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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一年过去了，这是1961年清明时节湘西难得的一个艳阳天，和煦的阳光普照着翠绿的山野。沅水仍是那样子绿里泛蓝，汩汩流淌。连安江农校校园里的一株株古树也照常伸展出一树树鹅黄的新叶。大自然生机依旧，并没有见出什么赤地千里的天灾景象。然而，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很不协调的是，山上又拱起一些新坟。
突然，安江农校的古树丛中“砰、砰”地响起一阵枪声，十几只灰鹳随着枪声从树枝上“扑扑”栽落地面，惊起一片哀鸿，仓皇蹿向高空，遥瞰着落难的同胞，凄厉地悲鸣着绕树三匝，然后远远地飞去。
“又有人打鸟了！照这样打下去，鸟都要被打绝了。一只鸟一生能吃掉多少害虫？李老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得很清楚。看来，我们真该去教训教训那些刽子手！”正在学校后园里侍弄秧苗的袁隆平忍不住直起腰来，抬头望了一眼四散飞窜的鸟雀，对正在一旁侍弄果树的同事李国文愤愤地说。
“唉……袁隆平，说起来你这个人也真够有意思的！别人看见我这个右派都像躲避瘟神一样不敢挨边，你却不管人前人后，还一直叫我‘李老兄’，每每弄得我受宠若惊。可是，要说你爱护‘李老兄’吧，你又老是蒙里蒙气专门给老兄我招灾惹祸！大前年你邀我写了一张校长的大字报，弄得我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去年，我出版一本《农作物防虫》的小书得了500块钱稿费，你又怂恿我去买10台超短波收音机。好在我没听你的馊主意，要不，人家说我偷听敌台广播，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现在，你又要我同你去教训那些打鸟的人。你就不想想，如今人们都饿疯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见到能吃的就是命根子。你去制止人家打鸟，不等于是去剥夺人家的命根子吗？弄火了，人家不一枪崩了你才怪！”饱受政治磨难的李国文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李国文是和袁隆平同一教研室的植物保护学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位先生邀袁隆平一块儿写校长的大字报。袁隆平觉得人少了不够好玩，又邀了李国文和另一名同事，四个人一起联名写了一张题为《魏公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方式方法》的大字报，批评当时的校长魏泽颖对干部“不一碗水端平”云云。结果为首的那位先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袁隆平也被点名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李国文则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李国文就曾不服气地找魏校长说：“我参与写大字报是袁隆平邀的，为什么不打袁隆平的右派而打了我？”没想到魏校长却说：“袁隆平自由散漫，但是他思想单纯，不工于心计，在政治上也没有野心，并不反动；你们天天喊要求上进，争取入党，可是，背后却与党不一条心。”
“可是，您不也批判袁隆平走白专道路吗？”李国文悄声争辩说。
“批判是批判，但党还需要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你就应该向他学习。”魏校长最后说，“只要你专心攻业务，有知识为党所用，党还是会赏识你的。”
于是，李国文一边偷偷向袁隆平报告这一惊人的信息，一边就真的向袁隆平学习，一心走“白专道路”，并率先写出了一部专业著作。而当时右派分子一般都没有著作署名权，但魏校长却很爽快地批准了他个人署名出版著作，而且出版社寄来的稿费学校一分不扣，全数归了作者个人。最近还有传闻，说因为他为学校争了光，校党委正准备第一个为他摘除右派帽子。
这件事不仅使李国文大长了见识，而且更使袁隆平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当初也曾因为自己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风暴，最终竟没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大惑不解，直到听了李国文的惊人报告，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政治上的“不求上进”，一方面使许多人误以为自己胸无大志、气短窝囊，形象上未免要受点儿损害；但另一方面，它却使自己避免了卷入那些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暗中算计、设阱下绊的人事纠葛；而自己的心直口快，乱说乱动的猴儿性格，也恰恰足以使人感到他这人思想单纯、胸无城府、心不藏事、不足为虑，从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不存在危险、不发生利争的大好人；反过来，也就很好地保护了自己。
而同时，他也就发现了，有些领导其实还是很宽容的。只要你没有政治野心，一心攻专业，他们内心里并不忌讳，因为他们知道，纯粹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也是有用的。除了不许别人反对他的领导、觊觎他的权力之外，对许多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还是能大度容纳的。因此，他也就知道了，自己在政治上其实是安全的，所以他并不反对任何领导。既然领导容许甚至相当支持自己所进行的大有益于人民的专业研究，那你还去反对他做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不禁为之感到惊喜无比——哈哈，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人，自由散漫，但不反对领导；与世无争，但不缄默；看似窝囊，但志在补天！
心志已定，就连他那政治上力求上进的恋人屡屡催逼他“靠拢组织”，以致最后失去了她，他也不为自己顽强地坚持了自己一贯的处世态度和做人准则而后悔。
而他和李国文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就这样一路延续了下来。李不再怨恨他邀写校长大字报而使自己当了右派，他也不因李去校长面前挤对过自己而责怪李。他们彼此都是光明磊落的，一切都是自然天成。那年月，一般右派分子见人都得矮三分，但李国文唯独在袁隆平面前敢于平起平坐，放胆直言；反过来说，一般人在右派分子面前都可以倨傲三分，而袁隆平却对谁都是一样不卑不亢。因而，此刻，当李国文引经据典地证明打鸟之事绝不可管之际，他也就很快冷静下来，想了一想说：“也是啊。如今连人命都难保，哪里还保得住鸟命？”
“就是呀！所以我说，你还是抓紧搞你的作物增产试验吧。等将来人们都有吃的了，你再叫他别打鸟，他就可能听得进你的教诲了。”李国文思维严谨，说话很有逻辑。他见袁隆平点头称是，便接着说：“去年你那试验就很成功嘛，连魏校长都说你为学校争了光呢！”
李国文说的是袁隆平去年搞的一项无性杂交试验，自从去年吃过曹胖公家的艾叶粑后，袁隆平便开始了一项异想天开的试验。他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试图培育出一种上面长西红柿、下面长马铃薯的新作物，做到一种两收，大幅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并变马铃薯的种薯繁殖为种子繁殖，把大量种薯转作粮食。他还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试图把月光花的优良抗性、耐瘠性和高光合效率转移到红薯上，促进红薯增产，并使月光花的种子变成红薯种子，使红薯也能用种子繁殖。这样，每户农民每年又可以把上百斤的种薯转作粮食。关键时刻，光利用这两项变种，就可以救活多少人命啊！
由于月光花只有在短光照下才能结籽，与红薯的生育期不完全同步，他还不惜把自己的被单和床单扯下来，用墨汁涂黑，给试验作物遮光，弄得人们怜惜不已，齐说他真是个败家子。
结果他当年嫁接的作物却全都喜获“成功”——他在同一株植物的枝上收获了西红柿，根下收获了马铃薯；地上收获了“红薯”种子，地下收获了重达27斤的“红薯王”。这条新闻顿时轰动了全校、全地区，乃至全省。各级领导大加赞赏，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当年，他就被举荐参加了在湖南省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议。结果大家又都说袁隆平撕被单做试验真不失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还算划得来。
只有袁隆平心里在暗暗叫苦——他的试验还才进行了一半，他想要得到的是一批能够投入大田生产的变性作物品种，而不是试验园地里增产的几斤红薯、几颗土豆和番茄。是否真的成功，还要看收获的种子能否把试验作物当年所呈现的双重性状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否则，它在生产上便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一名生产者都不可能年年去给大田中的每一棵红薯或土豆秧苗进行嫁接，那将会得不偿失。现在最终结果尚未可知，就贸然宣布“成功”，如果下年种子不能实现所设想的遗传效应，岂不令人笑话？因而，各级领导的表扬不仅不能给他带来丝毫喜悦，反倒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尴尬之境。
他曾试图向领导做些解释，但总是刚一开口就被领导打断。领导的秘书们频频向他使眼色，故意把话题岔开，显然是暗示他必须保持缄默。因为各级领导都要政绩，谁都不可能有耐心等到下年再去向上级报功。于是，他只好哭笑不得地承受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措辞十分夸张的表扬和奖励。
但科学毕竟是严肃的，他不想自己骗自己。他必须进一步用试验来验证自己的设想是否真能实现。清明节前几天，他把去年收获的种子播到了试验地里。现在，苗圃中已长出了绿茵茵的小苗。他正在小心翼翼地拔除苗圃中的杂草，仔细地观察秧苗的性状。但是，越观察他便越感到情况可疑，因为苗圃里的小苗似已完全恢复了单一的西红柿和月光花性状，连一点土豆和红薯特征的影子都不见。这很可能说明他去年嫁接成功的作物，并没有形成新的物种，它们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还分别是两种遗传机能各不相同的原生态作物，不过是互相借用了对方的器官来获得自身生长所需的养分和能量而已；他所收获的种子，还仅仅是地上的西红柿和月光花种子，它们不带有地下的土豆和红薯的遗传基因，他的试验即将归于失败。因此，听到李国文的夸奖，他不禁扭过头来讪笑着怀疑地说：“李老兄，你不是故意嘲笑我吧？连我自己都看出问题来了，你还在瞎捧场！”
“我嘲笑你干吗？我亲耳听到魏校长赞扬你说，自本校建校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成过你这样了不起的试验。”李国文很认真地回答说。
“屁个了不起吧，我这试验看样子要失败了！”袁隆平自嘲地说，“你看这些秧苗，都是从去年那些无性杂交的试验作物上收获的种子育出的，可它们好像并没有兼具上一代双亲的遗传特征。”
“袁老弟，这也就是你的可爱之处啊。你要是懂政治，今年你就不用继续来完成这个试验啦。因为你的‘成功’早已经载入了领导的政绩档案，你的研究也就可以算是完成了使命，谁还会再来追问你什么种子遗传情况如何呢？可你自己却一定要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这不仅是自找麻烦而且将可能给领导找麻烦吗？”
“这怎么会给领导找麻烦呢？”
“怎么不给领导找麻烦呢？领导已经宣布并大肆表扬了你的成功。你成功了领导有政绩，脸上也光彩。你要是继续试验下去，万一得出个失败的结果，那岂不是要给领导捅娄子，扫面子吗？”
“那科学实验岂不成了专给领导装点门面的花朵吗？”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从客观上看，科学的成果终归还是要造福社会的，但事物往往具有双重意义。因此，该为领导装点门面时总还得装点装点。尤其是已经装点上去了的，你就更不能又给人家摘下来呀！你自己可以不要虚名，可人家不一定跟你一样啊。”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事儿嘛……嗯，这事儿，当然现在要补救也还来得及。你只要把眼下这些苗子全部铲除，从此不再提起这个试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李国文对袁隆平诡秘地笑着说。
“那怎么行呢？我自己还想确定地看看它们长大以后的表现呢！”
“那……你就留下少量几棵秧苗，移栽到一个无人注意的地方去，自己悄悄观察就是了。反正到时候，成功了你就叫，失败了你就丢。”
“天哪，怎么你老兄懂得那么多的人生机谋？怪不得人家要打你的右派，你这人太狡猾了！”袁隆平以一副不可思议的神色调侃道。
“老弟，我这也只配在你面前卖弄卖弄，别人谁都比我懂得多得多，就你这人天真，乐得我给你当一回社会学导师。别的倒无所谓，我主要是担心你会弄得领导不耐烦啊。”
“唉，李老兄，我可得谢谢你啦。这事看来也只得如此了，好在我自己还可以看个心里明白，我自己不骗自己总还算说得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