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大作家汪曾祺回忆自己在联大的学生生活时说：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前身），由于校舍紧张，文学院设在衡阳南岳圣经学院。冯友兰回忆当时说：

“这座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过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

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到云南后，校园尚未建好，文学院临时设在蒙自。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一文中，对此有段有趣的记忆：“蒙自乃旧日法租界，今已荒废。有希腊老夫妇一对，在此开设一旅馆，不忍离去。曾一度回视故乡，又重来守此终老。联大既至，诸教授携眷来者皆住此旅馆中，一切刀叉锅碗杂物争购一空。余等单身则住学校，两人一室。与余同室者，乃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竑，治西洋史，亦在北大兼课，故余两人乃素稔。崇竑每晨起必泡浓茶一壶，余常饮之，茶味极佳。附近有安南人开设一小咖啡店，余等前在河内饮越南咖啡而悦之，遂亦常往其店。河内咖啡店多悬两画像，一为关公，一则孙中山先生。此店亦然。”

1941年联大文科研究所租下该房（当时的门牌号为司家营17号）用于教学、研究兼住宿使用。闻一多、朱自清在此居住期间，每周两天来回步行30余千米到联大上课。闻、朱两位先生的授课风格大相径庭，相映成趣。汪曾祺回忆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而朱自清先生上课则完全没有“名士”风度，吴组缃回忆道：“（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他所讲的，若发现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地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 Wt8V5yj18yHHseLx/+rhl2uy9gmfqWIOjkW0dAlt3hmg0QIpWDExkdsPaVAhkM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