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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气候变化风险的解决方案、CSO角色的长远设立与AI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
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总裁兼CEO
纽约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在演讲中指出，在金融业、制造业、能源行业或其他行业公司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会产生信用风险，这些信用风险中有些具有高度投机性，这带来了非常重大的风险管理挑战。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谈谈这个问题吗？您认为解决方案有哪些呢？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 气候变化问题真的很有趣，其中存在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要达到碳中和目标，需要进行大量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和法律风险就是其中一个转型风险。
当我们在考虑政策风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组织内部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国家自身政策框架内的事情。比如，发电方面，化石燃料确实会造成污染，政策提倡要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而影响碳税的政策变化与所谓的污染外部性的定价有关。很多国家都在考虑强制要求披露与气候相关的信息，这对很多公司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弄清楚与某一特定类型的气候相关的活动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当我说价值的时候，它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从政策方面来看，各国都出台了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从而增加所谓的碳的“自然封存”。例如，可以通过种植更多的树来吸收碳排放，这些被称为碳汇。这些都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类活动。
技术是另一个转型风险。技术进步可以加速能源使用的转型。但依赖于技术会带来的问题是，它可能不会被广泛采用，或者可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或者只是成本太高。
此外还有市场变化的风险。当公司试图追求更清洁的能源使用并参与更多的碳中和活动时，将有可能会影响上下游供应链。比如，你想和一家公司做生意，但如果这家公司的碳排放量太高，你又似乎不能与其打交道。市场中是否存在这家公司的替代品，以及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都属于市场变化的风险。
最后还有声誉风险，许多公司都会考虑，如果我参与了净零排放，或者我正在研究碳变化或气候变化，我就会想要为我的公司带来一个积极的声誉。所以他们非常关注公众如何看待他们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此外，有些公司还可能会担心，如果不积极地朝着净零排放目标方向前进，一些消费者可能便不会买单，而另一些消费者却可能满不在乎。这就是声誉问题。
就解决方案而言，一方面，人员配备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受过充足教育的人员了解气候变化和净零转型风险之间的各种细微差别。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情景分析，在组织中制定情景，以便更准确地衡量行动，并实现可能围绕气候风险设定的特定目标。
《北大金融评论》：当前，一些国家的机构和企业开始设立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中国目前尚未开始设立。您如何看待CSO的职位要求和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气候变化给全球金融机构和全社会带来众多复杂的问题，设立CSO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吗？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 CSO是个很有趣的角色。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不认为CSO这个角色是一个长期的角色。如果你看一个公司本身，气候风险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气候风险的财务影响通常由公司内部的首席风险官（CRO）来处理。另一方面是公司本身经营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这就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我认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主要会存在于实体企业中，而不是在金融服务行业。因为风险管理更多的是处理气候的金融影响，而CRO通常会处理与气候风险相关的事情。坦率地说，在很多情况下，任命CSO是为了公关需要。这让该公司自我感觉良好，表明它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向行业展示了自己非常重视气候变化这一点。
一般来说，CSO会很关注公司内部的一些变化，比如供应链的变化，以衡量业务本身对环境的影响。此外，他们往往还具备更宽广的视角，除了可持续性的影响之外，他们可能还会关注一些公司治理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公司开始寻求将气候变化纳入公司的整体结构之中，而并非局限于某一个部门，CSO的角色和作用可能就会受到局限。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怀疑，CSO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公司内部长期设立的职位。或者说，当气候变化被纳入公司的整体业务板块考量之后，CSO是否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全职角色保留出来，并将其角色作用嵌入到公司内部的其他活动中。这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至于CSO是否会成功并长期设立，我们拭目以待。
《北大金融评论》：除了气候变化，您认为当今全球风险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存在诸多风险。我认为当前最大的风险是网络风险，即信息安全风险，它的程度显著高于任何其他风险。
另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大家都逐渐意识到，全球局势正在日益变得紧张。如何应对公司内部的双重政治风险这一点，对于许多CRO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和考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是第三方风险。很多公司现在越来越依赖于上下游供应商，但供应商不一定会对自己的业务做到完全坦诚，因此如何衡量这些风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与第三方风险相关的还有运营弹性风险。一家公司需要考虑，如果其中一个供应商倒闭了会发生什么，自己的风险容忍度是多少，以及如何衡量这些风险。例如，我们公司正在与一家云服务提供商合作，如果这家云服务提供商由于某种原因服务器宕机或被黑客入侵，我应该如何处理，这将如何影响我司的业务，以及在有限的预算下，我应该如何分配公司的资源。对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自己的风险偏好范围内做出优先选择。比如，如果一家消费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坏了，客户无法提取他们的资金。这时候这家银行就需要考虑，客户可以接受无法取钱的时间上限是多少，我应该投入多少资源来保证自动取款机的及时恢复，以及解决该问题是否应确定为当下的第一优先级。
此外，从历史上看，大家通常都把信用和市场风险视为主要风险，但实际上，市场风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但信用风险仍然是一个问题。
总结而言，随着公司在其业务活动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新技术，公司应该特别关注新技术对于公司风险管理框架稳健性的影响。此外，随着机构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例如技术公司）来开展业务活动，公司如何评估、管理和减轻依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产生的集中风险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北大金融评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金融领域的格局正在不断变化。这种趋势给风险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您能举例说明人工智能对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的影响吗？此外，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简化风险管理中的决策过程？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我们正在开发一个新的项目，预计将于今年秋天推出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和风险管理的认证项目。如你所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席卷世界的新领域，这也引发了很多与风险管理相关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该领域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所以，关于风险管理如何处理像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事物带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
我们在AI领域看到的第一批重大应用是在监管合规方面，主要处理金融犯罪、信用风险，以及与建模和数据分析、网络风险和气候风险等相关的活动。当下，公司一直在与所谓的“虚拟专家”打交道。他们训练人工智能来回答有关法规、公司政策、指导方针等方面的问题。一位用户可以提出问题并收到一个生成式的较为笼统的回答。该技术或是由公司内部或外部开发的，或是从外部引入的。这项技术目前正在被应用于替代完成一些非常耗时且烦琐的工作。此外，AI技术被用于编写代码。我已经看到并听说了，一些公司通过使用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原本需要花费几周时间的复杂工作变成了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简单”任务。
金融犯罪是另一个应用领域。AI研究金融犯罪，可以通过大量搜寻与金融犯罪有关的数据，根据客户和交易信息自动生成财务可疑情况报告。它还可以自动创建和更新客户的风险评级。所以AI可以用来帮助提升公司的生存能力，并打击金融犯罪。
信用风险方面，AI可以汇总客户信息，并帮助银行加快点对点的用户信用与产品审查。另外，AI可以制作信用备忘录和合同等，当前很多金融机构都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制作信用报告并从信用备忘录中提取客户画像。
建模方面，AI可以加速编程语言的更替。例如，大家常用的编程语言已经从SAS切换到了Cobol又进化到了Python。AI可以自动监视模型性能，并生成警报提醒。
在网络风险方面，AI可以检查公司内部的网络安全漏洞，使用自然语言生成代码，进而生成检测规则，加速代码开发，这有利于团队进行“红队测试”（红队测试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目的是探查AI系统和产品，识别潜在的有害能力、有问题的输出或基础设施漏洞）。
我认为使用AI建模的问题在于，由于它本质上是自我学习、自我迭代的，对于一家公司而言，很难向其高级管理层解释该模型是在构建什么，因为建模是在动态中学习的。而且还需要注意一种叫作“幻象”的东西。它在接收数据之后，却开始编造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答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此外AI建模还存在伦理道德和偏误等问题。我们重点要关注如何处理这些AI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误。当前，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我相信未来的进展会很快。
（采写、责任编辑：都闻心）
里奇·阿波斯多利克（Rich Apostolik）作为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简称GARP）的杰出领导者，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以其25年来的非凡领导力，成功推动了金融风险管理师（Financial Risk Manager，简称FRM®）认证项目发展为全球领先的金融风险管理认证体系。在里奇的领导下，GARP成功开发了全球首个气候风险认证——可持续性和气候风险（SCR）证书项目，建立了GARP全球性的会员机制，并且成功开发设立了GARP风险研究所和GARP基准项目。此外，他还积极召集全球顶尖的风险管理专家以及监管机构共同面对并解决当前最为紧迫的前沿风险管理问题。在接任GARP的领导职务之前，里奇在美国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的战略投资组以及摩根大通集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