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一般适应综合征（GAS）

一般适应综合征（GAS）是训练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该理论由加拿大科学家汉斯·薛利（Hans Seyle）提出。薛利于1950年出版了自己的基础性理论著作《生活的压力》（The Stress of Life），他将压力和适应的概念引入人体面对挑战情况的反应中。该理论认为，所有的训练系统都依赖于适应性反应，并指出人体具有适应能力。薛利是第一个将这种反应的时间进程理论化的人，为每一个训练计划建立了理论基础。薛利遵循巴甫洛夫（Pavlov）刺激-反应理论的经典范式，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对来自周围环境所带来刺激的适应过程，他还认为，如果刺激强度足够且合适（不强烈也不轻微），就会正向激发人体适应，增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在血流中的激素释放。如果刺激强度（也称为“压力源”或“紧张源”等）较低，则不会引起任何反应，但如果刺激强度很高，会引起紊乱甚至死亡。适当的刺激强度会引起反应，从而形成适应性过程。刺激、响应和适应的时序过程被称为一般适应综合征（GAS），它指的是身体面对挑战情况做出的特定响应；而当压力水平局限于某个部位（肌肉）时，它被称为局部适应综合征（LAS）。当反应的程度（例如炎症过程）足够大，大致足以影响全身时，局部适应综合征（LAS）可以发展成为一般适应综合征（GAS）。刺激会造成休克，而抗休克是身体的响应方式，整个抗休克的过程就是一般适应综合征（GAS），它起到超量恢复的作用：不仅恢复了损伤，而且实际上巩固强化了目标系统，以防止未来再发生同样程度的损伤。GAS是休克-抗休克随时间推进的过程，它紧跟在刺激之后发生，以负荷的强度和范围为出发点，描述了人体面对不断增长的刺激的适应反应。训练的“配方”就是基于GAS设计的。研究适应的科学被称为“适应组学”（Razzhevaikin等人，2012）。适应的动态变化似乎不是以线性方式进行的，而是遵循非线性模式，在恢复期间会受到大量事件的影响而产生振荡（Gorban等人，2016）。这种根据机体对内科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反应而开发的理论来解释体育训练的做法受到了批评（Buckner等人，2017年），使得人们对体育训练是否存在明确的适应过程产生了怀疑。一些生理学家称，一些实验中甚至所有受试者都不具备对训练负荷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受试者被威尔莫（Wilmore, 1998）定义为无反应者。在许多教练的实践经验中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受训者在接受训练后，进步甚微或毫无进步。而关于可训练性的研究几乎是有限的，且往往需要评估完训练计划之后才能知晓，这些训练计划的改进需要统计数据作为指标，或滥用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几种方法表明，如果观察到P值略低于0.05，在此情况下的假阳性风险至少为20%-30%，（Colquhoun，引用于Pike，2019），更不用说样本具有可变性，以及参与体育运动研究的受试者数量往往较少。“无反应者”可能是在基因转录机制方面存在缺陷，也可能是存在营养物质和基质利用缺陷，或任何其他亚临床未知情况。例如，根据遗传学已经可以确定ACTN-3基因与力量有关，而ACE基因与耐力有关（Ma等人，2013）。亚临床状态的存在，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难以诊断的，比如身体中的一些生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虚弱”状态（Calkins等人，2011）。例如，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居民与生活在温暖气候下的居民相比，其中枢神经系统表现更“慢”（神经传导速度）（De Jesus等人，1973）。

扎特修尔斯基（Zaciorskij）和克雷默（Kramer）（2008）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适应理论，他们称之为“双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身体对训练做功的实际准备状态是超量恢复过程减去实际“疲劳”状态的结果。因此，在该理论中，超量恢复减去疲劳等于运动员的实际表现能力，恢复过程则是训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超量恢复理论也受到其他作者的质疑，他们观察到并提出以下理由：

1.人体内不只有激素调节这一活动正在发生（薛利测量了压力恢复激素——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2.存在无反应者；

3.许多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是未知的。

尽管过了那么久，我们仍尚未明确身体素质维持和衰退的时间进程，甚至不知道当前训练负荷与前一次训练负荷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运动员的个体遗传和过往训练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当前也仍待明确（Kjeli，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