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历来喜欢法家,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如此。后来甚至发动了评法批儒运动。毛泽东1973年8月5日同江青谈话,令其记下七言诗一首,题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并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
依法治国乃至依法立国是我们十分向往的事情。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尽管极为发达,看一看下面这则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有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了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非常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为何杀牛祭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既吃惊又高兴,想向秦王邀上一功。于是,他俩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们的健康长寿而祈祷的。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之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二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情况。当他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趁机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阿谀奉承之言,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更在意于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是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
不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国最终也是因为使用严刑峻法而迅速地亡国。如果把法家和儒家作为单一的治国思想都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