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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时代虽然东西两线战斗不停，但是其核心区河北诸州以及中原大地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于是门阀士族又开始活跃起来。加上“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官的推广，曹魏帝国境内又开始像东汉末年那样，流行给各类门阀士族中的优秀人物搞排行榜。
其中最著名的是“四聪八达”。所谓“四聪”中知名的有夏侯玄和邓飚，“八达”中最有名的是诸葛诞。此外，朝中重臣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个喜欢跟着名士们跑路的小弟被称为“三预”，意思是现在还不算名士，但是因为爹厉害，暂时做个预备名士。有没有想起东汉末年的“八俊”？门阀士族控制的舆论一旦有了机会就立即故态萌发。和当年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一样，他们开始以这种手段直接影响曹魏的官员任免。作为汉桓帝这样的昏君都不可能忍，像曹叡这样的明君自然更不能忍。于是他给自己的亲信吏部尚书卢毓下诏：“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成语画饼充饥，就来自于此。曹叡对这些虚名十分反感的本质是不想让门阀士族通过控制舆论达到控制官员任免权的目的。
曹叡甚至意识到了需要对选拔人才进行考试。早在他刚刚登基的时候就下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意思就是说，这些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根本不懂儒学经典，不配做官。那么，这些人怎么上位的呢？自然是靠着自己家族的运作和特权。
那么，曹叡就不能搞个科举制来考核官员吗？不能，首先技术上做不到。那个时代书籍都写在竹简或者绢帛上，这些东西特别贵，一般人买不起。所以有所谓“诗书传家”，这既是一种精神传承，更是一种物质传承。要知道在纸张和印刷术普及之前，若想找到一本书可是很难的。没有书，识字的人都不多，更谈不上知识普及。会写字的人都没有，能考谁？只有这些有书的家族才可能出现熟知儒学经典的人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门阀士族才可以垄断官职。而且站在曹叡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门阀士族是否垄断官位，他其实无所谓，关键是这些人能干事。如果尽是一些会说不会做的废物，自己要来何用？
曹叡算是明白了祖父曹操三下求贤令的初衷。为此，曹叡把这些所谓“四聪八达”为首的官员全部禁锢，包括自己家族中的人：夏侯尚的儿子夏侯玄、曹操的养子何晏。这两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玄学就可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何晏是魏晋名士的缩影。他身上有着男人女性化、吸食五石散等魏晋名士所崇尚的各种怪异行为。当然，曹叡自己也有点儿异装癖，喜欢穿女装。这些人身上透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病态：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漠不关心，一门心思去研究“玄学”，崇拜何晏之类男人女性化的病态美，毫无动手能力。这样一直发展到最后南梁“侯景之乱”时，门阀士族被屠戮殆尽。
一个民族的精英如果不再有使命感，那么，他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本作为国家元气的士人享受到了春秋战国以来最大的自由，却也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最大的灾难。
曹叡虽然不一定能够想到这么多，但是，他确实把这种浮华风气看成了自己的敌人，多次下令试图延续祖父曹操的事业，既解决人才问题，也顺便把一系列的高官子弟好好收拾一下，这些高官子弟中也包括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
曹叡要面对的最大隐患来自自己的身世。陈寿在《三国志》中已经明示，曹叡不是曹丕的儿子。前面也说过，这一点很有可能是真的。所以，曹叡决定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给自己上一个谥号：烈祖。
这就有点儿黑色幽默的意思：本来谥号是给死人的，从来没听说谁活着时给自己搞谥号。曹叡却不觉得这么干不吉利，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儿子，只好立出身同样不明不白的宗室曹芳为后嗣。曹叡特别害怕死后被曹芳扔出太庙，改供生父（可能是任城王曹楷）。所以他决心趁自己活着时，把自己的谥号定为“烈祖”。这样他就和祖父“太祖”曹操，老爹（至少是养父）“世祖”曹丕一样可以永远待在太庙里。
需要说明一下谥号和庙号的区别。汉以来几乎所有皇帝都有谥号，但是隋唐以前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庙号标志着这位皇帝将被永远留在宗庙里，对国家有大功劳，值得后代子孙永世祭祀。西汉王朝有庙号的皇帝只有：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文皇帝刘恒、世宗武皇帝刘彻、中宗宣皇帝刘询（刘病已）这几个，他们个个都是后代膜拜的顶级皇帝。可见当时的皇帝也都要脸面。
到了隋唐之后，皇帝们的谥号逐渐变得又臭又长。比如李世民，他的谥号就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赵光义的谥号增加到18个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朱棣的谥号加长到19个字：“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更绝的是到了清代努尔哈赤的谥号进一步增长到27个字：“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同一时间段皇帝们的庙号却始终保持一个字。因为有庙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看看后来的明世宗朱厚熜如何可以与汉世宗刘彻相比？唐中宗李显这样的懦弱皇帝也不配和汉中宗刘询从囚徒到天子的传奇经历相提并论？因此，隋唐以后的庙号也就一直按照惯例是一个字。现在也基本上是以谥号称呼隋唐之前的皇帝，以庙号称呼隋唐之后的皇帝。
另外，“祖”和“宗”的待遇也有点儿区别。“祖”的牌位是只要王朝或者帝国存在就从来都不会拿出去，而“宗”的牌位则会在七代之后被请出祖庙，也就是说“祖”比“宗”更牛气。这也是后世“宗”多“祖”少的原因。
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曹叡为什么要给自己上庙号“烈祖”了！这可是事关死后冷猪肉、冷牛肉、冷羊肉分量的大事！这个决定也恰恰是曹叡不是曹丕儿子的证明，也是曹芳不是曹叡儿子的证明。他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麻烦的事还不止这一个。原本随着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国内部开始调整北伐策略，曹魏帝国西部军区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可东吴这边孙权却不消停，竟然派舰队出海联络远在辽东的公孙渊，邀请他一起夹击曹魏帝国。
公孙渊这支势力本来与世无争地待在辽东这个当时没有什么人的地方。玩但是这个家族却有些来头，公孙渊的先祖公孙度是辽东郡的一个小吏，他和董卓手下的中郎将徐荣（就是在荥阳打败曹操的那位）是好朋友。于是初平元年（190），董卓当政的东汉王朝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起初，辽东太守公孙度干得还不错。他先是对内部进行清洗，杀了郡内田氏一族，算是坐稳了位子，然后又对外东击高句丽，西攻乌丸，算是打开了局面。公孙度一面自己加封为平州牧，一面率军跨过大海，占领了东莱一带。后来公孙度死了，儿子公孙康继位。
面对攻灭袁氏的曹操，公孙康还是要认怂。他在曹操灭亡袁氏家族的时候露过一次脸，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宰了袁绍二儿子袁熙和小儿子袁尚，把脑袋砍下来送给曹操，甚至连袁绍儿子们死前裹个席子的要求都没有答应。结合曹叡的身世谜团，公孙康很有可能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曹叡有了杀父之仇。
公孙康死后，他的弟弟公孙恭继位。曹丕称帝后，对公孙家不错，公孙恭被提拔为车骑将军，并兼任辽东太守。之后公孙家内部爆发权力斗争，公孙恭因为生病变成了太监，不可能有儿子。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夺回位子，把公孙恭囚禁起来。曹魏帝国也没有干涉，但是将公孙渊的官位改成扬烈将军、辽东太守。这比起车骑将军一下子差了好几个档次，公孙渊就有些不满。
孙权见状，立即派人封公孙渊为燕王，目的是和他联手攻击曹魏。虽然公孙渊非常兴奋，但是也没有傻到舍近求远去依靠孙权。他干了件非常缺德的事情，就是把孙权的使者杀了送给曹叡。由于事发比较突然，曹叡一时之间分不出力量来对付他，于是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面子算是给足了。公孙渊心里有鬼，派兵包围了曹叡的使者官邸，随后将人赶走了。
曹叡心里跟吞了苍蝇一样难受。因为顾忌距离较远，且攻打公孙渊花费较大，所以他暂时还不太愿意与其翻脸。于是曹叡派亲信毋丘俭担任幽州刺史，并命令他征召公孙渊来朝廷任职。公孙渊心里还是害怕，拒绝前往，反而发兵和毋丘俭对抗，甚至一度取得胜利。这下公孙渊飘了，他自称燕王，设置百官，彻底和曹魏帝国决裂。景初二年（238），曹叡下定决心，调动镇守西部军区的司马懿，要他拔掉公孙渊这个钉子。
这是个一石二鸟的计划。一来司马懿的能力一定可以干掉公孙渊，二来可以借机解决一下外姓将领久镇雍凉的问题——命司马懿统率4万兵马进攻辽东，就是借机调开他。以司马懿的老奸巨猾，他自己可能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因为此时曹丕留给曹叡的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他了。他在带兵出征路过老家温县时，曾经写下一首诗：“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戴罪舞阳。”这首诗应该是司马懿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当时，生于179年的司马懿已经快60岁了，虽然比不上东吴90岁的老寿星吕岱，但是在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三国时代已经是高寿了。
这首诗的第一句没有实际意义，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是对曹魏政权的一种吹捧。有实际意义的是后面三句。“遭遇际会，毕力遐方。”指的是自己和曹丕的君臣际会，暗示曹丕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说明自己是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的。“肃清万里，总齐八荒。”讲的是自曹操时代起他西入汉中，献策连孙权、破关羽，在曹丕征讨孙权时成为“总后勤部部长”，出镇宛城时擒孟达，出镇关西时顶住了诸葛亮，如此种种功劳，暗示自己对帝国的贡献，希望曹叡不要忘记。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句：“告成归老，戴罪舞阳。”意思就是这一趟干完，他就准备向曹叡告老还乡，回到封地舞阳（曹叡给他封的舞阳侯，属于侯爵最高等级县侯），安心养老。这里的“戴罪”是司马懿自谦的话。
所以这首诗总的意思是，我司马懿感念曹丕的提拔之恩，为曹魏帝国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最重要的是，向曹叡表态，这次出征之后，他就会退休。对司马懿的这番表态，曹叡很满意。所以在这次征讨辽东的过程中给了司马懿最大的信任——在朝廷里不断地要求停止征讨辽东的时候，曹叡的决心根本没有动摇过。打完这一仗，直接让司马懿退休，多么简单。
于是，司马懿统率4万步骑兵远征辽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司马懿这次退休前的远征竟然是他成为曹魏执刀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