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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采取更广泛、更具包容性方法的经济学。”
安格斯·迪顿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经济学和国际事务荣休教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普林斯顿
“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经济学和国际事务荣休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说，“导致不公平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过程”，“除非能够对导致不平等的过程和制度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很难改善当前的不平等状况”。
近年来，迪顿致力于探寻不平等、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他是率先跳出“经济学即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
”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综合调用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迪顿尝试锚定并解决一个个社会不公问题：超乎想象的大流行病、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停滞的全球化、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影响深重的种族问题、美国近乎灾难的“绝望的死亡”……在他看来，“每解决一个问题都将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5年，凭借在消费、贫穷与福利领域广泛而卓越的研究贡献，迪顿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迪顿从未担任过与政策制定相关的职务，但他研究的主题几乎总是与政策相关。
迪顿曾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负责收集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国际组织合作，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几个小组的成员，研究包括贫困、物价和死亡率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迪顿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还是盖洛普组织资深科学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他著有《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逃离不平等》《美国怎么了》《美国的经济问题》等影响颇深的图书。
迪顿的人生伴侣安妮·凯斯（Anne Case）是普林斯顿大学1886年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2015年，两人共同发表了“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其关于美国中年白人“绝望的死亡”的论述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政治辩论。2023年，两人在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出版了《美国怎么了》一书，对“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今天，年近八旬的迪顿仍奋斗在一线，反思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作用，探寻人类的希望与未来。
在学术生涯前半段，迪顿专注于消费、收入与贫困测量研究。
通常，当政府需要提高对某一消费品的增值税，或对一个特定群体降低所得税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知道这样的改革将如何影响公众对各种商品的消费取舍，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在这次政府行为中的得失。因此，要设计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首先要洞悉个人的消费选择。
在迪顿之前，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福利的标准，并依此制定福利政策。迪顿对此保持怀疑。他在研究中“将详细的个人选择和总体结果联系起来”
，提出并尝试解决了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如何将他们的支出分配给不同的商品？社会收入中有多少被花掉了，有多少被储蓄了？如何更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和贫困？
1980年，迪顿与约翰·米尔鲍尔发表了题为“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的论文，正式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AIDS首次解决了“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对不同商品如何分配消费”的问题，提出多年后，仍被广泛用于构建价格指数、估计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比较不同时空内生活水平。
迪顿关于消费的理解还打破了过往宏观经济学研究者过分依赖汇总数据的研究定式。传统的“代表性消费者”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随着社会总收入或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迪顿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在实际中，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消费并未像理论所预测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同步变化。此即著名的“迪顿悖论”（ Deaton Paradox）。
迪顿指出，解决这一悖论——以及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的关键是研究个人的收入和消费（他们的收入波动方式与平均收入完全不同），通过确定个人消费水平如何随个人收入水平变化，再予以加总去找到社会总消费数据。迪顿的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总体变量的特征，也应研究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总平衡分布——对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97年，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一书中系统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家庭调查能够可靠地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而且可以利用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衡量标准来辨别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迪顿对家庭调查的关注有助于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汇总数据的理论领域转变为基于详细个人数据的经验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迪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新闻中写道。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继续增长将不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提升幸福感。
迪顿的研究却表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加，没有出现任何拐点或上限。
迪顿用两类指标来衡量幸福：情绪幸福感（EmotionalWell-being），是指个人日常经历的情感品质，如快乐、焦虑、悲伤和愤怒等；生活满意度（Life Evaluation），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如对收入、教育的满意度等。迪顿曾联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对超过45万份盖洛普健康幸福指数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美国人的情绪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每年约7.5万美元后，收入再增加也不会提高幸福感，但更高的收入仍将继续改善个人的生活评估。简言之：高收入可以买到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但不能买到情绪幸福感。
迪顿坦承，用幸福感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人类福利和指导政策很难，“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提高那些已经非常幸福的人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是一个合理的政策目标。减少痛苦的政策目标可能会引起较少的反对意见”。
正因为低收入与低生活评价和低情绪幸福感有关，“关注那些仍身处困境等待一场生存大逃亡的人”非常重要。2013年，迪顿《逃离不平等》一书出版，他将该书的核心概括为“对幸福的评价”。
在书中，迪顿借由父辈的经历——迪顿的父亲从一名挖煤工人“幸运”地转变为一名排水工程师，将两名子女成功培养成教师（迪顿与其妹妹为家族史上有且仅有的两名大学生），自己安度晚年活到90高龄——讲述了一个人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迪顿认为，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比如，“18—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境；但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鸿沟，至今仍未消弭”。
发展导致了不平等，而不平等问题又很容易被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所掩盖。迪顿对此不无担心，“当经济增长迟缓之时，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华尔街与普通民众之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以及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之间，将利益冲突不断”。
除收入外，迪顿还强调了健康状况是决定人们幸福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迪顿在多部著作中用了大量篇幅阐述健康不平等的问题。他指出“正如物质进步造成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健康的进步也造成了健康的鸿沟”。
1945年，迪顿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1983年迪顿迁居新泽西普林斯顿。持有英美双重国籍，迪顿在感激美国高薪资带给自己安全感，敬畏美国研究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所蕴含的财富和机会时，亦通过自身的移民身份看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平等问题。
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美国的经济问题》（2023）一书中，迪顿用颇为幽默的文字记录了他曾如何探险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勇闯美国社会保障署等经历。他不禁感慨：“虽然我从未因《美国爱国者法案》而受过苦，但确实曾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而饱受磨难。”
迪顿在书中写道：“与我1983年移民而来时的美国相比，今天的美国社会更加黑暗。”据2022年《福布斯》排行榜数据，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拿走了总收入的将近一半，而收入排名在后50%的人口仅拿走了总收入的14%。
迪顿在研究中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开始加剧，1971—2021年间，美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有余，但分配处于中间的人口的实际工资始终停滞不前，而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实际工资甚至比50年前更低。
上述数据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多大震动，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指向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现象——美国的“绝望的死亡”。
“绝望的死亡”由安妮·凯斯在与迪顿合著的“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中首次提出，描述了“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长期下降趋势逆转，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人中死亡率逆势上升”背后的残酷事实。自2015年11月刊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后，这篇论文的舆论风暴一度超出了彼时仍在进行的迪顿诺贝尔奖获奖宣传一个数量级。2020年，两人进一步出版《美国怎么了》一书，对“绝望的死亡”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
他们的调查数据发现，尽管美国45—54岁年龄段的白人的死亡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其背后却是低学历人口的死亡率上升了25%，高学历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了40%（截至2017年）。
凯斯与迪顿对美国中年白人到底死于什么做了进一步调查分析。通过重新审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他们发现了三大罪魁祸首——药物过量使用、自杀和酒精性肝病死亡。安妮将其统称为“绝望的死亡”，意即揭示这三类死亡通常与痛苦关联，与精神和行为健康联系，以及缺乏任何传染源的特征。
“新增的绝望的死亡者几乎全部是没有高学历的人……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死亡率方面，在生活质量方面也同样如此。”两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绝望的死亡”最直观的诱因或许在于：美国糟糕的医疗体系、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收入的愈发不平等以及金融危机，甚至是精英制度下的所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丧失了勤奋和其他美国人固有的美德”，等等。
但凯斯和迪顿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换言之，当前的制度令处于财富顶端的少数人获得巨额不义之财，而众多普通人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机会”
。“绝望的死亡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阶层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较长时期内缓慢地遭到破坏……这些变化在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后，必将摧毁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带来了绝望的死亡。”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制约极端不平等背后的寻租、游说和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以终止获取财富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
迪顿和经济学的缘分开始于剑桥大学。
彼时迪顿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本科学位，他发现其他同学的数学成绩都比他好，学习也比他更认真。导师注意到迪顿对数学的兴趣日趋减弱，最后建议他“转向他们明显认为是失败者的最后选择，即一个之前从未考虑过的选择——经济学”。
这一“失败者”的选择，经过约半个世纪，为迪顿赢得了一枚诺贝尔经济学奖牌。
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迪顿在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米德、安东尼·阿特金森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关注贫困、福祉与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迪顿逐渐接过剑桥学派的衣钵，将其“一生困在这个领域”。
迪顿曾回忆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这一生欠了不少‘学术债’，很多师长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理查德·斯通
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为深刻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性——没有衡量标准，我们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亦是无比重要的事项。阿马蒂亚·森则教会我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以及应以整体的视角去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
年近八十，迪顿仍活跃在经济学研究的一线，也一直在反思经济学的得与失。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指责经济学在解释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上愈发力不从心。批评者更是控诉经济学家是富人的说客，是政治家的附庸，是关心自己经济利益的欺世盗名之辈，他们未能集体预见金融危机，亦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其对世界的毫无助益的干预甚至导致了世界混乱。
对于这些批评，迪顿不无幽默地表示，“我对批评家的高论深表理解，尽管他们所描绘的那份职业经常令我感到陌生”。但迪顿承认“我们也有我们的盲点”，例如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虽屡获殊荣，但其对政策的影响却可谓微乎其微，且缺乏说服外界的共识。
“经济学本来是好的，但人们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人们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迪顿看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人类福祉，其研究范围和主题存在着局限性。
“经济学学科已经背离了它的立身之本”，迪顿分享了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学的著名定义——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过于狭隘，只关注资源分配，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福祉；经济学需重回庇古、亚当·斯密等人的定义——经济科学的开端是面对污秽的穷街陋巷和无趣的枯槁人生奋起反抗的社会热忱，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和人道地评估社会福祉。
经济学何去何从？迪顿在《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书的结尾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需要制定从源头上就不会令我们陷入困境的规则和政策，尽管所有这些都会超出经济学家的舒适区，它们包括：促进工会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进行移民管控、制定实施关税、保全工作、制定产业政策等等。我们需要促进对政府和市场运作方式更现实的理解。我们需要放弃对金钱的过度重视，不再将其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唯一固定标准。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社会学家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哲学家相处，重新夺回曾经是经济学核心的哲学阵地。”
《北大金融评论》：迪顿教授，最近您在《反思经济学》一文中指出，“然而今天，我们有些混乱。我们没有集体预测到金融危机，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因为过于狂热相信市场，尤其是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结构和影响的理解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促成了这场危机。”您关于经济失败和经济学失败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您看来，现在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
迪顿： 我们需要一种采取更广泛、更具包容性方法的经济学。经济学科现在过于关注效率，强调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坚持GDP增长论。但如果不问问是谁获得了什么，这样的增长就毫无意义。这些分配问题不能简单地推给其他人，如政治家，或者留待以后处理，而应该从一开始就予以考虑。收入也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衡量标准，它忽略了其他对人们很重要的东西。健康可能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里指的是健康本身，而非医疗保健。除了个体的衡量标准外，人是社会动物，他们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家庭、社区以及他们参与社会的能力。对于当今太多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并没有实现。
《北大金融评论》：您和凯斯教授对美国的国民健康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您认为投资国民健康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
迪顿： 我无法就中国医疗体系的细节向你提供建议。如何衡量健康非常重要，比如死亡率、发病率、疼痛和心理健康等。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健康和医疗保健。医疗保健可能很重要，但美国的例子表明，在医疗保健方面花费大量资金却无法改善国民健康的状况也有可能发生。制药公司、医院和设备制造商可能非常有影响力，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非常昂贵，而他们又非常贪婪。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儿童数量相对较少，医疗服务领域必然会扩大。
《北大金融评论》：您和凯斯教授在研究美国“绝望的死亡”时发现，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死亡率方面，在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如此。放眼全人类，您认为增加高等教育的可及性是改善国民健康的更好办法吗？
迪顿：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我和凯斯都是老师，显然我们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好事。人们应该在他们想要接受教育并有能力利用它的时候接受教育。但我们认为，美国的教育分化主要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待遇有关。他们是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人，他们的社区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他们几乎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比他们缺乏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更重要。我们的社会需要能够为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提供好的工作。
《北大金融评论》：如今，全世界都在遭受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健康危机，如非洲许多贫困国家的营养不良，欧洲惊人的肥胖率，以及美国的“绝望的死亡”。您认为世界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卫生合作模式？
迪顿：不，我不这样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看待人类福祉的方式——将人们的健康和收入结合起来考量。我们需要确保各国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地服务好自己国民的需求。
（采写、责任编辑：钟龙军，费戈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