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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W. H. Auden）无疑是一代诗宗，身前修名卓荦，身后华章传咏。
奥登是现代诗中的孙行者，不拘一格，变化多端，在不同体裁和风格之间往来穿越。他可以是顽童、学究、先知、歌手、记者、斗士、间谍、戏子等等，有时是魔术师，有时是无产者，有时是推销员，有时是科学家，有时甚至像外星人。他的诗是风格的博物馆，技巧的马戏团，有传统歌谣的简单与现代主义的复杂。
爱、性、政治、道德、文明和宗教作为主题贯穿他一生诗作，其中有泪与笑、冰与火、海与镜、鲜花与炸弹、地质与历史、死亡与永恒，以及中国与神话。这是奥登，名满天下、世不二出的奥登，不可能的奥登。奥登一生受到各种欲图以人废言的攻击，说他是共产党、法西斯、同性恋、叛国者、伤感自由派、宗教反动派等。毁誉伴身，奥登过世后却仿佛已经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奥登了。
继2000 年“庞德对史蒂文斯再探讨”（Pound vs .Stevens Revisited）圆桌会议后，2013 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又组织“史蒂文斯，奥登，或两者：谁的时代？”（Stevens, Auden, or Both: Whose Age?）专题讨论，引发更多争论，让死后的奥登更加生活了。
奥登全名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但首名和中名几乎总是用首字母缩写。他 1907 年生于英国历史名城约克（York），次年随父母迁徙而长于工业重镇伯明翰（Birmingham）。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奥登家里的氛围不仅理甚于文，而且有虔信的宗教——英国天主教——气息。奥登一姓亦作奥顿（Audun），见于冰岛古代英雄传说中。奥登因为家庭渊源自觉祖上是北欧维京（Viking）海盗，从小便对冰岛深情地着迷，爱屋及乌于同属日耳曼系的德国文化。
奥登自己回忆说他早年心理早熟，生理后进，眼睛近视，体育极差，而且邋遢，敏感，怯懦，不诚实，多忧愁，毫无群体观，典型的小高眉和难缠儿童。 [1] 奥登小学上圣艾德蒙（St. Edmund’s），中学上格莱舍姆（Gresham’s），始终都是私立学校。奥登先是喜欢上地质和冶金，想做个矿业工程师，后来又移情生物，好读精神分析著作。十五岁时奥登兴趣由理转文，开始写诗，立志要以诗为业。
1925 年奥登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Christ Church）学院，很快在校内因诗作和谈吐而声名鹊起，成为学生中的小圈子文学领袖。奥登考察英国文艺界，觉得那是个空舞台，在等待某人，当然是他自己。奥登幻想占据舞台中心，再由群星环绕：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会成为小说家，梅德利（Robert Medley）会成为画家，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司本德（Stephen Spender）则会以诗崭露头角。 [2] 果不其然，英国文坛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奥登群（Auden Group），亦称奥登一代（Auden Generation），别称麦克斯泡恩戴群（McSpaunday Group），又称塔架派（Pylon School）。他们几乎都是牛津大学学生，还包括小说家厄普沃德（Edward Upward）和沃纳（Rex Warner）。
中学写诗时，奥登学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十九世纪浪漫诗人。据奥登在牛津的一位老师回忆，有一天见面时奥登说他把自己写的诗全撕了，因为全都是仿照华兹华斯，一无是处。奥登说他现在在读艾略特，明白自己要怎么写诗了，然后朗诵了他新写的两首诗。老师听后一头雾水，奥登解释说“懂”（understand）一首诗并非逻辑过程，而是将从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相关意象感受为一个统一体。 [3] 作为诗人，奥登说自己的第一个师傅是哈代（Thomas Hardy），庆幸自己的选择。 [4] 哈代是小说家，也是诗人，其诗刻意刈除花哨及雍容的陈旧辞藻，好用颖异词汇，有些属方言，有些系自创，有些是科技新词。题材上哈代的诗如其小说，许多首读来像是情节的总结。
1928 年三等荣誉（third-class honours）——平庸而已——毕业时，奥登父母资助他到海外自由游学一年，他选择去柏林，当时欧洲最颓废或者说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次年奥登回国，在苏格兰西海岸松野学堂（Larchfield Academy）任教，依然经常造访德国，与伊舍伍德同住。奥登有空就喜欢往柏林跑，因为英国当时对断袖一族远没有如今这么宽容。从奥登之前的王尔德（Oscar Wilde）身败名裂，之后的图灵（Alan Turing）不得好死的命运，便可以想见英国当年严苛保守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奥登虽偶尔显露双性恋表现，但终究还是以同性恋为主。
毕业那年，奥登自印第一部个人诗集。两年后，内容不同的个人集《诗》（ Poems ，1930）获艾略特首肯而得以出版。《演说家们》（ The Orators ，1932）和《看，陌生人！》（ Look Stranger! ，1936）又先后面世，奠定了他在同代诗人中的地位。奥登不仅写诗，也写剧本，有所取法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20 世纪 30 年代，伦敦群体剧院（Group Theatre）上演了他的音乐剧《死亡之舞》（ The Dance of Death ，1933），以及与伊舍伍德合写的《皮肤下的狗》（ The Dog beneath the Skin ，1935）、《攀登F6》（ The Ascent of F6 ，1936）和《在边疆》（ On the Frontier ，1938）。
1935 年奥登为总邮局电影单位（GPO Film Unit）效力时，结识作曲家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两人交好而多有合作，如歌剧《保罗·班扬》（ Paul Bunyan ，1941）便是他们一人作曲，一人作词。同年他与艾丽卡·曼（Erika Mann）结婚，帮助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同性恋女儿拿到英国护照而逃离纳粹德国。1936 年，奥登和麦克尼斯访问冰岛，合写《冰岛来信》（ Letters from Iceland ，1937）。1937 年，奥登前往西班牙为共和政府助战，写下名诗《西班牙》（ Spain ）。1938 年奥登和伊舍伍德经香港来到中国，继而发表《战地行纪》（ Journey to a War ，1939），其中包括奥登十四行组诗《在战争时期》（ In Time of War ）。
1939 年年初，正逢欧洲战争乌云密布，奥登在伊舍伍德陪同下离欧赴美。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谴责道：“一听到空袭警报，这伙人就逃散了。” [5] 这是说奥登群是懦夫，鸟散如惊弓之鸟。奥登赴美不归，最可能的原因是与取道美国时在纽约偶遇而一见钟情的犹太青年卡尔曼（Chester Kallman）团聚。有一种解释说“二战”中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不愿做“宣传家诗人”（propagandist poet），而奥登远走美国是因为做英国的“战时诗人”（wartime bard）必定意味不可忍受的虚伪。 [6] 奥登自己说不愿再在英国待下去，是因为要阻止自己再写像《1939 年 9 月 1 日》那样不诚实的诗。 [7] 无论如何，奥登定居纽约，1946 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47 年至 1957 年间，奥登在意大利伊斯基亚（Ischia）岛度夏；从 1959 年到逝世，他在奥地利基希施泰滕（Kirchstetten）镇避暑。奥登觉得美国像是多国而非一国，故而自视为纽约人而非美国人，然而对奥登来说纽约以其多样性恰好是美国的缩影。奥登是纽约人，也是美国人。奥登在纽约的公寓几乎成了文艺青年朝拜的圣地，他们可以来此喝下午茶或鸡尾酒，在奥登收藏的古典音乐唱片背景乐声中论诗，或聆听奥登海阔天空的“桌谈”（table talk），可能还会碰上其他各路名流。女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日志记她上大学期间奥登来校演讲，笔墨间漫画出头大唇丑爱笑、活生生一个舌灿莲花的天才顽童，用一根洁白的新烟比画，手里拿着盒火柴，用沙哑的声音大谈艺术和人生，完全就是个神。 [8] 纽约人奥登自己经常像《巡回演讲》一诗描述的作家那样，到处演讲。
1940 年左右，奥登觉今是而昨非，公开重新皈依天主教；然而他信仰的是一种高度依赖其个人见解的非主流天主教。此后奥登对于自己的诗强调宗教的感召，淡化政治的角色。 [9] 此时奥登写的诗剧中合唱团拷问道：“噢，存是的花园（garden of Being）在哪里？” [10] 《另一时候》（ Another Time ，1940）和《双重人》（ The Double Man ，1941）之后，奥登的诗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基督教意味，以致他以今范昔，修改旧作数百首，仿佛他从来就是不渝的信徒。《暂时：圣诞节清唱剧》（ For the Time Being: A Christmas Oratorio ，1944）收录《海与镜》（ The Sea and the Mirror ），献给他虔信天主教的已故母亲。
1948 年，《焦虑时代：巴洛克牧歌》（ The Age of Anxiety: A Baroque Eclogue ，1947）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1956 年，《阿喀琉斯之盾》（ The Shield of Achilles ，1955）获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奥登晚期诗作还有《第九时》（ Nones ，1951）、《向克利俄致敬》（ Homage to Clio ，1960）、《房子内外》（ About the House ，1965）、《无墙之城》（ City Without Walls ，1969）、《致教子信》（ Epistle to a Godson ，1972）和《谢谢你，雾》（ Thank You, Fog ，1974）。奥登早期诗作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也有弗洛伊德方法的踪影；晚期诗作中则政治思想淡去，人道主义隆兴，最终以基督教为依归。
奥登出版过演说集《激荡之洪》（ The Enchafèd Flood ，1950）、批评集《染匠之手》（ The Dyer’s Hand ，1962）、备忘集《确定的世界》（ A Certain World ，1970）和序跋集《前言与后记》（ Forewords and Afterwords ，1973）。奥登与卡尔曼合作，为数部歌剧写过歌词，包括为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基于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组画而作的《浪子的进步》（ The Rake’s Progress ，1951）。
1946 年至 1958 年间，奥登长期担任耶鲁青年诗人丛书（Yale Series of Younger Poets）审裁，以他个人的判断力甄选获奖者予以出版，对 20 世纪中叶美国诗歌趣味产生近乎一言九鼎的影响。奥登的权威自然也引发不满和反叛，如垮掉派（Beat Generation）金斯堡（Allen Ginsberg）便跑到意大利，和喝得醉醺醺的奥登争吵后宣告：“诗界需要一场全面革命。” [11] 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克里利（Robert Creeley）自视为庞德和威廉斯的开放形式诗学（open-form poetics）传承者，将奥登看作艾略特继承人，把英国那种感性和形式主义引入美国诗主流只是多事。 [12] 1956 年奥登被推选为牛津诗歌教授（Professor of Poetry）；1962 年成为母校基督堂荣誉同道（honorary fellow）。
1973 年秋，奥登在维也纳作一次诗朗诵，回到旅馆后夜里溘逝。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奥登是现象级人物，首屈一指的诗人。“奥登效应”（Auden effect）表现之一是不少年轻人以随身带一本奥登诗集为时尚，像是信物或护身符。
奥登这一时期的诗文蕴含激情和激愤及忧患意识，像是从高空俯视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眼光哀其病态，怒其不公。他那些佯语却如咒语的诗句将种种不是浓缩化，清晰化，兴象发思，以理动情，为英美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是愤怒的年轻人（Angry Young Men）之前愤怒的年轻人——所激赏，以致他几乎成了叛逆偶像，精神图腾。以诗而言，他比艾略特（T. S. Eliot）和叶芝（W. B. Yeats）更贴近社会及政治现实。有些人抬举他，宛如把他当作屠龙的少年，像大卫（David）杀歌利亚（Goliath）那样取代诗坛霸主艾略特。奥登一代以奥登冠名，其意义远远超越一个文学群体。
奥登一代诗人也被称为三十年代诗人（Thirties Poets）。当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攀升，阶级矛盾加剧，法西斯主义崛起。不平于种种不平，这群才气与意气勃发的年少书生思想“左倾”，成了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以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艾略特及叶芝为楷模，诗作多以社会及政治问题为主题。这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十年，也是粉红十年（Pink Decade），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辛迪加主义（syndicalism）、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等“左倾”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思想盛行的十年，文学政治化而左翼文学领一代风骚而风光鼎盛的十年，同时也是在政治激情与憧憬和文学追求与实验中，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十年。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如果不是“左倾”激进主义的孑遗与突变？
从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演变看，英国诗坛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古典主义（late-Victorian classicism）之后，出现世纪末先锋主义（ fin - de - siècle avant-gardism），其后出现爱德华时代现实主义（Edwardian realism），和乔治时代晚期浪漫主义（Georgian late-Romanticism）；进入 20 世纪 10 年代，现代主义（Modernism）纵汲横引，有容乃大，浩浩汤汤成为国际性巨流；作为反动的反动，20 世纪 30 年代奥登一代反浪漫主义（Anti Romanticism）兴起。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诗坛不仅有以奥登为领袖的反浪漫主义，而且有以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Neo Romanticism）。托马斯的个性诗（poetry of personality）不仅具有浪漫传统的自然景物、炽烈抒情和神秘直觉，而且展现出玄学派机智和象征派技巧。
20 世纪 40 年代初，基斯（Sidney Keyes）说包括他在内的牛津学生诗人都是浪漫者，不认同“奥登派诗人”（Audenian school of poets）。 [13]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启示（New Apocalypse）诗人自认为浪漫一代，取代奥登一代。20 世纪 50 年代运动派诗人（Movement poets）反对新浪漫主义和高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转向哈代式（Hardyesque）风格。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诗（New Poetry）反叛运动派那种郊区绅士风度，从冷峻和整饬转向现代主义式创新以应对生活的残酷与荒诞。百年之间，英国诗坛像是通俗与前卫之间的钟摆，在平易与艰涩之间来回摆动，此起而彼伏，否极而泰来。
乔治时代诗——以布鲁克（Rupert Brooke）、豪斯曼（A. E. Housman）、德拉迈尔（Walter de la Mare）、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戴维斯（W. H.Davies）、贝勒克（Hilaire Belloc）等为代表——写作于 20 世纪初到“一战”爆发之间，形式和内容都很传统，经常以英国乡野为题，颂扬其静谧与妩媚及和谐与温婉。这种诗与“一战”期间欧文（Wilfred Owen）和萨松（Siegfried Sassoon）等充满血腥与杀戮的战争诗仿佛秩序与失序或美梦与噩梦之分，更迥异于庞德和艾略特开创的现代主义诗。现代主义诗由庞德和艾略特引领，当时被称作“美国巴纳斯山”（American Montparnasse），视为对英国本土文学的威胁。
奥登一代以“左倾”激进主义异军突起，对立于庞德和艾略特的右倾保守主义。诗和语言又有了社会角色，找到了政治目的，隐含于比如说奥登的《美术馆》：
关于苦难，古代大师们
从来没错过：他们透彻地理解
苦难在人类的位置；它如何发生
当别人在吃东西，打开窗户，或独自沉闷地行走。
《美术馆》写于奥登离开抗战初期的中国不久，令人想起“愤怒造诗人”（ ira facit poetam ），然而这种愤怒却不形于色，只道是寻常地掩饰在清淡而剀切的佯语（irony）中。世界对于苦难听而不闻，视若无睹，就像伯鲁盖尔（Pieter Bruegel）那幅名画中一样：一个男孩——伊卡洛斯（Icarus）——从天上落入水中，仿佛只是游泳时的跳水，与溺亡或苦难无关，至少与自己无关，故而犁夫不为所动，太阳照耀如常，而那艘华丽的轮船在从容的恝然中继续驶向既定的目的地。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学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空气中，照奥登的说法成了意见的气候。奥登关心社会和政治，同样关注心理和欲望。《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一个理性的声音沉寂了：在墓地
冲动家族哀悼他们挚爱的一位。
悲伤的厄洛斯，城市的建造者，
还有无序的阿佛洛狄忒，正在哭泣。
弗洛伊德以理性拥抱非理性，为人们揭开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前所未见的世界。从词源说，文明（civilization）与拉丁语城市（civitas）——群体秩序的象征——相关：“城市的建造者”即文明的缔造者。冲动——欲力（libido），但丁笔下转动太阳和星辰之力——亦阳亦阴，能立能破，作为厄洛斯（Eros）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对应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作阿波罗（Apollon）与迪奥尼索斯（Dionysos）二分——悖论式地构成“家族”。诗同时需要厄洛斯和阿佛洛狄忒，传统与自由，克制和创新。
奥登自觉以哈代和艾略特为师，置身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奥登从中学时所读诗人便极为广泛，几乎是见诗就读。 [14] 奥登转益多师，正如奥登自传诗云：“他的守护天使/ 一直告诉他/ 下一步读什么，读谁。” [15] 缪尔（Edwin Muir）说奥登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庞德还多，这些影响不只来自诗人，而且还包括报纸、音乐厅、侦探小说、历险故事、学生刊物、流行杂志、私密笑话、童子军手册等等。 [16] 奥登涉猎极广，除文学、艺术、历史等之外，科学、哲学、神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神话学、心理学等无所不读，潜移默化在其诗中。
奥登说每个欧洲诗人都直觉地将自己视为“教士”（clerk），在不间断的历史延续中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个美国诗人都多少觉得当代诗的责任已经落到自己肩膀上，自己一个人构成了文学贵族阶层。 [17] 奥登首先是欧洲人，不仅有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也有对自己身处的文学传统的意识。奥登自己挑选过适宜评判他的诗的先祖及前辈，让但丁——他因理性的爱（ amor rationalis ）而能将喜欢的人送进地狱——居首席，两旁分别是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兰波（Arthur Rimbaud）：
德莱顿在那里带着微笑端坐，
中间风格的大师，将阴沟语言
变为音乐的自觉的嘉图卢斯，
黑色的丁尼森，他的所有才能
只为表达出一种清晰的绝望，
衣履光洁，二元论的波德莱尔，
形形色色的城市、港口和娼妓
及慵惰、瓦斯灯和悔恨的诗人，
哈代，他的多赛特曾给过一个
孤僻的英格兰少年许多快乐，
还有里尔克，受物体保佑的他，
那位茕孑而寂寞的圣诞老人。 [18]
奥登的诗艺是他读过的诗人——当然不止诗人——有所取舍的化合，其来源颇为繁芜，包括贺拉斯（Horace）、斯凯尔顿（John Skelton）、朗兰德（William Langland）、歌德（J. W. von Goethe）、彭斯（Robert Burns）、罗宾森（E. A. Robinson）、莱丁（Laura Riding）、格雷复斯（Robert Graves）、佩斯（Saint—John Perse）、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等。奥登甚至读过威利（Arthur Waley）英译汉诗，称之为“诗的全新世界”（entirely new world of poetry）。 [19] 说里尔克（R.M. Rilke）受物体保佑，奥登自己从他那儿学会将物体用为人的品质的投射。
奥登有秃鹰的眼界，雄狮的心胸，饕餮的胃口，杂食而能消化。“作者是演员，书本是剧院。” [20] 这是戴上面具的角色扮演，自我隐于非我，现实化为艺术，体现非个性诗学（poetics of impersonality）。济慈（John Keats）称诗人为“变色龙诗人”（camelion Poet），没有“身份”（identity）或“本性”（nature）。 [21] 奥登经常就像是变色龙，可以因其阅读而变得像古英语吟游者（gleeman）、复辟时期宫廷诗人、奥古斯都时代新古典主义者（Augustan neoclassicist），或者像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拜伦（G. G. N. Byron）、阿诺德（Matthew Arnold）、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威廉斯（W. C. Williams），等等。奥登有一种济慈所谓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对所读诗人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化用其所效仿。
大二那年夏天，奥登第一次读到《荒原》，立即将艾略特的诗歌革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并说他出生那年英国的世界观还是“丁尼森式”（Tennysonian），而他上大学那年英国的品性已是“荒原”了。 [22] 伊舍伍德说奥登早期诗作是“荒原游戏”（Waste Land Game），效法艾略特。 [23] 奥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文坛不仅赫然是新锐一代的代言人，而且俨然是艾略特现代主义衣钵的传承人。艾略特有“罗素尔广场教皇”（Pope of Russell Square）诨名，作为费伯与费伯（Faber & Faber）出版社董事对出版或不出版什么诗人的作品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艾略特是诗界趣味判官，通过午餐和下午茶等形式常与文艺青年聚会，对提掖奥登群不吝心力，包括在他主编的文学刊物《标准》（ The Criterion ）里发表他们的作品。
奥登是承前者，也是启后者。仅从“奥登病毒”（Auden virus）一语看，他在至少特定诗人群中有风靡的影响力。依安丁（David Antin）颇有影响的现代主义诗二分，一系从艾略特和奥登延续到泰特（Allen Tate）和逃逸派诗人（Fugitive poets）等，另一系从庞德和威廉斯演化出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黑山派诗人（Black Mountain poets）等。 [24] 由此看来，前一系的传人依然奉行现代主义，而后一系的传人已然践行后现代主义。这种划分有失公允，忽略了不群不党却后继有人的史蒂文斯。
布鲁姆（Harold Bloom）宣扬正典（canon），注重正典性（canonicity）甚于正典化（canonization）。他臆测当代美国诗人中最有可能进入正典的是阿什伯利（John Ashbery）和梅瑞尔（James Merrill），而两者俱为史蒂文斯的传人。 [25] 然而他们却常被视为奥登的传人，尤其是梅瑞尔。阿什伯利谈其诗背后的诗，对他有过影响的多位诗人，自承其中最早及最重要的是奥登（W. H.Auden）。 [26] 布鲁姆不买其账，认为这种影响焦虑中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自欺欺人地不愿直面真相：史蒂文斯是其诗父，惠特曼系其最大祖先，史蒂文斯中的惠特曼脉络见于其诗。 [27] 他认为阿什伯利得史蒂文斯衣钵与真传，系其子嗣中最合法的一位。 [28] 虽然如此，阿什伯利本人关于奥登的话绝非向壁虚构。
从传统看，奥登传承有自，继往开来。
奥登说：“魔鬼确实是诗之父，因为诗可以定义为混合感受的清晰表达。” [29] 撒旦（Satan）是缪斯：这已经是混合感受的清晰表达了。奥登又将魔鬼称为“谎言之父”（father of lies），将诗视为“白巫术”（White Magic），宣传视为“黑巫术”（Black Magic）。 [30] 虽然诗和宣传——至少有美学感染力的宣传——都有其魔魅，但诗期待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回应，而宣传强求的是限定的重复的回声。奥登欣赏莱恩（Homer Lane），部分原因是莱恩主张在教育中给学生更多自由，而有自由才有自我，不会沦为“集体人”（Collective Man）或《无名公民》中那种出于模范的标准公民。
《在战争时期》十六：“我们可以看到上千张面孔/ 因一个谎言而兴奋。”瓦格纳式整体艺术（Wagnerian Gesamtkunstwerk ）体现政治的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引发全民狂热，奥登深不以为然。诗和诗人决不可撒谎：这是奥登一生恪守的诗歌信念，故而他断不愿做宣传家而滥用或亵渎艺术。《1939年9月1日》：“我唯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 拆穿那折叠的谎言。”奥登的诗歌信念是诗的义理化（ethicization of poetry），关乎真。奥登反对直接传达，认为这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类似法西斯政治。 [31] 奥登诗最显著的特征是佯语性（ironicity）和非个性（impersonality），两者皆与间接性相关。
奥登以佯语为诗的语言，祖述古老的哲学传统。佯语（irony）出自希腊语佯装（εἰρωνεία），汉语中历来几乎总是译为“反讽”，造成对西方文学及文化莫大的误解及不小的障碍。古希腊喜剧中佯装者（εἴρων）是低调者，与高调的吹牛者（ἀλαζών）相对。佯装者自谦自贬，似乎不把自己那么当回事，却比自吹自擂的吹牛者更有智慧、抱负与境界。佯语者是游戏者，不以佯语为真，但以之为道——通往真之道。苏格拉底佯语（Socratic irony）不直接说，听者必须自己思考才能知道意义：这是教育之道，哲学之道。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赞赏苏格拉底佯语，因为它是主体性生成之所在：唯有自己思考才有作为主体的自我。 [32] 佯语者所言构成悖论，既公开又隐秘。《老子》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道家智慧，同时是佯语者的智慧，不为而为的充满喜剧精神的哲学行为。使得奥登复归基督教的是存在主义鼻祖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至于对佯语的共同倚重，他们不约而同。
吴兴华说奥登：“他最爱用简略的写法，把一切不必要的冠词，形容词，联结词，甚至于代名词完全省去；因此他的诗都是起首就闯入正题，使普通的读者完全摸不着头脑。再加上他的句子大多没有主词，所以更显得格外的难懂。”
大多没有主语言之过甚，但奥登的诗有时像电报语（telegraphese），又偏好省略和颠倒以及名词用为动词，不时有语法两可性（grammatical ambiguity），时而扭曲乃至违背语法常规倒是事实。奥登喜欢将有些抽象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造成拟人化效果。奥登有词癖（logophilia），虽然有些诗只用日常词语，但大多数时候从俚语、古语、外语到方言、行话、春点等无所不用。奥登诗的难懂是现代主义诗的难懂，加上他对象征、神话、典故以及生僻词汇的运用。
袁可嘉说：“奥登及若干其他现代诗人喜欢采取现代飞行员置身高空的观点，应用电影技术中水银灯光集中照射的方法，使脚底的事物在突然扩大和缩小里清晰呈现，给人极特殊有效的感觉。”
奥登诗的这一特点首先出自哈代，奥登自己说他最看重哈代的“鹰视”（hawk's vision），从极高处审视生活的方式。
[33]
袁可嘉探讨新诗戏剧化，认为可借鉴奥登：
他的习惯的方法是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而从不坦然裸露。……此处我们着眼心理隐微的探索：里尔克代表沉潜的、深厚的、静止的雕像美，奥登则是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的最好样本。前者有深度，后者有广度。
这是统一的感性（unified sensibility），现代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源于玄学派诗。诗的戏剧化意味诗人可以戏剧面具（dramatic persona）将观点戏剧化，让诗成为超个人的非个性表演。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便有论者指出奥登诗有内心独白的倾向，其机智和用喻与玄学派诗相类，甚至有不少过分智化的“克利夫兰语”（Clevelandisms）。
[34]
“他的晦涩有一个古代的对偶，即所谓‘玄学派诗’（Metaphysical Poetry）。”
这说的是燕卜荪，不那么直接地同样适用于奥登。
王佐良说中国宋代诗人其实早就擅长玄学派诗人——艾略特的先驱——运用的曲喻，只不过他们在将不同质观念强行结合时所用的暴力不太暴力。
钱钟书指出玄学派诗人曲喻见于唐诗及更早的中国诗文，出于“奇情幻想”。
奥登式一词不仅指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且与玄学派诗风不无关系，因而批评论著中可见奥登式曲喻（Audenesque conceit）、奥登式譬喻（Audenesque analogy）、奥登式转喻（Audensque trope）、奥登式传喻（Audenesque metaphor）等。曲喻是机智（wit）与遐思（fancy）的巴洛克（Baroque）体现，奥登师法艾略特，同样擅长运用。
奥登的诗常将传统技巧及主题与现代意象和元素相结合，推陈出新而别有张力。《傍晚，我出去散步》以现代市井为场景，既有“我会爱你，亲爱的，我会爱你/ 直到中国和非洲相遇，/ 直到河水飞越高山/ 街上满是唱歌的鲑鱼”这样的歌词，类似汉乐府《饶歌》：“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誓言，还有与这样的信誓旦旦格格不入的阴郁的描述，仿佛出自卡夫卡（Franz Kafka）：
在噩梦的洞穴里
正义赤身裸体，
时间在阴影里窥视
你想亲吻时它就咳嗽。
亲吻与亲热并不能征服时间，时间一直在窥视。这首诗中有借用多首英美民谣的语汇，最终却并非一味赞美的情诗。通过都市时钟的讨论，它直面爱的不完美，告诉人们尽管爱充满各种失落与不如意，爱——没有那些不可能的浪漫幻觉的爱——依然是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恩典。
《阿喀琉斯之盾》一诗想象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在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为她儿子阿喀琉斯——希腊史诗中的大英雄——锻造并雕饰盾牌的过程中在上面看到的人物和场景。阿喀琉斯之盾本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然而此诗揭示的却是战争的空虚与荒诞。盾牌上但见“一片毫无特征的平原”：
然而，一片虚空中，聚集站立着
难以理喻的那么一众，
一百万只眼睛，一百万只靴子排列整齐，
面无表情，等待一声命令。
万众一人，这一众只是一个群体，不见任何个体。然后，犹如透过喇叭或无线电，“看不见面孔，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以统计数据，枯燥而平静的语调/证明某个事业是正义的”。然后，尘土飞扬，这一众赳赳武夫在“信念的逻辑”的驱使下一队队开拔离去，不见任何花环饰牛，洒酒祭神的宗教仪式。没设祭坛，只是有个地方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住……这是一个人已不人的世界，充满毁灭和死亡；忒提斯见其所见，最后惊恐地跑开。奥登以短长交替的诗节——这一点学自哈代——造成有意义和无意义世界的对比，仿佛乔伊斯式史诗平行（Joycean epic parallel）。《阿喀琉斯之盾》在反战之外又别有深意，即非个性语言造就无人性行为，不妨视为语言批判的奥维尔式耶利米埃哀歌（Orwellian jeremiad）。
《罗马的衰落》是奥登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作品，写于“二战”之后不久，正如艾略特《荒原》（ The Waste Land ，1922）写于“一战”之后不久。《罗马的衰落》说有个厌恶工作的小职员“在一张粉红色的正式表格上”书写，而非像罗马人那样用尖笔（stylus）在蜡板上刻写，显然年代错乱。不过让现代显身于古代不过是为了暗示历史不断重复：这首诗不只关乎罗马，而是关于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历史中的伟大文明的衰落，仿佛它们到头来都只落得一场空：
而在别处，辽阔宽广
成群的驯鹿穿越
绵延数英里的金色苔藓，
动作迅疾，没有一点声响。
此时视角从地上陡然到了空中，在空间的寂寥中看到了时间的冷酷，煞似观古今四海于须臾，而个体和社会可等而视之，仿佛皆微不足道，抗拒不了时间的扼杀，无法超越兴衰的轮回。
奥登晚期的诗常以情欲（Eros）与理性（Logos），肉体与精神为主题，默认并歌颂人的双重性。即便是轻体诗（light verse）也蕴严肃于嬉戏，含离经于正经。当然，特定的群体甚至可能在其中找到同志美学（gay aesthetic）。精神寓于肉体，通过建筑等表达其塑造并赋予世界秩序的意愿及力量。从照片看，奥登在这一时期颇有些沧桑智者的形象，但诗作并不相应地沉郁，反而笔调轻松，宛若闲谈却蕴含遐想，仿佛哲人的独白。奥登《石灰岩颂》说诗人：
因他真诚的习惯而受到钦羡，称太阳为太阳，称心灵为谜语，
这些坚实的雕像让他不安，雕像明显地怀疑他反神话的神话。
这样的诗句影射史蒂文斯，若是放到其诗里也不会有违和感：晚期奥登竟然有些像史蒂文斯？称太阳为太阳——而不称为比如说斐玻斯（Phoebus）——则世界无神话，然而世界不可能没有神话，正如语言不可能没有传喻：太阳已经是传喻和神话。石灰岩被雕刻，塑造，化自然为艺术：地貌在地中海岸的托斯卡尼（Tuscany）魔术般变为花园、喷泉、殿宇及城市，因而雕像以心灵对物质的转化怀疑“反神话的神话”（antimythological myth）。对奥登而言，人与世界不可分：语言总是赋予一切现象意义，故而一切风景已经是道德化风景（ paysage moralisé ），对意义的追寻只能如此寄寓：“但当我尝试想象无瑕的爱情/ 或来世的生活，我听到的是地下溪流/ 那絮语，我看到的是一片石灰岩风景。”
奥登说语言投“影”（shadow）于“真”（truth），但有人却以大地之父自居，以被流放者的眼光看世界，决断无言、离散而不确定的大地庶物的婚配。 [35] 奥登指的是史蒂文斯式诗人，门德尔森说对这种以心灵发现的为自恋己任的艺术家而言，个人及社会关系的“义理词汇”（ethical vocabulary）毫无意义。 [36] 奥登晚期有些诗作以史蒂文斯为原型，写想象中作为马拉美传人的晚期浪漫诗人。 [37] 奥登对史蒂文斯的态度并不暧昧，而是鲜明地在情不自禁的高度敬意中怀有不可遏制的强烈敌意。奥登觉得史蒂文斯沉溺于心灵的谜语中，政治上有所亏，语言上不诚实。 [38] 这是一偏之见：作为诗人，他们两个有如拉斐尔（Raphael）壁画《雅典学院》（ Scuola di Atene ）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指向天，一个指向地。
如果说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揄扬，对奥登笃信的诗歌义理及社会责任构成挑衅，那么这不过是他们的浪漫主义路数不同，一定意义上只是华兹华斯式浪漫者看不惯马拉美式浪漫者。强调想象的史蒂文斯浪漫，强调实在的史蒂文斯反浪漫。 [39] 用奥登的莎士比亚说，这是阿里尔式史蒂文斯（Arielian Stevens）与卡利班式史蒂文斯（Calibanian Stevens）之分，关乎浪漫崇高（the Romantic sublime）。诗是实在的成分，正如在奥登看来卡利班只有假借阿里尔的语言才能说。
《海与镜》是长篇杰作，不像奥登其他的长诗大多结构松散，似乎那些组成诗篇有所加或有所减并无伤大雅。半戏剧（semi-drama）及其类戏剧人物（quasi dramatic characters）激发了奥登某些最佳诗作，这其中以《海与镜》为代表。 [40] 《海与镜》人物出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暴风雨》（ The Tempest ），自称对此莎剧的评论，但其实关注的是浪漫主义美学。普罗斯佩罗（Prospero）是奥登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放弃巫术而追求“真之道”（the way of truth）。 [41] 《海与镜》被称为的最绚烂的“橱柜剧”（closet drama），视为奥登炫技的舞台。 [42] 《海与镜》将《暴风雨》改写为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的冲突戏剧，其三部分既相对独立，又混成一体，分别关注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欣赏者。
奥登喜欢用异言（allegory），将抽象的具体化，显现其对诗歌传统的了解与理解，转用与转化。《焦虑时代：巴洛克牧歌》运用异言，出于古代牧歌传统，让“二战”期间四个陌生人——依荣格（C. G. Jung）心理学分别代表思想、情欲、直觉和感受——相遇于纽约夜晚的一个酒吧，将现代人对灵魂的追寻戏剧化。
奥登第一部剧作《双边酬报：字谜游戏》（ Paid on Both Sides: A Charade ，1930）结合悲剧与闹剧，包含剧中剧，已显示出后来的混合风格特征。奥登前半生是英国诗人，后半生是美国诗人，后期有些诗作明显有两种文化融合的痕迹。比如说《难民蓝调》以布鲁士（blues）为基调，却用英式英语和拼写，有些不伦不类却似乎是有意为之，烘托难民的处境。体裁及语言的混合容易看出移植与嫁接的结果，诗艺的化合则微妙得多。以技术而论，贾雷尔（Randall Jarrell）认为奥登是斯温伯恩（A. C. Swinburne）以来最有成就的诗人。 [43] 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足见奥登诗艺杂而不失其纯的精湛。
奥登常以小见大，以偏概全，以虚线代实线，以侧面代全面，用一个细节唤起一个事实，一个瞬间唤起一个事件，不辩而辩地寓观点和论点于一系列目不暇接、跨度广阔的事物，化静为动，远近交替地将画面的光影串联为意识流般的蒙太奇式放映。这是以少胜多，合听觉与视觉，由空间而时间，由诗句而及读者，以似乎的客观诉诸可能的主观的艺术。奥登的诗中又富于并列及对比的张力，如奥登的诗中可见凝练与张扬，暧昧与机智，深奥与鄙俚，诡异与迂腐，老成与童稚，辩证与决断，引用与理趣，讽刺与宣传，嫉妒与冷漠，含蓄与爆发，直言与春点，机械与自然，细节与鸟瞰，摩登与古朴，戏剧与婉转，淹博与嬉仿，残酷与龌龊，乃至速度与激情。
奥登多年常读《牛津英语大词典》（ OED ），在牛津读书期间交谈中用的不少词同伴就听得云里雾里。后来他购置了两套这部多卷本巨编，纽约公寓和奥地利夏日别墅各放一套，甚至习惯在两地晚餐时往座位上摆那么一卷，仿佛他还是够不到餐桌的孩子。奥登笔记本中辑录了不少这种特意摭拾来的词，而冷僻的词典词（dictionary word）始终是奥登诗措辞的一个特征。《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有个“编词圈”（lexicographic loop）现象：很多词项用例中奥登是唯一晚近使用过那个词的人，而那些词他本来就采撷自这部大词典。 [44] 小小一本《新华字典》中的汉字很少有国人能认全，不难想象皇皇巨典中那种墨角（inkhorn）中的墨角对英语读者的挑战。
奥登是现代主义者，抑或反现代主义者？
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却好像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现代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奥登的诗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
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说最容易误解奥登的途径就是把他解读为现代主义传人，因为奥登不像现代主义理论那样将诗与世界截然分开。 [45] 现代主义怀疑语言，怀疑其交流的可能性，而奥登信任语言，看重诗对听众的效果。奥登不像庞德、艾略特和叶芝那样喜欢运用面具，以致其诗有自白和抒情倾向，甚至不时有说教特征。奥登诗学中诗与听众不可分，正如诗与世界不可分。
现代主义强调的非个性、客观性和超然性其实是古典主义价值，诗不再是浪漫主义主张的强烈情感的自然外溢，一变而为新批评标榜的“文像”（verbal icon），诗人作为艺匠的形象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人对众人说”（a man speaking to men）。 [46] 奥登不只是观察世界、聆听社会的诗人，而且是对众人说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依然是浪漫诗人。
现代主义难道不是从反浪漫主义起家？确实，现代主义常被视为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崇尚智性、客体性及意象精确性和形式空间性，显得刚而不柔，道而不径，诗学激进而价值保守，有古典主义的克制而无浪漫主义的放任。虽然如此，这是一个视距的问题：近观则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的雠冤，远看则浪漫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鼻祖。换言之，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而言似仇实亲，不觉中暗通款曲，既是叛逆，又是延续。
奥登说：
坡和波德莱尔是现代诗之父，因为他们是生于现代——也就是说，在传统和继承的封闭社会蜕变为时尚和选择的开放社会之后——而最早（布莱克可能除外）意识到这是怎样的决定性变化的诗人。 [47]
奥登自己的诗表面上看条顿化（Teutonicizing）多于高卢化（Gallicizing），亦即德国化超过法国化。现代主义诗的语言往往似乎语法不再，韵律失常，节奏紊乱，逻辑缺失，传达社会断裂而价值沦丧的世界中的疏离感和异化感，凸显语言自身的危机：它智甚于情，抽象而洗练，强烈而自觉，不再指向外在世界，反而指向诗本身。20 世纪 30 年代长期被视为反现代主义的十年，奥登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以教父身份养育出的混合政治与艺术的一代， [48] 那么奥登是否反现代主义？
奥德诗的传人拉金（Philip Larkin）认为爵士到帕克（Charlie Parker）已不再是爵士，面目全非以致无法辨认为爵士，甚至放帕克唱片婴儿都会哭。拉金鉴于类似事例说：
亨利·摩尔和詹姆斯·乔伊斯（从天才堕落到荒谬的教科书案例）可说同样如此。不，我不喜欢这类东西并非因为它们新，而是因为它们是不负责的技巧利用，背离我们所知的人类生活。这是我对现代主义的本质批评，无论是帕克、庞德还是毕加索所为：它既不帮助我们享受，也不帮助我们忍受。 [49]
从摩尔（Henry Moore）和乔伊斯（James Joyce）到帕克、庞德和毕加索，这是对从雕塑、小说到音乐、诗歌和绘画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一言以毙之的全面性否定。运动派的反现代主义特征被总结为拒绝精英主义和极右思想，捍卫本土传统，但最关键的是反对现代主义对诗人与听众之间的联系的割裂。 [50] 这种联系古老而密切，在现代主义以前未曾断裂。艺术与生活绝非无关，拉金的根本性责难基于江森（Samuel Johnson）对其间关系的观点。
奥登称济慈（John Keats）从没说过“美即真，真即美”（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说这句话的是济慈吟咏的希腊瓮。奥登进而说：
艺术出自我们对美和真的渴望，以及对两者并不相同的认知。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显示出阿里尔与普罗斯佩罗之间的竞争的某种痕迹；在每一首好诗中他们的关系多少融洽，但从来并非毫无紧张。希腊瓮道出阿里尔的立场；普罗斯佩罗的立场同样简明地由江森博士道出：写作的唯一目的是让读者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或更好地忍受生活。 [51]
人们要诗美，要语言的尘世天堂，纯粹游戏的永恒世界，从中得到快乐，因为它与人们的历史存在及其不可解决的问题和无以逃避的苦难恰成对照。人们同时又要诗真，要诗提供某种关于生活的启示与揭示，使人们免于自我魅惑与欺骗；若要给人们带来真，诗人便不可能不把问题、痛苦、混乱和丑陋引入诗。每一首诗中都有阿里尔和普罗斯佩罗某种程度的协作，但他们各自角色的重要性因诗而异，故而通常可以说一首诗，甚至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是“阿里尔主导”（Ariel-dominated）或“普罗斯佩罗主导”（Prospero dominated）。 [52] 阿里尔和普罗斯佩罗既争锋又携手，我行我素又相辅相成。美与真是诗的要素，构成诗的基本张力，虽然在一首诗中或一个诗人身上会此消彼长而一主一从。
奥登不认为诗人必须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因为缪斯并不喜欢在“鼓动宣传和马拉美”（agit-prop and Mallarmé）之间被迫做选择。 [53]
奥登说：
诗人想象的理想听众由跟他上床的美人，邀他晚餐并告诉他国家机密的强人，以及他的同行诗人组成。他得到的实际听众由近视眼教书人，在自助餐厅就餐的青春痘年轻人，以及他的同行诗人组成。这意味其实他是为他的同行诗人写作。 [54]
不得已而求其次，诗人为同行写作。这是笑谈，不认真多于认真。奥登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的隔阂并非因为前者非同寻常，他们之间缺乏交流证明所有人之间都缺乏交流，而艺术品只不过揭开了这种缺失。 [55] 关于到底为何及为谁写作，奥登又说：
艺术，如果它不始于那里，至少
无论美学喜不喜欢这个想法，
终于我们款待朋友们的企图；
而我们首要的问题是意识到
现代艺术家有些怎样的朋友。 [56]
奥登在此肯定诗要给予友人快乐，而他心目中的友人——无论生活中相识或不相识——跟他相似，会懂得他谈论什么，暗示什么，影射什么，讥讽什么，会心领神会而不会像局外人那样不知所云。无论在外人看来如何晦涩，他的诗对自己以及对朋友绝不会没有意义。奥登又说“谜”（riddle）是诗的基本元素，而“晦涩”（obscurity）则是美学缺陷。 [57] 奥登的诗经常像在与朋友交谈那样口语化，娓娓道来却不总是一听就懂，有时确实感觉若非个中人，不解其中妙。
奥登的诗出于人与世界的相遇，正如浪漫主义诗。浪漫主义者强调自己的观点或看法的个人性及独特性，以此确立自己的诗的价值，故而关注自我的表现是一切的一切。奥登的诗追求传达，关注听众的传达，故而言说方式的变化既是将个人感受化为非个性艺术的方法，也是面向不同听众说话的方式。奥登的听众可以因诗而异，并非一成不变，但他自知并非每个人都是或可以是自己的每一首诗的听众。他的听众不一而足，有些诗面向普罗大众，有些诗面向文艺小众，有些诗面向其他群体。如果可能，奥登有意面向愿意倾听的尽可能广阔的听众。
1940 年，奥登在七姊妹（Seven Sisters）女子文理学院之一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作毕业演讲，以浪漫一词指所有那些拒绝自由的悖论性及辩证性的人，认为浪漫者昧于自由与必然的关联而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 [58] 大海是危殆与险恶之所，但浪漫者却执意要航海——或穿越沙漠——以彰显自己的自由及自由对必然的克服。 [59] 由此看来，“叫我以实玛利”（Call me Ishmael）——迈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大白鲸》（ Moby-Dick ； or ， The Whale ，1851）著名的开头语——适用于每个浪漫者。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浪漫主义否定自由，显示对自由的绝对肯定与否定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一体两面。
奥登的作品并不怀念失去的确定性，反而充满乐观，故而被视为近于后现代主义。 [60] 奥登追求非个性化，显得现代主义；另外，他又力求向人传达，显得浪漫主义。
奥登与中国有缘，机缘巧合地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催化者。
抗战初期，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的现代诗人中以艾略特和奥登对其学生影响最大。燕卜荪《秋在南岳》描述当时的教学情形：“合适的那些珀伽索斯/ 你们的心灵愿意去梳理。/ 让文本异文得到讨论；/ 我们教学，随一首诗的生长。” [61] 珀伽索斯（Pegasus）是希腊神话中的带翼飞马，足迹过处让诗的圣山上的灵感源泉（Hippocrene）涌出。“文本异文”（textual variants）应该是指因战火而迁徙途中图书匮缺，因而包括他在内的联大教师只能靠诗中所谓“灵魂记忆”（soul remembering）传授而徒生——用个燕卜荪术语——文本两可（textual ambiguities）。
此前的中国新诗中象征主义勃发而浪漫主义独大，燕卜荪带来的客观性和理智性现代主义新风通过其亲炙弟子扩散，蝴蝶效应般从西南一隅促成中国诗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交替之际，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的风潮。燕卜荪来华之前，奥登的诗已有零星汉译，而奥登对中国诗发生实质性影响是通过燕卜荪在联大授课。王佐良回忆道：“当时在昆明有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如穆旦和杜运燮，呼吸着同样的战争的气氛，实践着同样的诗歌革新，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了，以至于学他译他。”
王佐良说当年的联大诗人激赏艾略特和奥登，对后者更是偏爱有加：“原因是他的诗歌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
他们大概是觉得艾略特望之俨然，而奥登即之也温；唯其如此，联大青年才俊对奥登可谓读得亲切，用得剔透。
燕卜荪说他在联大教学效果好是因为学生水平高，而且那是中国吸收欧洲文明成就的伟大时代的最后岁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在欧洲就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国同事之间常混杂好几种语言交流。至于联大学生中盛传他凭记忆打出《奥赛罗》（
Othello
）或其他莎剧，其实当时有好心人借给了他一部 1850 年版《莎士比亚全集》，里面的衬页有蒲柏（Alexander Pope）和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亲笔签名。
[62]
虽然如此，燕卜荪博学而记忆力惊人却是不争的事实。联大学子敬仰燕卜荪，觉得他潇洒而新鲜，甚至传奇而神异，上课极富感染力。
九叶诗人中有五位出自联大，即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和唐祈。“九叶诗派是一个受影响于西方二十世纪以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流派。奥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承发展这种诗风，用来抒写动乱的世界。九叶诗人对奥登尤其有直接的借鉴与亲切的关系。”
“‘九叶’诗人里，穆旦、郑敏、运燮、可嘉，受奥登、易卜生影响最大，丰富了现实生活里的词汇与哲理性的隐喻、象征，增强了诗的知性与感性，却又造成了一些诗的隐晦。”
1939 年年初，奥登离开英国，移居美国；同年秋，燕卜荪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人虽走了，他引介的现代诗及现代主义诗学却在联大人中传布。
西方诸多巨匠中，奥登显然是对民国中晚期涌现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影响最大的诗人。
王佐良说燕卜荪：
他用他在《晦涩的七个类型》里分析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玄学派诗”的同样精细和深入的方法来为我们分析叶芝和艾略特等人的现代诗。回想起来，这门课是十分完整、内容充实的，把从霍布金斯起一直到奥登和狄兰·托马斯止的重要现代派人物都包括在内了，而后两人在当时（1938—1939）就是最新的诗人。……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 17 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
周珏良回忆中燕卜荪讲授的大致就是这些诗人，又特别提到穆旦在“文革”刚结束时就着手汉译奥登。
燕卜荪在书信中提出在其同辈及晚辈中，真正的英国诗人只有两个：狄兰·托马斯和奥登。
[63]
燕卜荪又说自己非常钦佩奥登，将他和狄兰·托马斯称为“天才诗人”（poets of genius）。
[64]
王佐良说联大青年诗人跟燕卜荪读艾略特、奥登和狄兰·托马斯，眼界为之洞开，于是有了“当代的敏感”与中国现实的结合，成就“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的一大特色”。
燕卜荪曾戏仿（parody）奥登的民谣叙事和悲天悯人。
[65]
戏仿是特殊的恭维，在讪笑中显示出尊重。燕卜荪思想“左倾”，又是新批评奠基人之一瑞恰慈（I. A. Richards）弟子，对奥登必定有同情的激赏。
20 世纪 80 年代——诗的年代——我们在北京上大学，读诗，写诗，译诗，受教于巫宁坤先生。如今想起来，那是桃李春风、化雨如酒的梦幻青葱岁月（salad days）了。巫老师在联大时就写诗，平时提到最多的中国诗人是穆旦；而从其私淑奥登的诗风看，奥登是穆旦最为推崇的现代主义诗人。巫老师和穆旦在联大冬青文艺社时就相识，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有段时间又与穆旦夫妇同住一所公寓，过从甚密。20 世纪 50 年代初回国任教燕京大学前，巫老师特意到东部去拜访当时在斯沃兹莫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执教的奥登，可见其在联大人心目中的地位。
那些年巫老师邀请过不少中外人士到校讲授，包括联大校友，九叶诗人中的郑敏女士和袁可嘉先生。郑敏用英语讲，谈到过奥登诗的非抒情性和历史意识；袁可嘉用汉语讲，提到奥登时将他置于广阔的现代主义背景中谈。听巫老师说，在联大就学期间除了跑空袭警报外，还常往两位师长住处跑，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卞之琳。卞之琳不仅译奥登诗，自己写诗也对奥登有所借鉴。
奥登是英语诗体多面手，几乎没有他没尝试过的诗体，晚年甚至还转译并仿写过日本俳句和短歌。
希尼（Seamus Heaney）悼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诗仿奥登悼叶芝诗：“约瑟夫，对，那节拍你熟。/ 威斯坦·奥登格律音步 / 应和它前进，没重音/ 有重音，让威廉·叶芝安寝。”
[66]
卞之琳译奥登十四行诗，自觉以“顿”或“音组”对应英诗音步。
奥登的诗运用丰富的诗体，如《海与镜》不同人物用不同诗体或文体说或唱：普罗斯佩罗用音节体（syllabics）、安东尼奥（Antonio）用意大利三行体（terza rima）；米兰达（Miranda）用十九行诗（villanelle）；费迪南德（Ferdinand）用十四行诗（sonnet）；水手们用叙事民谣（ballad）；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用六节诗（sestina）；卡利班（Caliban）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那样复杂的散文。汉译英语格律诗绝非押韵那么简单，何况韵在英语中就有多种。
奥登说因为巴别之咒（Curse of Babel），诗是最具地方性的艺术，故而有赖于韵的意义不可译。 [67] 他自己并不强求，而且又注意到阴韵（feminine rhyme）——至少两个音节的韵——在意大利语中是最常见的韵，在德语中也常见，但在英语中不仅罕见，而且听起来滑稽，故而在译为英语时不如不用韵。 [68] 我们译奥登诗的过程中，有时在原文有韵时用韵，但不以韵害义，有损原诗的表达。
本书译自门德尔森编 1979 年新版《奥登诗选》。 [69] 门德尔森编选的都是奥登原作，一仍其旧，未采用奥登后来修改的版本。通常，诗人或作家或许会“悔其少作”而做修改，旨在将原作改得更好，但奥登的修改出于政治和宗教动机，经常改得面目全非，为追求所谓诚实反而变得不诚实，与原作相去太远。《奥登诗选》原书收录奥登代表诗作 100 首，我们全部译出，另外收录了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1994）中出现的《葬礼蓝调》（ Funeral Blues ），加起来共 101 首。
奥登说诗的定义有多种，最简单的依然最好：“可记忆的言语”（memorable speech）。 [70]
奥登以美为经，以真为纬，其诗是这个定义的体现，如《但我不能》：
风吹过来，一定来自某地，
树叶枯萎，一定有其缘由；
时间只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
最后一行是诗中一唱三叹的叠句（refrain）：不管发生什么，惊喜或悲剧，时间能给的只有这个答案。一切尽在时间中，而时间的这个答案给了等于没给：缘由依然得由人寻觅，以诗赋予意义。
《纪念W.B.叶芝》以反浪漫姿态说诗并未使得什么发生，转而又说诗是发生的方式。诗是语言性仪式，有治疗的功效，给精神的荒原带来艺术的甘泉，让人面对存在的苦难，赞美生命的欣悦：
在心灵的沙漠里
让疗愈之泉涌起，
在他日子的监狱中
教导自由人如何赞颂。
这最后两行镌刻在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诗人角落（Poets’Corner）奥登纪念石上，肯定他将人世的严酷的真化为诗的灵动的美，一如叶芝。奥登会觉得亦如化腐朽为神奇的波德莱尔，以及波德莱尔的不祧之祖但丁？
“合上你的奥登，打开你的史蒂文斯，”布鲁姆（Harold Bloom）如是说。 [71] 两位大师之间二选一是诗的狭隘化，世界的贫困化，选此不必舍彼：
打开你的奥登，走进迁徙的花园。
水琴 西蒙
2023.5.28
[1] See Stan Smith, W. H. Auden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1997), p. 11.
[2] James Fenton, The Strength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9.
[3] See Neville Coghill,“Sweeney Agonistes (An anecdote or two)”in T. S. Eliot: A Symposium , ed. Tambimuttu and Richard Mach (London:Frank and Cass, 1965), p. 82.
[4] See Alan Bennett, Introduction, Six Poets, Hardy to Larkin: An Anth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xi.
[5] Quoted in David Caplan, American Poet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71.
[6] See letter to Christopher Ricks dated May 6, 1962,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Empson , ed. John Haffen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 334.
[7] See W. H. Aud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 H. Auden: Poems , vol. 1: 1927-1939 , ed. Edward Mendel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80.
[8] See Sylvia Plath, 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 (New York: Ballantine, 1982), p. 76.
[9] See Arthur Kirsch, Auden and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W. H. Auden, For the Time Being: A Christmas Oratorio , ed. Alan Jacobs (194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
[11] “The republic of poetry needs a full-scale revolution.”Quoted in Aidan Wasley, The Age of Auden: Postwar Poetry and the American Sce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8.
[12] See Aidan Wasley,“Auden a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World,”in W. H. Auden in Context , ed. Tony Shar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2-123.
[13] See A. Trevor Tolley, 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39.
[14] See W. H. Auden, Juvenilia: Poems 1922-28 , ed. Katherine Bucknell(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4).
[15] W. H. Auden,“Profile,” Collected Poems , ed. Edward Mendelson(New York: Random, 1976), p. 582.
[16] See Peter Edgerly Firchow, W. H. Auden: Contexts for Poetry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2), p. 23.
[17] See W. H. Auden,“Larkin’s Choic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 H. Auden: Prose , vol. 6: 1969-1973, ed. Edward Mendelso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99.
[18] “New Year Letter,”in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W. H. Aud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5), p. 271.
[19] See W. H. Auden,“Making, Knowing and Judging,”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194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43.
[20] “Authors are actors, books are theaters.”Wallace Stevens,“Adagia,” Opus Posthumous , ed. Milton J. Bat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p. 184.
[21] See John Keats, letter to Richard Woodhouse, dated Oct. 27, 1818, in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 ed. Grant F. Scott (1958;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2005), p. 195.
[22] See Stan Smith,“Remembering Bryden's bill: Modernism from Eliot to Auden,” Critical Survey 6 (1994), p. 312.
[23] See 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London: Methuen,1953), p. 191.
[24] David Antin,“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pproaching the Present in American Poetry,” boundary 2: 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1 (1972), pp. 98-133.
[25] See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pp. 487-488.
[26] See John Ashbery, Other Traditions: 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
[27] “Even as his poetic father is Stevens, Ashbery’s largest ancestor is Whitman, and it is the Whitmanian strain in Stevens that found Ashbery.”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John Ashbery , ed. ide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5), p. 7.
[28] See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3. See also idem ,“John Ashbery: The Charity of the Hard Moments,” Figures of Capable Imagina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pp. 169-208.
[29] “The Devil indeed is the father of Poetry, for poetry might be defined as the clear expression of mixed feelings.”Quoted in Anthony Hecht, The Hidden Law: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7.
[30] See W. H. Auden,“Words and the Word,” Secondary Worlds: The T. S. Eliot Memorial Lectur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p. 126-129.
[31] See John G. Blair,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7.
[32] See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Socrates , tr. Lee M. Capel (London: Collins, 1966).
[33] See Rachel Wetzsteon, Influential Ghosts: A Study of Auden’s Sour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
[34] See John Hayward, untitled review, in Criterion 7 (1932), pp. 131134.
[35] See W. H Auden,“Kairos and Logos,” Collected Poems , ed. Edward Mendels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6), p. 240.
[36] See Edward Mendelson, Later Au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 169.
[37] See 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A Critical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90.
[38] Cf. Liesl M. Olson,“Stevens and Auden: Antimythological Meetings,” Wallace Stevens Journal 27 (2003), pp. 255-261.
[39] See George Lensing,“The Romantic and Anti-Romantic in the Poetry of Wallace Steven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 ed.Alfred Bendixen and Stephen Bu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50-669.
[40] See John G. Blair,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7.
[41] See Lucy S. McDiarmid and John McDiarmid,“Artifice and Self Consciousness in Auden's The Sea and the Mirr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6 (1975), pp. 353-377.
[42] See Lucy McDiarmid, Auden’s Apologies for Poet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5.
[43] See Randall Jarrell on W. H. Auden , ed. Stephen Burt and Hannah BrooksMot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
[44] See Charlotte Brewer,“When I feel inclined to read poetry I take down my Dictionary’: Poets and Dictionaries, Dictionaries and Poets,”in Poetry & the Dictionary , ed. Andrew Blades and Piers Pennington(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9-40.
[45] See Edward Mendelson,“Auden's Revision of Modernism,”in W. H. Auden ,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pp. 112,117-118.
[46] See Sanford Schwartz, The Matrix of Modernism: Pound, Eliot, and Early Twentieth - Century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p. 71.
[47] W. H. Auden,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Baudelaire, Intimate Journals ,tr. Christopher Isherwood (London: Methuen, 1947), p. xix.
[48] See Keith Williams and Steven Matthews, Introduction, Rewriting the Thirties: Modernism and After , ed. ide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7), p. 1.
[49] Philip Larkin, All What Jazz: A Record Diary, 1961-1971 (New York: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5), p. 27.
[50] See Blake Morrison,“‘Still Going on, All of It’: The Movement in the 1950s and the Movement Today,”in The Movement Reconsidered: Essays on Larkin, Amis, Gunn, Davie,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 ed.Zachary L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
[51] W. H. Auden,“Robert Frost,”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194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337-338.
[52] See ibid ., p. 338.
[53] See W. H. Auden,“Of Poetry in Troubled Greec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 2, 1950), p. 5.
[54] W. H. Auden,“Squares and Oblings,”in Poets at Work , ed. Charles Abbo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8), p. 176.
[55] See W. H. Auden,“Criticism in a Mass Society,” Prose , ed. Edward Mendels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vol. 2, p. 93.
[56] W. H. Auden,“Letter to Lord Byron,” Letters from Icel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p. 103.
[57] See W. H. Auden,“A Contemporary Epic,” Encounter 2 (1954),p. 68.
[58] See W. H. Auden,“Romantic or Free?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June 17, 1940,” Smith Alumnae Quarterly 31 (1940), pp. 353-358.
[59] See W. H. Auden, The Enchafèd Flood or the Romantic Iconography of the Se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60] See Rainer Emig, W. H. Auden: Towards a Postmodern Poe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61] William Empson,“Autumn on Nan-Yueh,” Collected Poems (London:Hogarth, 1984), p. 73.
[62] See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 vol. 1: Among the Mandari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63.
[63] See letter to David Holbrook dated Mar. 23, 1962,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Empson , ed. John Haffen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 328.
[64] See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 vol. 1: Among the Mandar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5.
[65] William Empson,“Just a Smack at Auden,”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Emps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9), pp. 64-65.
[66] “Joseph, yes, you know the beat./ Wystan Auden's metric feet/Marched to it, unstressed and stressed,/ Laying William Yeats to rest.”Seamus Heaney,“Audenesque, in memory of Joseph Brodsky,” The Iowa Review 26 (1996), p. 31.
[67] See W. H. Auden,“Writing,”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194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23.
[68] See“Homage to Igor Stravinsky,” ibid ., p. 488.
[69] W. H. Auden, Selected Poems , New Edition, ed. Edward Mendelso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70] See W. H. Auden, Introduction, The Poet’s Tongue: An Anthology , ed.W. H. Auden and John Garrett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35), p. v.
[71] “Close thy Auden, open thy Stevens.”Harold Bloom,“W. H.Auden,” Poets and Poem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5), p.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