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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苦难回顾—贵族阶层—军队—教士阶层—农民贵族的普遍选举-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朝廷的手段-三级会议的召开-巴黎引发的骚乱-三级会议的开幕-国王讲话，掌玺大臣的答复，内克尔先生的讲话-对于召集方式的争议-媒体自由的隐性确立-宫廷试图限制媒体自由-代表们宣布自己为三级会议
在我们深入探讨三级会议所带来的重大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国人普遍抱怨的压迫现象。当我们审视其合理性时，问题更多地指向了为何他们未能早些时候站出来，卸下身上的重负。要揭示这一真相，我们无需进行冗长的研究，尽管要收集封建制度中所有环节的证据可能相当困难。这些环节将六万名贵族的专制统治紧密串联，他们不仅行使了制度赋予的暴政，还纵容了更为广泛的掠夺行为，这些行为源于他们众多的依附者。
农民的奴役状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仅受到圣税和狩猎法的剥削，甚至不敢伤害属于城堡的整群鸽子以保护自己的粮食。之后，他们还必须将稀少的庄稼运送到主教的磨坊中，支付高额的租税，再用特许的烤箱进行烘烤。要追踪一个法国农民的生活必需品经过的所有税费环节，我们会发现这些庄稼最终还要在特权烤箱中烘烤出来。
或许，我们不应过分纠缠于某些已经过时但尚未废止的人身束缚，尤其是当还存在更为隐蔽但同样令人屈辱的勒索行为时，这些行为玷污了社会的道德感。
当一个人在这样的压迫下被剥夺了国家的独立精神时，他若想在城市中从事任何职业，都必须预先购买某个特权人士的专利，而这笔费用往往被包税商或大臣的附庸所榨取。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以掠夺为生，而普遍性使得这种行为变得合法化，掩盖了其可憎之处，尽管无法掩盖其不公正性。然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对此麻木不仁，享受着这些勒索行为带来的快乐，即使这快乐是以辛勤劳动的汗水为代价。正如维斯帕先的恶名昭彰的税收一样，钱就是钱，谁会在乎它是如何征收的呢？因此，富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强盗，而穷人则变成了窃贼。谈到荣誉时，诚实被忽视；而习俗为不同的暴行披上了温和的外衣，鲜少有人认为有必要去探究被忽视的原则，或者放弃他们分享的掠夺物，满足于因追求独特意见而引发的嘲笑而非模仿。
军队在每个国家都是一种负担，而在这里，他们同样是贵族的一部分，并与十万个不同种类的特权人士结盟，以支持他们通过特权获得与农业生产不相称的收入；而他们却无需为公共开支直接做出贡献。
加贝尔税、劳役、为军队提供马匹以进行长途运输，甚至在农场急需劳动力时也必须提供马匹，这些都是对农业生产的阻碍，既不公平又令人烦恼。这些枷锁牢牢地束缚在劳动者的脚踝上，不断地扼杀他们的活动能力，而非通过鼓励来增强。因此，对农业的改进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每个人都被压迫所孤立，只能依靠日复一日的劳作来维持生计。当享受变得如此依赖于诸多偶然因素时，他们自然不愿意付出巨大的辛劳来换取微薄的舒适。然而，人们可能从未意识到这种影响，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原因；他们只会对新的征税感到愤怒，而没有深入思考去发现旧的征税问题。
此外，法国还供养着二十万名僧侣，他们以一种同样放纵的精神相互勾结；他们沉迷于一切被掩盖的道德堕落之中，同时用最邪恶的偏见来迷惑民众；为了维护这个体系，他们不惜牺牲关于正义和政治改革的所有考量。
除了这一显著弊端，修道院墙后还隐藏着毁灭性的力量。六万放弃世俗生活的神职人员享受着法国产出四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这还不包括他们庞大的私人财产。这些人，王国的寄生虫，无知民众的偶像和暴君的庇护者，却未为维持他们所渴望保护的庞大体系贡献一分钱。他们口口声声宣扬慈善，却在欺诈的赃物上狂欢，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宣扬并假装尊敬的教义的讽刺。除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困扰交织在一起；每一个微小的垄断都在加强那个庞大的专制体系，无视时间和理性的约束。实际上，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权阶层的个人意志，宫廷可以轻易操纵他们，偶尔用些小恩小惠来平息任何不满的怨言。
还有一群被称为“农业总督”的人，以及他们手下的五万名收税员。他们通过征收和积聚财富，进一步加剧了对人民的压迫，因为他们的运作原则本身就滋生了腐败；而那些贪婪的、压制团结的匪徒，通过亲友间的勾结和贪婪的享乐，一直在与正义的战斗中获得庇护。与此同时，尽管人民的利益不断被议会牺牲，但低级别的法庭却更加腐败，因为它们由那些善于辩论的律师组成，当国家陷入腐败时，这些律师便如同在腐肉上滋生的蛆虫。
这些就是人民所抱怨的不公！这些沉重的负担堆积如山，按照哈宝的说法，对王国的征税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无法计算。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构成了法国，直到那些被奴役和压迫的大多数人挣脱了枷锁，挺直了脊梁，以人类的尊严和要求出现。是的，他们怀抱着与贵族同等的情感，甚至可能更强烈，因为更自然；他们要求与那些仅凭借想象中的礼貌而显得伟大的贵族享有同样的权利。谁会对人类的进步如此冷漠，以至于否认这是一次伟大的复兴？谁又会因为自私的恐惧而麻木不仁，不感到温暖和激动，看到一个庞大帝国的居民从兽性的深渊中被提升至自由的巅峰，在那里，他们可以凝视自由的曙光，呼吸独立的清新空气？这将会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全新的构建。谁又会受到偏见的如此影响，坚持认为法国人是天生或习惯于成为奴隶的独特种族，永远无法获得那些表征自由人民的崇高情感？当这些情感在各地的选举中显著展现时，这些选举便是为了迎接观念变革而进行的政府基本变革的预备斗争。
目前，六百万民众正在积极筹备选举代表，并准备传达他们的意愿。在这些集会上，平民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并在全国范围内就一系列新兴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迅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某些地区，三个社会阶层试图共同商讨关于代表平等性的核心议题。然而，多数情况下，前两个阶层更倾向于结成联盟，以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特权；而第三阶层则小心翼翼地提出不平等问题，尽管他们几乎不敢奢望这些问题能被正式、直接地提及。
尽管贵族议院内部等级森严，但整体而言，他们仍保持着高度的礼仪规范。其中，较低阶层的贵族对王子和贵族贵族间的过分争斗感到不胜其烦。然而，所有贵族都同意放弃部分金钱特权，并以较为模糊的措辞与公众的声音一道，要求推动宪法改革。
在教士阶层中，这种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教区牧师作为平民教士，开始争取应有的权力份额，他们的斗争在教会内部引发了不小的动荡。他们的成功似乎预示着国家政治格局即将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每个教区都成为了小型专制统治的中心，这种压迫更为直接和明显。那些未能晋升的教区牧师成为平等斗争的先锋，而对主教的不敬为质疑王权铺平了道路。
尽管教会长期以来以团结著称，但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级教士的傲慢行为导致了分裂，使大多数教士站在了人民一边。只有少数贵族背离了共同的事业。从当选的那一刻起，教区牧师便成为了第三等级的有力后盾。他们在这个阶层中寻求认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与这个阶层的利益更为接近，而不是与那些拥有更多财富和更高地位的富牧师。尽管面临上级的威胁和阴谋，如此多的低级教士的当选无疑显示了教会权力的逐渐削弱，人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这个时期的动荡似乎是更大风暴的预兆。那些在省议会中锤炼的演说家后来在国家层面受到鼓舞和掌声，继续他们的征程。第三等级的指令中充满了对前两个阶层特权的批评，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成为了畅销书的核心内容，让受苦的人们深信不疑。例如，著名修道士西哀士的小册子就发行了六十个版本；奥尔良公爵因对王室不满，也积极传播与自己观点相悖的理念，但他的短视野心最终导致了朝廷的崩溃，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在当前的形势下，国家的情绪因苦难而沉痛，并在不断的讨论中被激化。选民们急切地敦促他们的代表立即解决一系列滥用权力的问题，却往往忽视了潜在的后果。这往往是激情冲动下的行为，因为在对抗滥用权力的狂热中，我们往往会用一个滥用替代另一个。在愤怒的情绪中灌输理智的教训何其艰难！人在行动时，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不顾及即使是最坚定的理性信念也难以迅速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更不用说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了。
然而，全国上下呼声一致，要求制定宪法，确保平等权利作为自由的基础，并遏制权贵们的掠夺行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财产。因此，新闻自由、废除任意行使的特权函件等，通常成为了限制税收权力至国家代表机构的正式命令后的议题。建立陪审团制度的提议也被提出，并引发了对死刑数量的减少或废除的思考；同时，也指出了彩票的负面影响和由障碍和垄断造成的贸易问题。总的来说，人们抗议法庭、贵族和教会的暴政与不公，揭示了压迫的多种形式，但在这些批评中，对国王的祈祷和赞美却显得尤为突出，几乎没有共和主义的迹象，这不禁让人对他们的真诚性产生质疑。
为了转移即将到来的风暴，避免其直接冲击，阴谋集团决定寻求外国军队的援助作为最后的希望。他们集结了来自各地的外国军队，而不愿依赖正在扮演市民角色的法国军队。同时，他们继续用朝廷官员惯用的伎俩欺骗代表们，企图一举摧毁他们，从而摧毁人民的希望。人性本善，但往往被情感所蒙蔽。即使感受到被玷污或被压迫，即使头脑策划着最阴暗的阴谋，在孤独与沉默中，谁会承认自己是恶棍呢？他们是否也会像弥尔顿笔下的魔鬼一样，试图寻找被诅咒的必要性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他们或许在违背永恒正义的幌子下，却仍选择顺从。
然而，人的美德并非仅在于此，它有着更加复杂而多彩的面貌，彰显着人的天赋尊严。同样，人的恶习也带有神性的烙印，因为在误入歧途之前，人的理解首先会被扭曲。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日常的思维习惯，而不去深究其中的权衡。因此，那些冷静地观察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由外国军队集结所引发）的朝廷官员，他们可能只是将其视为现行事态的延续，而对自己坚持所引发的屠杀，却可能产生了真正的恐惧。人心的欺诈性如此，我们必须保持头脑的清晰，让行动的原则纯粹而坚定。
然而，这些代表多数源自国家的边陲之地，他们在村庄的历练中成长为独立自主、体魄强健的个体。尽管对君王的崇拜狂热弥漫于王国的每个角落，但这仅仅为他们所珍视的质朴家庭餐桌增添了欢乐，或为他们的舞蹈注入了更纯真的活力。与歌剧中展现的堕落挑逗形成鲜明对比，那种煽动不仅摧毁了人们之间的社会情感，更扼杀了所有公共精神。爱国主义，归根结底，不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同情，并由原则使之永恒吗？
此外，某些著作已经唤醒了他们的精神，令他们的头脑为之陶醉。多数情况下，雄辩的言辞并非以说服为目的，而是诱导、煽动，那虚假的宽宏大量掩盖了其狂热的光辉，而虚荣与无知往往将其误认为是真正的高尚。这种言辞如同暴雨后的烈日，虽然炽热，却将情感迅速蒸发，留下心灵的贫瘠。
宫廷的朝臣们对他们的乡土气息嗤之以鼻，将人民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继续他们的例行公事，调整接待仪式。这一切都是对第三等级的公然侮辱，显示了特权阶层对人民的傲慢与忽视。这种傲慢必然激起人民的愤慨，刺激那些正在讨论人权的人的虚荣心。尽管他们对这些繁琐的仪式感到困惑，但他们始终铭记自己与朝臣的平等。面对朝臣的炫耀，他们或许会被短暂吓到，但绝不会因此动摇。他们对凡尔赛的奢华并不感到震惊，反而对宫廷的傲慢感到恶心，因为那富丽堂皇的背后是穷困潦倒的人民。
如今，人民渴望解放，他们充满了独立的新观念，对任何等级观念都嗤之以鼻。他们利用在理事会中的多数地位，开始集结力量。他们看到自己的果断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人民早已忘记了“万岁国王”，而是高呼“万岁第三等级！”他们的决心日益坚定。
朝臣们迅速确定了一个秘密地点，定期商讨如何应对平民的崛起。这些地点并非随意选择，而是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各地的代表能够安全地聚集。他们的服装规定也透露出对平民的不尊重，仿佛预示着他们注定会受到的蔑视。贵族们坚守对先例的偏见，穿着华丽出席活动，而平民则被要求穿着与律师不同的黑色斗篷。然而，一旦舆论的风向转变，所有这些都将加速平民的觉醒。
在三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浮出水面：究竟是应按照阶级还是个人进行投票？这一议题被热烈讨论，以至于在众多指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国家深知，若让不同阶级在各自议院内集会，每个阶级都握有否决其他阶级决策的权力，那么他们恐怕将陷入被改革承诺欺骗的陷阱，这些承诺往往只是以合法形式充实朝廷金库的幌子。对于朝廷派系来说，坚持这一立场实则是一种策略，看似是确保所有针对他们权威的改革计划无法得逞的唯一途径。这实质上是对自身实力的一次评估，他们希望那些曾展现出力量和活力的迷失人民代表能再次展现其风采。
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个软弱而顽固的内阁在各地的阴谋被一一挫败，他们血腥的足迹也已被追踪。然而，当欺诈手段失效时，他们依然坚守本性，再次选择诉诸暴力。
为了制造合适的借口，在三级会议召开之际，一支庞大的军队被巧妙地引入，多次骚乱在巴黎上演，许多轻率的平民不幸丧生。一个特别的事件，虽然依旧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却在会议前夕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和血腥的屠杀。
巴黎近郊，一位德高望重的制造商，以其高尚的品格雇佣了众多贫穷的人，并慷慨地支付工资。然而，针对这位制造商，别有用心者散布了无端的谣言，巧妙地煽动了民众的情绪，因为这些谣言触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迫切的食物需求。这种商品的真实或人为的稀缺性，一直被那些企图在巴黎煽动动乱的人所利用。在这关键时刻，被误导的巴黎市民在皇室煽动者的鼓动下，竟然毁灭了自己。在采取任何认真措施平息骚乱之前，骚乱被放任自流，最终迫使一小支军队介入，同时也在民众心中树立了这样的观念：暴动的民众需要通过军队的存在来震慑，而各级会议则继续其讨论。
在这场骚乱期间，或至少是骚乱平息之后，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正式开幕。国王的开场演讲以王座为背景，尽管朝臣们常用“亲切的”来形容这种演讲，但国王的言辞却缺乏同情。他首先表示对自己周围有人民代表感到满意，随后列举了国家沉重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在他的统治期间累积的。他还加入了空洞的言辞，以看似真实的虚伪扩大了他的雄辩，但并未能愚弄任何人。他提到了人们心中的创新精神和对国家普遍不满的焦虑，但作为一个朝廷的忠实追随者，他一边恭维一边指示，向他们保证他依赖他们的智慧和克制。最后，他以传统的措辞结束演讲，声称自己是国王的谦卑仆人，并表达了对公共福祉的忠诚。
国王的臣仆所发表的演讲，如同英国下议院对国王的回应，更像是对国王言辞的苍白重复，建议在改革政府滥用权力的措施时保持谨慎，同时不失时机地称赞国王的仁慈。
然而，人们期待的焦点在于内克尔的演讲，尽管其冗长令人疲倦，甚至引发了一些反感。他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运用华丽的辞藻，引入了一系列琐碎的观察，试图以修辞的迷雾来掩饰他不敢直面的问题。他既害怕触怒朝廷，又担忧自己在民众中的声誉受损，因此选择回避。对于民众最为关心的三级会议——唯一有权征税的机构，他却避而不谈。那些渴望自由和改革的人，对内克尔未提及新宪法一事感到惊讶和不满。
内克尔倾向于特权阶级，坚持认为分别集会和投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但又谨慎地暗示，如有需要，他可以找到其他借口和措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自然令双方都不满意，这种性格的弱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既无勇气采取果断行动，又无法厚颜无耻地面对批评，而这种批评正是他犹豫不决所引发的。更确切地说，他更倾向于与权势人物保持友好关系。
他详细讨论了财政安排，并承诺公共破产是可以避免的。他甚至声称，法国和欧洲所夸大的赤字只有五千六百万，而自从他执政以来，收入已经增加了二千五百万，这使得赤字看起来不再那么严重。然而，当深入了解情况后，会发现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并且需要通过税收筹集，而所有善良的公民都希望这些税收能尽快消失。因此，当法国人欢呼内克尔的光辉演讲时，他们用冷静的肩膀耸动表示：“这些所谓的资源不过是信仰和希望的产物，但愿它们能带来宽容。”
至于废除那些违背人道的特权，内克尔采用了类似耶稣会派的论点，这些论点与那些反对废除可耻奴隶贸易的人如出一辙。他认为，由于这些特权是某种形式的财产，因此在废除它们之前必须找到补偿。然而，这种虚伪的尊重只会伤害正义精神。因为无需多言，某些法律的不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政府有权制定这样的法律。即使这些法律在无知的时代得到了所谓的合法认可，“违反而非遵守”才是真正的职责所在。
此外，这些论点不仅侮辱了常识，也无视了人民的困境。事实上，法国人或英国人怎么可能找到足够的资金来补偿特权阶级或种植园主呢？因此，这些滥用行为将永远存在——纯粹是出于对公共信仰神圣性的尊重！
国王和内克尔的讲话并未平息纷争，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使得关于投票方式的争议在他们组建合法议会之际立即被激化。次日，连第三等级的代表也齐聚一堂，共同主张三个阶层应共同行使权力。他们深知，一旦允许各阶层独立行事，其联合便难以维系，基于权利平等的改革努力也将化为泡影。贵族和神职人员并未加入平民的行列，决定次日再议，但此时他们仅是一群无权决策的个体，尚未获得政治角色。这场争斗似乎预示着平等权利的呼声，它明确地警告他们，阶层间的制衡将使一切努力变得徒劳。
平民阶层中的智者认为，除非所有代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对持久改革的期望不过是空谈。他们鼓励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坚持下去，尽管贵族们在13日已向他们确认了选举的合法性。
然而，神职人员因利益分歧而更为谨慎。他们中最有见识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阶层正招致民众的反感，而民众现在则倾向于支持第三等级。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调和委员会，旨在促进各方间的理解。国王也试图妥协，但贵族们拒绝了神职人员的调解，国王的提议不过是宫廷的权宜之计。这个被贵族们当作应付之道的方案，并未引起任何一方的关注。许多贵族对军队的接近保持秘密，他们表面上表示同意，但实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古老的权力诉求。这种虚伪引起了普遍的厌恶，与无效斗争的鄙视交织在一起。
此时，调和措施只是一场表面文章。神职人员则较为狡猾，为了讨好民众，他们哀叹面包的高价，并请求三个阶层的代表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平民代表以恰当的尊严和谨慎坚持立场，巧妙地避开了针对他们声望的狡猾攻击。他们告诉神职人员，这是另一个强烈的理由，要求各方团结一心，共同解决那些引发共鸣的问题。
这些争论所引发的僵局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尤其是新闻自由的默许下，每天都有新的出版物为之火上浇油。尽管宫廷暂时容忍了那些他们无法阻止的事情，但国民议会的会议记录被明令禁止发布。为了规避这一禁令，会议纪要以米拉波致选民的信函形式继续流传。
这种禁令似乎意图是让省份继续沉浸在无知和麻木之中，但强制唤醒他们并非明智之举。这些严厉措施往往适得其反，迅速被放弃，反而激起了反对精神而非达到威慑效果。实际上，此刻全法国的目光都聚焦于平民阶层，他们承载着国家的希望，数百万人的未来幸福取决于他们的坚韧不拔。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向全世界和后代证明了，只要人民代表充满活力和准确性，就能赋予行动以尊严，抵御专制力量的联合策划。
经过近五周的拖延，国家的耐心已消磨殆尽。平民阶层决定向国王递交米拉波起草的致辞，阐明立场并继续履职。在此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尝试邀请其他阶层参与大厅会议，共同确认权力，并明确告知，若对方缺席，他们将自行组织并行动。这一决定对另外两个议院构成了致命打击，直接动摇了阶层区分的根基。
贵族们因傲慢无知而错过了与第三等级合作的初次机会，如今惊恐地发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正逐渐消失，如同过时的家谱般化为尘土。而教士们则相对灵活，一些教堂的神父逐渐响应号召，加入大厅。事实上，平民阶层在首次集会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愿意与贵族合作，以期后者保留部分特权并在国家中保持一定地位，从而防止人民权力过大可能导致的极端行为。然而，经验证明，没有实际知识指导的人们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法国民众处于沉沦的奴性状态，报复心理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害怕无拘无束的自由可能带来的后果。就像被学校开除的孩子，他们可能会通过恶作剧来确保自己的自由，完全无视那些压制他们精神而不培养理解力的专横命令。贵族们的愚蠢傲慢使他们错过了理智的时机，也摒弃了那些空洞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虽未能完全磨灭人们的尊重，但无疑象征着野蛮。
大臣们对独立行动的恐惧导致他们指责下院的积极行动为鲁莽，并认为国王不应支持。但下院坚决不屈，即便忧虑法庭可能如垂死挣扎的野兽般，在绝望中发动最后的反击，他们仍采取了最为审慎的预防措施，避免激怒这个垂死的对手。然而，这些谨慎的决议被贵族们误解，他们将这种温和的坚韧与懦弱相混淆。局势已明朗，代表们宣布自己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热情如野火般蔓延，席卷了整个王国。这一举措的新颖性足以激发比法国人更沉稳的民族。也许，准确捕捉这一决定在帝国各地引发的激动是困难的。欧洲也为之震惊，听闻了来自法国的震撼消息。后人翻阅历史时，必然会为当时法庭和贵族所犯下的愚蠢与暴行感到惊愕。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探讨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著作在法国广为流传，并受到许多人的赞誉，尽管他们未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层逻辑。尽管如此，那些无法完全把握推理链条的人依然将这些观点铭记于心，并依据自己的理解行事。雄辩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将思考的果实烙印在情感丰富的心灵上，为缓慢的思维插上飞翔的翅膀，为冷静的调查注入激情。随着理解能力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实践与研究、抽象概念相结合。
法国的贵族们同样阅读了这些著作，但这些文字并未在他们心中留下足够坚定的信念，以克服由个人利益驱动的偏见。这些偏见对他们而言如此宝贵，以至于他们轻信自己的理性。贵族、教士及其附庸在国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鄙视其他人民，视他们为点缀自然的野草，只配被践踏。然而，这些被轻视的人民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并引用西哀士的比喻：“贵族就像无法离开其耗尽的植物汁液而存在的植物瘤。”在与贵族的交涉中，傲慢的壁垒本应随时间悄然瓦解，但可能因过于激烈的冲突而迅速崩溃。荒谬的区别正在迅速消逝，并可能在不断扩张的理性观点面前消散，如同飓风卷起的尘埃，在降落时带来毁灭。
许多在美国战争期间服务的军官目睹了帝国居民在平等状态下的生活，那种简单与正直的魅力深深打动了他们。这种魅力源自一个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公正政府，它使军官们有机会审视不同体制的公正性和政策。这些军官深受触动，以至于他们坚信自己作为贵族的身份是多余的，他们的内心燃烧着对自由的热爱，全心全意支持平民的观点。
然而，与这些军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臣中的马屁精和多数贵族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沉迷于无休止的享乐之中，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一无所知，更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他们的固执和无知是国民议会制定整个宪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由于政府的种种弊病，法国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虚假的精致高度，每个人都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当这种粗俗的自私自利和完全的堕落在一个国家占据主导时，必然会导致彻底的变革。因为这个国家的成员已经失去了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人性纽带。其他恶习只是多余的力量和浪费的能力，但这种病变现象揭示了国家内部的腐朽。
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平民构成的混合政府是否明智已不再重要。显然，法国的贵族阶层正因其成员的愚昧和傲慢而自我毁灭。他们在繁重的偏见浓雾中迷失，无法理解人的真正尊严和时代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政府的重建取决于国民议会在斗争初期的坚韧不拔。因为如果朝臣派系获胜，平民阶层将再次被边缘化，他们的行动将只是一场空洞的闹剧。他们将像葬礼上的承办者一样，裹着黑色的斗篷，虚伪地跟随空洞的庆典走向安息之地。人们只会看到古老的暴政在新的外衣下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