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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是有继承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这句话是近代历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说的。只有慢慢了解了门阀士族的概念，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袁绍应该是不会认同的，司马懿也大概率也会表示不赞成。
袁绍不认同的理由很简单，他肯定看不起司马懿的出身。司马家族是河内世家大族，其祖先可以追溯到楚汉战争时期受封殷王的司马卯。司马卯在楚汉相争时只是打酱油的角色。时间一晃400年过去了，到了东汉末年，司马家族一直在标榜儒学，诗书传家，但官职一直都做不大。和袁家“四世三公”这样的顶级门阀相比，司马懿的爹司马防也就是个京兆尹。京兆尹与“三公”的级别差距很大，更不要说连续“四世”了。因此眼高于顶的袁绍不太可能看得起司马懿。
但史书非常支持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对两人的评价袁绍是“外宽内忌”，司马懿则是“内忌而外宽”，一模二样，没有区别。袁绍“多谋少决”，司马懿“猜忌多权变”，也差不了太多。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很像。
除此之外，司马懿和袁绍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看不起曹操。袁绍一开始就想让曹操当他的手下，后来干着干着发现自己的这个手下想挟天子以令自己，于是二人翻脸，才有了官渡之战。司马懿的爹对曹操有举荐之恩，曹操人生的第一个官职洛阳北部尉就是京兆尹司马防推荐的。曹操犯事，杀了权宦蹇硕的叔叔，作为顶头上司司马防应该也是出力维护过曹操，让他免于处罚。两家有这么深的关系，曹操多次征辟司马懿到自己府上任职，司马懿竟然敢不去！这就太不给面子了。曹操的脾气也不好，但他当时全部精力都在于准备和袁绍的大决战，自然也顾不上这个小子。等到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再次征辟司马懿，并且明确地向他表示：你如果不接受我的征辟，那么，就要接受牢狱的洗礼！司马懿只能接受，相较于诸葛亮受到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礼遇，可谓天差地别。
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胁迫，刚刚到曹操身边的司马懿并没有展现出什么特别才能，大有泯然众人的感觉。唯一了解司马懿能力的是曹操手下主管人事的崔琰。他曾经当着司马懿的老哥司马朗的面称其不如弟弟：“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这个评价很高了，而且当面打脸司马朗，可见崔琰十分看好司马懿。
那么，什么可以证明司马懿的才能呢？似乎又没有。可以看作证据的是崔琰出身东汉顶级门阀士族清河崔氏，是河北百年望族。他看得起司马懿，只可能是因为司马懿和他们是一类人。大家都是传统的门阀士族，价值观相同。
这一点倒是有证据。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曾经给曹操做过战略谋划：“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这就是儒家经典，也可以被理解为正统的儒学思想。这是东汉末年门阀士族认可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些豪门望族向往的时代，就是这种能于此中守住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继续自己快乐的贵族生活。
当然，史书也认为，曹操联络孙权夹击关羽的计谋是司马懿策划的。但是，这个谋略应该说是孙权、吕蒙的主意，也是这两个人主动实施的。司马懿最多在曹操身边起了一个解释说明的作用。由此可见，作为战略家或者曹操幕下的行军司马，司马懿的谋划能力是可疑的。至少和曹操认可的荀攸、郭嘉不是一个档次。
这就是儒学被门阀士族腐儒化后的结果。儒学渐渐背离了自己入世的状态，开始一味强调“等、靠、要”。所谓“等”就是等圣君、名主来任用自己，或者直白一点说，让大家都别动，等待一个玄而又玄的“时机”。所谓“靠”就是靠儒学道德来解释自己的行为，重要的是解释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意味着门阀士族可以随心所欲。最后是“要”，简单说，就是要别人来背负责任，解决问题，搞定一切，而门阀士族坐而论道，拒绝“俗务”。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魏晋玄学的影子。
这种志向和诸葛亮“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相去甚远，甚至都赶不上曹操的“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光环更接门阀士族的地气，恢复汉室也好，天下归心也罢，于门阀士族这个群体而言，又有何意义？反倒不如且耕且守，恢复生产，那奢侈糜烂的生活才有盼头，否则天天打仗，哪里来的钱财和时间消费啊。
崔琰和司马懿的理想世界是一致的。为此他们一起支持门阀士族眼中的明君候选人——曹丕。理由是，这符合儒家“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原则。所以曹操建立魏国，要立太子时，身为曹植岳父的崔琰不但不帮着自己的女婿说话，反而公开表明态度：“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时任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
曹操很不爽，但是也没办法公开与其翻脸。不过，曹操毕竟是曹操，最终还是找机会杀了崔琰。因为曹操就是看不惯东汉末年假道学先生们的假仁假义。为了这个原因，曹操还杀了孔融、许攸、娄圭等名士，甚至他还是兖州牧的时候，就宰了跟他不对付的名士边让。
曹操一开始就明白，他和这些标榜名士的门阀士族不是一路人。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门阀士族的发展，确实不利于帝国大一统的统治。但是，当时曹操拿这些门阀士族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他还是不得不依靠这些人来帮他打江山。
曹丕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父亲曹操就专门告诫过自己，要提防司马懿：“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这里的“预汝家事”，就是干涉曹丕选继承人的意思，仅此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曹操不可能预见到司马懿会在日后窃取他的胜利果实，司马懿在当时应该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曹丕没有把父亲的告诫当回事，否则也不可能让司马懿在他死后当辅政大臣。
曹操、曹丕死后，司马懿终于掌握军权走上了前线，建功立业。他要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是孟达。
原本就是蜀将的孟达在曹丕时代投入曹魏阵营，获得极高的礼遇。而且，负责南方战线的夏侯尚和孟达关系很好。但是，到了曹叡时代，夏侯尚已经死了，接替夏侯尚的司马懿和孟达没有关系。而且，孟达自诩有才，认为他可以接替夏侯尚，这下被司马懿抢了先，于是，孟达决定再次谋反。
司马懿也没有闲着。他一面写信稳住孟达，让孟达得出司马懿一个月后才能来到新城的判断；另一面“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杀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司马懿借口孟达的外甥邓贤叛变，斩杀孟达，将新城人口迁往宛城。
这个战役是司马懿生平指挥的第一仗。对于一个第一次试水的军事将领来说，从战役过程和结果来看，应该可以打85分以上，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可能不及格。因为从战略上说，司马懿让曹魏南线的主力部队完全陷入新城地区的山地，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曹魏南部战区完全丧失了支援关中的时间和兵力。所以司马懿的这次军事行动在战略上是失败的。
虽然最后曹魏帝国凭借张郃的超水平发挥，在街亭击败马谡，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是司马懿的部队没有能够及时配合作战，也是导致曹魏帝国在前线兵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和四年（231），曹魏帝国统帅曹真决定率领雍凉大军攻打蜀国，目标直指汉中。曹真要求南方战线统军的司马懿向汉中出击，配合自己对蜀国的攻击。为此司马懿得以升任曹魏帝国大将军，并加大都督衔，拥有了假黄钺的权力。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这几种权力：假节、持节、使持节。这是汉朝使用最多的三种皇权代理形式。所谓“假节”意味着持有者可以代表皇帝诛杀犯罪之人。所谓“持节”比“假节”的权力高一级，可以代表皇帝，杀掉任何没有官职的人，无论是否犯罪。所谓“使持节”，表示可以斩杀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这里的“节”象征了皇权的权威。西汉苏武持节牧羊，就被看作是忠诚的代表。东汉末年马日磾丢失符节，含恨而死。直到现在我们都经常用“失节”一词来形容丧失立场。
严格来说，这三种权力都是代理皇权。三者之间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至少在东汉时期区别并不大。到了曹魏时代，曹丕创造出了更高一级的皇权代理方式——“假节钺”，这是有典故的。钺就是斧头，“假节钺”从字面上说，就是拿着皇帝的斧头代替皇帝出征的意思。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是“左仗黄钺，右持白旄”。这里“白旄”就是符节的原型。现在以魏代汉，曹丕决定升一级，君权的象征物由符节变成黄钺。“假节钺”的权力比“使持节”大，可以斩杀除皇帝以外的所有人，哪怕是也有符节。到了唐朝，这种持节都督一方的高级将领被称为“节度使”。
这种权力一般只授予皇帝最信任的将领。曹丕时代给了曹真、曹休以及满宠。司马懿不是第一个被授予“假节钺”权力的非曹氏宗族将领。不过，司马懿有了这个权力后，曹真一死，司马懿接掌雍凉军区也就名正言顺了。同时，曹叡也将东部军区交给了满宠。就是说，此时曹魏帝国最重要的两个军区都从宗室手中交给了外姓将领。所不同的是，司马懿出身门阀士族，而满宠则出身寒门酷吏。
曹叡为什么要把军权主动交给外姓？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姓和夏侯姓的后辈在曹真、曹休、夏侯尚之后，真的没有人才了。打仗不是开玩笑，能够打得赢才是硬道理。曹叡也是一代明君，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懂。另外一个原因是，曹叡还留着一手控制四方将领的重要手段。那就是在一定时机时，他可以将两方面军将领升任“三公”，调回中央。这其实就是中央权力在稳定后的巨大影响力。曹叡还在两大方面军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比如，司马懿的雍凉军团中，夏侯渊的四个儿子都在军中，其中掌握精锐部队的夏侯霸更是曹叡的铁杆。这样既可以通过实战锻炼他们的才能，又能让司马懿不敢随便乱来。同样，针对满宠出身寒门，曹叡特别把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凌任命为扬州刺史。这个王凌天天闹着想取代满宠。这样一来，满宠、王凌双方互相监督，自然都不可能造反了。
这就是曹叡的政治智慧，史书上称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确实没错。之后，司马懿在雍凉任上堵住了诸葛亮的后两次北伐，满宠也坚决地顶住了孙权对合淝的多次猛攻——“西拒诸葛，东破孙权”——曹叡巧妙用人，顶住了父辈、祖辈为他留下的强大对手的联合攻击。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叡确实不凡。就连东吴帝国执刀人陆逊都夸奖曹叡：“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
曹叡还干过一件容易让人忘记的事——他没有忘记祖父曹操打压门阀士族的祖训，颁布了“浮华令”。这个诏令是曹魏帝国对门阀士族权威的再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