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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伦敦西北部的戈尔德斯格林和克里克伍德两个街区之间，是那种在欧洲和美国很常见的位于郊区街道上的房屋。这里是新发展起来的。如果你看1920年该地区的地图，会发现这里曾经是一片农田。我的半独立式房屋的地基就在一块田地中间。你还能从地图上看到一条马道，不过现在它已经变成一条便道。之前就存在的几扇大门和树篱现在成了社区的分界线，往北几百米处曾有一家铁匠铺。
仅仅几年后，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变化。拿起一张1936年的地图，你会看到农田已经成为我每天走过的街道。那家铁匠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机械车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砖砌房也已经整齐地排列起来，而且从此以后就没有搬迁过，当然，那时这些房屋可能还没有这些奇特的玻璃装饰。这是一次非凡的转变，反映了一种公认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出现。
19世纪80年代之前，伦敦人的生活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马匹在街道上穿梭，留下一堆堆粪便；大多数家务活是靠双手来完成的；大部分人居住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拥挤的贫民窟中。但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关键技术开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5年，伦敦市中心街道的照片上不再有马匹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和公共汽车。电网系统可以将电力从燃煤发电站输送至办公室和家庭。电话线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因此可以与远方的朋友交谈。
这些变化也引发了社会剧变。随着现代生产体系的发展，包含现代人熟悉的福利条款的全职雇用合同也出现了；通勤也伴随着新的交通方式产生了；工厂的电气化促进了拥有知名品牌的大公司的崛起。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如果利用时光机穿越到19世纪80年代，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熟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回到20世纪30年代，就会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
这20年的转变反映了技术带来的戏剧性突变。自从燧石斧和木制挖掘棍棒问世以来，人类一直是技术专家。我们力求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因此开始制造工具，发明各种技术。一直以来，这些技术使人类能够重新定义周围的世界。借助这些技术，人类耕种农田，建造房屋；在陆地上旅行，在天空中飞翔，在太空遨游；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人们逐渐放弃了游牧，乡村逐渐形成，最终城市得以出现。
但是，正如当年那些生活在伦敦西北部的祖辈们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开发的技术可能会使社会朝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当一项技术腾飞时，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会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工作、战争、政治，甚至我们的举止和习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一句话就是， 技术对定义我们生活的其他力量来说并不是“外生的”，技术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融合在一起，而且往往是以戏剧性和不可预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技术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与更广泛的力量融合，有时进展缓慢，有时会导致快速和剧烈的转变，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分析。复杂性科学这一新兴学科试图弄清楚复杂系统中不同元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例如，不同物种如何相互关联从而构成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终极“复杂系统”，它由无数不断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包括个人、家庭、政府、公司、信仰和技术。
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意味着系统某个区域的微小变化可能会波及整个系统，而且这些变化可能充满混乱、非常突然、影响深远。 [1] 即使我们对系统的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想要确定这些涟漪最终可能会在哪里结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新技术可能首先会导致微小的社会变革，但这些微小的社会变革最终会演变成重大的社会变革。
当这些涟漪（或复杂性科学术语中的“反馈循环”）开始蔓延时，人们会感觉不舒服。我们只需看一眼20世纪初的报纸，就会发现突然的变化会引发大众的焦虑。你只需快速浏览一个世纪前《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就会发现，当时的美国人对电梯、电话、电视等技术感到非常恐惧。 [3]
当然，乘坐电梯时感到紧张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技术创新揭示了人们对变化发生速度的恐惧。我们凭直觉知道，技术变革很少会局限在一个领域内。电梯使建造更高的建筑物成为可能，由此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布局和经济形态。电话使联系变得更容易，因此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一项技术腾飞后，它的影响无处不在。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时期。最明显的标志是人们谈论技术的方式。美国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每年都会针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信任度进行一项著名的调查。该公司向20个国家的3万人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是否对技术发展的速度感到满意。2020年，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变革步伐过快”，相比于5年前，这一数字提高了20%。 [4]
人们很容易做出假定，大众总是觉得技术和社会变化太快了。一个世纪前他们肯定是这样想的，现在他们还是这样想。但本书的观点是，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社会变化异常迅速的时代，而这种变化是由突然的技术进步带来的。21世纪初，工业时代的决定性技术正在发生蜕变。突然间，计算和人工智能、可再生电力和能源存储，以及生物学和制造业的新突破等一些新型创新技术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这些创新正在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迅猛发展。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发展方式，也就是以指数型速度发展。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创新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与前几次技术快速变革时期一样，这些创新的影响波及全社会，不仅带来了新的服务和产品，而且改变了新公司与旧公司、雇主与工人、城市与国家、公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复杂性科学家将系统内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刻称为“相变”（phase transition）。 [5] 当液态水变成水蒸气时，它的化学性质没有改变，但其行为却截然不同。社会也会经历“相变”时刻。有时，人们会感觉变化发生得很突然、很突兀，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影响。我们可以想想哥伦布到达美洲时或者柏林墙倒塌时的情形。
今天，社会的快速重组就是这样一个“相变”。拐点已经到来，我们正在目睹社会系统所发生的变化，一如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
21世纪初社会的快速转型是本书的重点。这是一本关于新技术的产生如何变得更快的书，它试图解释这种加速对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但这不是一本悲观的书，书中描述的技术并不一定会带来危害。对我们来说，公司、文化和法律等重要的社会因素，是为了应对早期技术带来的变化而出现的。人类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人类的适应性。当快速的技术变革到来时，它首先会带来动荡，然后人们学会适应并且最终学会如何创造繁荣。
然而，我之所以选择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目前缺乏理解技术变革的精确词汇。当你看新闻或阅读来自科技之都硅谷的博客时会发现，很明显，人们围绕科技的公众对话是有限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世界，但关于这项技术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误解无处不在。
在我看来，我们在谈论技术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本书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人们对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存在误解。我们经常假设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类，它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力量，并不反映创造它的人类的偏见和权力结构。在这种表达方式中，技术是价值无涉（value-free）
的，它是中立的，由技术使用者决定它是用于行善还是作恶。
这种观点在硅谷尤为普遍。2013年，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写道：“技术是中立的，但人不是中立的，技术行业的这一真谛将会在嘈杂声中迷失方向。”
[6]
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
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医生，还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科学家的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的创始人。他写道：“虽然计算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伟大的自我赋权工具，但它仍然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和所有工具一样，基本上是中立的。”
[7]
对那些发明技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省事的概念。如果技术是中立的，它的发明者可以专注于他们的小发明。如果这项技术开始产生任何潜在的影响，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社会，而不是它的发明者。但如果技术不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已经嵌入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或权力体系，那可能意味着它的发明者需要更加慎重。我们可能希望更谨慎地管理或规范技术人员及其创造。这些规范可能会成为麻烦。
可惜，对这些工程师来说，他们对技术的看法是虚幻的。技术不仅仅是用户应用（或误用）的中立工具，它们还是由人创造的，这些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计他们的发明。如果说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那么工具也是按照设计者的形象创造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经常会再现已经存在的社会权力体系。比如，我们的手机被设计成更适合男人握持。许多药物对某些人种的效果较差，因为制药行业经常会为某批特定客户开发治疗方法。当我们构建技术时，我们通过将这些权力系统编码到比人类更难以捉摸、更不负责任的基础设施中，从而使这些权力系统更加持久。
所以本书并没有把技术作为一种抽象的力量来分析，没有把它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本书将科技视为人类创造并反映人类欲望的东西，虽然它也能够从根本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人类社会。本书既关注技术本身，也关注技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相互作用的方式。
我们在谈论技术时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更加隐蔽。许多技术领域之外的人并不会去努力理解它，也不懂如何做出正确的反应。政客们对主流技术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往往一无所知。 [8] 他们的表现与那些试图通过用干草填充汽车的后备厢来为汽车加油的人一样。英国与欧盟于2020年12月达成的脱欧贸易协议将Netscape Communicator描述为“现代电子邮件软件包”。实际上，该软件自1997年开始就已经停止使用了。
诚然，了解新技术很难，需要掌握大量新知识，还需要了解社会现有的规则、规范、制度和惯例。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对技术进行有效分析，需要跨越两个世界。这让人想起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斯诺（C. P. Snow）的著名演讲。他担心文化领域正在分裂为文学和科学两个阵营，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分裂尤为明显。这“两种文化”很少有交集，理解一种文化的人通常不理解另一种文化，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一条“互不理解的鸿沟”。这条鸿沟是由一群“向后看的知识分子”造成的，这些人是一群看不起科技进步、充满艺术气息的牛津、剑桥毕业生。根据斯诺的说法，他们的这种行为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当这两种思维分开时，任何社会都无法进行明智的思考了。” [9]
今天，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尤其是现在，无论是软件工程师、产品开发人员还是硅谷高管，这些技术专家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尤为明显。技术文化不断向新的、危险的、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而另外一种文化无法及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文化对应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世界，大多数评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属于这个阵营。在两种文化之间缺乏对话的情况下，双方主要的思想家都将难以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本书是我试图将这两个世界弥合在一起的尝试。一方面，我将尝试帮助技术人员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看待他们的成果。另一方面，我的目标是帮助非技术人员更好地了解支撑这一快速社会变革时期的技术。
我很愿意研究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这可能与我本人的经历有关。我出生于第一款商用计算机处理器发布后的第二年，当我还是孩子时，正赶上微型计算机时代；我成长为年轻人时，刚好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在大学期间接触了互联网；我还是科技行业的一名专业人士，我在1995年推出了我的第一个网站，那是为英国《卫报》设计的网站。自1998年以来，我创办了4家科技公司并投资了30多家初创企业，它们在千禧年的互联网狂潮中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路透社管理一个创新团队，这个团队为对冲基金经理和印度农民等打造过奇特的产品。这些产品有时称得上出色。几年来，我与欧洲的风险投资家合作，为我们能找到的最雄心勃勃的技术创始人提供支持。我的主要投资对象仍然是年轻的科技公司。作为一名初创企业投资者，我与人工智能、先进生物学、可持续发展、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太空飞行等领域的数百位技术创始人进行过对谈。
但我接受的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训练。在读大学时，我专注于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当然，比较不同寻常的一点是，我还与一群比我聪明得多的物理学家一起上编程课。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关注技术如何改变商业和社会。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曾先后在《卫报》和《经济学人》工作过，在此期间，我发现自己有时不得不向主流观众解释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话题。
我对新技术形式的政治含义特别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是英国电信、互联网和媒体行业监管机构Ofcom的非执行成员。2018年，我成为阿达·洛芙莱斯
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我们一直在研究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对社会的道德意义。
在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尝试跨越这两种文化，并将尝试的过程在“指数视角”（Exponential View）播客中呈现，该播客主要探讨新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该播客是在我的第三家初创公司PeerIndex被一家规模更大的技术公司收购后创立的。PeerIndex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到了大量关于人们在线行为的公共数据中。稍后，本书将详细介绍机器学习技术。我们努力解决了关于这些公共数据是什么以及不适合使用它们来做什么的道德难题。我的公司被收购后，我有了在我的播客中探索这些问题的空间。
“指数视角”播客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撰写本文时，它在全球拥有近20万名订阅者，包括一些全球知名的创始人，以及100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决策者和学者，它使我得以深入研究新技术引发的最发人深省的问题。我通过与播客同名的专题系列，采访了不同领域的100多位名人，他们中有工程师、企业家、决策者、历史学家、科学家和企业高管等。为了完善研究，我在6年多时间里，阅读了成千上万的图书、报纸和杂志文章、博客文章和期刊文章。我估计，在那段时间里，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读了2 000多万字。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本书篇幅并不长。
所有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看起来非常简单。从本质上讲，有关指数时代的观点有两条关键线索。首先，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发明和推广，同时价格也在迅速下降。如果我们将这些技术的崛起绘制在一张表上，会发现它们遵循的是一条指数曲线。
其次，我们的制度发生变化的速度十分缓慢，从政治规范到经济组织体系，再到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将这些机构的适应情况绘制在一张表上，它们将沿着一条直线递增。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现有制度的缓慢适应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所说的 “指数鸿沟” 。或者说，这是新的技术形式及其带来的商业、工作、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新方法与落后的公司、员工、政治和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之间的鸿沟。
当然，这种鸿沟会引发更多问题。呈指数型增长的技术在工作、冲突、政治等不同领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指数型变化能持续多久？它会停止吗？作为决策者、商业领袖或公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指数鸿沟侵蚀我们的社会呢？
我希望通过本书的结构设置将我的答案尽可能清楚地呈现给读者。在第一部分中，我将解释什么是指数型技术，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出现。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由几种新的“通用技术”所定义的，每种技术都以指数型速度发展。这是一个从计算开始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也包括能源、生物和制造业。这一变化的广度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和经济组织时代，我称之为“指数时代”。
接下来，我将探讨指数鸿沟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机构适应速度缓慢，其原因有很多，包括从人们认识到指数型变化心理层面的困难，到大型组织转型本身固有的挑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科技与社会制度之间的鸿沟。
但是，指数鸿沟在实践中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是本书其余部分的重点。本书将从经济和工作、贸易和贸易与冲突背后的地缘政治动态，以及公民和社会之间更广泛的关系等多个领域进行分析。
我们将探讨指数型技术对企业的影响。在指数时代，技术驱动型公司的规模往往变得比传统认知中的更大，而传统公司被这类公司甩在了后面。这导致了赢家通吃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少数超级明星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而其竞争对手则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在我们现有的关于市场力量、垄断、竞争和税收的规则与主导市场的新兴大公司之间，出现了指数鸿沟。
由于这些超级明星公司的出现，我还将揭示员工的工作前景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但现在这些变化的发生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超级明星公司青睐以零工平台为中介的新型工作方式，这可能会给员工带来问题，因为现有的法律和就业实践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工规范。
我们将继续讨论指数型技术影响政治经济的方式，即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领域正在发生两个重大转变。首先是生产制造的本地化：我们在获取商品、制造产品和生产能源的方式上的创新意味着，我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自己所在的地区生产这些产品。与此同时，经济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将使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工业时代的故事是全球化的故事，那么指数时代的故事将是重新本地化的故事。随着世界重新本地化，全球冲突的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各个国家和其他行动群体将能够利用新的对抗战术，比如网络威胁、无人机以及虚假信息等。这将大大降低引发冲突的成本，从而导致冲突更加普遍。新的高科技攻击形式与社会的防御能力之间将出现不匹配。
我们还将研究指数时代如何重塑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富可敌国的企业正在崛起，它们的崛起会令我们关于私营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的最基本假设不再成立。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很多方面正变得市场化。国家层面的对话越来越多地在私有平台上进行；由于数据经济的出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私密细节会成为在网上售卖的商品，甚至人们结识朋友和组建社群的方式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但由于我们仍然固守着工业时代那种对市场作用的看法，因此还没有找到应对措施来防止这些变化侵蚀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指数鸿沟正在挑战人们最珍视的许多价值观。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在本书的最后，我将提出确保人类社会在指数时代繁荣发展所需的概括性原则，比如，使我们的机构面对快速转型更具适应性，或者重申集体所有权和集体决策的力量。我希望， 这本书能成为关于技术如何改变社会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全面指南。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刚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出现，隔离也只会发生在《僵尸启示录》（ Zombie Apocalypse ）之类的电影中。但是，当本书的初稿写到一半时，世界各国开始关闭边境并向其民众发布居家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病毒对其卫生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人们起初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不难应对。数千年来，人们一直通过隔离手段防止病毒传播。隔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词源于黑死病时期，当时水手们必须在船上隔离40天才能上岸。全球经济因病毒而陷入低谷，这提醒我们，有许多古老的问题是目前的技术无法解决的。
但这场疫情也使本书的一些要点得到了印证。病毒的传播表明指数型增长很难控制：病毒悄悄地侵入你的身体，然后突然暴发——前一刻似乎还一切静好，下一刻医疗服务很快就被这种病毒引发的新型疾病压垮了。许多政府，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政府，对病毒的蔓延反应迟钝，这也说明人们对这种变化速度认识不足。
与此同时，在这场疫情中，一些最新技术展现了巨大的力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隔离只有在高速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这些被封闭在家里的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用手机上网上。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年之内，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了几十种新疫苗，这一成就得益于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突破。事实证明，在某些方面，指数型技术让我们看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事件的希望。
最重要的是，这场疫情表明，指数时代的技术，无论是视频通话还是社交媒体平台，现在都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而且这种渗透会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技术变化速度的加快，它与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从人口统计学到治国方略再到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变得越来越稳定。对技术领域和政治等领域进行细致区分将毫无意义，因为技术在重塑政治，政治也在塑造技术。无论是对技术还是对政治进行建设性分析，都需要对两者同时进行分析。除了政治领域，经济、文化和商业战略等领域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由于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反馈循环，人们很难对未来做出可靠的预测。在我写本书时，它的主题也在不断变化，我刚写完一章就需要根据新的技术发展进行更新。这正是在指数时代写作所面临的挑战。
但我希望这本书仍然是一本有用的书，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新技术将带领人类走向何方。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更加先进、快速和多样化的时代。许多定义人们生活的规范和机构，其稳定性正受到这一进程的冲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路线图可以引领人类走向自己想要的未来。
就这本书而言，它不太可能提供一幅完美的地图，但它可能有助于描述地貌，并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 Stefan Thurner, Peter Klimek and Rudolf Hane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omplex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8.
[2] Ricard V. Solé, Phase Transitions , Primers in Complex System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Trouble with a Telephon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5, 1898.
[4] “‘Hobbles’and Dancing; Women’s New Fashions Will Influence Length of Step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3, 1910;“Judge rails at jazz and dance madness,” New York Times , April 14, 1926.
[5] Solé, Phase Transitions , pp. 2–11, pp. 132–136, pp. 186–187.
[6] 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 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 55.
[7] Peter H. Diamandis and Steven Kotler, Abundance: 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 (New York: Free Press, 2014), p. 213.
[8] Chris Stokel-Walker,“Politicians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Tech Companies They’re Supposed to Keep in Check. That’s a Problem,” Business Insider , October 10, 2020.
[9] Charles Percy Snow,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