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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与昆仑山之间有密切关联。武梁祠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汉代石刻遗址，又经过许多学者研究，早已名声在外，但人们对于这座祠堂的主人却还不太了解。
因为包括《后汉书》在内的历史文献并没有记录这个东汉家族。好在研究者通过对武氏墓群石刻阙铭和碑文的梳理发现，三座石祠大约分属武家两代人所有。武家第一代有武梁、武开明等四兄弟，武开明则有二子武斑、武荣为第二代。加上碑刻还提到武梁、武开明的母亲，以及武梁的孙子，一共四代，但出仕成就主要集中在中间两代。
武梁一家出仕为官，大致在东汉末年汉桓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到汉灵帝初年时，家族核心都已凋零。家族中最先出仕的是武梁，他对《诗经》很有研究，对河洛之学、诸子传记也颇有造诣，后官至刺史或郡国佐吏的从事。武梁的弟弟武开明则因品行优秀，由地方举孝廉，后官至吴郡府丞。武家下一代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武开明的两个儿子，其中武斑同样经府君察举孝廉，后官至敦煌长史——物理意义上距离昆仑山最近的人——并有安定边防的武功，只是去世较早。武斑的兄弟武荣是武家官职最高，但也是最后一位留下名字的出仕者。他和伯父武梁一样年少成名，不但专治《诗经》，还广学《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经过推举孝廉，官至执金吾丞，负责京畿地区的治安。最后在汉桓帝驾崩、灵帝登基前后很快去世。
由于石祠画像石的散落，只能确定武梁祠的大致构成，对另外两座石祠的主人（在三位潜在候选人中）缺乏更精准的对应。但是，从武梁一家通晓经史学问、举孝廉、出仕为官的普遍经历可以看到，这就是东汉时期地方大族参与国家治理，进入社会更高领域的基本路径。大约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成为国家的显学，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通过熟悉儒家经典，从而走上仕途获得官职的千年之路。
儒家学说把夏、商、周及之前传说中的古代帝王视作“圣王”（圣明之王）的典范。他们的时代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更重要的是，这种强大可以让年轻人不用出征忍受战死的威胁，得以在家孝养老人；也能让壮年人不用常年在外，为战场做好后勤，得以在家关爱幼儿的成长。这就是“尊老爱幼”的本意。建设、捍卫这样的国家，是每个儒学实践者投身社会、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本质动力。
然而，当国家四面出击，但胜少负多，且没有结束的迹象时，与国力一同迅速衰退的，还有每个普通民众的信心。自汉武帝开拓西域的奢侈师旅以来，两汉王朝（包括新莽代汉）经历了数次起伏，但开边战争的巨额支出却在不断攀升。当深深浸淫儒家“修身治国”理念的武氏精英为帝国倾尽所有之时，比如二十五岁就死于敦煌长史任上的武斑，或许只能用另一种形式将自己的人生铭刻在先贤云集的万神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