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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George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1788年1月出生于伦敦破落的贵族家庭。求学于哈罗中学和剑桥大学。他在学生时代已开始写诗。他二十一岁时写的《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诗，初次显示出他在创作讽刺诗方面的才华和锋芒。二十四岁时的新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两章出版，风靡全英。以后他创作了一系列长篇叙事诗。
后来他因私生活受到攻击。1816年，他那结婚才一年的妻子提出分居，上层人士对他的攻击达到了高潮，他愤然移居意大利。
同时他又在一个新的领域取得成就：诗剧。他仿效法国新古典主义讲究结构匀称、情结集中的戏剧。在实践上，他徘徊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
他更大的成就则是后期所写的讽刺诗。在创作诗剧和讽刺诗的同时，他一直在写巨著《唐璜》，虽未最后完成，但已是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1823年初，从希腊传来抗土斗争高涨的消息：拜伦毅然乘船去希腊一小岛，参加希腊志士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824年4月19日病死于希腊军中。拜伦诗路广，几乎每种诗体皆有佳作。他的特长在于讽刺，善于运用亦叙亦议的体裁，在以口语入诗这一点上无人能及。他的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
——译者
这个人，非同凡人，正如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神采和风度所告诉我们的……他的追求远远超越了尘世中凡人的境界。
《曼弗雷德》第二幕
1824年的复活节，星期一，三十七声炮声在米索朗基上空隆隆响起，亲王马弗洛柯达多突然下令关闭所有的公众建筑物和商店。紧接着，发生在希腊的这个节庆之日里的这桩不幸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拜伦男爵去世了。这个伟大的诗人这个继莎士比亚之后再次将英语的魅力带给全世界的人死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那种桀骜不驯、胆大妄为、常常显得十分戏剧性、有时又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生活使他被视为一个热情、迷人的青年，一个时代的英雄和自由不羁的诗人。他虽然去世了，但是，通过俄国的普希金，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法国的维克多·雨果、拉马丁和缪塞等人，他的思想还继续在人群中传播。在德国，一向和青年人保持着距离、态度冷峻的歌德，也对他的死表示了惋惜与爱怜之意。甚至连曾经遭到他的辱骂与讥讽、曾被他在诗中千百次鞭挞过的英国，也对这个躺在棺木中回来的英雄躬身志哀，尽管教会因为这个渎神者“该隐”的回归而关闭了伦敦西敏寺，但是，他的死讯还是被英国人当作民族的不幸而传遍了全国。也许全世界从来不曾这样一致地沉痛哀悼过一个诗人之死，而另一个还活着的伟人则再次翻开自己的鸿篇巨制，即那本举世闻名的《浮士德》，在其中为他补进了一首催人泪下的哀歌，以此“哀叹他的命运”。
啊，生为世界之幸
先知先觉，伟大的力量。
可叹！你如此早逝，
年轻的生命被掠夺。
关注这世界，你目光犀利，
将心灵的热望探索，
妇女们的爱慕多么炽热
谱成一曲独特的赞歌。
可是你绝然而大胆地
奔向受人摆布的网罗，
与礼俗与法律坚决地
陷入对立与不和。
然而严肃的思考却最终
赋予你坚不可摧的勇气，
你想赢得壮美的胜利，
却未获成功。
这两阕诗，以及后来那首充满感伤情调的诗《谁能成功？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命运的面孔就隐藏在它的后面》，将诗人的命运用诗歌的形式化作了永恒。歌德的这两首诗将拜伦男爵的一生刻在了黑色的花岗石里。作为墓碑它永远竖立在《浮士德》那块土地上，提醒一代又一代的人不仅不要遗忘这位天才本人，而且不要遗忘他的作品。
因为拜伦男爵的作品并非由坚固的金属铸成：许多令人目眩的色彩已经脱落，过去高高耸立的成就逐渐下沉，当今社会的新一代几乎已经无法感受他的诗所散发出来的、曾经征服过全世界的那种魔力。雪莱眼里高贵、完美的天才已渐渐被世人无情地淡忘。今天，拜伦这个名字让人更多地想到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而不是一个诗人，让人更多地想到他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戏剧性的，甚至常常显得太过夸张的生活经历，而不是他的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英雄传说，一个慷慨激昂的诗人的形象。
他具有作为名人的所有魔力，正是青年人梦想中的诗人形象：出身贵族世家，举止高贵，年轻貌美，胆识过人而又桀骜不驯，身边围着一大群冒险家和崇拜他的女性。他敢于藐视法律，心中充满了时代叛逆者的种种空想。活着的时候他像一个被放逐的贵族一样流连于天国般美丽的意大利及瑞士，而当他死的时候，则是与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战斗在一起，为争取自由而死。他身后总是跟着一些沸沸扬扬、暧昧可疑的传言。人们说，当英国人来到威尼斯的时候，总会去贿赂划游艇的船工，让他们讲一讲拜伦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如何纵情宴乐的故事。就连因进入了孤寂的晚年而不再有冒险经历的歌德，在与格里尔帕尔策尔谈起拜伦那些令人心惊的传奇故事时，也会既感到难为情又不免暗暗羡慕。无论他在哪里出现，都总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引人瞩目，仿佛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或者从古代某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在里度岛，每天早晨他都会兴奋地骑在阿拉伯人的牡骆驼上疾驰一阵；他是第一个游泳横渡赫勒斯旁海峡的英国人；在里窝那的海岸边他点燃了——这个行为是他的异教徒信仰的多么绝妙的象征啊——焚烧异教徒的木柴垛，上面放着雪莱的尸体，然后又从那堆坍塌的柴灰中拖出了诗人那颗烧不烂的心灵。他曾经带着一大群仆从和狗只，以一个意大利女公爵的陪伴骑士的身份，辗转于一座又一座宫殿、一座又一座城堡。他在但丁的墓地上停留过一夜，这在他的诗中有记载。他去拜访过阿尔巴尼亚的帕夏们，受到了很隆重的接待，女人们为了他而相互残杀，整个王国，包括行刑的刽子手和国家的法令，都追随在他的身后。而他，风流倜傥的他，则在那些大胆的诗句中表现出了他面对王公贵族，甚至于面对《圣经》中的上帝也绝不妥协的桀骜不驯和独立不羁。他就这样将自己的青年时代塑造成了一首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英雄诗歌，与他用生命谱写的这首诗篇相比，他笔下的英雄哈罗德和唐璜都不免黯然失色。而当时的年轻一代，早已厌倦了那些多愁善感的诗人，厌倦了那些为了某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平淡无奇的女孩子就要抓枪自杀的维特们和罗内们，厌倦了过去的讽刺作家和感伤主义者，厌倦了卢梭和伏尔泰，甚至厌倦了歌德以及所有那些所谓的“睡袍作家”——他们穿着厚厚的法兰绒衣服，坐在家中烧得旺旺的火炉边，带着家居的便帽来撰写他们的作品。于是年轻人都拥向拜伦这个冒险家。因为他的生活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无所顾忌，一直奏响着战斗与爱情的号角。世界因为拜伦而重新恢复了青春：长期被小市民的庸俗见识所包围已经使它疲惫不堪。自从拿破仑被赶到圣赫勒拿并病入膏肓以来，欧洲便不再有过英雄。拜伦却给青年一代再次找回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他用自己的生活，将年轻一代一直掩藏着的梦想公然地、大胆地表达了出来并且以自己的死，将一种慷慨激昂并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高贵的死，教给了他们。
他那种在当时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独特姿态那种神秘的个性和神秘的个人形象，那种悲剧性的忧郁气质，那层近乎矫情的感伤并悲天悯人的面具，使他在那个时代里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之前的诗人们全是理想化的善之宣扬者席勒是一个自由信仰的使者，弥尔顿和克罗普斯托克则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全都从属于一个巨大的人类群体，他们相信并讴歌一个更好更纯洁的世界。而拜伦则阴郁地将自己裹在一件长袍里：他选来做他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物，全是些海盗、抢劫犯、巫师和叛逆者，是社会的边沿人，是堕落的天使和上帝的第一个叛逆者该隐当他被他的祖国放逐的时候，他曾借用但丁的诗句来抨击时事，那时候，他是所有热爱人类文明的人当中的一个格格不入者，一个离经叛道之徒。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反叛的思想，他的灵魂因塞满了太多的罪恶而变得阴暗，他的声音里回响着人类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痛苦。恶魔文学便是由他开始，后来又通过波德莱尔的作品被发挥到极致的。他歌颂肉体的危险与邪恶。他认为，公布这些“罪孽”就是反叛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奉为神明的信条，他号召作为个体的人以及全世界都应该具有敢于反抗的傲骨：不自觉地，他已经在为一场个人主义的革命做着准备，那场革命的正式开始则是一个世纪以后由尼采来宣告的。而向来就思想叛逆的青年一代，通过拜伦感受到了自由的呼唤。那是真正属于一个人自己的自由：而不再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所谓共同自由的理想。他们迷醉于拜伦那种悲剧性的忧郁气质。他曾经热爱过上帝，却又被上帝逐出了天堂，他们对这个忧伤的天使形象真是百看不厌。歌德和雪莱都曾在诗中写到过普罗米修斯，拜伦则让自己变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这就是他身上的巨大魔力的来源，正是这股巨大的魔力，使这位上帝的敌人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被所有青年人奉若神明。
拜伦身上这种与提坦诸神的自负相同的东西其内核也许仅仅是一种狂妄的骄傲。那是一种没有目标也没有节制的骄傲，找不到煽起它的原因，也没有任何胜利能够令它满足，任何荣誉都不曾使它平息，甚至一顶王冠（希腊曾授予过给他）也不能让它满足。一点小小的委屈就能让这位伟大的诗人遭受生理上的痛苦。据说，只要一句话刺伤了他的虚荣心，他就会气得面色惨白、全身发抖，而他对自己的批评者（尤其是对骚塞，他被拜伦钉在了讥嘲的十字架上），对与他离异了的前妻以及政敌的讽刺却极其恶毒无情，近乎病态，不过，正是他的这种狂傲，这种无限膨胀地想要表现自己的欲望，使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并因而成为一代伟人。他的骄傲自负甚至渗透到了他的身体里，或者（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上一点心理分析的理论）它本来就是由身体里发出来的：他一直在刻意追求借助意志力来将先天的不足转化为一种力量。他有一双优雅的手，他很喜欢将它们展示给别人看；他身材匀称修长（为了保持身材，多年来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但是他的一条腿有一点跛，他那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母亲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拿这一点来嘲笑他。因为骄傲，他那些旺盛的精力与激情都通过体育运动来发泄，他是一个很棒的骑手，一个出色的击剑运动员，他还拖着一条瘸腿横渡了赫勒斯旁海峡。他的意志主宰着一切：他早年爱上了玛丽·查尔沃特，可对方却轻蔑地称他为“跛腿少年”，他没有罢休，十年后他终于让已为人妇的玛丽·查尔沃特成了自己的情人。他总有一种欲望，想要显示世界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正是这种欲望，使他作为发言人出现在国会大厦里：使他投身于政治和战争，他从事诗歌创作，实际上也仅仅是受了这股欲望的驱使。
因为我敢于这样说：拜伦根本不是由与生俱来的创作冲动所造就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是受他生活中的一些外在因素所驱使的。其实他是看不起文学的，任何时候，即便是债台高筑时，他也拒绝收取诗歌的稿费。他只敬重与他有私交的雪莱，就连歌德热情地伸出手来想要为他效劳的时候，他的态度也十分冷淡。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写过一小卷拙劣的诗，他自己不屑地将它命名为“闲暇的时刻”。他那时候写诗，就跟玩射击和骑马一样，出于贵族阶层的无所事事，仅仅是一种精神体操而已。但是后来，当他那些诗遭到了“爱丁堡书评”的讽刺时，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作为回敬他首先写了一篇极尽恶毒讽刺之能事的文章——《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接着，便开始向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下等人显示，他，拜伦男爵，是有能力做诗人的。他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意志力又开始起作用了。一年以后，他成名了，但他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与同时代及过去所有最伟大的文学大师较量，他想用《曼弗雷德》来战胜歌德的《浮士德》，用他创作的剧本来超越莎士比亚，用他的叙事诗《唐璜》来击败但丁的《神曲》。他迷醉于诗歌的创作，他的创作欲完全源于一种无所顾忌的傲慢自大，就像患了严重的狂妄症的人一样。他的创作之火燃烧起来了，他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将他那种提坦诸神一般的激情全都抛进到欲望的烈火中：骄矜的个性与顽强的意志力导演了一出独一无二的诗人自焚的戏剧，它的火光照彻了整个欧洲，那炫目的光辉经久不灭。
于是，在我们的感觉中拜伦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个由人工塑造的形象而非天才他具有更多的英雄气质而非诗人的天分，他的生活是一首有声有色的英雄诗歌，完美无缺而又扣人心弦，是伟大而永恒的造物主难得的作品。相比他的诗歌，他那种矫情的生活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印象，但是，那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表演杰出而令人难忘，整整一个世纪无人可与之相比。有时候，就像大自然将力量赋予疾雷骤雨一样它会将所有的力量注人某个单独的个人身上，让他上演一出短暂的、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戏剧世界便是这样来证实自己具备足以震撼一切的力量的。拜伦男爵的生命诗篇正是这样一出由他一个人上演的戏剧，是对许许多多外部事件的美妙升华，是对世俗情感的一次闪光的发挥。这出戏剧里充满各种令人向往的伟大思想和激情澎湃的旋律。作为个体的生命他不是永恒的，但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现象他却是那样令人难忘，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这位诗人的生活戏剧有诸多的感触，并将他生命的坠落当作永恒的人类英雄史诗中最精彩的一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