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下）

正元二年（255）二月，司马昭在司马师的尸体前被拜为卫将军。卫将军是三国时代仅次于大将军的高级武官，上朝的时候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位在三公之下。也就此时，曹髦突然发来一道诏书，这里面既认可了司马昭卫将军的职位，同时也命令他镇守许昌，司马师统率的六军精锐交给尚书傅嘏统率，撤回洛阳。

仅此一道诏书就可以证明曹髦绝对是天生皇帝。此时是司马家权力交接的真空期，司马昭并没有都督全军的权力。皇帝下诏从理论上名正言顺地夺回军权，傅嘏只是尚书台的尚书，以他的身份带回六军，兵权自然会回到曹髦的手中。此后的局势将整个逆转，司马昭即使晋位为卫将军，也只是一个方面大员而已，不可能再对中央政府施加影响力。

而且曹髦选择傅嘏去执行他的计划也是很有眼光，傅嘏是司马师的心腹，就连司马师这次带病亲自出征也是他的建议，这样的人执行起来自然不会被怀疑。那么傅嘏和曹髦有关系吗？没有，曹髦选择傅嘏是寄希望于他有一些野心，渴望脱离司马家的控制。可惜傅嘏和他的父亲——当年劝刘琮降曹的傅巽——一样是一个软骨头，平时躲在后面出主意可以，现在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反倒不敢负责。于是他找了钟会问主意。

钟会在司马师时代并不太受重用。这一下他找到机会，立即建议傅嘏一面上表曹髦，奏请司马昭辅政，一面和司马昭一起回军洛阳。这一来曹髦没有办法，必须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全面取代司马师，成为新一代辅政大臣。

不过司马昭上台后两个参与者结局却不一样：傅嘏当年就死了，钟会却凭借此功晋升为黄门侍郎，成了司马昭的亲信幕僚。

甘露元年（256），司马昭刚刚从曹髦那里得到了大都督的称号，同时有了假黄钺的权力。司马昭的想法和他学曹操的哥哥完全不一样，反而跟曹丕一样定下了一个人生的小目标——让魏帝禅让皇位给自己。所以他用人就没有了司马师时代的大气，大量提拔了一批无能但忠诚的士族子弟担任自己的幕僚，其中最无耻的一个就是贾充。

说来也挺讽刺，贾充是贾逵的儿子。贾逵是当年主持曹操葬礼的忠臣，贾充却是曹魏历史上最大的叛臣。他出现在史书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劝司马昭称帝。司马昭很满意，让贾充出任大将军府长史。贾充一上台就主动以慰劳的名义去拜访曹魏帝国镇守四方的四征之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征南大将军王昶，征北将军何曾，征西大将军陈泰。

这里面征南大将军王昶一直是司马家的铁杆，此番拜访后被提升为骠骑将军。何曾是司马昭刚刚提拔上去的人，临出发去河北时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亲自为其送行。由此可见，他们两个不会反对司马昭称帝。征西大将军陈泰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虽然在高平陵之变时他支持司马懿，但是对于废立皇帝他的态度没有前两位那么坚决。于是他被调回洛阳，改任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光禄大夫，基本上是不再重用。他在长安的位子被调整给了司马家的司马望。另外原本调来协助陈泰的邓艾被晋升为征西将军，主要负责在陇西正面迎击蜀军姜维。

最要命的是诸葛诞。诸葛诞和诸葛亮是族兄弟，他们的先辈都是担任过东汉司隶校尉的诸葛丰。早在曹叡发布浮华令的时候，诸葛诞就已经名列“四聪八达”之列，是当时士族集团最顶尖的人才。但实际作战过程中，诸葛诞的军事水平很有限。原本他比毌丘俭官职要高，但因为对吴作战不利被降职，反在毌丘俭之下。后来讨伐毌丘俭反叛有功，才坐回了原来的位置，成为征东大将军。他对司马师处罚自己的决定早就有些不满。加上早年和夏侯玄、邓飚、何晏等人友善，现在贾充向他试探性地提出要曹髦禅让的问题，诸葛诞当场拒绝，而且话说得很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三国志·诸葛诞传》）

结果回到洛阳的贾充把他的话传给司马昭。甘露二年（257）五月，司马昭决定把诸葛诞调回中央。他以曹魏中央政府的名义下诏晋升诸葛诞为司空，准备采取这种明升暗降的方法把他调离淮南。

但司马昭手段实在拙劣，被诸葛诞一眼看透：“我作公当在王文舒后。”（《三国志·诸葛诞传》）王文舒就是王昶，本来在外当四征将军，按照曹魏帝国的惯例，确实可以在一定年限后调回中央担任三公。但是，诸葛诞才干了两年，而王昶已经干了20多年了，怎么说这个顺序都不对。加上贾充之前的做法，诸葛诞认为，司马昭肯定准备对自己动手。他当机立断，决定起兵。

诸葛诞和王凌、毌丘俭相比，倒是真做好了准备工作。首先，进行内部清洗，干掉了他认为是司马家死党的扬州刺史乐琳；其次，集结了15万人马，积极修缮寿春城，囤积了一年左右的粮食；最后，把自己儿子诸葛靓送到东吴做人质，换来吴国的支持和援兵，是为淮南三叛。结果这次叛乱的规模比之前两次都要大得多。

司马昭反应也很快。甘露二年（257）六月，司马昭裹挟皇帝曹髦一起率26万大军进攻诸葛诞。东吴方面认为这是夺取淮南的大好时机，也掺和进来。当时东吴大将军孙綝先派降将文钦率3万人马入城支援，又派名将朱桓之子朱异统领部队迎接。孙綝则统率吴军主力进驻濡须要塞，作为后援。三国时代规模空前的一场战略决战在寿春周围打响。

首先出手的依然是司马师提拔的名将镇东将军王基。本来按照司马昭的指示，他应该按兵不动，等待全军在项城集结完毕后再向诸葛诞发起攻击。但王基却不接受这种被动的命令，刚刚完成集结，就下令部队进军寿春城南的北山，截断东吴和诸葛诞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寿春。多亏王基部进军及时，东吴只有文钦部3万人进入寿春，朱异则被王基两次击败，后被孙綝斩杀。朱异一死，东吴士气低落，孙綝就把部队撤回东吴，不再管寿春的死活了。

而后王基和安东将军陈骞合兵一处，在寿春城四周挖掘大量防御工事，准备困死诸葛诞。与此同时，司马昭亲自进驻丘头，指挥协调各军行动：为了拖住东吴方面的力量，征南大将军王昶进攻江陵，拖住东吴大司马施绩的西线主力，征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抵御姜维蜀军，监军石苞、州泰统御兖州、徐州的精锐部队作为预备队集结，准备应对诸葛诞和东吴方面的援军。很快寿春被魏军围得跟铁桶一般。

那么，诸葛诞难道就坐在城里等死？没有，诸葛诞早年就担任过扬州刺史，在东线驻守多年，深知寿春一带淮河每年都会泛滥。诸葛诞眼见魏军在城外挖掘营垒工事，大笑司马昭不懂地理。他城内粮食充足，一旦等到下雨天，一举杀出，魏军必败无疑。

不过，诸葛诞还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魏军围城的这一年，“亢旱逾年”（《三国志·诸葛诞传》）每年都会下的雨、会发的水偏偏这一年没有下、没有发！天时已经不在诸葛诞这边，但寿春城依然坚固，他还握有地利。

可是人和方面也出了问题：坐守寿春的18万大军闹起了内讧。东吴援军失败后，诸葛诞部下蒋班、焦彝认为，不应该坐困孤城，至少出城和对手打一仗。十几万人和对手拼命，必然会有胜算，总比坐困而死要好。但东吴援军文钦等人不同意。他们坚持认为，吴军的挫败只是暂时的。只要耐心等待，待吴军到达附近，和自己积极配合，内外夹攻，寿春城的包围自然会瓦解。诸葛诞也盼着下雨、发大水之后再出击，不同意蒋焦二将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焦二人见此出城投降司马昭。紧接着，东吴援军中的全氏家族在和孙綝的宫斗中被灭族，寿春城中的全端等人也开城投降司马昭，城中内部人心惶惶。

一直到了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和文钦商量，不能再等了，集中兵力攻击魏军包围圈的南部。司马昭给予王基统领26万大军的权力，全权指挥战局。双方激战五六天，诸葛诞军被迫转入城内。此战后，寿春又有万余人投降，士气更为低落。诸葛诞和文钦又开始自相残杀。这两个人早就相互看不顺眼，结果诸葛诞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逃出城外，投降司马昭。司马昭大喜过望，立即让文鸯现身说法，向城内招降。此时城内将士已经彻底没了斗志，囤积的粮食也基本快吃光了。

二月，司马昭亲临寿春城下，全军从四面攻城，声势浩大。诸葛诞军丧失斗志，被魏军一举破城。诸葛诞出逃，正遇见司马昭大将军府的司马胡奋，遂被斩首。其余10余万人尽皆投降。吴将于诠见城被攻破，颇有气节地说了句：“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三国志·诸葛诞传》）便脱掉盔甲冲入敌阵战死。诸葛诞麾下数百名死士被俘后，像当年田横的五百壮士一样无一投降，全部被杀。

曹魏帝国获得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胜利，俘虏的人数超过了曹操的官渡之战。令人讽刺的是，就在寿春城被攻破的当天，诸葛诞心心念念的大雨终于来了。大雨冲毁了魏军所有的外围防御堡垒，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淮南第三次叛乱被彻底扑灭。诸葛诞叛乱无意之中帮了司马昭大忙，为他赢得了篡位必需的大功。

淮南三叛是三国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一旦此战魏军失利，将失去淮河一线，东吴将在东线获得非常重要的战略纵深和前进基地，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这一仗司马昭实际上是得到了王基军事能力的加强。多亏他在几次关键时刻的决定，才能够在内外受敌的情况下取得全胜。东吴和诸葛诞本来有着相当大的优势，但缺少统一指挥，内部矛盾不断，东吴方面孙綝又是绝对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草包，最终丧失了这一次最好的北伐时机。

曹魏帝国在这一仗中正面调动的兵力达到26万，在江陵战场和陇右战场还各有大约5万人的兵力在进行牵制性进攻。曹魏立国30余年的战略防御所积蓄的实力已经和曹操当年不能同日而语。此战，司马昭也获得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信心和经验。下一步他将准备消灭吴蜀，完成统一。

就在世人都在思考吴、蜀哪一国会先被灭时，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被司马昭消灭的却是曹魏皇帝曹髦。 Hr5pL8iUfxSs6PMjmcZNgWBWXUQ2WBcQxjezga6IDi1FMc7+2e8xIRqui8kN3M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