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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拥有率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差别很大。在欧洲，德国和奥地利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拥有住房的家庭比例超过85%。只有57%的人在法国拥有房产，而在邻国西班牙，这一比例为82%。在意大利，30岁的人中有48%拥有房产，而60岁的人中有79%拥有房产。相比之下，在荷兰，30岁和60岁的人拥有住房的比例几乎相同。
如何解释如上的这些差异呢？为什么人口结构相似、财务状况相似的家庭会做出不同的租住权决定？先前的研究表明，制度、房价、住房供应和人口等因素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而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崭新且经济上有意义的决定因素：经验效应。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潜在房主所经历的宏观经济实现的历史，特别是通货膨胀的经历，强烈地预测了住房投资。即使他们搬到另一个市场条件和宏观经济历史不同的国家，过去的经验也会影响他们现在的选择。
宏观层面，作者重点考虑了欧洲住房拥有率与历史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其中，住房拥有率高于中位数的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81%，住房拥有率低于中位数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56%。也就是说，在过去的60年里，高住房拥有率的国家见证了明显更高的历史通胀，许多房主都亲身经历过。微观层面，本文作者调查了欧洲部分国家的700名房主，询问他们买房的理由。50%的受访者选择了通货膨胀保护这一理由，在所有选项中排第二（仅次于“安心”），比“房价可能上涨”的比重要高得多。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定，特别是如果他们个人已经历过高通货膨胀。
作者表示，通货膨胀保护是购买房屋的更好理由，而不是房价上涨。经历过的通货膨胀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家庭拥有住房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作为购房的解释因素，通货膨胀可能真的比实际房价增长表现更为明显，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经历的变化比实际房价变化更为突出。关键的结论是，个人对过去通胀的敞口，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于过去实际房价涨幅而言，都是对租住权选择的有力预测。家庭对过去更高或更低通胀事件的风险敞口的异质性可以解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成为房主的可能性的差异。
Malmendier U, Wellsjo A S. Rent or Buy? Inflation Experiences and Homeownership within and across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24.
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人类的思想、感觉和行为，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既自私又慷慨，既渴望权利感又享受幸福感，以及既自恋又宽容等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心理特征。本文作者通过采用自下而上、参与者驱动的方法来识别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思想、感觉和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精英生活维度和轻松生活维度，精英生活与文化特权（如教育和家境）密切相关，轻松生活则更多地与当前收入和心理上的宽容性格相关联。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会表现出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心理特征，并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Laurin K, Engstrom H R, Alic A, et al. Is Being Elite the Same as Living an Easy Life?Two Distinct Ways of Experiencing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4.
在产品市场中，“共谋”一词描述了竞争者之间通过明确或默许的协议，共同进行限制竞争的活动，其目的是最大化生产者利润。这通常对消费者不利，被多数地区视为非法。但在监管减弱时，企业可能因共谋的潜在收益而冒险。股东倾向于共谋，但管理层可能因担忧法律后果而犹豫，股东可能通过调整薪酬激励管理层。本文聚焦了近年来美国市场中观察到的反垄断法执行力度下降的现象，研究发现，随着对企业共谋行为监督的削弱，受影响企业的确重构了CEO薪酬结构，高管的薪酬回报减少了与本地竞争对手业绩之间的负相关性。这样的调整不仅鼓励了更为温和的竞争手段，而且为市场中共谋行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Ha, S., Ma, F., &Zaldokas, A.Motivating Collus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4.
在美国，长期护理风险不包括在医疗保险或其他形式的全民健康保险中，因此，自付这部分费用的风险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本文作者研究和比较了长期护理风险对单身和已婚家庭的影响，重点关注消费、储蓄和社会保险领取率。研究表明，相对于单身人士，已婚夫妇有更多机会获得房屋居住权、非正式护理并共享消费，而单身人士则会被迫更多地依赖医疗补助作为保险。非正式护理是老年储蓄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没有非正式护理，65岁时的资产持有量将增加10%。此外，中高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会显著增加。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单身家庭，在没有非正式护理的情况下，他们的储蓄会减少，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加入医疗补助长期补贴计划。
Capatina E, Hansen G, Hsu M. Long Term Care Risk For Couples and Singles. NBER Working Paper, 2024.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暴露了美国银行业的基本弱点，二是证实了美国政府救助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的决心。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下，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美国政府直接注入2049亿美元资金。其中，超80%流向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仅4.8%流向资产少于500亿美元的银行。这再次凸显“大而不能倒”问题——自危机以来，允许倒闭的20家上市银行中，没有一家资产超500亿美元。本文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后整个美国银行业的平均尾部风险永久性上升，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除外。显然，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一系列银行救助以及随后被《多德。弗兰克法案》指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行为，强化而非结束了美国大型银行的“大而不能倒”的地位。
Ngo, P. T., Puente-Moncayo, D. L. What Can Volatility Smiles Tell Us About the Too Big to Fail Problem?.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24.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地位特征，如性别，会独立地影响各种外部受众提供的平均质量评估。那么，消费者是否更倾向于认同与男性相关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与女性相关的产品？本文作者在电影行业中研究了这个问题。1992年至2018年间，28.5%的电影由女性演员担任主角。通过使用来自一个热门网站的3.83亿消费者评分数据，作者研究发现，女性主演电影的评分共识较低于男性主演电影。这种效果部分源于男性观众，他们相比女性观众对女性主演电影的评分较低，并且对其质量的意见分歧更大。此外，作者还发现，相较于大型电影制片厂，独立制片厂的女性主演电影票房收入更高。这是因为独立制片厂通常会寻找更有针对性的观众，从而使得女性主演与更好的票房表现联系在一起。
Stroube B K, Waguespack D M. Status and Consensus: Heterogeneity in Audience Evaluations of Female-Versus Male-Lead Fil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4.
与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美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增加了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在医疗保健领域，养老院是一个严重依赖补贴和投资的范例。然而，由于养老院的客户通常面临着严重的信息摩擦问题，私募股权公司在养老院行业中的副作用是可能会导致护理质量的下降。本文作者重点研究了PE收购对患者福利的影响，在其研究样本中，如果医疗保险患者去PE拥有的养老院，那么其短期死亡率会增加11%。这主要是因为，只有照顾患者的成本较低，PE的利润才可能会增加。而由于养老院通常利润率低且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因此PE收购后可能会对养老院的护理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Gupta A, Howell S T, Yannelis C, et al. Owner Incentives and Performance in Healthcare: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in Nursing Hom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4.
在过去二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显著上升。在许多情况下，提高家庭信贷可得性是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为研究新兴经济体政府政策对提高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对巴西2011年通过政府银行展开的一项大规模消费信贷扩张项目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信贷扩张影响消费决策主要有两种机制：“消费平滑”机制认为，家庭借贷增加是那些预期未来收入增长更强劲的人为平滑消费所做的努力；“消费狂欢”机制认为，信贷扩张中的借贷和消费决策不是理性的，近视、即时奖赏或财务不成熟等行为偏误驱动了消费狂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支持了“消费狂欢”机制，财务不成熟的消费者在信贷扩张时借贷增加更多，且在随后的经济衰退时期消费下降幅度更大。
Garber, G., Mian, A. R., Ponticelli, J., Sufi, A. Consumption Smoothing or Consumption Bing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led Consumer Credit Expansion in Brazi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4.
韩国社会的两个显著特点是：极低的生育率和对孩子教育的格外关注。大多数孩子会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和补习学校，这些私人教育投资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平均每个家庭为每个孩子的教育花费高达收入的9.2%。本文引入了地位外部性这一因素来研究教育支出与生育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在没有地位外部性的情况下，生育率将提高28%（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推动）；最大限度提高当代人福利的政策组合包括22%的教育税和适度的生育转移支付，这将使平均生育率提高约11%，教育支出减少39%，但这可能导致对后代不利的结果（降低了后代的人力资本）。由于低生育率加高教育开支也是其他东亚国家的特点，本文的分析亦适用于整个东亚。
Kim, S., Tertilt, M., Yum, M. Status Externalities in Education and Low Birth Rates in Ko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