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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很快到来了，在正月登临勤政楼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李隆基宣布废弃用了长达二十九年的开元年号，改元天宝，自此，历史进入了开元盛世的续集——天宝时期。
改元天宝后，李隆基不太勤于政务了。除了年纪大、体力不济等原因，李隆基懈怠于政事很大程度在于他对自己的宰相班子无比信赖。
平心而论，以李林甫为首的宰相班子十分团结。在牛仙客倡议、李林甫拍板的工作模式下，宰相班子一直高效运转，内到国家税收、人事任免，外到朝贡安排、讨伐不臣，所有的工作都被两个实干主义者张罗得井井有条，加上李林甫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往往能先说到皇帝的心坎上，再去做到极致，因而李隆基总是很满意，李林甫也逐渐得到了皇帝的完全信任，逐步集朝政各大权于一身。然而就在李隆基、李林甫各取所需的时候，麻烦来了。
天宝元年七月，左相牛仙客因工作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宰相逝世，可以说是件大事，也可以说不是件大事，但它终究发展成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因为一个人的干预。
这个人名为姚闳，是牛仙客担任朔方军使时手下的一名判官，牛仙客对他极度信任，因为姚闳自己讲，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与神直接沟通，从而预知吉凶。
这颇像今天在街头巷尾扯住行人强行要求算命的江湖骗子们的鬼话，是路人皆知的骗人的伎俩，可出人意料的是，素来务实的牛仙客还就信了，而且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做了宰相，还专门下功夫拉了这个属下一把，直到把他捧到侍御史的位子上才罢手。
这回牛仙客病倒了，而且还病得不轻，所以他自然要把姚闳请到府上，给牛仙客看看吉凶。
接到邀请，姚闳几乎是立刻就应承了下来，因为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姚闳如约而至，在查探了牛仙客的病情并亲自上场为牛仙客祈福后，姚闳提出了他此行的唯一要求：他希望牛仙客能写一份奏表，或者是在自己起草好的奏表上署上名字。
牛仙客的签名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当他的签名与这篇奏表的内容结合起来时，那就不一样了。
唐代的宰相有临终上表，向皇帝直接举荐接替人选的特权，而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优先考虑这些人，甚至有时会直接任命。
姚闳的目的即在于此，所以他在奏表上写的第一个推荐人的名字就是他的叔父、尚书右丞姚弈，另一个则是与他家有世交之亲的兵部侍郎卢奂。
事关重大，不容有失，所以姚闳在来之前已经下定了豁出去的决心，如果牛仙客不肯就范，就是强迫威逼也一定要让他签名。
然而牛仙客到底还是没有签名，因为作为危重病号，在此之前他就彻底昏迷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牛仙客就这样死了，姚闳的计划就这样破产了。不久之后，宫中的使者前来吊唁，牛仙客的妻子便把这件事情如实进行了反映，并提交了关键的证据——姚闳亲笔写下的那份奏表。
李隆基很快了解到了此事，熊熊怒火立马被点燃了。
区区一个侍御史竟敢钻朝廷制度的漏洞，真是要反天了！
于是皇帝陛下当场下令赐死姚闳，同时把此事涉及的姚弈（名相姚崇之子）和卢奂（前宰相卢怀慎之子）分别贬到地方上去。
一场未成功的阴谋就此画上了终止符，但是，宰相班子的稳定架构也跟着走向了终结。接下来，李林甫迎接的不是服从，而是挑战，挑战他的，是一个几乎与他势均力敌的人物——李适之。
李适之，一名李昌，他与李林甫一样也是李唐宗室的成员。从辈分上讲，李适之和李隆基是平辈，稍逊李林甫一筹；不过论起血缘，他却要跟李隆基近得更多，因为他的爷爷就是唐太宗的原太子李承乾，属于皇帝五服以内的亲戚。
在办事能力方面，这位皇兄也不差，自唐中宗神龙年间以左卫郎将入仕以来，历任右卫郎将、通州刺史、秦州都督、陕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幽州节度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个真正的多面手，锻炼出了极强的业务素质。而在这些与李林甫不相上下的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李林甫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强大能力，那就是交朋友的能力。
李适之非常喜欢交朋友，也非常善于交朋友，这是由于他非常喜欢喝酒，也非常能喝酒。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经常在夜里呼朋唤友、一醉方休，可白天还能正常办公，从不误事。所以光凭这一点，李适之就在朝中收获了大量的推崇者。
靠谱、能干、朋友多，成了李适之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标签，也成功地引起了李隆基的注意，因此在牛仙客病死后仅一个月，李适之就被皇帝陛下拜为左相。
李适之这样的对手确实很有威胁性，但李林甫并不紧张，因为几年的宰相当下来，他早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背后黑人大法，且着实搞出过几个成功的案例。
大法攻略一：升迁边地恐吓之术
经典案例代表：卢绚
卢绚，时任兵部侍郎，此人仪态潇洒，风度翩翩，可谓朝中的颜值担当。
一次，李隆基在勤政楼设宴（一说看乐队表演），款待群臣，酒足饭饱之后，皇帝陛下估计觉得有些闷，便垂帘观看楼外的风景。
恰在此时，误以为皇帝已经起驾回宫的卢绚就没有下马，而是垂下马鞭，按住缰绳，纵马缓缓从楼下走过。
卢绚在马上的俊逸仪态立刻吸引了李隆基的注意，在目送卢绚走过后，皇帝陛下不由得脱口喝了一声彩。
李林甫很快便通过他在李隆基身边安插的眼线得知了此事。
李林甫到底是跟随皇帝多年了，他深知卢绚已经在不经意间给皇帝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而鉴于皇帝素来对有风度的大臣毫无抵抗力，接下来，这个卢绚一定会迅速得到重用，成为政坛一颗闪亮的新星。
李林甫好不容易才挤走了张九龄等人，实现了宰相班子内部的权力垄断，自然不会允许再搞竞争。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让尚不了解情况的卢绚主动滚蛋。
卢绚在勤政楼大放异彩的第二天，李林甫就找来了卢绚的儿子和弟弟聊天，在交谈中，李林甫高度评价了卢绚在兵部的工作，然后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么一件事情：卢绚在朝中的名望很高，而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一带正缺人才，皇帝有意调他去那边主持工作……
在唐代，交州、广州所在的岭南地区素来被认为是不开化地区，且充满了瘴气、长蛇等有毒物事，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去了便别想回来的不归之地。因而听了李林甫的话后，卢绚的儿子和弟弟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李林甫也表现出了一副为同僚担忧的样子，他告诉卢家人，如果不愿远行赴任，卢绚肯定要被降职。但他同时也暗示，自己还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句话说得卢绚的家人有些激动，连忙追问是什么方法。
在卢家人一番苦苦追问后，李林甫这才看似很不情愿地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路——倘若不想被降职或到岭南受罪，可以让卢绚主动申请出任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的职务，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前去洛阳任职，躲过这场危机了。
卢家子弟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们终于不用担心卢绚远调交州、广州，或是忤逆皇帝被降职了，虽然这回事纯属虚构。
李林甫也跟着笑了，因为他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卢绚从家人口中得悉李林甫的那番话，果然被吓住了，所以他没有多想便立刻按照李林甫的建议递交了申请。
李林甫担心事情反转得太突然，会引起朝中的议论和猜测，所以并没有批准卢绚的申请，而是把他改派到了华州出任刺史。
当然，以李林甫的调性，不把潜在敌人彻底搞倒、搞臭，他是不会罢手的。
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就指使人诬陷卢绚有病在身，不能承担起治理地方的职责，于是经过又一轮的调整，卢绚终于被调整到了皇帝的视野之外，成为一名太子詹事，其政治前途，自然再也谈不上了。
这一招完全能毁人于无形，但仅适用于那些并不了解情况的人，对于了解行情的老油条，就唬不住了，于是就有了大法攻略之二。
大法攻略二：诈言老病封杀之术
经典案例代表：严挺之
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病逝后，李隆基经常会想起这位宰相，平心而论，李隆基在内心深处一直很看重张九龄，且对张九龄的不凡风度记忆犹新，因而其后每当宰相推荐人才时，皇帝陛下总会追问这样一句：“那个人的风度能否与张九龄相比啊？”
一天，当李隆基又一次追忆起张九龄时，他突然想起来，当年张九龄在世时曾向自己举荐过一人。
“严挺之如今在哪里？在干什么？这个人也是可以重用的。”
皇帝发问了，可是左右无人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严挺之是李林甫的死对头，好不容易才被李林甫搞去做绛郡太守，所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见没人应声，李隆基也没有再问，这事在皇帝那儿就算结束了。
不过在李林甫那边，却没有结束。
李林甫是眼中容不下任何权力漏洞的人，而气质雅、学问佳的严挺之岂止是个漏洞，简直是个黑洞。
因此严挺之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李林甫的打击名单上，且被迅速置顶。
相对而言，打压严挺之的技术难度要高得多，此人到底有文化（进士出身），又有阅历。面对这种对手，若采取将其调往边地的手段，那简直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
那要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让严挺之自己断绝自己的晋升之路。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办法，却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因为善于观察的李林甫已经想到了对策，他邀请严挺之的弟弟严挹之过府一叙。
当朝宰相邀请一个普通人过府叙旧，这在严挹之看来无异于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儿饼，还刚巧落到了自己的嘴里。
于是被好运感冲昏头脑的严挹之没有多想，就按照约定登门造访去也。
李林甫实在是可亲可近，这是严挹之的第一印象。
作为宰相，李林甫身上没有丝毫架子，他一直是微笑着和严挹之进行着平等的交流。在谈及严挹之的工作问题时，李林甫明确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至少找个员外郎这样的差事，完全没有问题。
谈完严挹之的事情，李林甫接着说道：“圣上对令兄十分看重，如今只需要想出个办法让他回到京城，与陛下见上一面，他便一定会受到重用。”
“那您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呢？”
“你去弄来一张绛郡的公文，称你哥哥严挺之得了风疾，请求回京治疗，这样他不就回来了吗？”
严挹之闻言大喜，立刻照办。
接下来事情便开始按照李林甫的剧本发展，李林甫如愿拿到了公文，然后将公文上呈给皇帝：“陛下，您看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日又患上了风疾，依臣所见，需要给他安排一个闲差，方便他就医。”
“就依爱卿所言，授他为员外詹事，让他前往东都养病吧！”
事已至此，李隆基也唯有一声叹息。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代政坛好手严挺之被李林甫废了武功。而原本身体没问题的严挺之到了洛阳后反倒由于郁郁不得志，忧愤成疾，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当然，除了卢绚、严挺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外，被李林甫排挤的能人还有很多，特别是那些让李林甫自惭形秽的文学之士，基本上是昨天崭露头角，今天便销声匿迹，其消失的速度和流星有得一拼。
然而，真正的天才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埋没的，特别是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
天宝元年七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当时的吏部侍郎，交给他一篇诗文，并再三嘱咐道，务必把这个作者找到，且尽快送入宫中，与自己相见。
侍郎大人很少见到皇帝如此急不可待的样子，于是他打开了这篇文章，结果他跟皇帝陛下一样惊叹不已。
世间竟有人能写出此等文字！
这位侍郎被深深地惊艳到了，而他的脑海中也深深地刻下了这个名字——李白。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读着李白的诗长大的，但相信大部分人对于李白这个人的了解远不如对其诗了解得多，大家对李白个人情况的掌握应该还在语文课本注释的范畴内，或是稍微多一些。
说句真话，我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真的不能怪我不好好读史书，因为大名鼎鼎、几乎妇孺皆知的李白是一个实实在在生平不明的人。但是，与之相关的传闻有很多，其中流传度比较高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李白生于当时唐朝“安西四镇”中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城西南），他的祖先是西凉武昭王李暠。这就是说，李白和李唐皇室五百年前是一家，和李隆基算得上是亲戚。当然，也有人借此推测，李白很有可能是李建成或李元吉的后人，因玄武门之变，举家远赴西域避难。鉴于这一推断如同一部侦探小说，极为复杂，可以讲上一天，在此就不详述了。
至于第二种说法，虽然不是特别传奇，但在我看来，倒也极为励志。在这种说法中，李白的家族是在隋末大乱期间，为躲避战火迁居西域，在西域生活奋斗了八十多年后，终于奋斗成功，成了当地的富商。出于对祖国故土的怀念，这一家子不远万里又从西域迁回了故乡，并恢复了原来的汉姓，于是李白就以大唐公民的身份降生在了乡土——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
其实，对于第一种说法，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充满怀疑，至于原因，后面会详细说到。倒是这第二种说法，个人认为比较靠谱。退一步讲，从现有的史料看，李白至少在四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是在巴蜀地区生活成长，而从他日后的诗文来看，他也确实是将蜀地视为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们应该不用担心，一夜之间被其他国家单方面宣布是他们国家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类的事情在李白的身上发生。
李白家祖上的具体来历是闹不清了，不过李白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可以明确的。
据说，李白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了太白金星，因此给他取字为“太白”。
古语有云：“不凡之子，必异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寿。”一般说来，孩子出生前，家里人梦见过日月星辰、飞禽走兽或是神仙佛道，这个孩子长大后一定不一般。比如隋炀帝杨广在降生前，独孤皇后就梦见了猪婆龙（古人又称作鼍，即今天的扬子鳄），后来成了一朝天子；又如刘武周出生前，其母梦到一只雄鸡入怀，后来生下了割据一方的刘武周；再比如明朝杰出政治家、内阁首辅张居正诞生前的几天，他的家人曾梦见一只白龟。这类例子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但李白的家人却一度认为李白是个例外。因为李白小时候根本不爱读书，十岁之前，他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疯玩的状态。不过，十岁那年，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那年，家里的大人让李白朗诵了一篇文章。这一读不要紧，读完后李白就被这篇文章彻底打动了，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私心慕之），自此他便开始真正用心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经典作品。
那么，是什么文章有如此魔力，让李白爱上学习了呢？
这篇有魔力的文章正是流传千古的汉赋名篇《子虚赋》，它的作者就是汉代的大文豪司马相如。
仅凭一篇文章（还是几百年前写下的）就把李白推送到了文学之路，为大唐找回了一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司马相如真可谓功德无量，让人佩服得紧。
自立志向学之后，李白就一发而不可收，不但博览群书，还广泛地发展了兴趣，特别是对游侠纵横以及道家的神仙方术情有独钟。
为了落实闯荡江湖的梦想，李白特意去学习了剑术，按照李白自己的说法，他“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所以练到二十四岁时他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李白的剑法水平如何，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李白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剑术家，在当时可以排名第二（排第一的是李白的师父、唐代第一剑客裴旻），且有实战经验，曾有人想要杀他，结果他手刃数人。但也有人说，这是李白为了出名而对自己进行的炒作。所以，这部分人（以专家学者为主）认为李白的确练过两下子，还可能在年轻时真的参与过街头打架斗殴，但“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更像是文学夸张，并非确有其事。
李白到底是不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权且不管，当年二十岁出头的李白却做了一件让今天同龄的年轻人都无比艳羡的事情——周游天下。
在二十一岁那年，李白就开始出来溜达了。最初，他游历的范围，主要是家乡所在的巴蜀一带。他先跑到了蜀中最大的城市成都瞻仰了司马相如的琴台以及文学家扬雄的故居。紧接着，诗人的脚步逐渐遍及蜀中各地，没两年的工夫，江油、剑阁、梓州，这些见证了历史沧桑的著名地点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迹，以及他早期的诗。
看尽了巴山蜀水，年轻的李白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在回家歇息的那几天，李白意识到，是时候出去了。拜别了父母家人，李白开启了新的旅程，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这个年纪出去旅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在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当时都在专注于一件大事——考科举。
事实上，李白虽然被定义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他并非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样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功名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李白重要的人生追求。他之所以始终没有前去参加科举考试，倒不是因为不屑，而是因为不能。
前文讲过，李白是个真正的黑户。这句话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因为当年他们一家回到祖国，并非是经过官方渠道，而是自主偷偷地跑回来的，这种行为放在今天，叫作偷渡。
不过，在唐朝，这算不上是件大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天子眼中，天下都是他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唐配得上“国家”一词，因而“偷渡”这一罪名并不能成立。
虽然如此，但麻烦还是有的。由于是外地迁居而来，李白一家户口簿上的类别一栏写的是客籍，而客籍在当年是不怎么受待见的，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当于二等公民，以至于李白父亲这样比较成功的商人，在地方上被直接呼为“李客”，所以现存的某些资料上，李白父亲的名字被记作了“李客”。
再加上唐代还有一条明文规定：“工商杂类”家庭背景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因而这两点加在一起就注定了李白终生与科举无缘。
这一点在我看来恰恰是对李白家族身份的一个最好证明。假使李白真的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那么他只要像当年的刘备一样向朝廷递交一些材料，不但可以当场一举扔掉贱民子弟的帽子，还可能被编入宗谱，成为朝廷认可的宗室。
有了宗室的身份，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唐代，但凡是宗室皇族出身，只要皇帝陛下不嫌弃，基本上是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只要老老实实不搞事情，几十年下来，即便工作内容就是列席签字、盖章应酬，保守估计最后也能混到个五品上下，没准身后还能等到一个还算不错的谥号（这也是青史留名的一种主要形式）。特别是对于像李白这样有着特殊才华的文学天才来说，出头入世、扬名立万会更加方便快捷些。但就是这条特别简单的捷径，李白偏偏没有尝试，反倒是在后来选择了一条既不怎么光彩又难以很好出彩的路——四处托关系求官，甚至是直接写首诗向陌生的朝中大员求引荐。
明明有一手好牌，为什么不用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所谓的“凉武昭王九代孙也”不过是李白自抬身价的说辞，完全经不起查家谱的检验。
当然，在当时那个比较看重家世出身的社会里，伪装一下并不会有损这位大诗人的整体形象，毕竟大家都是如此。比如另一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还时常吹嘘自己是战国时期超级名将白起的后代呢。
虽说全国漫游的李白所追求的不仅是诗和远方，但一路下来，他凭借着自己的真性情和无与伦比的文采着实结识了不少好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人，叫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号孟山人，襄阳人。
这是一个大家绝不会陌生的名字，毕竟那首《春晓》说得上是几代人的幼儿启蒙诗了。
不得不承认，孟浩然也是一个极有写诗天赋的天才。早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孟浩然就基本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田园诗诗风，这一年，他不过二十岁。
此后，孟浩然一边游历天下，广交朋友，一边继续创作，而当他与李白结识的那会儿，他早已名满天下。
正如武侠小说中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偶遇闻名遐迩的老前辈那样，二十七岁的诗坛新秀李白初见三十九岁的诗界名家孟浩然，心中除了激动，就是激动。在他的眼中，孟浩然不仅是一名诗歌领域的前辈，更是全方位的偶像。不但诗文好，而且人品好、性格好，实在让人钦佩得紧啊。
更让李白感到受宠若惊的是，这位令自己仰慕已久的前辈竟然在看完自己的诗句后，对自己推崇有加，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于是，欣喜若狂之下，李白再也按捺不住，开始一个劲儿地写诗，猛夸偶像。孟浩然也不含糊，每当看完，必定好评。就这样，两人迅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友谊此后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且估计连孟浩然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文学史上由此将至少诞生三个千古名句，他本人则成了李白仰慕了一生的孟夫子，并间接地对李白的仰慕者、后世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人——杜甫，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并不是杜甫，因为此时年方十七岁的杜甫还在家里闭门苦读圣贤书，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名为李白的人物，将极大地影响到自己的人生。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人，名声虽然没有孟浩然大，可是但凡上过中学的人一定都听说过，因为这个名字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李白的诗中，比如那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其中，丹丘生者，即元丹丘也。
元丹丘，生平经历不详，具体事迹欠缺，他是李白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游人物之一。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到天宝六载（747年）这一李白创作的黄金时段，元丹丘对于李白诗歌写作乃至思想变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不过个人以为，相比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李白在另外两个方面受到的影响更甚，这两个领域，一个是爱情，一个是事业。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被李白称为“逸人”“隐士”的元丹丘并非一个低调的修行者，事实上，他可以被称作唐玄宗时期最著名的隐士之一。
做隐士都能闻名遐迩，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元丹丘有个非常著名的老师，名为胡紫阳。
胡紫阳，随州人，俗姓胡，道名紫阳。这位奇人，八岁立志出家修道，九岁正式出家修行，十二岁已完全掌握了道家的辟谷功法（一种修仙养生之术），二十岁到茅山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门下修行，十余年后便有所参悟，自成一派宗师，回到家乡传道，门下弟子曾一度多达三千余人，且当时“南抵朱陵，北越白水”，都是他的信徒，甚至就连随州本地及周围的地方长官都会主动前去拜会，混个脸熟。
那么，这和李白的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李白正在对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众所周知，李白相貌不错，气质不俗，兼又满身才情，因而俘获许姑娘的芳心并没问题，问题只在于，想要与许姑娘成亲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前去上门说媒。毕竟许家是有过宰相级别大官的人家，也算得上大户，像李白这样商人家庭出身，又没有功名和正经工作的人，许家人是看不上的。
眼看这事情要黄了，元丹丘和他的师父向惆怅中的李白伸出了援手。胡紫阳亲自出面，并找到了安州都督马正会陪同，两人一道前往许家游说，许家才同意了这门亲事。
听说了这件事，李白热泪盈眶，怀着对朋友的感激之情，他和许家小姐完成了婚事（经专家考证，已可确认李白当初是入赘到许家的）。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
婚后的李白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可他到底是个无业游民，虽然不缺钱，却渐渐在生活中感受到了许家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轻视，有时竟连下人、家丁也对这个新姑爷的不务正业颇有议论。
李白开始并不在意，但时间久了，他也受不了了，于是在告别妻子后，他再次踏上了求官的云游之路。
起初李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刚走到江夏，就再次遇见了偶像孟浩然。
在连续数日的宴饮游玩后，李白依依不舍地挥别了东下扬州的孟浩然。当然，作为诗人，送别之时自然要作诗，于是一首千古名诗就此诞生了：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个春天，李白送走了孟浩然，却迟迟没能等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在外面游荡的两年时间里，李白的成就除了花掉大笔的钱财外，几乎别无所得，更糟糕的是，此前曾多次谒见的安州裴长史由于他人的谗言蛊惑，开始变得对自己爱搭不理。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李白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而就在此时，他的道友元丹丘来到了他的身边，为他指明了出路：
“道友不妨去拜会下持盈法师。”
就这样，李白的第三位重要朋友暨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女性朋友登场了，而她将会真正实现李白人生的变轨。
持盈法师是一位道士，还是位女道士，然而，她不仅仅是个道士。
所谓持盈法师只是修道圈子里的称呼而已，在正史中，她的正式称呼是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闺名李玄玄，系唐睿宗李旦第九女，其母为窦德妃，换句话说，她是李隆基的同胞妹妹。由于幼年丧母，玉真公主的父兄对她都十分宠爱，也正是因此，玉真公主早早就表示厌恶世俗的尔虞我诈，年纪轻轻（不到二十岁）就跟着同母姊姊金仙公主遁入空门，度为道士。当时唐睿宗不惜斥巨资为两位公主各建了一座新道观，让她们居住修行。
应该说，玉真公主那时的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就在她修道之后不久，朝廷中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逐步升级。
在那场惨烈的姑侄斗法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宰相班子成员几乎被全部清洗，可谓一代新人代旧人的大换血。
所以，玉真公主的运气实在不错，外面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她在道观清修，不问世事，自然也没人来打扰，安安生生、平平静静地度过了这段满是腥风血雨的岁月。
等到她再出来的时候，朝廷政局基本稳定了，而她的待遇基本没变，甚至还略有提高。
李隆基是个特别看重亲情的人，他对亲人的好在历代皇帝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受到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特殊优待，对待自己这个亲妹妹自然更不用说。特别是在开元中期金仙公主去世后，玉真公主的地位变得更为尊崇，“为诸位公主之首”，且常常在道教活动中以皇帝代表的身份出现，堪称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由此，她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史书之中。
比如，开元十二年（724年），高宗庶孙李义珣遭人陷害，被废除王爵时，是玉真公主出面讲明真相，使得李义珣沉冤昭雪，恢复身份。
开元十五年（727年），宇文融设计谋陷信安郡王李祎，李祎得到风声，借由玉真公主的渠道为自己辩白，从而免除了一场大祸。
开元十八年（730年），魏征的后人魏瞻犯了死罪，又是得玉真公主营救说情，这才得以免死。
不难看出，玉真公主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且她的话对于皇帝有一定的影响力。
元丹丘之所以向李白建议走玉真公主的门路，还因为他早就听说公主酷爱文学，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文学青年——王维。
就这样，李白拿着元丹丘的介绍信踏上了拜访玉真公主的路，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几次前往公主在终南山的别馆拜码头，都扑了空。眼看自己的年纪逐渐挺进到四十岁，时间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老了，见公主就要成为一个梦，老哥们儿元丹丘喊话了：兄弟不要气馁，事情已经帮你办妥了。
元丹丘真是一个靠谱的人，开元二十九年借着奉召入京的机会，他再次将李白隆重推介给了玉真公主，同时还成功奉上了李白多年前就写好的《玉真仙人词》。
据说公主读罢，赞不绝口，转身就将李白推荐给了李隆基。
于是，天宝元年的那个秋天，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自南陵奉诏入京。
接到圣旨的那一刻，李白难掩兴奋，借用他自己的诗句讲，那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当时的李白完全沉浸在喜悦中，并未察觉到自己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敌人。
李白终于来到了长安城的皇宫中，身为九五之尊的李隆基在金銮殿上亲切地接见了他。对于李白的外形和才学，皇帝陛下都比较满意，所以李白被当场任命为翰林待诏。
翰林待诏是个什么样的官呢？
答案是什么官都不是。
翰林待诏具体来说更像是一份工作，一般来说是由翰林院从全国遴选出的有一技之长（如擅长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的人充任，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陪着皇帝消遣娱乐，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皇帝开心。而像李白这种属于文词型的侍从之臣，要做的就是保证皇帝出游消遣期间的诗文应和，肩负提升整个宴饮娱乐活动的文化调性的责任。
这份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是无聊，事实上也很乏味，但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极其有前途的工作。
能和皇帝混个脸熟，容易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等显而易见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重要的是，李隆基有个习惯，他喜欢从身边的文词之臣中发掘挑选文笔好的，加以进一步的培养，如让他们与集贤院的学士一起，帮助自己整理一下资料、起草一些文书。这些被选出的人就不再是翰林待诏，而是翰林供奉了。
虽说翰林供奉同翰林待诏一样，都没有品阶，但前者的工作更加专业化，也更加有深度，当然，还更加有前途。
一般成为翰林供奉三年到五年，就有机会再被优中选优，那些幸运儿将进入学士院，成为翰林学士，专门执掌起草制诏书敕。其中地位最高的翰林承旨，其身份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未来的前途自不用说，那是相当远大。
总之，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基本上可视作一套独立的入仕晋升体系，而由于它直接同皇帝产生联系，出头的机会较多，因此是时人趋之若鹜的一条路。特别是对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又有非常突出的文学创作特长的李白而言，这简直就像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扇通往治国平天下梦想的大门。
刚上路的李白势头很不赖，当年冬天就获派了任务——侍从皇帝前往温泉宫。
在伴驾温泉宫期间，李白具体表现如何，有没有见到美丽无双的杨玉环，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想来应该比较出彩，因为天宝二年（743年）初春的那次宫中宴游，亲自谱好新曲子的李隆基第一个想到的填词人就是李白。
“李白何在？”
“回禀陛下，他此刻未在宫中。”
“速速派人将他寻来！”
听到皇帝如此迫切的要求，侍臣们意识到今天算是摊上事儿了。他们早就通过各种渠道听说这个李白是个职业失踪人员，经常在公共场合或工作时间突然消失，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醉倒在某个酒楼、酒馆里。倘若这次他跑到某个偏僻的酒摊上喝酒，或者喝醉了倒在某个地方呼呼大睡，那找人的难度系数就大了。
不过，圣上有命，就是再难找，也要尽快把人找到送来。
怀着上辈子欠过李白酒钱的觉悟，一场覆盖长安城主要街区的找人行动开始了。
李白的朋友家和他常光顾的酒家成为优先搜寻的对象，然而一番重点探查后，几路人马的回馈都是没见到人。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宫中宴饮现场的气氛逐渐变得尴尬。
奉命找李白的负责人拍了桌子：废物！这么久还找不到一个大活人，你们干什么吃的？扩大搜寻范围，京师及郊县的每一处角落都不要放过。
大家的心理压力骤然增加，再找不到李白，影响的可能不仅是自己的前途了，还可能是整个后半生。
于是宫中太监、地方政府、京城守军三方决定携手合作，人手一份画像，展开拉网式搜寻，这才最终在一家小酒肆发现了睡得正香的李白。
来不及等他酒醒了，赶紧着，架上走！
就这样，醉梦中的李白被一群人急匆匆地抬进了宫中。
人是按时找到了，可诗貌似是写不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伙儿现场采用了“冷水激面醒酒法”，又是凉水洒面，又是冰水擦脸，折腾了半天，李白终于睁开了蒙眬的睡眼。
虽然还没完全酒醒，但好歹是能拿起笔了。也没工夫再等了，太监立刻向李白宣布了创作主题，催促他马上完成任务。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估计都在等着看这个醉鬼出丑，但最终的结局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当年的那些人当然不可能知道，李白被后世人称为“三仙”：诗仙、酒仙、剑仙。
这三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
所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
如果说平常状态下，李白的创作能力是十分的话，那么在酒精的作用下，李白的创作能力就是一百分。
所以，铺好了金花笺，听清了题目，握稳了笔，半醒半醉间的李白几乎是挥笔立就，顷刻间便完成了十余篇作品。
见到一篇篇婉转华丽、意精旨切、不留余思的诗，李隆基龙颜大悦，赞叹不已（帝颇嘉之）。
而这一刻也由此在历史上定格，成为后世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李白在这一刻大放异彩，并不假，但是与此同时，想必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与嫉妒，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一个狂放不羁的才子（兼醉汉）。
喜欢李白的人当然是有的，而且还不算少。比如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贺知章（当时在朝中担任秘书监一职，他也是李白入朝的重要推荐人）就对李白推崇备至，称赞李白为“谪仙人”，甚至还和李白发展为酒友，找来了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这几位，一起搞出了随时出来喝酒、不醉不归、尽兴方回的酒友小团体。
相信大部分人除了李白、贺知章这两个名字外，对其他的名字都比较陌生。没关系，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事实上其余六位也是当时如雷贯耳的大人物。
李适之来头大，职务高，能力强，哪怕在酒桌上也当仁不让，圈中号称“一斗不醉”，是酒中八仙中的重量级人物。
李琎和李适之是亲戚关系，但具体说来，他和当朝宰相的血缘远不如跟当朝皇帝近，或者换个直白的说法，他本该是坐在金銮殿宝座上的那个人。这绝不是开玩笑，因为李琎乃大唐睿宗皇帝嫡孙，让皇帝李宪之长子。如果不是当年他老爹过于谦让，他就应该是继承皇位的那个人了。
不过，李琎的性格倒是和他老爹很像，属于不争的那种类型（毕竟争了也没用），虽然在朝中担任官职（太仆卿），可平时从不关注政事，他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音乐与酒上，且造诣颇深。据说他的羯鼓得到了李隆基的亲自传授，曾做到在光滑的砑绢帽上放上一朵红槿花的情况下敲击一曲，曲终，而花不落。
在酒场上，李琎则自称“酿部尚书”，不仅爱喝酒，也擅酿酒，是八人中的气氛活跃者。
崔宗之，本名成辅，崔日用之子，袭爵齐国公。这位兄台有多能喝不太清楚，倒是颜值过人，被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亲口赞颂为“潇洒美少年”，而我们所熟知的“玉树临风”这个形容帅哥的成语，最初就是用来描述他的，所以崔宗之称得上是酒中八仙里绝对的颜值担当。
苏晋也是位天才诗人，他年龄还是个位数的时候就已经能写文章了，被当时的房颖叔惊叹为王粲再世。更厉害的是，他还是个考试能手，不但年纪轻轻就拿下了科举，成了进士，还顺道刷了个特科考试（大礼科），并拿到了不错的名次。成绩优异，文采出众，所以苏晋的仕途自然一帆风顺，早在开元中期就做到了吏部侍郎，还专门负责人才的选拔，可谓位高权重。而宽广的交际圈子也使得他成为这个小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下面要讲的是一个势必引发无数书法、收藏爱好者狂呼怒赞的人，他的名字叫张旭。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外号“张颠”。
我小时候还不会写毛笔字，便已知道了此人的名字，因为他的才能代表了中国书法一种至高的境界，这种境界，人称草书，而这位张旭，世称“草圣”。
张旭的草书不是现在才有名的，而是早早就名闻天下，在他活着的当年就有人有意识地收藏，甚至可以直接拿出去卖钱了，而到了五六十年后的唐文宗李昂那会儿，他的草书更是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为“大唐三绝”，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标志。
其实，除了书法自成一家外，张旭的诗也别具一格，尤以七绝见长，因此，他又与贺知章、张若虚（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包融（唐代诗人、孟浩然挚友）合称为“吴中四士”。
张旭之所以会加入这个酒友的小团体，一是与他洒脱豪放的性格有关，二是和他特殊的体质有关，和李白一样，张旭也是一个在酒精作用下能实现超常发挥的奇人。史料记载，每次醉酒之后，张旭都要号呼狂走一番，走够了，号累了，就索笔挥洒，甚至是直接以头发蘸墨书写，而写出来的书法作品居然比清醒时还要高妙。
据我一个懂得书法的朋友讲，张旭的这种醉后发威的情况并非孤例。当年“书圣”王羲之写下千古绝笔《兰亭序》时，也是处于微醺的状态，且据说酒醒之后连续又写了好几遍，但怎么也达不到之前的水准。
可张旭还不同于他人，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个在高度无意识或精神极度紧张的条件下便能超常发挥的人，比如著名的《肚痛帖》就很可能是他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下迅速挥就的。
郑重声明，这并不是本人乱讲的，而是有材料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肚痛帖》的内容；而为摆脱信口雌黄之嫌，故特将其全文三十字列出如下：
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这段话的意思是，忽然间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不知道这是寒邪还是热邪所导致的。想服用大黄汤，因为这服药对冷病热病都有好处。该怎么办呢？现在还没有痛到卧床不起。
一气呵成写完这三十个字后的张旭是痛到在地上打滚儿，还是直接跑去茅房，抑或是坚持着去煮大黄汤，我们无从知晓，只是知道，就这三十个字的帖子，被明代大才子王世贞誉为“出鬼入神，惝怳不可测”，成为张旭的代表作。
而我遍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张旭了。
最后一个要讲的，是这酒中八仙里真正的压轴人物了。
这个人就是焦遂。
焦遂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既没有李白、张旭的才华和名声，也没有李适之、李琎的家世背景，甚至连官位、功名都统统没有，他只是一介草民。而他之所以能进入这个有宗室皇亲、朝廷高官、当红诗人组成的小圈子，靠的纯粹是实力。
焦遂不是一般的能喝，而是非常能喝，据杜甫的描述，焦遂喝酒喝到五斗之后才刚刚开始有醉意，而往往到了那时，也正是他的醉后“特长”开始施展的时候。
焦遂的醉后“特长”是：侃。
每逢五斗酒下肚，焦遂便神采焕发，即席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此技能一开，其论辩之口才、卓越之见识往往能语惊四座，博得一片喝彩。因此，焦遂能与这群人为伍，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七位，上到王爷宰相，下到普通百姓，他们构成了李白在京的班底，但还不是全部的班底，此外，李白还有作为道教信众参与的道士圈（玉真公主、吴筠），作为诗人参与的文艺圈（李龟年），作为剑客加入的豪侠圈等，这些人组成了李白的强大朋友圈，使得那些对李白心怀妒意的人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动手。
然而李白的朋友圈虽然震慑了大部分别有用心之人，但李白真正的敌人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事实上那个人已经蠢蠢欲动多时，只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像李白这种终日放浪形骸、天性厌恶被管制的人，身上可以用来批判、弹劾的地方简直不要太多。
所以，天宝三载（744年）三月，入职不过一年半的翰林待诏李白主动提出辞职回家。
关于李白迅速去职的原因，很多传记和文学史教材都认定是遭到了朝中权贵的谗毁，而讲得具体一些，则是太监高力士从中作梗。
据说，李隆基有一次紧急召见李白，让他为自己起草一篇重要文件，巧的是，李白又喝多了，写到兴致盎然时突觉脚下不适，便举起脚来随口呼唤站在近旁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平日里八面威风的高力士自然是十万个不愿意，但碍于形势，只得屈尊给李白脱了。此后，每每想到这段经历，高力士便深感羞耻，终于找了个机会，让杨玉环认定李白进献给她的那首《清平调》是在暗讽其生活作风有问题，从而成功挑拨了杨玉环和李白的关系，并借杨玉环之手顺利将李白驱逐出了朝廷，赶离长安。
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李太白醉酒草诏戏力士”的最初版的故事。
只可惜，这就是个故事而已。
我平常很少爱跟野史较真儿，即便看到有明显的错误，大多数时候也是自行脑补纠正，然后一笑了之。然而这一次却要例外了，毕竟这是个流传范围较广、影响人数较多的错误，而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应该较真儿把这事讲清楚。
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记载最早应该是出现在李濬的《松窗杂录》或是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
《松窗杂录》记载脱靴一事发生于“开元中”。“开元”这个年号统共用了二十九年，杨玉环开元二十二年才成亲，三年后被李隆基充入后宫，故脱靴一事发生于“开元中”显然不符合逻辑。即便是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开元中”理解成广义的开元年间，那也不对，因为李白是天宝元年的下半年才入宫侍从的。退一步说，即便高力士真的有意驱逐李白，以他当时的权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大可不必大费周折再假借杨玉环之手。
所以，这个记录很有问题。
相比之下，《酉阳杂俎》的记录看上去倒是更可信些，至少没犯时间错误（因为根本就没提事发时间），逻辑上也比较顺畅（没有提高力士找杨玉环的事），不过鉴于其作者是晚唐时人，还是当时著名的志怪小说家，尤爱记录甚至编造些荒诞无稽之谈，因而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就要打个问号了。
客观地讲，高力士的人品不错，用史书上的原话讲，是“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因而不论是张说、张九龄还是后来的李邕，这些贤相名臣对为人谦逊、处事低调的高力士都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其中张说更是为其养父高延福、生父冯君衡、生母麦太夫人三撰碑铭，对高太监的教养推许备至。
高力士平素一向低调，从不搞出位、惹事情，这样的一个人，李白不至于无端启衅，给自己找麻烦。
而从李白供职宫中期间写下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李白虽然看似狂放不羁，实际上一直小心翼翼，对待其他官员时态度尚且很是谦恭，更何况他面对的是在皇帝身边红了十多年的高力士。
坑害李白的嫌疑人名单中，杨玉环和高力士这两个名字可以画掉了，考虑到杨国忠这会儿还没出头（有种说法是杨国忠为李白研墨），李白到底是一介词臣，没成什么政治气候，还碍不了李林甫的眼，因而杨国忠、李林甫的名字也可以画掉了。既然不涉及私人恩怨，就肯定涉及现实利益。就是说，李白如果走了，他将是现实受益者。这种受益者基本上可以锁定为李白的同行，虽说看起来人数比较多，范围很广，但具备足够能力的很少，只有一个。
这个人就是张垍。
张垍，河南洛阳人。他和李白可谓老相识了，早在开元年间李白第一次进长安时，两人便已有交往。当然，那一次李白特意去拜见的并不是张垍，而是张垍的老爹——张说。
虽说已经退居二线，但张说的影响力依旧很强，不但在当时的政坛一呼百应、掷地有声，在当时的文坛也是如此。而且李白还常听人说起，张老相爷为人很好，特别是喜欢提携后辈才俊，为国选材，于是很多初来长安的年轻人都会前去拜访张说。
可惜，李白来得很不巧，恰好赶上张说卧病在床，无法会客，于是张说就安排次子张垍来见一见这个年轻人。
说实在的，张垍起初并没有把眼前这个人放在眼里，这也难怪，张垍不仅是相爷家的公子，而且不久前还娶了宁亲公主（后改封齐国公主）为妻，成了圣上的乘龙快婿。虽然他仍旧是在翰林院供职，但谁都不怀疑，此人的飞黄腾达不过是时间问题，对此张垍本人也深信不疑。可是，在读完李白奉上的诗歌作品的那一刻，张垍第一次对自己的远大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难以置信！世上竟有人能够写出这样飘逸潇洒而又雄奇豪迈的诗句！
自诩继承了父亲张说创作基因的张垍当场就被诗中蕴藏的宏大气势给镇住了。
但他不愧是老狐狸张说的儿子，在愣了几秒钟后，立即就恢复了常态，同时一个极为清晰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闪过：绝不可让此人在京城站稳脚跟、施展才华，否则他将成为自己升迁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家父身体不适，不知何时方能康复。时间久了，恐怕会耽误兄台的前途。这样吧，据我所知，玉真公主也是爱才惜才之人，她现下正在终南山的别馆修行。兄台可以前去终南山找公主，请她出面向圣上举荐你。”
到底还是年轻，很傻很天真，李白并不知道其实玉真公主已经有好几年不到终南山去了，听了张垍的话，他带上自己的诗稿就上路了，至于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悻悻而归。
骗走了李白，张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危机暂时解除了。
可是，张垍做梦也没能想到，十几年后，当年那个傻小子居然又杀回来了，而且还是玉真公主亲自推荐，奉旨入京直接面圣！
自打李白被皇帝钦点入职翰林院后，张垍深感自己的压力骤然大增，他深知李白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文学天才，以自己的那点墨水和灵感，无论如何都难以与这种天才抗衡。所以，不用比，张垍就清楚，自己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实在不能在专业领域战胜对手的情况下，张垍的选择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采取不怎么见得光的办法将对手赶下擂台。而张垍能想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办法便是在李隆基的面前说李白的坏话。
在外人看来，李白的身上有着太多可以拿来说事的地方，比如终日酗酒、恃才傲物、不遵礼法等，但张垍不这么看，因为他很清楚，拿这些事来说不但不会给李白减分，反而还很可能起到反效果，让皇帝更加喜欢李白这个人。因为李隆基本就不是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是他李隆基在做皇帝了。所以，要另辟蹊径，选择更好的点，来发起攻势，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彻底赶走李白。
那么该怎么说才好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索，张垍终于发现了李隆基神经上那个最为敏感的点。
这个点就是他与杨玉环间的关系。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这种感情，即使是放到今天，估计也会迅速登上热搜前三名，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与议论，更不用说在思想还相对保守的唐朝。而作为天子，李隆基更加清楚人言可畏的道理，更何况这个时候寿王李瑁还在三年的守孝期内，不便婚娶，要是他与杨玉环的亲密关系被流传到宫外，后果不堪设想。
虽说皇帝私纳寿王妃的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不过出于对皇帝威严权势的畏惧，大部分知情人都会对此保持沉默，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宫闱秘事还是流传了出去，并通过皇帝的耳目传到了皇帝那里。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皇帝很在乎，也很愤怒，因此当他被告知向外传话的是贪杯嗜酒、口无遮拦的李白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容忍的。自此之后，李隆基开始有意识地逐渐疏远了李白，不再让他跟随自己参加宴饮活动。
李白虽然酒不断饮，但脑子还是清楚的，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觉察到了皇帝的不满，而经过打听，他也弄清了自己被冷遇的原因以及那幕后的黑手。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白因被张垍诬陷曾醉中泄露禁中事机，而遭皇帝疏远，终至放逐，并不是我的个人猜测，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李白自己说的。
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离开长安许多年后，李白在和自己的超级崇拜者魏颢喝酒聊天时曾谈及此事，并直言不讳地声称皇帝本来许诺让他做中书舍人，他最终却因为张垍的排挤被逐出京。
魏颢是一个有爱写文章的习惯的人，特别是对于李白跟他说过的话，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会牢牢记在心里，所以他在《李翰林集序》中留下的这一记载成为研究李白生平的重要资料。
至于更具体的放逐原因，则是由与李白家族有着通家之好的范传正进行了点明。
在范传正所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有这样几句话：
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
这番话可以说是委婉地道出了真相。李隆基开始嫌弃李白，完全是因为李白“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
当然，要看懂这关键的一句，必须进行解码，搞清“温室树”是什么意思。
所谓“温室树”并不是什么暗语，而是一个典故，讲的是汉代一个叫孔光的大臣的故事。孔光当年掌管机要，经常和皇帝、三公重臣一道议事，但嘴很严，以至于家人打听温室殿（西汉君臣议事的地方）旁种的是哪种树，孔光都保持缄默，并不回答，所以后世就用“口不言温室树”来形容人能严守纪律、守口如瓶。
这一点，以李白的性格，显然做不到，而素来有着识人之明的李隆基也相信李白做不到，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理所应当了。
面对李隆基日益冷淡的态度，李白无从申辩也无法申辩；面对张垍那种身份的中伤者，他想要还击却不便还击。
李白感到很是痛苦，在无尽的委屈和忧愁的环绕下，他只得借酒消愁。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毕竟不是司马相如，他没有司马相如那样灵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是东方朔，做不到东方朔那样超脱飘逸。他只是李白。
还好，他只是李白。
所以，在经历一段迷茫和痛苦后，李白做出了决定：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就这样吧，是时候离开了。
李白递交了辞呈，皇帝没有挽留，这充分说明张垍的工作是到位的，皇帝清人的态度是坚决的。
不过，出于对李白文才的欣赏，李隆基倒是给了李白一笔相当可观的离职补贴，并美其名曰“赐金放还”。这多多少少保全了李白的体面，照顾到了他的尊严，也算是给李白的官场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相信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何李白遭遇谗言攻击的时候，他的那些好朋友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呢？
这个问题我当年也有所思考，经过查阅史料，最终认定原因只能指向两种可能：一、皇帝对于李白泄露宫廷秘闻的事情十分恼火（想当年李隆基的好朋友姜皎就是因为触动这一禁区，被流放而死的），以至于李白在朝中的朋友们都不敢为李白出头（贺知章此前已自请度为道士还乡）；二、在李白那些身份显赫的酒友眼中，李白不过是一个在饮酒时能助助兴的词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都不叫事儿，大家实在犯不着为这么个人出头。
以上到底哪个是事实，不要问我，因为我也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这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还是自主选择吧。
事实上，不管有没有人替李白辩护，李白的去留终归由李隆基的意志决定。现在看起来，李隆基应该确实从没把李白看作重要人物，在他眼中，李白也就是个侍从文人，除了吟诵几首表现花前月下、良辰美景的诗，再无他用，而李白仅是吟诗的水平更高、写作的速度更快、诗作的气势更强而已。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被他认定对大唐国势并无丝毫影响的诗人，居然不久后就将深刻地影响到大唐国势，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这一切，不过源于李白的一个随手之举。
话说拿了安家费离京后，李白再度回归了他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生活。一天，他云游到了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恰巧遇到地方上的军队在处置一个违反军纪的人（据野史笔记记载，其罪名为误烧军粮，故而被判死刑），李白好奇之下前去凑热闹，只见了一眼，便在冥冥之中觉得那个犯人不一般，于是他当即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替此人求情，帮他免去了刑罚，同时还向其上级做了强力推荐。在确定了一切就此完全了结，那个犯人得以戴罪立功后，李白这才飘然离去。
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李白在做这件事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动机，更没打算将此事写进自己的作文或日记里，所以他不会知道，自己这个举动不仅直接改变了他们两个当事人的命运，还间接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因为这个被李白临刑救下的人，名为郭子仪。
十三年后，李白的善良得到回报，不过，这仅仅是这位伟大诗人未来路上的一小段旅程，关于他的故事还会继续，但那是后文要讲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