽然女性/性别社会学已经受到关注，但是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女性，缺少两性对话，也意味着由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学界缺少整体性的知识反思。
纵观近30年中国女性/性别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变化：首先，在研究立场上以价值中立为主转变成价值中立、女性主义共存，甚至出现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倾向；其次，在研究理念上，妇女由一种“特殊角色”逐渐转变成研究的“主体”或“核心”；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对策研究的主倾向被打破，形成对策研究、纯学术研究、参与式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参与式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质；最后，在研究内容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问题研究”为主，90年代上半叶以对“女人”研究为主，而从90年代下半叶开始，“性别”研究成为重点。
中国女性/性别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探讨妇女群体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从概念、视角、理论、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它的建立对于女性/性别在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女性/性别研究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立场、目标、视角与概念的建构过程。而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派以及社会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澄清的是并不是所有关于女性的研究，或者是关于性别的研究都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有其自身的世界观、目标、原则和任务。
一个学科的建构，一定要有一个主要理论的支撑。女性/性别研究的主要理论来自于女性主义，而之所以被称为女性主义，是与其世界观与研究立场息息相关的。虽然女性主义理论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但是她们基本上都认为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在传统思想文化中，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而女性主义却认为，这一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建构起来的。由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并不会自动改变其性别权力结构，女性们则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主导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
作为一种哲学，女性主义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观点进行了挑战，它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的方法；作为一种运动，它也是一种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方法。女性主义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个人层面，它强调女性体验的合法性；在政治层面，它重点在于让女性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居于从属地位的生活情境，并试图改变这种情境。女性主义的信念是：所有人都应被当作人来对待，不能由于他们的性别、种族、阶层或性取向不同而有所不同。它建构了一套理论，目的是要解释女性所受压迫的性质、来源以及这种压迫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同时，女性主义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性，女性主义的含义并非只是来自学术著作，而也是来自世界各地一代代女性的体验与行动。正如伯奇（Bunch）指出，女性主义面对的是人类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女性不受压迫的自由不仅涉及公平问题，而且也涉及女性应当有自由选择，且有权利来控制自己的生活。主张女性主义不等于反对男性，而是要取代那种传统的、用明显的男权主义来面对世界的方法。
大多数女性主义观点都基于三个主要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是要矫正女性的生活体验被掩盖和歪曲的状况。比如，人类社会基本忽视了女性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造成了历史画面的不完整。如果把女性的因素放在历史研究中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从而对现代社会的变迁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第二个目标是要让女性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与身体，从而获得平等、有尊严和自由的选择，比如挑战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孕妇留职（maternity leave）、薪资平等、投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问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第三个目标是要消除社会中一切不平等的压迫，因此要了解性别不平等的本质，特别是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倾向（sexuality）等的不平等，从而消除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家务分配不公、压迫等现实问题。
在很多领域，女性主义都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倾向，但正如上述目标所表明的，它也体现了基本人权的哲学思考，只不过是把女性与性别作为其中心议题。女性主义理论以研究个人的经历为基础，与其他批判性理论相仿，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它们也倡导在研究中克服单纯地关注个人的倾向，通过个人的经验来进一步理解社会中经历相似的一类人的共同遭遇，由此使分析问题的视角从研究个体行为拓展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
第一，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必须具备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女性出发点、女性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对立，更不视男性为敌。它力图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力争与男子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第二，女性主义研究在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同时，也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妇女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第三，女性主义研究虽然有性别倾向，但也要发展男性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完善、健全学科体系。
第四，女性主义研究不仅要从跨历史、跨文化、跨社会制度的视角来研究女性/性别的普遍问题，还要建立本土化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使中国女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凸显出来。
1.从性别制度、性别权力关系角度打破二元分割的认识僵局
女性主义研究试图从劳动性别分工、公私领域的区分、性别身份等概念来揭示父权制下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掩盖了女性的劳动，并使女性在家内/家外的劳动和作用处于次要地位。性别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工作和作用赋予了不同价值，男性被放在那些具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优势的地位上，从事那些被认为更具有价值的公共活动；而女性则被永久地安置在那些没有机会、被视为带有私人性的岗位上，即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也被看作是私人或家庭活动的延伸。性别劳动分工的等级化、公域与私域的等级化是性别制度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男性霸权的性别意识形态。虽然社会的变迁改变了性别的劳动分工状态和公私域的边界，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变性别意识形态，因而也无法改变性别关系不平等的状态。
2.用性别角色理论重构女性在家庭、国家以及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性别身份
个人、家庭和国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单位，也是探讨女性社会地位的三个主要领域，性别角色理论是其主要理论视角。性别角色理论认为人类从性别角色进行分工是社会有序化的重要方面。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期待与性别认同一起导致了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因此要打破这种性别秩序，则需要重新审视性别角色。新中国成立30年来，通过国家力量完成了新的对女性性别角色以及性别身份的叙述，这种叙述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承担起社会劳动者的新角色，而这种新角色在至少两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完成了自我指向的性别身份，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并表现在妇女定位自己的性别身份为“社会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社会角色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转。但是，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意识到中国3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首先女性没有从养育后代的“自然角色”中解放出来；其次家庭利益掩盖了性别利益；再次家庭性别规范仍然是男人养家、女人持家。这造成了中国城市夫妻的社会性别角色依照家庭外部“国家人”、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双重标准的建构，因此女性肩负三重重担：为国家、持家和养家；而男性则承担单一的职责：为国家作贡献
，这充分体现了性别关系的不平等。
3.从性别气质来考察和批判性别的历史、文化、社会建构与解构
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气质是历史和文化积淀与积累的结果。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统治通过教会、国家和学校得以延续。现代倾向于技术和理性的男性气质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变迁、男性职业、城市的成长和强大的国家政权而得以发展。中国历史中的性别秩序有其本土特征，有强调其自然属性和阴阳并存的方面；同时儒家思想则以封建统治的方式强化了等级化的性别秩序。在实践层面上，儒家文化对男性思想和女性身体进行控制，以生育文化来维持统治秩序。女性主义者通过重新书写中国妇女史来挑战传统历史观，赋予女性主体性，从而从历史上解构性别气质。文化对性别气质的建构也是女性主义研究比较关注的焦点。它们认为在父权文化中，社会文化通过语言、身体等塑造了男强女弱的性别气质，从而维持了性别秩序。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使她们不能很好地叙述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需要把女性主体都加到性别知识的叙述中，才能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行挑战。除此之外，文化对身体以及性的建构，使女性被描述为被动、压抑和从属角色。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身体和性的解放来解构文化对性别气质的建构。性别气质同时也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社会成员内化的标准。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对性别气质的塑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各个环节，对性别刻板印象进行挑战。
4.从女性个体经验反映女性内部因种族、阶层、年龄、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异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女性主义逐渐强调男女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性和非稳定性，及男女两性人格是多元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没有纯粹的男性，也没有纯粹的女性，它试图推翻原有的男女二元解构模式，建立一个两性特征的多元体系。女性主义认为没有统一的或规律性的理论能够完全反映性别平等问题，因为差异是永恒的，始终存在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而且存在于女性内部，不同民族、种族、收入、职业、年龄、文化水平的女性，生活经历都不同。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研究女性内部的差异，关注所有人群的特征，特别是弱势群体，只有从个体经验出发才能全面描述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理解性别关系，争取性别平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研究在我国人文社会学领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相对于其他的人文科学，它仍还处于“幼儿”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女性/性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成熟与发展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既要继承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同时也要摆脱其他学科的约束，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实践体系。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女性/性别研究的不断发展也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女性/性别研究的发展需要加入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视域，只有在不断借鉴、吸收、跨学科合作的基础上才能使其“繁荣”下去，也才能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女性体育研究/体育与性别研究无疑为女性/性别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