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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克尔受召回-他的性格-贵族会议再次召开-贵族和神职人员联盟，捍卫他们的特权-人民省级议会-支持第三等级的政治出版物-关于改革、当前的欧洲局势以及法国革命的反思
这些措施的实施意在激起人民的愤怒，使他们开始觉醒，并高声疾呼要求恢复长期被剥夺的权利。当宫廷发现无法通过恐吓或欺骗平息民怨时，不得不召回内克尔来平息风波。内克尔之所以获得法国的信任，部分原因是他揭示了财政真相，并在此前的管理期间努力实施的经济制度。然而，他缺乏足够的才能和政治智慧来引领国家度过这一危机。在记账室中成长，他精通细节和关注小利益，这在追求财富时至关重要；他通过不懈努力积累了巨额财富，或者说，他专注于主要机会，使得他的住所成为当时文人聚会的场所。
内克尔的缺点往往被他的众多依赖者和访客所忽视，甚至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他们认为他的餐桌既有趣又便利。因此，对于一个学识尚可的财政家来说，他很容易被说服自己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政治家。此外，当社会风俗陷入堕落时，那些渴望表现得比大众更有道德，甚至成为道德楷模的人，往往会教条地追求美德。他们不断将自己的道德与周围的轻率恶习相比较，形成了狭隘的教派特质，使风俗变得僵硬，心灵变得冷漠。许多人被他们的脆弱虚伪道德所迷惑，被恶意地称为伪君子，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软弱。受欢迎的人往往会迷失自我，而本可以在私生活的角落中认真履行普通人的职责。
内克尔以谨慎的方式采纳了头脑清晰、自然不造作的杜尔戈的许多明智计划，因此被广大民众视为卓越的政治家也不足为奇。人民从绝望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可能会错误地高估内克尔的政治知识，将其与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相提并论。
他曾就公众关注的主题进行写作，由于虚荣心，他相信自己配得上所受到的夸张赞美和智者的声誉，但实际上他仅仅是精明而已。他对凭借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能力理解这一主题所获得的名声并不满足，希望通过将从善于巧辩的人那里搜集的各种形而上学的片段论点整理成大部头著作，以获取更高的声誉。然而，除了部分夸张的段落外，他的写作风格浮夸且混乱，思想也显得牵强附会、毫无逻辑联系。
自这一时期伊始，我们必须视那些超乎寻常的重大事件为转折点，这些事件令观察者几乎窒息。因此，谨慎行事变得尤为关键；因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填补历史空白与追踪推动这场革命背后的隐匿动力及机制同等重要。这是一场载入人类史册的至关重要之革命。它要求勇气和精准的判断力。在法国，除了内克尔，几乎无人享有广泛的政治才能之誉，因为旧有的政府体制鲜少提供展示才华和成熟判断的场所。然而，即便王国正经历剧烈动荡，他似乎只关注那些可能带来灾难的谨慎中庸之道，而未能迅速处理那些急需解决的伤口。
当时的旧政府已如废墟般摇摇欲坠，全国的目光均聚焦于他们所敬仰的大臣身上。他带着过去的经验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如同另一个桑格拉都。但人民已无法再忍受流血——他们的血管已破碎不堪，难以再承受新的伤害。旧时的缓和策略已无法阻止致命疾病的蔓延。在此情境下，他响应国家的呼唤，为保名声而决定加快召开各阶层代表大会，先是召回流亡官员，恢复议会职能。随后，他着手消除饥荒之忧，这原是法庭特工为储备军粮而制造的恐慌。
至此，他展现了一定程度的谨慎；然而，他未能充分重视当时公共舆论的强大力量。在构建各阶层代表大会的方式上犹豫不决，而议会则通过法令限制其集会形式。当议会固执己见，无视人民意愿时，其立法权主张变得不可容忍。他们如同裹紧的团体，那些先例最终成了他们的裹尸布，激起普遍的轻蔑。因为整个帝国的海格力量正在扫除自由之路上的所有障碍。
在这关键时刻，享有巨大声望的大臣若能掌控法庭，本可提出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阻止那场震动王国的可怕动荡。但他未能如此，而是再次召集众议员，征求对公众已决之事的意见，却不敢自己批准这一决定。这足以证明，他的思想缺乏弹性，未能与人民的新观点同步；他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未能迅速识别事务的走向，从而令一个政治家能够坚定地依靠自己的智慧行动。
在这些朝气蓬勃的人群中，普遍的推动力量激发了他们不加考虑的热情。然而，一旦热情消退，他们的心便变得坚硬，似乎被这股力量所操控。事实上，这些关键人物虽一度在雄辩的引导下支持爱国议题，但缺乏坚定的原则使他们难以放弃个人利益以造福整体。他们往往只寻求分享其中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贡献。这种浪漫的美德或友谊往往只是模仿伟大的虚荣表现，常见于追求虚荣的人。
当前，重要人物面临两大核心问题：调整代表的选举方式和如何公正地投票。自上次选举以来，商业发展等因素已使国家面貌发生巨变。若坚持旧有分工，代表分配将极不平等。而若按人口自然顺序，平民阶层的崛起将影响贵族、教士和平民三等级的投票平衡。
贵族和神职人员坚决捍卫特权，声称任何权利触碰都将导致法国毁灭。他们如此执着于自身利益，以至于除了普罗旺斯伯爵领导的委员会外，其他委员会均拒绝给予平民阶层更多权力。然而，人民已厌倦拖延和障碍，对阻碍各阶层在国民议会中发挥作用的法庭感到厌恶。他们开始自行商议解决问题，多芬地区率先行动，三个阶层联手制定王国组织计划，成为其他省份的模板，并为制宪议会提供了参考。
尽管谣言四起，法庭仍迟钝未觉。那些独立思考的人并未因此受到迫害。当力量被理性所征服时，他们惊讶地看到来自各地的代表团，听到人们勇敢谈论自己的权利，追溯社会起源，并描绘旧政府的可怕掠夺。在法庭策略、大臣软弱措施和议会狭隘观点的疲惫后，人们渴望阅读有能力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通过小册子激发平民阶层以更广泛的原则主张权利，并反对特权阶级的过分要求。西哀士神父和孔多塞侯爵的作品充满哲理，而米拉波的华丽辞藻则为这些研究增添了活力，助长了爱国主义的火焰。
鉴于当前的局势演变，内克尔敏锐地觉察到人民的立场愈发坚定。因此，他成功游说委员会，使得委员会最终决定，平民阶级在代表席位上的数量应当与其他两大阶级相持平。然而，关于这些代表是应在不同的议会中各自进行投票，还是应集中在同一机构内共同表决，这一关键议题仍未有明确的定论。
人民已经因受到伤害和侮辱而失去了耐心，现在只想为他们的代表准备指示。但是，他们似乎决心一举消除所有苦难的根源，而不是寻求渐进改进，让一项改革平静地带来另一项改革：无约束的君主制、人数过多的教士阶层和膨胀的贵族。这些仓促采取的措施成为了值得哲学研究的课题，自然地可分为两个独立的调查主题。
首先，如果我们从理性的视角审视社会进步，那么可以预见所有政府都将趋于完善，人类的幸福将逐步建立在政治科学不断进步的稳固基石之上。如果那些曾以骑士精神自居的贵族，在文明的光照下显得如此可鄙，以至于未来的五十年，一个谦逊的人可能会因拥有这样的身份而羞愧；如果半个世纪前，欧洲社会的风貌已焕然一新，公民的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如果随着真理与知识的普及，每日都在扩张的自由愈发坚不可摧，那么政治家们若急于推行某一观点以图迅速消除顽固的偏见，就显得不够明智。这种过早的变革可能破坏了被统治者们的平静生活，反而为专制主义提供了攻击理性理论的最佳论据。此外，这样的变革很可能阻碍既定的目标，因为内部的骚乱和冲突往往会带来最惨重的代价——生命的牺牲。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情况。如果社会高层已经堕落至深，唯有严厉的措施才能根治其顽疾；如果他们以强权压迫弱者，享受着不义之财，并阻止一切人道努力，试图消除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那么，人民有权以强制手段对抗这种强权。如果确定在压迫之下，世界公民所承受的无声苦难，其影响虽不如法国大革命那样明显，但却如同风暴剥夺了大自然的青春之美，那么采取果断措施，如同那个新生的国家所做的那样，铲除这些毒害人类幸福的祸根，从政治层面看，是完全正当的。毕竟，长久以来，文明社会所创造的不平等条件使得财富比才能或美德更受追捧，从而削弱了政治体系，使得强者欺凌弱者，真正的正义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伪善的仁慈。几个世纪以来，富人一直在压迫穷人，教他们如何以权谋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贫困让人变得残忍，而厌世常常是不满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让人类的幸福不再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用人道主义取代伪善的仁慈，摒弃一切虚假的贵族美德。当社会只剩下主人和仆人时，我们怎能期待人们能像兄弟一样和睦共处？在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互助而非统治之前，任何政治联盟都难以真正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未来的欧洲可能会经历一段无政府状态的时期，直到一种逐渐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悄然地重塑了风俗习惯，而不是被虚荣和骄傲所驱使的、被私欲所滋养的狂热分子所左右。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激情，在闲暇的夏日里蒙蔽了我们的心智，污染了社会的空气，因为此时理性仍在沉睡之中。
尽管法国大革命中的某些野蛮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谴责，我深信我能够阐明，人民本质上是良善的，且知识正迅速向完美境界迈进。届时，那些傲慢自大的无知者将会被理性的哲学之光所消解，人们将重新以智慧生物的尊严行事。
法国人从对君主的盲目服从中觉醒，一时间仿佛都成了自己的君主；然而，人们常常在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时，我们应警惕这种瞬间的狂热不会持久，并期望这场风暴过后能带来更为澄澈的未来。无原则者在动荡中如泡沫般泛起，暂时在波峰上闪耀，但一旦风波平息，他们很快便会被淹没。
无政府状态确实令人畏惧，所有有远见和慈悲之心的人都在关注着法国人在获得自由后的走向，期盼混乱过后能恢复宁静。当我们的心灵被犯罪和愚昧的细节所刺痛，当我们的理性被揭露出的黑暗阴谋网络所震惊，展现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时，或许我们很难相信，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好的政府正在悄然形成，它曾为世界带来社会生活的甜美。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事物需要时间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