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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晨
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
晨读书局创始人
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长期停滞或者小幅波动是常态，经济高速增长是非常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习惯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一度超两位数，这是一种线性增长，固化在不少人的记忆中。而从互联网时代开始，增长方式再次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而是呈现一种加速的状态，暴增到不可限量的程度。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指数型增长，或者乘数效应。阿奇姆·阿扎尔的这本《指数型技术重塑世界》对这种增长方式做了深入分析。
指数型增长揭示了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数字智能时代发展的巨大转变。什么是指数型增长？简而言之，指数型增长是三种定律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芯片发展所遵循的摩尔定律：电子产品中的元部件一定会越来越便宜，算力发展从芯片时代一直持续到算法时代。其次是网络经济所遵循的麦特卡夫定律
，即网络的价值与加入网络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其带来的乘数效应更明显。两者叠加起来，就带来了数字经济中的投资的两个重点：在任何一个细分赛道中，先发优势很明显；在任何一个细分赛道中，尽早脱颖而出，利用两个定律叠加形成的规模效益将会更明显。这种叠加产生的恰恰是第三条定律——幂律，即创投长尾所产生的影响力惊人，至少能带来百倍的收益。幂律揭示的是数字经济的风口逻辑——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上天。
如果说摩尔定律强调的是算力的翻番，麦特卡夫定律揭示的是网络随复杂度的提升而释放出的惊人的创新能量，幂律则是技术推动创新、创业发展背后的源动能，其本质就是在数字经济中加杠杆的结果。
在数字世界中，加杠杆就是要利用“网络效应”，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这时候企业的影响力、传播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都很低，企业可以借助这种杠杆来树立自己的影响力，并据此变现。
风投行业（VC）是展示幂律效果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幂律就是快速规模化、推动飞轮、占据先发优势，乃至实现赢家通吃。幂律还可以用期权来解释：做空的收益只可能是股价降到0，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成本就是资金本身，但如果买对，未来的收益没有上限。
当然，在VC领域，尤其是中后期成长基金的加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造王”现象。这种现象一直为人所诟病。那些得到了最大资金支持的企业最终赢得了市场主导地位，而排在第二、第三的企业很可能只能喝汤。最终胜利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企业。“烧钱”模式对整个生态会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事实都不容回避。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演进，三种定律的相互影响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比如在智能数字时代，摩尔定律与人工智能的网络效应进一步叠加。
对比一下100年前的网络效应和当下数字经济产生的连接，会发现网络效应的影响已经有了极大的跃升。100年前，电话公司的用户越多，每个用户可能产生的连接也越多，每个用户的效用呈现乘数级增加，这完全符合麦特卡夫定律的描述。数字智能时代带来了全新的改变，网络平台不仅仅提供连接，还提供海量数据，并利用人工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洞察力。这时，平台的用户不仅仅是使用者，还是大数据“尾气”的提供者，人工智能洞察力的原材料提供者，当然也会是更便宜、更贴心服务的享受者。
这三个定律叠加，催生了指数经济，可以说指数经济是数字智能时代的根本特征。
指数经济具有三大重要特征。
首先是技术的加速迭代，新技术层出不穷。
其次是指数型企业的出现，它们从传统围绕价值链（围绕生产、产品）的企业演变成平台型企业——轻资产、强调匹配和连接的高科技平台。平台型企业因为不再受物理资产的束缚，可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获得爆炸式增长。
最后，它给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带来巨大冲击力，导致指数鸿沟越发明显，分化越发严重。分化体现在几个方面：指数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分化；企业和知识工作者的快速变化与机构和体制的龟速变化之间的分化；知识工作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化。
出现指数鸿沟的例子很多。比如，平台型企业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将工作在平台上分包，解构了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一系列围绕工作的规则：保障（社保）、最低工资、雇用责任等。平台型企业内部的员工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平台型“大厂”的技术人员动辄年薪百万，而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员等在算法的驱使下，无时无刻不在为微薄的收入而奔忙。在指数经济时代，最大的矛盾是工作岗位的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可以享受更高的工资、更灵活的工资结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工资少、工作不稳定。
指数鸿沟本质上是不同发展速度之间形成的差距：一方面技术突飞猛进，以乘数级别增长，另一方面，人的习惯、组织的惯性、制度的更新和变革，却无法及时跟上，两者之间会形成日益扩大的鸿沟。一方面是无形领域内的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物理世界的慢速改变。
当沉浸在指数型增长的快感中时，我们需要不断警惕指数鸿沟形成的这种制度债。制度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只能渐进地被改变。剧变时代之未来不可预测，数字智能时代创新的层出不穷与制度的龟速改变，导致了指数差距，时间一久就会拖累经济的增长。
在企业层面，指数鸿沟也点出了数字智能时代面临的两大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技术变革在加速，这将导致环境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要求企业在剧变的环境中必须不断应对全新的挑战和抓住涌现的新机会。
这种变化给组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要求：第一，没有全知全能的人，没有谁能了解和追踪所有的变化，群策群力变得非常重要，组织需要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集体智慧，我们也称之为众包的智慧；第二，剧烈变化要求组织能够有快速的应对能力，这对由习惯于自上而下开展工作、习惯于执行却缺乏思考能力的个体组成的组织是一大挑战；第三，组织在剧变的时代最看重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组织需要为拥有这种能力的个人和小团队赋能。
由此可以引出转型的第二点，就是越来越多的组织都将变成知识密集型组织，而知识经济的运行法则、知识工作者的协作机制，与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组织截然不同。创造力和创新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要释放创造力并鼓励创新，就需要充分调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力。
理解智能数字时代的发展逻辑，需要理解无形经济、知识经济和指数经济这三个相互紧密关联的特点和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