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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的进步-政府的终结-法国人之间兴起的政治讨论-美国革命-试图建立在错误原则之上的美德-十字军东征和骑士时代-黎塞留和马扎林的政府管理-法国的戏剧表演和戏剧诗人-莫里哀、高乃依、拉辛-路易十四-摄政-路易十五
当我们审视人类成长的轨迹，从稚嫩的童年逐渐迈向成熟的道路，我们不禁注意到，作为一个孤单而脆弱的生命体，他对于国家社会性质的初步理解显得尤为粗浅。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知识的累积是如此缓慢，公共幸福的广泛传播亦非一蹴而就，这其中的缘由便不再显得那么令人费解。
诚然，古代文明的辉煌总是令诗意的历史学家们为之倾倒，他们用华丽的辞藻描绘着那个时代的完美。然而，冷静审视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世界的文明似乎更多地是在培养人们的感官享受，而非促进深刻的理解。并且，这种所谓的“进步”仅仅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些角落。那些被视为最睿智的立法者，尽管他们的政治视野鲜少超出本国疆界，却以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怀，践踏了人类最崇高的权利。
当希腊的艺术繁荣，文学开始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时，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为野蛮所统治。这些野蛮之地与更文明的邻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无休无止的战争。政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国家基础动摇，政治学在萌芽阶段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同时，我们见证了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如何如同致命疾病般蔓延，最终使其四分五裂。而纵欲的盛行则阻碍了文明的进步，文明本身又是艺术完美的曙光。这使我们相信，需要数个世纪的理性发展和道德哲学的经验积累，才能清除历史的尘埃，揭示社会秩序的基石。
我们可能从指南针的极地吸引力、天文学和数学的进步，以及印刷术的幸运诞生中，找到了对某些国家取得巨大优势的原因。文艺复兴时期，古代的智慧与现代研究的进步相结合，使得这些最富有价值的艺术得以迅速繁衍，天才的作品和学识的编纂得以广泛传播，让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触手可及。科学发现不仅引领我们探索新的世界，还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艺术和商业的摩擦赋予了社会更加优雅和文明的气质。这些变化逐渐软化了社会风俗，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貌。
然而，迷信的残余和特权阶级的不自然区分，这些源自野蛮时代的愚昧，仍然束缚着人们的观念，玷污了他们的天性尊严。直到几位杰出的英国作家以强大的力量探讨政治问题，这一局面才开始出现转机。在法国，这些观念虽为传闻，却激发了文人的关注和思考。而那些更深入地研究这些观念的坚定辩论者，则纷纷逃离压迫，前往美洲，将这些观念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
洛克紧随那些勇敢思想家的步伐，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倡导宗教宽容，并深入剖析了民主自由的原则。他的自由定义中，已然蕴含了《人权宣言》的精髓，即便如今在无知与自私的阴霾下，崇高的理论正艰难转化为实践的真理。
革命之初，腐败便如影随形，不断侵蚀英国的自由。然而，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在不公与残酷法律下的挣扎，英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尚算安全。征募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差异，但在英格兰荣耀岌岌可危的时刻，辉煌的胜利暂时掩盖了宪法中的这一瑕疵。人们自豪地回忆起，个人的生命或自由从未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当时，英国人对宪法充满自豪，这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当这份自豪演变为傲慢，特别是在事业不再辉煌之时，这不过是人性中可理解的弱点。这种傲慢令人遗憾，因为它阻碍了文明的进步，让人误以为祖先已经竭尽所能保障社会幸福、改善人类状况。
当知识被少数国家公民垄断，而对这些特权的审视又仅限于更少数的精英，政府的行为似乎表明人民只是为他们服务的工具。他们巧妙地将民众的权利与形而上学的术语混淆，个人的奢华与宏伟是建立在多数同胞的苦难之上，野心则是通过屠杀数百万无辜来满足。
在那些最为狡猾的专制统治中，那些擅长欺骗的人常常强化了关于责任的错误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自由被限制，本应滋养心灵的情感在源头上被扼杀，使人变得既不自然又不幸。然而，有些由迷信和专制共同灌输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中，即使去审视这些所谓的美德也可能被视为傲慢，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缺乏摆脱偏见的勇气，而是遵循那些即使畏惧自然道德原则也无所畏惧的内心倾向。然而，在任何时代，知识的稀缺分布都未曾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科学的讨论。若哲学最终能简化社会团结的原则，使之易于每个理智、有思想的人理解，那么，我坚信，人类可以满怀慈悲的满足和恰当的自豪，期待理性和和平的曙光即将到来。
再者，若由于复杂且普遍的无知状态，人们难以清晰判断其公民和政治权利，进而被迫放弃理性，任由那些自命不凡的蠢材和学究式无赖摆布，那么对于人类思维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水平产生悲观预期，或是专制主义试图阻挠那正以惊人速度挑战压迫性暴政与狂妄野心的探索精神，皆在情理之中。
自然界本已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赋予某些人超过他人的身体和精神力量。政府的使命，理应是通过保护弱者来缩减这种不平等。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往往背道而驰，由于忽视了自身组织的基石原则，导致自身疲于奔命。
政府似乎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尽管鲜少公开承认，那就是维护平衡，确保个人的能力或财富不破坏整体的和谐。鉴于人们难以在热情的驱使下控制自身情绪，立法者应当始终致力于制定完善的法律。当他们以冷静的目光审视人类利益时，理性会告诉他们，通过保障共同利益，个人利益也能得到最佳保障。最初的社会制度无疑是由热情所塑造的；个人渴望围绕自己的财富或权力，将同胞变为奴隶，以防侵犯。他们的后代则努力弥补这种束缚，通过制定偏颇的法律来巩固权力的篡夺，这些法律唯有通过理性的努力才能废除。通过使政府成为科学而非手艺，对最重要的探究对象进行深入思考，才能引领众多人群走向文明。
1688年革命之后，英格兰的政治讨论不再广泛，因为享有的自由让思考者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不受干扰。若有人抱怨，他们往往会加入某个政党，详细阐述由相互竞争的激情所带来的必然痛苦。
然而，在法国，压迫的苦涩如每日饮用的酒般持续存在，而迷信的愚昧则在辛勤的劳作中得以滋养，使每个明智的人都感到困惑。因此，争取公民自由的作家主要将力量集中在对抗迷信上，尽管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的暴政也在不断恶化。
伏尔泰以他那充满讽刺和欢笑的笔触，引领了法国文坛的风潮，嘲讽了法国人乐于参与的、自相矛盾的儿戏宗教，宛如为傻瓜的帽子系上铃铛，让它在各个方面响起，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同时也挑起了他们的虚荣心。与此同时，卢梭也站在了同一条战线，赞美着他幻想中的自然状态，用他那迷人的辩论风格，将情感的魅力融入推理之中，生动地揭露了神职人员统治下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导致压迫性不平等的根源，让那些被他的言辞所打动的人开始深思他的观点。
这两位作家的才华，恰恰迎合了法国人通过阅读来准备交谈的习惯。他们尖锐的回应和流畅的句子，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并在无数活跃的社交圈子中广为流传。
在法国，新观点的传播速度之快，如同电光火石，远非英国所能比拟。这使得法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观念差异并不如英国那样显著，后者在个性的独特性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我们的剧院里，包厢、正厅和楼座的观众各自欣赏不同的场景，有些人礼貌地忍受着更有教养的观众的包容，以让所有人都能享受他们的娱乐。而在法国，一种更为浪漫而非崇高的情感高度，常常能引发一阵热烈的掌声，仿佛每个人的心灵都被同一种情感所激荡。
然而，当人们在残酷的压迫下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嘲笑压迫。因此，法国民众从对迷信的嘲讽，转向了撰写针对专制主义的长篇檄文。贵族、教士和君主所征收的巨额不义税收，让人们开始关注政府的这一主要分支。同时，人道主义者魁奈的深思熟虑的论述，催生了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派别，他们成为了争取公民自由的第一批斗士。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财务总监杜尔戈凭借其受过良好教育的明智管理，为法国带来了一线自由的曙光。这道光芒在专制的阴霾下显得尤为耀眼，凸显了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位杰出的人物渴望纠正那些同样不明智且残酷的滥用行为，然而，他的清晰判断却被内心的热情所掩盖，不幸激起了宫廷宠爱的工业巨头们的不满，最终导致他被迫辞去这一宝贵职位。尽管在十年间，他的崇高计划未能使法国彻底摆脱专制的束缚而不陷入无政府的困境，但他为后来的观念革命铺平了道路，这场革命或许才是推翻专制帝国的关键。
多年来，柔弱的宫廷任性行为给民众定下了基调，使他们愚蠢地崇拜那些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只会高喊“国王万岁”。而那些贪婪的奴才则榨干了民众的血汗，令他们诚实的心灵失去了温暖。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强大力量终于点亮了真理的火花，为人类的智慧与理性注入了新的活力，彻底动摇了神职统治和伪善的根基。
在这个辉煌的时代，美国对宗教观念的宽容，源于那些因迫害而流亡至此的欧洲移民，他们带来的时代精神极大地推动了理性观念的传播，并展示了一个建立在理性和平等之上的政府模式。整个欧洲都在关注着这一政治科学实验的实际成效；与此同时，旧世界的王室们正贪婪地吸收着那些远离宫廷、失去生活舒适、劳动得不到公正报酬或受压迫而在污秽与懒惰中挣扎的普通市民的辛勤成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盎格鲁美洲人似乎拥有不同的特质，他们似乎是为了享受社会利益而诞生的，而不仅仅是为了造福统治者。然而，在几乎每一个国家，他们都被视为维持船只稳定的压舱物，虽然必不可少，但却被轻视。这种差异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当法国人在英国法庭的暴虐和人类野心的无情独裁中支持那些勇敢的人民进行高尚斗争时，法国人成为了这些勇敢人民的盟友，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使自由的翅膀得以展开，引领着那些充满激情的奉献者在法国上空盘旋，对那个建立在愚昧无知之上、用数百万人的苦难铺就的、最有害于人类幸福和美德的体系进行报复。最终，这个体系在它的废墟中被彻底埋葬。
美国独具慧眼，发现自身所处的境遇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她之所以能够奠定政府的基石，正是因为她在理性开始挑战偏见时抓住了机遇。她明智地利用了世界的文明成果，摒弃了野蛮的权宜之计，也并未将偶然形成的、不断修补的宪法视为优于从经验中汲取智慧的理性规划。
当社会初建时，法律难以预见并规范其成员未来的行为，因为人的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发展完善。因此，基于当时需求制定的法律条款必然存在诸多不足。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在每个文明阶段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并重组那些仓促间投入粗糙混沌中的元素呢？这些元素唯有经过时间的洗礼才能变得稳固且崇高。
在社会初次接受法律统治的时期，由于某些人的野心和所有人对安全的渴望，自私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舒适与他人的舒适是紧密相连的。人性也因此受到限制，因为它更多地是感觉的产物而非理性的结果。然而，当人们终于清晰地认识到，整体幸福与个人幸福是息息相关的，那一刻的光辉就如同天堂的照耀，我衷心地向那个辉煌的时刻致敬！理性将为激情插上翅膀，人们将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完善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最著名的两个国家中，政治完善似乎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装饰，一种更多地源于同情和自私情感而非合理人性的家庭之爱的延伸。而他们所推崇的爱国主义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呢？不过是空洞的荣耀和野蛮，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那么，为何对美德的热爱会像早晨的露水般转瞬即逝，让它的追求者感到困惑呢？原因就在于，那并非真正的美德。
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中，希腊和罗马的史书镌刻了他们在反抗压迫、建立新生国家过程中的英勇篇章。然而，这股激情如“异烟”般短暂，当他们战胜敌人、为国家荣耀献出巨大牺牲后，却蜕变为文明的暴君，无情地掠夺着社会。为了这个社会的福祉，人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在践行中感受那种空洞的满足。这些英雄们深爱着他们的国家，但他们的行为，更像是狭隘自我爱的体现，如同父母过度溺爱依赖中的孩子，忘却了正义与人性的教诲。
如今，是时候让更开明的道德观取代，或至少是支撑，那些基于生理的情感了。青年在迈向成年的道路上，应被原则所指引，而非情感的冲动。我们期待新一代的英雄们，在面对挑战时，能构建出理性的法律，让人们不再停留在空洞的言辞上，而是在文明的发展中保持真实。
我们必须摒弃那些源自原罪的荒谬观念——禁果的诱惑、普罗米修斯的偷盗、潘多拉的盒子，以及诸多类似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被神职人员用作构建欺骗体系的工具，试图让我们相信人性本恶。只有摆脱这些束缚，我们才能为心灵的发展腾出空间。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我相信我们将在潜移默化中让彼此更加幸福。
事实上，为了获得所谓的社会美德，许多本能的欲望被压抑，这反而使人性变得扭曲，因为这种做法剥夺了人格尊严，而尊严正是建立在真相之上的。断言社会美德在社会法则中被扼杀，这并不矛盾。一个行动的原则——尊重自己——无论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对正义的热爱，还是对幸福的追求，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一个人为了社会地位而玩弄法律，他又如何能尊重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尊重，他又怎能相信美德的存在？
一个文明人的责任，似乎在于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坚韧，从而在此基础上培育智慧。这种智慧，有时被冠以睿智或狡猾之名，实际上只是头脑清晰的体现，因为真正的智慧源于心灵的冷静与深刻。
在当今社会的不完美状态下，痛苦的一个核心来源在于想象力的过度折磨，它如同一颗心灵的毒瘤，不断从生命的本质中汲取养分。我认为，人们变得邪恶的程度并非由道德所定义，而是更多地与社会缺陷所引发的自我克制程度成正比，这种克制源于无知而非道德选择。
然而，这些不利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一股新的精神正在崛起，以重塑政治格局。那么，对于这股已在全球半数居民心中生根的精神，我们如何界定其影响力的边界呢？理性终于展现出其迷人的魅力，散发着仁慈的光辉；黑暗的专制再也无法掩盖她的璀璨，而那些试图用阴谋破坏的潜在敌人也无法触及她的核心。上帝赋予我们本性中的光辉正在迅速放大；随着它的扩展，自由如同母亲的羽翼，高高翱翔，超越了日常的纷扰，承诺庇护着全人类。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陷入野蛮，这显然是基于肤浅的观察和经验的错误判断。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世袭的财富支撑着世袭的地位时，无论形式如何，国家都会变得衰老和脆弱。但是，当宫廷和长子继承制被废除，代之以简单而平等的法律时，又有什么能阻止每一代人保持青春的活力呢？当社会的大多数人需要同时锻炼身体和心智以谋生和赢得尊重时，又有什么能削弱他们的身心呢？
法国革命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它展示了当简单的原则以强大的力量对抗无知和复杂的机制时，这些机制因其脆弱和庞大而需要不断修补，因为即时的权宜之计往往是出于懦弱、愚蠢或自私的狭隘计算。为了阐明这一真理，我们无需在野蛮野心的废墟中探寻；也无需展示那些以铁腕统治的君主在欧洲野蛮人开始建立政府时的无知和愚蠢。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将清楚地揭示，心胸狭窄往往导致凶残的脾气。
尽管我们可以赞美那个时代的诗歌和它们迷人的想象力，这些想象力在激情的激荡中描绘出英勇的个体，为轻浮的生活增添光彩，但培养理解力似乎成为驯服不安的精神、遏制邪恶情感、避免暴政和残忍的唯一手段。在身体强健、热血沸腾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喜欢思考或制定行动计划，除非他们逐渐适应：那种在激烈活动中消耗的力量最终转化为丰富的心智能量。
人们往往只关注邪恶，对艺术和科学的引入大加指责，但显然，正是这些被强调为和平的艺术，能够将战争之剑转化为和平之犁。战争是闲散之人寻求的冒险，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才能来激发强烈的情感，唤醒沉睡的思想。无知的人在思考时，更多地依赖想象力而非理解力，他们沉溺于幻想而非追求连贯的思考，因此，他们变得像十字军一样浪漫，或像那些常常无所事事又不安的女人一样。
如果我们厌恶血腥的王室盛宴和奴役群众的娱乐游戏，那么对那些利用自己的才能来巩固权力、误导无知民众的人，我们将更加鄙视。他们将封闭空间中的知识变成了更加精巧的压迫工具。在克服重重阻碍的过程中，有用知识的进步在几个世纪里几乎难以察觉；尽管对公众舆论的尊重正在成为一种软化的礼仪和唯一的道德原则替代品。
然而，十字军东征震撼了社会，改变了其面貌。在英勇的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骑士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开始改善古代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凶残性格。荣誉观念得到确认后，绅士的品格在法国自此被视为宝贵，逐渐形成。这种混合的道德观念，常常是自然赋予的一切神圣联系的唯一替代品，使那些只遵循自己法则的人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
吉斯家族的血腥背叛与一种独特的精神相结合，为亨利四世注入了男子气概与尊严。亨利四世天生具备强健的体魄、温柔的心灵以及正直的理解力，这些特质共同塑造了他那充满活力且富有魅力的个性——这种力量不仅令人倾心，也赢得了他人的深深敬意。
黎塞留的统治下，特权朝廷崛起，艺术受到资助，但意大利的阴谋统治方式却悄然削弱了那些通过不懈努力锻炼出的强健体魄。伪装逐渐沦为虚假，马扎林便是这一伪装的化身，为路易十四傲慢自大、壮丽而虚假的统治时期铺平了道路。这种过度的浮华加速了文明的蜕变，成为了一种以牺牲心灵为代价来提炼感官的文明；而心灵，正是尊严、荣誉、美德和思想等一切高尚品质的源泉。
试图让偏执的宗教容忍放纵，让荣誉与放荡并存，人们渐渐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界限，恶习被隐藏在了美德的面具之下。法国的荣耀，如同国王炽热呼吸所吹起的泡沫，最终成为了破坏幸福的借口；礼貌取代了人性，创造出了一种依赖关系，使得人们用那些迎合堕落欲望、损害健康的混合物来交换粮食和葡萄酒。
封建时代对锦标赛和军事盛宴的热爱，逐渐被对戏剧的痴迷所取代。当英勇行为对于已经衰弱的肌肉来说变得过于沉重时，人们发现培养心灵成为了一种新的资源，它使身体的活跃度变得不那么必要，从而防止了生活的停滞。
除了莫里哀的作品外，这个时期的剧作大多反映了宫廷的风俗，扭曲了正在形成的审美品味。只有那位非凡的剧作家，他写出了关于人类激情的宏伟篇章，为广大人民而写作，将模仿风俗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作家，他们仅仅描绘了时代的服饰。
高乃依，与我们的德莱顿相似，他的作品常常在荒谬与无意义之间摇摆，充满了高尚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的幻想中交织，以含混不清的方式表达出来，却仍然能够吸引读者。当迷人的想象力跟随他进入魔幻的世界时，心灵有时会被一种真实、自然且崇高的情感所触动。
不久后，拉辛用其优雅和谐的语言细腻地描绘了时代风俗，并以敏锐的洞察力赋予那些看似不自然和虚假的场景与情感以鲜活的生命。他竭力使角色变得可亲，但在塑造尊严方面却稍显不足；而其中的道德修饰，更偏向于礼仪的层面，而非真正的美德。在恪守宫廷行为准则与避免冒犯挑剔观众之间，他笔下的英勇角色所展现的殷勤，主要吸引了那些英勇之士和开放接纳不同娱乐形式的文人。实际上，他是法国舞台剧的奠基人。
法国人对于公共场所，尤其是剧院的热爱，可谓无人能及，这种热爱自幼便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中。这种品味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导致了国家大剧院上不断涌现的各种舞台表演，旧的原则在新颖的场景和装饰中重新焕发活力。
或许，他们的民族性格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受到戏剧娱乐的影响。这些戏剧，实质上，成为了一所虚荣心的学校。在这种教育熏陶下，人们几乎事事都以舞台效果为准则来言说和行动，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惊讶吗？或者，那种冷静而夸张的狂欢，是否只是为了以热情的表象来戏谑期待？
因此，人们口中表达的情感，往往更多地源自头脑的构思而非内心的真实感受。实际上，自然的情感只是想象力为记忆中感觉所赋予的特征。然而，法国人通过不断满足感官的享受，扼杀了想象力的奇幻。想象力总是需要外界的刺激来激活，但他们却很少反思自己的感受，这些感受总是活跃而短暂，如同被每一缕光线蒸发，被最轻微的风暴驱散。
若说对阳光下宽广欢笑的热爱是英国下层阶级的特质，那么法国人，无论哪个阶层，都同样偏爱那种如磷光般装饰的情感。这在剧院中尤为明显。激情失去了其本原的力量，为了平滑夸张的情感，它们被虚假的尊严所包裹，如同树上枯萎的枝条上挂着的彩色布条，代表自由之树，在每个村庄中展示为宏大而有意义的存在。
路易的战争，同样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礼仪的雕琢，然而在他伟岸的身影逐渐黯淡、精力消耗殆尽之际，他自己却沦为了被欺骗的对象。即便在他统治的暮色之中，费内隆的著作及其学生勃艮第公爵的辩论，仍在政治舞台上掀起波澜，其核心便是人民幸福的理念。直到死亡的阴影笼罩在路易的家族和荣耀之上，我们才以同情之心看待这位身处逆境的君主，他的繁盛曾经带来的危害，如今也随之消逝。
路易通过操纵人民的情感，为骑士时代的豪迈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在真正的骑士精神中，法国人将国王的崇拜视为荣誉的象征，即便付出再高的代价，大君主的荣耀也是国家的骄傲。
要证明那个时代思想扭曲和错误政治观念的影响，只需提及一则关于不幸国王的轶事便足矣。一位朝臣透露，国王身上最屈辱的事件之一，也是他最痛苦的记忆，源自一份由敌人广泛传播的备忘录的公开。这份备忘录中，盟国呼吁法国人民召开三级会议，直言不讳地指出：“国王的野心和傲慢是他在位期间战争的唯一原因；为了确保持久的和平，他们有责任在古老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不放下武器。”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有两百万法国人因战争而遭受囚禁、流亡、逃亡或处决，这份备忘录却几乎未能激起波澜。然而，国王深受其害，亲自撰写了一份回应。尽管他可以安慰自己，回想起上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时，路易十三国王仅以空洞的承诺将其解散，那些承诺很快便被人遗忘。
法国人的热情，总是能让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次，他们彻底改变了风尚。在摄政时期，他们不仅变得厚颜无耻，而且大胆无畏。潮流完全逆转：曾经的伪君子现在站在了对立面，朝臣们则竭力表现出对宗教伪善的憎恶，他们无视体面，侵犯了自然的贞洁，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嘲笑那些迷信的吹毛求疵者。
在摄政王的性格中，我们目睹了虚假的文雅所携带的恶习与美德交织的复杂画面，他通过牺牲内心真实以塑造外在品味。他沉溺于享乐的泥沼，迅速将所有诱人的甜美尽数饮尽，然后终其一生在残渣中寻觅能给予享乐片刻喘息的新奇之物。最初，他夜间狂欢的机智与趣味，很快便被肤浅至极的极端行为所取代，这些行为背后，是道德沦丧的暗流涌动。为了挽回名誉，他不过是在保护那些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文人，其善良仅体现在对他人苦难的同情上，但这份同情又很快被他的肉欲所吞噬，忘却了那些心灵深处的渴望。
他常常饶有兴致地谈及一则旺多姆的轶事，他意外地赢得了查理二世某位情妇的青睐，使得国王不得不请求路易十四召回他，以摆脱这位棘手的情敌。在某些时刻，他甚至对英国的宪法赞不绝口，似乎对自由有着莫名的向往，尽管那时正是专制和暴政横行的时代。他对国家唯一的贡献，或许是推崇英国的时尚，引导人们去阅读和翻译英国男性作家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法国男性的力量。然而，他对美术的热爱，却让一些作家在他身后那片不洁的土地上播撒花朵，成为了他所生活的土地上唯一鲜艳的装饰。
路易十五晚年的统治，因其淫乱与无知而臭名昭著。尽管羞涩的理智试图用面纱遮掩这一切，但这不过是为那个残酷专制的政权描绘了一幅完整的肖像，它沉重地压迫着二千五百万人民，直到他们无法承受日益加剧的压迫，如同愤怒的巨象般崛起，盲目地践踏朋友与敌人。身体的软弱与思维的懒散使路易十五沦为了他情妇的奴隶，她们在恶心的拥抱中寻求遗忘，而他却转身去抚摸那些因迎合她们而获益的恶棍。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搜刮殆尽，以满足这些贪婪者的欲望，他们榨取了工业的精髓，只为给病态的欲望带来新的刺激；他们败坏了道德，摧毁了民族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