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逮住”个媳妇

1963年冬，曹胖公总算不负厚望，又给袁隆平物色到了一名门当户对的绝好的姑娘。与以往所有姑娘都不同的是，这名已经二十五岁、名叫邓则的姑娘，原就是他们的学生。袁隆平还当过她的篮球和游泳教练呢。有一回游泳，这姑娘一个猛子扎进深度不够的河水里，脑袋碰在河底的石头上，额上当即鼓起一个包，袁隆平还特意请她和与她一同游泳的同学一起下馆子，为她煮酒压惊。而曹胖公则是她的班主任，对她更是颇多了解。现今，这姑娘就在不远处的两路口农技站当农技员。

由于彼此早有了解，而现实情况又几乎是同病相怜，因而不仅曹胖公介绍起来劲头十足，充满信心，连袁隆平也一听就感到非常称心。他甚至感到惊讶，为什么这么一名知书识礼、端庄漂亮的大姑娘就亭亭玉立在身边，而自己竟一直未能知道？

两路口是黔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就在县城安江镇的旁边，离安江农校也不过几里路。1959年，邓则毕业于安江农校后，即被分配在县农业局属下的这个农技站工作。她是黔阳当地人，1939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她家不过有小量土地出租而已，经济地位并不高。但她的父亲却因当了个并无什么权力的国民党黔阳县党部秘书而在新中国成立时被枪毙。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哥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数年后获释；可1960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又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班房。嫂子不得不改嫁，就剩老母带着哥哥的一个孩子和她相依为命。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像她这样一个有着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外加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哥哥，而且有所谓“血仇”的姑娘，其身份之可怕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尽管她出落得仪态端庄，风度优雅，温良贤淑，能歌善舞，还打得一手好篮球，但仍不免知音难觅。

但她是一个生性刚强、性情爽朗的姑娘，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并没有使她胆怯自卑。她一毕业就挑起赡养母亲和抚养幼侄的重担，堂堂正正处世，不卑不亢待人，热心参与各项公益事业和文体活动，因而在社会和单位赢得了相当友善和宽松的生活环境和待遇。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没有着意把她打入“另册”，对她冷眼相看；但在婚恋问题上，一般瞻念前程的“上进”青年就不能不考虑到政治上的安全而对她退避三舍了。而在这一问题上，偏偏她本人也绝不苟且，纵是“白马王子”难觅，也不降格以求。她持定了一个尺度——自己的爱人必须心胸开阔，眼界宽广，有文化，有智慧，有事业心、责任感。她就把着这个尺度平心静气地等，这么一待下来，眼看就到了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姑娘不嫁，在现时不算什么稀奇。但在当年，那就是“老姑娘”了。同届的同学早已儿女绕膝了，可她却连对象的影子还没见着。

然而，仿佛命运早已有了安排，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必须等到她二十五岁这一年才会来叩响她的心扉。终于，时至1963年初冬，她收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令她耳热心跳的求爱信。

茫茫苍穹

漫漫岁月

求索的路上

多想牵上

一只暖心的酥手

穿越凄风苦雨

觅尽南北西东

蓦然回首

斯人却在咫尺中

当她的眼光落在信尾这首小诗上时，她的眼睛潮湿了——这是她敬爱的袁老师，一位在情感经历上几乎与自己有着一样遭遇的苦命人发出的爱情召唤。这召唤虽然姗姗来迟，但正因为其迟来而益显其宝贵。

袁老师，她可是太熟悉了。毕业后，虽已有四年不常见面，但同学们见面就要谈起他的故事；他的言行举止和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大事小情几乎无一不为大家耳熟能详。他似乎是一个什么隐私也没有的透明人。但显然，他不是一般少女们梦中的那名骑着白马，带着随从，俊美帅气，高贵聪明，而且可以承袭整整一个国家的佼佼王子。恰恰相反，他是一块由自然天光中的紫外线织就的“刚果布”，照他自嘲的说法，那是“一块比卡其布还要扎实的布”；他的脸上打着忧患岁月的紫铜色印记，常年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斑斑驳驳带着一身泥点，每月工资不算低却一到手就吃光用光，除了才学，穷得其他一无所有。

但是，她心里非常清楚，她的袁老师是不可用一般眼光去看待的。他的非凡才华和学养就在他那“油榨”的外衣下熠熠闪光，他那齐天的心志使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特立独行，不屑于与任何势利之辈攀比尘世之短长。在那厚红薄专、崇尚政治的年代里，有多少人会像他那样不惮古今中外地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修炼专业，如饥似渴地吸纳新知？又有多少中等学校的教学人员能像他那样痴情入迷地热衷于那些苦不堪言的科研实践？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之人，是一个值得一名有眼光、有气魄的女人全身心地去亲他爱他、体贴和辅佐他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优秀的一个男人，多年来却一直在爱情的小道上连连受挫。有的人不屑于爱他。有的人不敢爱他。有的人又爱他又忌他，像是猴子捡到一块姜，丢了舍不得，吃下又怕辣不过，最终还是弃之而去。以至于经过一路波折，这颗孤苦无依的蒙尘的心灵，竟然漂泊到了她这个过去简直不敢有此奢望的苦命女人面前！

她双手捧起这颗宝贵的心灵，暗自庆幸在那极端困苦的非常岁月，自己总算没有轻易把自己贱卖了。那年月，一块手绢就可以叫一个女人为之动情；一担红薯就可以换回一个媳妇。而她就凭那每月二十九块五毛钱的工资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活，为保持自洁而拒绝了一切需要付出回报的接济。天大的困苦居然也就这么挺过来了，以至于终于有了今天的收获。想起这一切，她不由得一时间百感交集……

“您，真的……爱我吗？”终于有一天，趁着看完电影袁隆平送她回站的幽静时刻，她羞涩地对已经欣然来到农技站看过她好几回的袁隆平悄声问道。

“那当然，我觉得你是老天爷特意留给我的最后一块瑰宝。”

“所以您就迟迟不来找我。反正老天爷暗示了您，还有这么一块下脚料在这里等着您，到您别无选择时，就用她来做最后的凑合。是吗？”

“你可别这么说！我之所以一直没来找你，是因为你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对象。她后来把我抛弃了，我还一直期望她能回到我的身边。但现在，她已经身为人母了，因此……”

“因此您就对她绝望了，是吗？”

“应该说是吧。”

“那曹老师还给您介绍过别人，您为什么也没有想到我呢……”

“啧啧，真奇怪，你们怎么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这么清楚？”

“您别以为有什么东西能够骗过我，该坦白的您就全都主动坦白吧！”

“那曹胖……哎，不不，曹老师，他也没早给我介绍你呀！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学生全都成了家呢。”

“您看，您都对我那么粗心，还说，还说……爱我呢？”

“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不信，我都想亲亲你呢。”袁隆平一时嘴拙，不知该如何表白是好，情急之间，突然就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好办法。

“哎呀，您可别乱来，叫人看到影响多不好！”邓则登时吓得左顾右盼，缩成一团，低声请求说。她毕竟是一个湘西山姑，平时跟年龄相当的男人握一下手都要打上三个冷战，更别说接吻呢。虽说这时候，其实她非常乐意让这胆大包天的袁老师把她搂在怀里热热地亲个够。

“唉——看把你吓的！我们都大男大女了，谈情说爱天经地义，有什么影响不好？”袁隆平倒大大方方地笑了起来。不过，他还是忍下了，没有勉强她，只是进一步开导她说，“得，反正今天时间已晚，我就不回学校去了，干脆就住在你这里，我就是要扩大影响。”

“那……好吧，我去请隔壁同事小孙把他的房间让给你住一夜。”邓则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同意了。

一会儿，当邓则交涉好借宿事宜重新回到自己房间时，问题又倒了过来。

“你真的爱我吗，邓则？”袁隆平问。

“那……当然，我也觉得好像是老天爷特意把您留给我的。”邓则还有些腼腆，但比先前已大方多了。

“那你为什么早不来找我呢，也因为我是一块下脚料吗？”

“您那么受人尊敬的老师，我怎么敢高攀呀？”

“我有什么可爱的？年龄都比你大了八岁，已是个半老头了。”

“俗话说，‘宁愿男大十，不要女大一’，您还没大十呢！再说，您这人总是童心不灭，我怕您将来到了八十岁还是个老顽童呢。”

“那我还很‘油榨’，还是一个‘刚果布’呢。”

“照我想象，您过去恐怕就曾经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白马王子’。后来条件变了，可您并没有刻意去像常人一样安排生活，而是把志趣和精力全放在了创建一个新的‘王国’上。这样，您就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油榨鬼’和‘刚果布’了。因此，您这‘油榨鬼’，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不拘小节、充满了创新活力的‘白马王子’。”

“天哪，你什么时候学会用X射线的眼光看人啦？看你把我恭维得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我真巴不得……”袁隆平抑制不住满腔澎湃的激情，情不自禁就想搂过那梦寐以求、望断天涯才终于找到的旷世知音，亲她个物我两忘。然而，刚要张开臂膀，他又忍住了——这毕竟还是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他不能让一个把自己看得跟“白马王子”一样高贵的姑娘感到为难。于是，强压住满腔激情，他摊开两手苦笑了一下说：“嘿嘿，得了。我们还是各自睡吧，晚安！”

“嗯，我们各自睡吧，晚安！”

转眼到了1964年春节，照常规袁隆平该回重庆与父母团聚。然而这一回，曹胖公却把他拦下了。曹胖公说，今年春节黔阳地区要举行全区职工业余篮球比赛，李代举是裁判长。因邓则将作为黔阳县女队队员参赛，他已把女子组的比赛安排在本校礼堂进行。届时，便可趁邓则返校赛球之机，把婚事办了。这叫作速战速决，以免恋爱旷日持久，甚而事久生变。

“这怎么行啊？这事我还没跟邓则商量呢。”袁隆平起初感到有点不妥。

“商量个屁，你都三十四岁了，有了称心如意的姑娘赶快逮住做了老婆为上策！”

“那……就这样发动突然袭击，把人家逮住，恐怕有点不道德吧？”

“唉……‘刚果布’啊‘刚果布’，像你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啊？”曹胖公不禁连连摇头，大不以为意地说，“所谓‘逮住’，也不过就是个形象说法罢了。还真能把人家绑去结婚吗？我们可以临时动员她自己同意嘛。有什么不道德的呢？”

“行，照你这么说，那能‘逮’就‘逮’吧！我又何尝不想早点把婚结了呢？”袁隆平终于点头说，“反正一切有你这大媒人主持，我就乐享其成啦！”

“这话算说对了。要不，还要我这大媒人干什么呢？”

正月初五，一场大雪纷纷扬扬，把大地装点得一派素洁。比赛第一天，李代举安排黔阳县女队轮空。于是，穿着一身火红运动服的邓则便被曹胖公等人从训练场请到了袁隆平的单人宿舍。

袁老师虽是旧师长加新恋人，但他的房间，她还是第一回进去。不过，就算不进去，她也能猜出里面是什么样子。有关袁老师的逸闻雅事说：小时候，他曾因为一只鞋带打成了死结，保姆杨妈给他洗脚时解了一阵没解开，结果他不仅懒得洗脚，连鞋也懒得脱，就穿着这只鞋爬上床睡了一夜。参加工作独立生活后，他虽然学会了把脏衣服扔到水里过一遍，但每回衣服脏了都要过这么一遍水，他也不胜其烦。因而近年来，他终于找到了两个少洗衣服的绝妙办法。一是花两毛钱请人把最显脏的上衣领口翻个面缝好再穿；二是他发现好多学生有布票却没钱买衣服，于是灵机一动，便拿出那些穿过几次不愿再洗，或不易再洗干净的衣服去跟学生换布票，再拿布票去买新衣。这样，学生不用花钱就可得到一件很不错的成衣，只要费力洗洗就行。而他则不用再费神洗濯就可以买到一件干净的新衣，只要多花点钱就行。正所谓你我两便，皆大欢喜。由此，自然不难想见袁老师的雅室风光了。

进得房来，果然一切都不出所料——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除了一桌一床一只旧衣箱一把木椅和临时搬来的几张学生课凳之外，其他家具一无所有，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一只饭碗和一双筷子搁在衣箱上，牙缸脸盆牙膏肥皂盒都扔在进门的墙根地板上，旁边还乱七八糟地扔满了臭袜子和换下没洗的脏衣服；一张单人床上一边高一边低地挂着一顶小小的学生蚊帐，帐顶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床上横七竖八地扔满了书籍，可见每天夜里，房主人就是把自己埋在这些书本中间睡觉的。看到这番场景，她不由得会心微笑了一下。

曹胖公事前曾吩咐袁隆平把房间收拾收拾，但袁隆平除去外面加搬了几张小方凳来之外，竟什么东西都没检点好。因而曹胖公不免有点担心邓则皱眉头，见邓则脸上泛起了微笑，他一颗悬心才落了肚。于是，又是让茶，又是递橘子，又是剥柚子，殷勤有加。

邓则礼貌地点头谢过，先转身拿起脸盆去装水洗手。没想到一装上水，脸盆就像伢伢撒尿似的射出一线漏来。

“哎呀，袁老师您这脸盆怎么也漏了？”她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惊叫了一声。

“没关系，没关系，它只一边漏。你把水侧向不漏的那一边，它就不漏了。”袁隆平倒像是原谅别人的缺陷似的连说没关系。

曹胖公转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只得尴尬地嘿嘿一笑。

一会儿，邓则洗过手，走过来坐在桌子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便随意问：“袁老师，好像刚听您说要回重庆过春节，怎么没去呀？”

“不错，我是说好要走的。可是，曹老师说要我留在这里趁便‘逮住’你。”袁隆平竟又顺口泄露了曹胖公策划的天机。

邓则显然一时未能理解，因而瞪大眼睛疑惑地问：“什么？趁便‘逮住’我？”

曹胖公见情势危急，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还来不及再瞪上袁隆平一眼，便赶紧接上话头，故作轻松地哈哈笑了两声说：“哈哈，邓则，你别听他胡说。我原是说，人家邓则毕业多年第一次回学校打球，你袁隆平还不留下来好好欣赏欣赏？而且，你巴掌拍响一点，毛巾、茶水递殷勤一点，说不定人家一高兴，当场就让你抱去把婚结了呢！”

“嘻嘻，老师们真会开玩笑，我还以为你们要把我‘逮’去枪毙呢。”邓则也笑着说。

“不过，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来了，邓则，我倒真觉得不如干脆，你先和袁老师立刻就去办了手续。那样，袁老师再来为你和你的队友们做球场服务也就方便多了。”曹胖公见气氛祥和，便又峰回路转，及时把底牌抖了出来。

“那……怕不行吧？我总得先请示我们领队呀，他要不同意呢？”邓则不无忧虑地说。

“那没关系的，李代举老师早跟你们领队说好了！”袁隆平忍不住兴奋地说。

“唉，‘刚果布’，你就老实坐着吧。现在是班主任说话的时候，没你多嘴的份儿！”曹胖公终于忍无可忍地直骂了他一句，但随即又说：“不过，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连我妈妈都还不知道呢！”邓则仍有点为难的样子。

“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母不也不知道吗？”袁隆平竟又不由自主地插上了一句。

“不错，这回他说得很好！”曹胖公无可奈何地看着袁隆平摇了摇头，但随即又笑起来称赞他说，“现在的青年都是婚姻自主，双方父母随后报告，老人家还不一样得笑眯了眼？”

“既然这么说——这么说，那行就行吧。”邓则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就在这个瑞雪纷飞的日子里，新娘邓则穿着一身火红的球衣，踏着松软洁白的雪毯，走进了新郎袁隆平的洞房，带着象征纯洁的银白和象征兴旺的火红，给这个贫寒的小家，绘出了第一幅温馨幸福、美满祥和的动人图景。

同事们飞快地送来并帮助挂起了新蚊帐，缝好了新被面被单，铺好了新床单；女体育老师周琼珠还专门给新娘送上了一双绣着蝴蝶花的新平绒布鞋；曹胖公除参加同事们集体贺礼之外，还单独慷慨献上50元，买来糖果糕点招待大家。在校长的亲自主持下，一场简朴而热闹的婚礼，直闹到夜半更深才曲终人散。

“嘿嘿，真对不起啊，邓则。就这么匆匆忙忙地把你接进房来，连一件新衣、一双新鞋都没来得及给你买呢。”等客人散尽，袁隆平关上房门后，转身笑着温情地对新婚妻子抱歉地说。

“新衣新鞋我都不要。我也就有点奇怪，您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新娘情不自禁地偎入新郎的怀抱，娇憨地说。

“这你还想不到吗？大家都怕我太‘油榨’，久而久之使你不悦；特别是怕你看到我房间的窝囊场景后，回去会反悔。所以就……”

“所以就赶紧在这里把我‘逮住’，是吗？”

“是的，你不会为这个生气吧？”

“是的，我不生气，我很喜欢这样。不过，我还要问您，您真的这样害怕失去我吗？”新娘继续追问。其实，答案她已经能想到，但她还是乐意再听一遍，因为这将是一种何等令人心醉的享受啊！

“是的，我已经说过，你是上帝留给我的最后一块瑰宝和唯一的知音。失去了你，我就再也不会有爱了。”

“您能这样看待我，我感到很幸福。不过，您知道吗？爱情可不是靠一纸婚约所能‘逮住’的啊！”

“我知道，我会天天着意培植她，我会干出很大的事业和成就来报答她的理解和爱。”

“那……嫁给你，我真太幸运了……”

“我也非常幸运，非常幸福……”

灯熄了，这一对久被世俗眼光所抛弃的爱情孤旅，终于在甜蜜的拥吻中安详地感受到了爱的皈依，彼此都饮下了对方幸福的泪水。

一觉醒来，天已透亮。邓则轻轻“哎呀”了一声，连忙挣离新郎的怀抱，就要翻身起床。袁隆平似醒非醒地睁开眼瞟了一眼窗子，又把她一把揽进了怀里，口里梦呓般地喃喃：“嗯，还早。今天上午你没有比赛，再睡一会儿。”

邓则犹豫了一下，还是挣开说：“不行，还是起吧。起床太晚了，影响多不好。”

“嘻嘻，你这人怎么什么都怕影响？现在我们都是夫妻了，你还怕？”袁隆平不禁被她逗笑了，于是也就跟着她坐起穿衣。

“俗话说，人言可畏嘛。所以影响很重要，我们得事事注意才对呢。”虽说结婚才一夜，她已经很自然地开始使用“我们”这个概念来思考问题了。是的，现在他们的心灵和血肉都已融合在一起了，无论什么事都不再是一个人的了。说着，她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新问题，忽然侧着头天真地问：“哎，你说我以后在外面该怎样叫你呢？”

“你就叫我亲亲哥哥嘛！我最喜欢听啦。”袁隆平故意逗趣说。

“嗯——你坏！”邓则撒娇地在新郎胸口轻轻捶了一下，接着催问，“你正经说嘛。我真感到为难呢。要说像别人一样叫你袁隆平吧，可你那老师的形象又总在我心里抹不去，我总觉得有点叫不出口；要说还叫你袁老师吧，可你已经是我的老公了。”

“你真是一个无事愁啊，这也用得着伤脑筋吗？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好啦。”袁隆平忍不住又抱过新娘亲了一下，接着说，“不过，你那个名字，我倒真想给你改一改。你看，你那个‘则’字多不好听，没准儿人家还听成个‘贼’呢！”

“那你说怎么改呢？”新娘歪着头问。

“我想你还是叫‘邓哲’好了。‘哲’字有聪明的意思，还有博大精深的意思。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叫作‘哲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和叫哲学。你还算聪明，能从‘油榨’的外衣里看出‘白马王子’的骨相，你还懂得事事处处注意影响，差不多就该算是一个‘哲人’了。”袁隆平亦庄亦谐地赞美着他的新娘，深情无限地说。

“你这完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有你这样吹捧自己老婆的吗？真是厚颜无耻。”邓则虽口里否定，但心里其实很欢喜，故而笑骂过后，就接着说，“不过，这个‘哲’字的意思确实太好了，我很喜欢用这个名字。今后就算是用这个名字自勉吧！”

于是，邓则便摇身变成了邓哲。

早餐时间，新郎新娘双双来到学校食堂各端回了一份钵子饭。

1964年，虽说饥荒已经过去，但离温饱少说也还得再走二十年的艰难历程。因而，学校食堂的钵子饭米粒发黄，干硬粗糙，大锅菜缺油少盐，寡淡无味。于是，袁隆平边吃边开玩笑说：“你跟着我第一顿饭就亏惨了。要是到城里运动会上去吃运动员伙食，那比这里少说也要强十倍。”

“这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我希望不要永远这样，下一步就看你的杂交水稻了。”

“说起杂交水稻，我倒记起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呢。我梦见我种出了一片杂交水稻，它们一株株长得跟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还牵着你的手坐在稻荫底下乘凉呢。”袁隆平神往地说。

“可是，醒来之后却带着老婆去吃钵子饭，这大概就叫一枕黄粱再现吧？”邓哲取笑他说。

“但是，你放心，‘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不过，当年列宁承诺的是红色革命的成功，可我今天承诺的是绿色革命的成功。”

“哎呀，看你瞎说到哪儿去了！”邓哲听他漫不经心地把自己和革命领袖相提并论，还扯出个什么绿色革命的奇谈怪论来，登时就吓得汗流浃背，急忙用手去堵他的嘴，说，“你怎么敢把自己和列宁扯到一块儿？人家要红色革命，你竟要绿色革命，这不是跟革命领袖唱对台戏吗？你简直是不要命了！”

“嘿嘿，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呢。绿色革命是近年来国际上对水稻半矮秆化的一个称谓，所以我觉得我搞杂交水稻也是绿色革命。它在我们中国可以与红色革命相辅相成呢！”袁隆平自知“冒昧失言”，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辩解说。

“国际上的奇谈怪论多着呢，《人民日报》上没见登的就不能瞎说。”

“《人民日报》我都没看呢，学校组织读报，我就桌面上放一张报纸，桌斗里藏一本专业书，样子像是看报，实际上是看书。”

“怪不得反右那年人家说你走白专道路呢，你这样不讲政治多危险呀！尤其是说话不注意，俗话说，祸从口出啊。”

“我就这点做不好。记得大前年，我在学校遗传学教研组讨论问题时，谈起农业‘八字宪法’。我说‘八字宪法’只说到‘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可是作物生长与时令节气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还应该加一个‘时’字。没想到旁边一位女老师当即就批评我说，‘八字宪法’是毛主席制定的，谁敢随便加字减字？”袁隆平连连摇头说，“可我哪知那是毛主席制定的呢？我真有点后悔不该说啊。”

“哎呀呀！”邓哲有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今后，除了专业话题，凡是你不十分了解的问题，你就别说，好不好？你要再乱说，看我不拿根针把你的嘴巴缝起来！” oXd5fHLFEMv6YQcAMsB0NvTyca0BcrNNkr6CbbOQyfhTEB+A7ZdF0lOVUPQc+P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