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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现代化需要创新性、综合性、横断性的跨域新学科，将理论与技术相融合，运用“理技融合”的系统方法论研究解决军事系统复杂性问题。在我军原有军事学分类中尚缺乏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横断性的整合类学科。随着军队建设和作战体系化程度越来越高，涉及领域越来越多，门类越来越广，创建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建设中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工作，是军事理论创新的急需，是军事实践的急需，也是新时代的急需，必须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系统探讨。
军改以后，军事系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局部越来越精确有序、整体却越来越混沌复杂的趋势。相较而言，我军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在概念界定、思想指导、规律揭示、方法构建和具体应用层面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面临着突破原有框架限制、拓宽研究领域视野以及开展理论、方法和应用创新的艰巨性任务。原有基于军队规模结构所构建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体系，存在着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认识不一致、没有继承发扬好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交叉复合型系统科学与工程战略科学家匮乏、未能有效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创新发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等问题，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军队系统结构的重塑需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发展、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原有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进行继承与发展，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进一步探索军事系统的本质及构成要素、揭示军事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新时代军事系统的研究和建设，从而更好地发挥军事系统的整体作用，提高军事系统建设的质量、效率和效益。
一、系统科学理论体系发展现状
系统科学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基础，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系统科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参考。系统科学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系统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论据是目前已有的系统科学分支大多产生于那个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系统科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因为只有到20世纪70年代才确立了系统科学这个概念（系统科学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出现），明确了它的体系，并出现了一批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初步具备了建立系统学的条件。应当说，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原则上都无不当之处。若把系统科学也看作一个系统，凡系统都有结构，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该系统的一批“构件”，但尚未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用生成论的语言讲，系统科学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它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正式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不但构件进一步齐全完善，而且形成初步的结构框架，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系统科学在整体上算是形成了。这是由从贝塔朗菲到钱学森的诸多学者共同完成的。
任何科学在它被开创的初期，往往只是一些零星出现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原理，但取得较大进展后，关于其构成及体系的研究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首先是为教学上的方便，其次是为后期研究提供理论体系支撑以及为高效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体系的完善。系统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系统科学诸多“零件”学科的诞生，从20世纪70年代起系统科学界开始探讨系统科学的构成及体系问题。
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到建立，实现了系统科学从分立到整合的发展。其中，贝塔朗菲、市川惇信、朴昌根及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最早提出系统科学体系的是贝塔朗菲，不过，他是以一般系统论体系的方式讨论系统科学体系和系统哲学体系的。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体系如图2-1所示。
图2-1 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体系
贝塔朗菲是现代系统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有关整体性问题，30年代形成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40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系统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较早地觉察到一些新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一再声称他的一般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等学科属于科学发展的同一趋势，属于系统研究的不同途径或侧面。透过系统工程、运筹学等学科的发展，贝塔朗菲认识到系统研究不但包括理论方法，而且包括应用的、技术的内容，强调系统理论在技术领域也有其平行的发展。有时，把后一方面称为应用系统科学。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贝塔朗菲把他原来的研究领域称为狭义的一般系统论，把包括系统工程等应用科学在内的整个系统研究称为广义系统论，有时也使用系统科学这一名称。在该书的再版前言及他临终前发表的论文《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中，贝塔朗菲提出，鉴于系统思想和系统研究的广泛展开，有必要重新批判地考察一般系统论本身的定义，给出更准确的说明使它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他把系统研究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技术，并论述了三方面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这些观点在国际系统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人称之为关于系统研究的贝塔朗菲纲，也可以说是贝塔朗菲关于整个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的基本设想。
1.系统哲学
贝塔朗菲认为：“与任何一种范围比较广阔的科学理论一样，一般系统论也有其‘元科学’或哲学方面。”由于系统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规范（区别于古典科学那种分析性的、机械论的、线性因果关系的规范），产生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成为新的“自然界的哲学”，即系统哲学。其主旨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机体主义观点，以区别于把世界看作为被自然界盲目法则所统治的机械论观点。系统哲学有三部分：系统本体论、系统认识论、系统价值观。系统本体论回答“系统是什么”“在世界各级水平上发现的各种系统是如何实现的”等问题。系统认识论反对关于知识的“照相机理论”，倡导把科学看作“透视”的理论，认为那种主张通过简单地将系统还原为组成部分来研究对象的观点已经过时。系统价值论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主张以人本主义观点同那种具有机械论倾向的系统理论家的观点划清界限，反对用系统来贬低人的价值。
2.系统科学
不同于目前系统研究者所说的系统科学，贝塔朗菲最早提出的是狭义的系统科学，是指适用于一切系统（或其确定的子类）的根本原理的一般系统论（狭义），以及对于各种具体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中的系统进行科学规律揭示的专门系统论。系统科学标示着科学思维中增加了本质上新颖的东西。首先，需要对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中的大量系统按其本身特性加以阐述；其次，在各种全然不同的系统中存在着共同的一般方面——一致性和同构性，揭示这些原理、规律、方法是一般系统论的任务。
贝塔朗菲认为，这样的系统科学应是关于“整体性”的科学阐述，因而需要发展新的概念、模型和数学工具。贝塔朗菲特别强调发展数学概念上的一般系统论，他把其称为数学系统论。他指出：“从25年前最初发表研究纲领并进行研究以来，在数学系统论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而又相互联系的方法。”与数学系统论密不可分的动态系统论（也可作为数学系统论的组成部分）取得了实质性重大发展，贝塔朗菲对这方面的成果做了专门的总结。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数学系统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有待于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
贝塔朗菲反对把一般系统论局限于“技术”意义上，仅仅当作一种数学理论来看待。他认为，有许多问题的解答，需要一种超越现代数学概念表达的新理论。他赋予一般系统论以最广泛的意义，把它类比于进化论、行为论等，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科学规范的产生。
3.系统技术
贝塔朗菲用系统技术一词概括了系统工程、线性理论、运筹学、计算机技术、控制论等有关的技术方法、模型和数学工具，以确定系统技术在现代系统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由于现代技术和社会的复杂性，传统的技术部门已不够用，整体的或系统的方法、通晓多学科的人才以及交叉学科就成为必须的了。系统技术能满足这种需要。系统技术既包括计算机、自动调节器等“硬件”，也包括系统工程这种类型的“软件”。系统技术产生了新概念、新学科。生态系统、等级集权政治、教育机构、军队之类的组织、社会经济系统等，都可归结为系统问题，都需要使用系统技术。
（二）市川 惇 信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日本学者市川惇信在1977年发表的《系统科学》一文中，把系统科学定义为以系统为对象的科学，更确切地说，系统科学的对象是组织化的复杂系统。所谓“组织化”，意指全体达成任何目标的要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内部和外部受到规定，“复杂性”则表现为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要素本身也是系统，系统呈现为等级结构。他以复杂性和组织为轴建立坐标系，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划为四部分，限定了系统科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由系统概念、一般系统论、系统理论各论、系统方法论（包括程序和方法）以及系统方法的应用这五个部分构成（见图2-2）。
图2-2 市川惇信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市川惇信首先讨论了“为什么系统科学能够成立”的问题，认为一切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是同形的，这种同形性表现为：支配要素属性的规律同形，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结构同形，要素通过系统的结构而作为系统属性被发现的过程同形。在这种同形性下，这些系统是同值的，这就构成了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在“系统科学怎样发展起来”的题目下，作者提出了系统概念发生、发展的循环规律，从对特殊系统的认识中，通过积累和抽取一般系统的同形性，获得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规律、方法。在“系统科学的构成是什么”的题目下，市川惇信指出：“作为科学，系统科学必须具备理论体系。”系统科学体系由五级（层次）组成：
（1）系统概念级。这一级以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动机而提供接近法的指引。
（2）一般系统论级。这是以系统概念作为严密的理论而展开的一级。公理地规定要素的集合，并引入关系，确保通过一切系统的同形性，尽量获得对系统的深刻理解。
（3）系统理论各论级。这是通过限定系统的范围或应该进行作业的范围，构成处理系统的具体而有用的理论的一级。
（4）系统方法论级。这是对成为对象的系统设定目标，为了进行分析、计划、设计和应用而集中所能使用的具体手段的一级。
（5）系统方法的应用级。这是把系统科学的见解和关于对象本身的见解集中起来解决问题的一级。
（三）朴昌根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朴昌根认为系统科学是研究系统的类型、一般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包括系统学、系统方法学和系统工程学。朴昌根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如图2-3所示。
1.系统学
系统学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研究一般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基本规律及系统分类，其在系统科学中的地位可以比作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
系统学由系统概念论、系统分类学、系统进化论以及若干其他分支系统理论组成。系统概念论研究一般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为系统学建立逻辑结构并以数学形式表述它。系统分类学主要为系统分类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种系统进行分类。系统进化论是关于适用于各种具体系统的一般进化原理的理论。
2.系统方法学
系统方法学是研究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系统方法学基于系统学理论提供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系统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论。系统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整体论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还原论方法。系统方法要求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从系统总体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和处理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系统方法是结构方法、功能方法与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所谓构结方法，是基于系统内部描述的研究方法，要求把握系统功能所依赖的结构。
系统方法学包括系统方法的基本构成、基本原则和若干方法理论。其中，基本构成主要是通用意义上的唯物方法、功能方法、历史方法等；基本原则主要指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等；方法理论主要是指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动力学等。
3.系统工程学
系统工程学是系统科学中的实际应用领域。它由系统方法、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组成。其中，系统方法为系统工程学提供思考方式和若干系统方法理论，运筹学提供数学工具，电子计算机是“计算”工具。这三者在应用于解决具体系统问题时就形成各项系统工程。
图2-3 朴昌根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四）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近几年，国内系统科学体系研究中钱学森的观点是最引人注目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由系统工程这类工程技术，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如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类技术科学，以及系统的基础理论系统学等组成的一个新兴科学。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如图2-4所示。
图2-4 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系统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类似，也有四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即系统科学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在钱学森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中，包括：
（1）处在系统科学哲学层次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的是系统观（系统论）。
（2）处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属于基础理论的便是系统学、复杂巨系统学等。
（3）处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直接为系统工程提供理论方法的有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
（4）处在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层次上的是系统工程，这是直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但和其他工程技术不同，它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
目前，国外还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系统科学体系结构。这样四个层次结构的系统科学体系经过系统论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系统论属于哲学层次，是连接系统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桥梁。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通过系统论去指导系统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系统科学的发展经系统论的提炼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系统论，钱学森曾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关于系统论的这个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综合集成思想，这也充分显示出钱学森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智慧。根据这个思想，钱学森又提出了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的系统论方法。系统科学体系体现了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
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思想就是系统思想，系统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内容，系统科学体系的建立就使系统思想从一种哲学思维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体系，系统科学体系是系统科学思想在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不同层次上的体现。这就使系统思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系统科学思想是钱学森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思想的重要发展和丰富。
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尚未发现较为系统完整的情报文献，其研究内容基本属于空白，急需开展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兴起和深化，战争体系对抗和军队综合集成建设成为发展趋势，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教学、研究与应用的地位作用显得愈发重要，急需培养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军队建设与作战的各个方面，同样大量需要既掌握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和技术、又了解军队建设与作战需求的各类专家，指挥和参谋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加强军事系统学方面的思维养成、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需求范围广泛、发展前景广阔。
（一）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军事系统学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是军事系统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已远远超出军事运筹学的理论范畴，形成了以军事系统思想为内核，军事系统理论、军事需求分析、军事运筹分析、作战实验、军事系统工程相并列的理论架构。二是军事系统学的应用领域极大扩展，已远远超出军队指挥的实践范畴，几乎覆盖了军队建设与作战的各个方面。三是军事系统学对促进军事学其他理论变革方法手段具有重要作用，是当代军事学发展和完善的一个重要创新领域。
（二）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是军事系统学特有的交叉学科优势，有利于造就具有跨学科素质的综合型研究和工程人才，可以为各类军事系统的建设、运用与管理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二是军事系统学特有的应用广泛优势，有利于造就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指挥和参谋人才，可以为各类军事机关、院校和部队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三是军事系统学特有的科学方法优势，有利于辅助培养军事学其他学科高级人才，使各类军事学人才普遍掌握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三）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已有比较成熟的学科发展基础
一是我军各类军事院校、研究院（所）普遍编设了军事运筹、作战模拟、系统工程相关教研单位，具备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研条件。二是我军在军事运筹、作战实验、系统工程等相关学科领域，已有一大批研究生导师，具备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员队伍条件。三是我军既有比较配套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著作和教材，也有大量相关领域的实践应用教学素材，具备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案例教学条件。四是我军已有覆盖主要军事领域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教研设施设备，具备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学训练、实习、试验条件。
三、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自诞生至今仅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它独有的性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在战略分析、计划规划、作战指挥、部队和院校的训练、武器装备的研制与使用、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军队组织体制和管理等方面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然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相关理论产生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此，更深远的意义是它为人们认识军事系统、改造和优化军事系统开拓了新路，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使人们在军事科学认识的海洋中更能自由地搏击进取，并为军事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时代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1.开拓新的军事研究领域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把定性化、定量化、功能性和信息化等特征集于一身，使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应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思想理论研究军事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可以大大地开阔眼界，拓宽认识范围，开辟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研究复杂军事系统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人类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中那些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涉及众多领域、突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界限，并且需要在动态中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复杂大系统是无法涉足的。即使是那些科学探险的强者们，在这类课题面前，或望而却步，或不能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诞生后，开辟了人类研究复杂军事系统的历史，使人们对军事系统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把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运用在军事战略分析、规划计划、武器装备的研制与使用、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谱写了人类认识和改造军事世界的新篇章。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将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一系列新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应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处理问题时，完全突破了研究对象的物质形态、能量大小、人和武器装备的界限等方面，通过军事系统的信息、机理、协同、整体特性等手段来把握对象的特点和规律，这样可以揭示事物运动的新规律，对过去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能够做出科学的说明，开辟了军事科学技术的新天地，推动了大批新兴军事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2.提供崭新的军事科学方法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的出现，是军事科学方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众多的创新与独到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有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实现了人们科学思维方式的新突破。就认识军事事物的整体特征和规律性而言，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先分析军事事物的各个部分，然后再综合为整体。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把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原因和结果机械地割裂开来，认为局部是原因，整体是结果；原因决定结果；研究对象的部分功能好，整体功能也就一定好；部分功能不好，整体功能也一定不好。然而，现实中的大量军事事实却与之相悖。这要求更新认识观念和思维方式。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摆脱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与羁绊，采用系统思维方法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时，从研究对象的整体出发，进行系统综合，形成可能的系统方案，再进行系统分析，然后建立系统模型。这种思维方式把综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分析与综合融为一体，贯彻始终。它发展了传统的分析与综合方法，改变了局部好、整体也一定好的旧观念，树立了各部分在协调中相互弥补、求得最佳结构和整体功能得到优化的新观点，使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认识自然、探索宇宙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元科学、大科学、新国防经济和新军事工程等研究对象，在解决这些复杂、动态、多因素的军事问题时，不仅要研究单个事物，还要研究军事复杂系统；不仅要搞清事物间的纵向联系，还要揭示事物间的横向联系。这需要人们突破那种在处理简单、静态、单因素事物时，所采用的线性、平面、单向性和超稳态的思维方式。要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系统综合思维，即从研究对象的纵向层次与横向要素、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耦合中考察对象，形成立体网络思维，使思维有多个起点、目标、指向，能预见多种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既不同于古代模糊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近代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
其次，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最初在军事系统工程和国防经济管理一些领域得到运用。之后，迅速扩展到军事科学领域，从而突破了军事科学和系统科学在科学方法方面的界限。另外，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不仅把分析与综合融为一体，还使归纳与演绎相互渗透，逻辑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现代高新技术等结为一体，进一步增强了其普遍适用性。
最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是兼备多种认识功能的新方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产生的基础之一是数学，应用也伴随着概率论、模糊数学、运筹学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不断发展，使之具有多方面的认识功能。按照各种方法在认识进程中的不同功能，一般可分为确定目标的方法和实现目标的方法。传统的科学方法中，确定目标方法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和逻辑分析；实现目标方法有观察、实验、假说、逻辑等。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则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它通过摆明问题、目标选择、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选择等步骤，为确定军事目标提供科学依据，是科学决策的有效工具。通过程序设计、具体计划、实施运行等阶段，并在协调各方面的基础上，去满足既定军事目标，因而又是实现军事目标的方法。按照各种方法在认识事物的质和量的不同功能来分，又有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传统科学方法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由不同方法来实现的。但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中，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它可以在对军事系统整体的质的研究基础上，定量地给出复杂军事系统的各项指标，使军事系统量的分析精确化、准确化，因而具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综合的功能。按照各种方法在认识事物现状和将来的不同功能划分，又有研究现状方法和预测将来的方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不仅能够研究现状，而且能够通过信息的收集、积累、加工、处理，研究军事事物的历史、现状及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尤其是能够通过军事系统信息的反馈来调节军事系统状态，以影响其未来的活动。这些都说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还是研究现状、预测将来的有效方法。
3.为军事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奠定科学基础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中的军事信息论对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显得愈来愈重要。军事信息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军事信息技术，处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它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扩展性，又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一系列新军事工业的产生，成为当代军事新技术革命的基础理论学科，促进了军事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军事信息理论产生后，由于它的巨大作用，在军事科学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应用军事信息理论和方法同信息打交道的技术，如军事信息的产生、预测、交换、贮存、传递、处理、显示、识别、提取和利用等一系列军事信息技术。而以军事信息论为主导、以军事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战争形态，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战争形态。
由于信息论和军事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使信息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在军事发展中居显要地位。信息产业以生产知识为支柱，同时又为新知识开发、传递、贮存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信息产业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认识军事系统和改造系统的能力，这已在西方信息业发达国家得到了证明。在信息时代，信息将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事战略资源。由于信息科学和军事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的作战主要不是依靠体力，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因此，大量地生产知识，提高人们的智力，成为科技、生产、经济和军事进步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国家如果忽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吃败仗。
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中，信息理论和军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军队管理组织和决策方法不断地改变。在决策中，正确掌握各方面信息，成为军事人员决策的关键。由于信息量大，且信息又在不断地流动中，通过电子计算机处理信息，使军事决策人员的决策从概念化的判断进入到量化分析的阶段。通过大量统计信息分析处理，做出可靠准确的预测，以科学合理地计划和安排未来的军事活动，减少估计错误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所以人们认为：农业时代的军事面向过去，工业时代的军事研究现在，而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军事注重未来、注重预测分析。
综上所述，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正是由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特别是军事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给军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因此，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产生，尤其是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问世，推动和促进了新军事时代的到来。
（二）实践意义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揭示军事系统内在机制及运行规律，以实现军事系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军事系统是世界人类史上最为庞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通过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对于解决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复杂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保障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习主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军队现代化建设是由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多个环节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其特征与规律，使整体功能涌现性达到最优化，才能保证整体建设目标的实现。根据党中央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针对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从系统要素的关联性、层次性、动态性入手，通过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与数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提炼重大科学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并有效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优化各领域发展的组织管理方式，及时协调中央军委机关、各军种、各战区以及相关政策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组织管理体系中的职能与定位，统筹推进军队建设各领域协调发展，能够有效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质量、结构、规模、进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2.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实现我军科技自立自强的智慧基因工程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军队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军，是我党、我军明确的重要战略任务。习主席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系统科学原始基础理论，以及系统自组织理论、超循环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等系统科学后续基础理论，由于能够为解决技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发展中的复杂系统问题提供直接管用的思想方法，由此也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智慧基因。在谁掌握了前沿科学技术、谁就能在战略博弈中掌握主动的今天，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及其基础理论研究，并以此促进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快速发展，对于推动我军科技实力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3.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的联动引擎工程
国防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硬实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其中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驱动。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国防建设已由相对简单的军事问题发展到了与社会、经济、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相互交叉的复杂综合性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只有深深植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有效利用全社会优质资源，与建设制造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一体联动，才能保证世界一流军队建设目标的实现，并为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提供战略支撑。目前，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防实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安全战略需求还不相适应，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能够为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搭建同步上升的快速通道、提供同步发展的联动引擎，从而为有效统一富国和强军两大目标，有机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夺取战略博弈主动权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国家和军队重大工程的决策支撑工程
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通过对航天事业成功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对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深入研究，科学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并建立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实践路径，其创新性就在于把专家体系和数据与计算机信息技术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筹划决策方式由概略向精准的根本性转变。我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筹划与决策过程中采取了这一科学路径；美国兰德公司等世界顶级智库提出的研究报告之所以被广泛采信，是因为这些报告大多是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的产物。国家和军队重大工程无一不是复杂系统，单纯靠经验筹划、“拍脑袋”决策只会贻误战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通过加强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深化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研究，搭建适用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建立标准化、规范化重大事项筹划决策评估系统，必将有效促进我军各领域重大项目筹划决策水平跃上新的台阶。
5.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新时代系统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工程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孕育于古代漫长的人类实践活动，萌芽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丰富和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下半叶，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老帅关心支持下，以钱学森、许国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通过引进、介绍国外系统工程及其相关理论方法，并通过在“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中的实践应用与研究探索，开启了系统科学中国化发展的历程。其中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有别于西方狭义系统科学的广义系统科学体系结构，在促进我国系统科学研究有序开展、使我国系统科学发展一度领先世界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由此成为中国人对世界系统科学发展的特殊贡献。进入新时代，面对艰巨繁重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任务、复杂多变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二次产业变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全面加强对新时代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才能重塑我国在世界系统科学界的领先地位，为建成国际一流的科研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一、理论体系设计的整体思路
设计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结构，必须着力解决理论体系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科研实践互动和学科体系规划等关键问题。
（1）坚持理论体系创新，夯实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的根本基础。新时代呼唤新理论，迫切需要理论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围绕系统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研究建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基本方法框架，拓展研究军事系统学、军事系统分析理论、军事评估学、军事复杂系统建模理论、系统博弈理论、体系论证学、体系工程技术等的理论内涵，从方法论层面、原创性理论层面对理论进行补充、丰富、论证，从方法层面进行创新，建设完善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理论体系，指导军事科研实践。
（2）强化人才培养创新，打造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的根本力量。人才是决定理论体系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在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树立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的思想，克服重物质条件建设、轻人才队伍建设的倾向，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交流等机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事业育人留人，实现人才队伍“培养优、留得住、用得好”，建设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攻坚克难的人才队伍，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突出科研实践互动，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的应用创新。科研项目与重大任务实践是检验理论体系建设成败的有效途径。科研实践工作具有多学科交叉、多专业人员参与、多团队协作的特点，以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任务为纽带，调动科研人员之间、科研团队之间、科研团队与科研成果应用单位之间的交流积极性，为推动科研理论向应用成果转化提供有效的途径。加强科研人员之间和科研团队之间的互动，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从智慧输入到成果输出的渠道；加强科研团队与科研成果应用单位间的互动，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从成果输出到应用创新的途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作为复杂系统、军事科学、系统工程等多学科交叉学科，应打破学科壁垒，加强科研交流互动。
（4）科学规划学科，构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发展路线图。完善的理论体系需要科学的学科规划，为理论体系建设制定里程碑目标。初始目标是完成军事系统科学一级学科申报和授权点初创工作，创立学科概念体系和基础方法框架，围绕创立二级学科展开学术问题研究和理论攻关；初步形成一批专著教材和高水平论文。基本目标是建成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重大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理论方法技术创新提供高端平台、评估成果、学术成果，人才团队的总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大力推动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逐步扩大系统科学授权点的人才培养规模，形成由领军专家领衔的一流学科团队，建成涉及“军、理、工、管”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总体上，实验室条件、科研成果、人才培养和专家队伍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水平。最终目标是紧跟未来世界军事与科技发展，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引领学科建设，建强军事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培养造就本领域顶级专家，推出更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核心科研能力和领军人才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二、理论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要着眼于近、中、远期发展要求，既要满足理论发展急需，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注重现有学科领域的协调发展，避免出现结构“漏项”和方向“短板”问题，也要关注新兴前沿理论可能产生的巨大军事效益，防止理论“突袭”和结构“挂空挡”。具体来说，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这里的系统性原则体现了整体性、层次性、科学性等特征。
一是把握整体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由各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对整体的认识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各部分，而各部分的性质不同于整体的性质，与整体分离的部分的行为不同于整体中的部分的行为。所以，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必须从整体出发研究各部分，在通过对各部分的研究加深对整体研究的同时，正确把握相互关系与因果关系等问题。
二是把握层次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纵向、横向各层次处于立体网络结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核心组成部分构成了体系框架的最高层次；核心组成部分与哲学、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等外部环境的实践等构成基础支撑层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理论家的观点支撑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核心层次；不同理论家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理论方向中微观观点体现核心层次的理论观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应综合考虑各结构之间的衔接关系，按照统一视角设计，实现各领域、方向和要素之间的边界清晰、组成比例协调、支撑关系明确、层面颗粒度基本一致、无明显交叉重复等标准。
三是把握学科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离不开学科体系框架的设计。学科体系框架由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学科群组成，并具备“形成相对独立学术体系的认识功能、体现对比融合军事学科的整合功能、解决军事决策具体实践和疑难问题的回应功能”。这些认识、整合、回应功能，既是判断学科是否存在的依据，亦是审视其价值和意义的标准，同样也是理论体系设计应坚持的学科功能属性。
（二）全局性原则
这里的全局性原则体现了前瞻性、开放性、稳定性等特征。
一是把握前瞻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过程中，必须坚持前瞻意识、敏锐洞察、战略视野，用长远目标为当前以及近中期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提出方向，用全局观念统筹框架设计重点、难点、要点，用综合性措施和创新精神平衡各组成部分的层级和位置，统筹国防与军事、战略与政略、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关系问题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中的体现形式。
二是把握开放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系统，无论是对内部结构开放，还是向外界环境开放，这种开放性保证了各层次组成结构与环境之间、各级下属组成结构之间永恒的信息流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必须遵循开放性特征，以维持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体系的“系统生命”，维持系统理论组成部分的稳定，维持整体系统生命特征的存在。
三是把握稳定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一个稳定性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等级性系统。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创造性的突破以理论研究成果的累积为前提，客观上存在一种从“可能”到“可行”，再到“可用”的递进关系。只有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能使框架结构论证科学，理论层次重点突出，并达到框架结构逐步成熟可用的目的。为此，在框架设计过程中要弄清各层级结构的等级，弄清在哪个等级上研究哪个层级的结构，这一点具有决定研究成败的重要意义。
（三）实践性原则
这里的实践性原则体现了军事性、历史性、动态性等特征。
一是把握军事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应坚持以支撑军事建设和作战行动为目标，以促进军事理论应用为核心，以提升军事作战能力为基础，才能不断满足军事体系发展需求。为此，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应坚持军事指向和功能特征，做到结构构成既要符合军事系统结构规律，也要适应军事体系建设特征。
二是把握历史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设计应坚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研究问题时秉持发展变化观点，在时间流中研究和处理各种系统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等经典辩证法思想为指导，也要高举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旗帜，充分体现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权威性、时代性。
三是把握动态性。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层级都处于演化之中，宏观结构看似稳定，但微观结构永恒流动。为此，在体系设计中，要坚持系统运动观点，统筹考虑哲学思想的与时俱进、学科发展的日益完善、技术应用的日新月异等因素，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一、三维结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分析、预测和研究军事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科学，注重系统思维和从局部、整体、全局和环境的特殊视角探索军事系统发展演化的规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则是支撑或支持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建设发展的知识结构。关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贝塔朗菲、钱学森等系统科学大师都已经提出了独特见解。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挑战，急需构建适应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参考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理论体系、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结合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复杂性、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发展要求，借鉴经典科学理论的通行层次划分，构建了基于“核心思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维结构的新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如图2-5所示。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维，对应了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观/系统论）层次，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顶层，可以被看作是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该维度从军事辩证法思想、军事实践论思想、军事矛盾论思想、军事战争论思想等方面，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思想指针、哲学指导和框架结构，是对钱学森系统科学哲学的具体化和深入化，也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维、主要方法维的构建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维，对应了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层次和技术科学层次，是反映系统理论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支柱。其中，基础理论是军事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包含军事系统演化理论、军事系统涌现理论、军事系统控制理论、军事系统复杂性理论、军事系统对抗性理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等，属于军事系统学层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也是对钱学森系统学学科建设的具象发展；应用理论是关于军事系统问题研究突破的理论知识，包括军事运筹学理论、军事博弈论、军事模糊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自组织系统理论、他组织系统理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老三论、新三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属于指导军事系统工程的直接理论知识；技术理论是促进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实践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建模与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这些前沿高新技术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契合点，为实现理技融合、研用结合提供了信息技术支撑。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主要方法维，对应了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工程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实践组成。主要方法维，重在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如何将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思想和理论，成功运用于军事系统工程实践，解决军事系统的战略定位问题、建设发展问题、作战运用问题；另一方面，以军事系统实践促进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思想和理论研究，进而实现思想与理论的升华。
钱学森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包括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4个层次，4个层次存在较为严格的支撑结构。目前，包括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体系在内，其他系统科学体系基本上也是层次结构。层次结构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需要各层次之间提供支撑以完善或建立相应层次的知识体系，这对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来说是一个困难。根据研究，目前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制约体系构建的问题。比如：概念上，缺乏一致的和公认的基本概念体系（如涌现性、适应性等）；理论上，缺乏“用科学语言表示系统的概念”；方法上，以“内容缺乏为代价换取了它的普遍性”。
图2-5“核心思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维结构体系
“核心思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维结构继承了钱学森创建的系统科学体系，并进行了深化、拓展和创新。三维结构的核心思想维对应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系统科学哲学层，基本理论维的基础理论对应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基础科学层，基本理论维的应用理论对应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技术科学层，主要方法维和基本理论维的技术理论对应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工程技术层。但是，三维结构与钱学森的层次结构又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各维度的内涵和内容进行了扩展。核心思想维突出了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系统观和军事战争观，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军事指导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基本理论维的基础理论是对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中系统学的具体化和深化拓展，也是对军事系统学学科建设的探索与构想；基本理论维的应用理论、技术理论则对现有军事系统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分类和重构，也是对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中技术科学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主要方法维则明确提出了“思想基础-方法论-基本原则-一般方法-技术方法”的系统科学方法体系研究框架，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次相比，主要方法维不仅增加了多个层次的内容，而且每个层次的内容也更加明确、具体和深入，使得系统科学方法体系的研究更加规范完整，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实践层面也更具指导性、实用性和操作性。
（2）各维度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比如，思想来源于理论和方法实践，同时指导理论研究和方法运用；方法实践过程中能够不断发掘现有理论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完善思想指导；同样的，理论提供对实践对象（军事系统）的解释、预测和理解，也反过来不断催生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维之间不要求严格的次序和层次，这是与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明显的不同之处；但其内部又遵循一定的层次构成，有利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开放发展和有序完善。
（3）三维结构空间中的每一点对应于一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研究工作，由思想、理论、方法三方面予以规范，通过一项或多项工作完成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研究任务。
关于系统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的关系，国内外已经有相对明确的结论，即系统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处于同一层级的基础科学。也就是说，系统科学是与经典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文学艺术、军事科学等）处于同一层次的，而非与经典科学的具体学科对应。三维结构描述的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因此未显式描述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但这并不改变系统科学与经典科学处于同一学科层次的地位关系。遵循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我们认为其他学科与系统科学学科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关系，并有利于不断促进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发展。比如，社会科学从人的整体社会行为角度来研究系统的演进规律，数学提供严谨的“科学语言表示系统的概念”，自然科学从物质运动变化的角度描述系统元素之间的结构组成和相互作用，思维科学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特点、思维规律等角度丰富和发展开放复杂的巨系统理论体系，这些经典科学的普遍规律无疑将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正式确立提供有益借鉴。
（一）核心思想维
“核心理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维结构体系中的核心思想维共由4个层次组成：军事辩证法思想、军事实践论思想、军事矛盾论思想、军事战争论思想，简称“一个指导，三个支撑”。
军事辩证法思想作为军事方面总的哲学思想方法，是一门研究军事方面一般规律的学科，为一切的军事行动提供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指导，它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维中处于指导地位，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过程中总的思想遵循。军事辩证法思想把军事系统看成是其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整体，认为军事活动普遍、多样联系与永恒运动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系统，一切军事活动都可以站在系统思想视域中考察、研究和处理。只有运用好军事辩证法思想，才能真正焕发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生命力和实践力。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包括中国古典军事辩证法思想、西欧古典军事辩证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等。
军事实践论思想是核心思想维的认识辩证法思想，是认识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规律的有效法宝。军事实践论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认识集成的科学性，强调认识对军事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认识系统具有开放性、认识运动是非线性动态系统等。军事实践论思想只有坚持知行统一，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轨迹，才能提升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军事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军事实践论思想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军事实践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实践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军事实践论思想等。
军事矛盾论思想是核心思想维的矛盾辩证法思想，是研究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只有认清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定律，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中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才能提升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及指导战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军事矛盾论思想强调运用还原论和整体论、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等方法的结合，解决“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军事活动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等系统性军事矛盾问题。军事矛盾论思想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矛盾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矛盾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军事矛盾论思想等。
军事战争论思想是核心思想维的战争辩证法思想，是揭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本质即战争的哲学思想方法。军事战争论思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分析军事系统的目标、使命、任务、运行和演化等要素，科学观察、思考和解决战争手段、战争环境、战争范围、战争的非对称性、战争控制、战争思维模式等战争系统问题。军事战争论思想，只有从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这两个角度坚持战争论规律，才能提升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军事和指导战争的规律性和实战性。军事战争论思想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军事战争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战争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军事战争论思想等。
（二）基本理论维
基本理论维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三大分支构成，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基本理论维的内容结构。
基础理论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基础，包含军事系统演化理论、军事系统涌现理论、军事系统控制理论、军事系统复杂性理论、军事系统对抗性理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等，是应用理论的发展基础，属于系统学理论（基础科学）范畴。
应用理论是关于各种类型系统以及系统各种特性的理论，是系统科学的各分支理论。对于控制论和信息论是否应作为系统学的内容，钱学森认为应将其视作与运筹学归为一类，即应该归入应用理论。
技术理论是为系统学理论研究提供支撑的相关技术。因此，技术理论的内容是开放的，只要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是有用的，无论是微分动力系统理论、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还是多智能体仿真、复杂网络分析等，都可以纳入技术理论的范畴。目前，随着军事系统越来越复杂，以及体系作战、联合作战、智能化和信息化条件军事系统演化等的研究，对技术理论的要求越来越高，大数据、机器学习方法、建模仿真技术等已经成为军事系统理论研究的重要技术。在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研究中，计算理论和计算模型要求纳入涌现性框架，即模型元素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新的、未曾预料到的特征会自然地出现在模型中”。
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都是关于军事系统的可检验的推理的凝聚，属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范畴；技术理论则是用来发展系统理论的工具和技术。发展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工具，各种工具的融合有助于发展更好的理论。技术理论相对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实际上是独立的，对技术理论的评判要看其丰富系统理论的能力，对系统理论的评判则依据其改善人们认知军事系统的能力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获得理论的工具。值得指出的是，对系统理论，如果能提供一个好的见解，即使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类似于物理学和经济学，而不同于数学的极度严谨。
基本理论维是三维结构的系统理论支柱，需要合适的方式构建基本理论维内容体系，示例如图2-6所示。建议按照实践牵引、方法驱动、理论提升等途径，逐渐完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基本理论维。以“指控体系-自组织-仿真”基本理论维内容体系构建为例，应该分析指挥控制体系的系统自组织行为并利用现有的自组织理论进行理论解释，将作战体系的效能指标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关联起来，以便通过系统自组织行为研究指导指挥系统的建设或运行；运用仿真方法对指控体系的自组织行为进行“经验性”研究，认识其自组织行为，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归纳，提出规律性或原理性知识；进一步研究自组织理论中的概念、自组织特征的度量、自组织的规律，并通过指控系统进行应用。
图2-6 基本理论维内容体系构建示例
（三）主要方法维
主要方法维共由五个层次组成：思想基础层、方法论层、基本原则层、一般方法层和技术方法层，简称“10个思想基础”“10大方法论”“10项基本原则”“10种一般方法”“10组技术方法”。实际上，主要方法维面向的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实践，提供了军事系统工程应用需要的一整套理论方法体系。
思想基础，是指导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研究的认识视角、思想观念和哲学范式等，是解决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实践问题所遵循的认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思想基础”隶属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主要方法维”层面，与其“核心思想维”的层次完全不同。比如，采用系统工程方法来解决军事系统复杂性问题时，首先要具备系统意识、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这是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否则再好的系统方法也无济于事。实际中，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的匮乏往往是首要问题，组织中的山头主义、管理中的各行其是、工程中的各自为战等，没有系统观念这一思想基础，很多复杂性问题是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思想基础组成主要包括系统意识、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系统思考、系统视角、系统观、系统思想、系统哲学、系统认识、系统实践等。
方法论，是具体方法的一般指导，是在一定的系统思想指导下，以解决复杂系统问题为目标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用于解决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相关问题的总思路、总路线、总模型和根本性方法，体现了解决系统科学实践问题所遵循的系统思维。方法论不是方法，而是方法的一般性指导。方法论组成主要包括还原论、整体论、一般系统论、系统论、宇宙全息论、霍尔方法论、切克兰德方法论、兰德公司方法论、WSR方法论、综合集成方法论等。
基本原则，是规范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基本要求，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实践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这些原则，虽不属于具体的方法范畴，却是开展系统科学方法研究应该遵从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前提基础。如果不遵循这些原则，系统方法的研究将缺乏基本约束，很容易走偏。比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一条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只重视理论，系统工程方法便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空谈和语言游戏，毫无实际应用意义；只重视实践，系统工程方法将缺乏灵魂，难以取得质的飞跃。基本原则组成主要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目的性与对抗性相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精确性与模糊性相结合、专业发展与体系能力相结合、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人与机器相结合等。
一般方法，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有基础性、一般性和较强概括性的通用科学方法，为开展系统科学实践提供了通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比如，为了获得对系统的知识，需要解决获取、分析和使用数据的问题，这可以采用调研方法、推理方法、实验方法等，结论的获得则可采用归纳总结等，这些方法为开展一般性问题研究提供了通用的科学解决思路和方法途径，而不局限于系统学特有的系统方法。一般方法组成主要包括逻辑方法、调研方法、实验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军事博弈方法，以及推理与思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实证与规范、模拟与仿真等对立统一方法。
技术方法，是针对军事系统实践问题提供的方法，是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系统方法，包括情报研究、战略研判、系统分析、系统优化、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等方法（模型）。实践问题经常需要集成多种类型的方法和工具，并采用适当的组织实施方式，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技术方法，是以综合集成方法论为总体指导框架，分类构建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应用中急需的方法模型体系，并采用综合集成思想予以灵活集成。主要方法维的技术方法与基本理论维的技术理论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主要是实践对方法的需求，后者是理论研究对关键技术的需求。因此，它们存在部分重叠，比如都有建模仿真。但是，即使是相同的方法，其内容和运用也有差异——实践问题直接面向实际应用，而理论研究则重在技术突破和知识更新。技术方法组成主要包括情报研究、战略研判、系统分析、建模仿真、复杂性处理、人因集成、系统优化、系统决策、系统实施、系统评估等方法。
二、三维结构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维结构，体现了新时代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的特点和要求，在范式重构、整体性、涌现性、适应性、实践性以及跨学科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研究的创新。
（一）三维结构的范式重构
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源于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我国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与领先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在军事系统领域，理论研究成果的贡献和影响力，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情况还不够匹配，缺乏与系统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对此，国防大学胡晓峰教授认为，目前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理念上接受复杂系统思想，但仍以简单系统方法来落地”。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理论成果，总体上还不能适应新时代强军使命任务的新要求。
深入分析我国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之现状，不难发现，由于研究者缺乏公认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再加上非科学地使用研究方法，缺少清晰、合理的衡量标准或评判尺度，致使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精品成果少、成果没有积累、研究基础没有增厚，而且研究的根本突破或实质性进展少，“自说自话”的描述多、“深入探索”的挖掘少，特别在一些基础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更是明显不足。不仅如此，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核心概念厘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军事系统自身的规律性特殊性等，仍有所争论且难以形成定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研究领域，也伴随学科融合及分化，几乎没有了边界。甚至一些系统科学研究者也时常说不清楚自己的研究重点。
从科学革命的视角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目前处于范式混乱阶段。三维结构的提出，是适应新时代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需求的新范式，是对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三维结构克服了层次化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的不足，采用当前科学技术比较通行的体系划分标准，从“核心思想、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三方面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理论研究和突破提供评价标准，成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和发展状况的监测器，有助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三维结构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各维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规范的界定，保持了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有助于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更好适应军事系统的实践要求。
（二）三维结构的整体性
整体性定义系统本身的存在，也定义分隔系统内外的边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不能仅仅从单一方面、过程和目标着手，而要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和整体性探讨。三维结构的整体性体现在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是什么？这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对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至少就有下面3种，包括：系统概念、一般系统论、系统理论分析论、系统方法论、系统方法的5个方面论；系统学、系统方法学、系统工程学3个部分论；系统观、系统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4个层次论。相比层次结构强调学科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三维结构具有更加完备的整体性。首先，三维结构坚守并汲取了钱学森为代表的系统科学中国学派的精华，并进行了细化、创新和发展，是系统科学重大成果的高度集成和延续，突出强调了内容体系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其次，尽管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内容随时代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军事辩证法的指导思想地位、军事系统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基础地位、综合集成方法的方法论指导地位，始终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始终，体现了基本立场观点、理论与方法统一视角下的整体性。最后，三维结构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完整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主体层面，不断丰富发展钱学森等老一代系统科学家开创，并由后继者日益完善的系统科学体系；在技术方法层面，不断丰富发展军事信息系统技术和军事系统综合集成方法体系；在理论应用层面，不断丰富发展军事系统学和复杂性科学理论体系；在系统论层面，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强军思想体系。
（三）三维结构的涌现性
在系统实践中，系统的整体性以一定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组分上。片面强调某种组分或者组分间相互作用机制不健全，就会产生相互制约的效应，导致系统整体效果小于部分之和（甚至小于单个部分）的情况。这一现象在我国系统科学理论中长期存在，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中尤其明显。
在系统科学研究方面，国内外在整体研究思路、研究群体、学科功能定位、哲学基础，以及系统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系统科学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管理学和哲学这3个领域，研究过程中或者只在一般理论层次研究系统科学，或者做具体理论与应用研究但不关注一般层次上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系统科学研究直接指向客观对象，从系统的客观实在性出发，将系统科学理论方法视作认识和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从历届军事系统工程年会的主题和论文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主要集中在纯粹的系统科学理论概念解释或者具体技术方法的简单运用，对军事系统的复杂性、涌现性和其他基本特性研究缺乏。总之，国内系统科学研究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发展，但是其机理研究、涌现研究、理论体系研究明显不足。
三维结构从形式上就展现了各维度内容体系的相互作用，通过思想对理论和方法的指导、理论和方法为思想提供源泉、方法为理论提供问题、理论为方法提供支撑等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激发，产生整体效应即整体涌现性，实现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结构效应和结构增值。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三维结构为有效处理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核心思想维的系统观（系统论）、基本理论维的系统学理论、主要方法维的综合集成系统方法等，既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军事复杂系统有效运行的根本方法论指导。
（四）三维结构的适应性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体制机制，并保留了大量传统的浓重积淀，理论体系内容框架基本稳定。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新型作战概念、新装备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能够快速适应这一变革过程。稳定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与快速变化的军事系统实践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更新理论体系结构、增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适应性。
三维结构的适应性，体现在对军事系统实践环境的适应性，以及体系内部各组分对体系的适应性两个方面。体系对环境的适应性，由三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体系的开放性充分体现。三维结构是一个开放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概念体系，在坚定正确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其观点和方法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增减，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军事系统实践需求，包括解决军事系统的规划、论证、建设、运用问题。通过三维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真实的理论和实践需求、稳定的知识结构，满足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对问题牵引的需求和人才培养的需求。体系各组分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经由各维度的实践检验进行验证，通过信息反馈和控制机制实现。比如，主要方法维是否可为理论发展提供支撑，基本理论维的技术理论是否可以支撑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可经由实践进行检验，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和措施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控制（以实现发展和演化）。目前的三维结构仍未显式描述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适应性，但为三维结构赋予了合理的运行机制以实现其适应性。
（五）三维结构的实践性
尽管系统思想、系统科学等已经拥有较为丰富的学科知识理论内容和实践成果，但是在理论研究、实际工作和人才培养中的实践效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理论与军事系统实践之间有效的互动性问答逻辑，很多研究实质上是针对一个较为表层、局部、当下现象展开的直观性经验，是基于现象而谈现象，缺乏科学的理论深度和学科思维。这种缺乏科学理论的成果，在本质上要么是一种局部的、浮于表层的工作总结，要么是各种不同学科理论概念的简单堆积。
究其原因，目前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存在着3个短板：一是定性思维占支配性地位，主要表现为主客二元分立意义上的反映论思维，所构建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实践效能需要增强。二是不同维度的知识缺乏互动性，更没有在学科知识理论体系与军事系统实践系统之间建立起互动性的中介关联。三是重视军事系统工程实践甚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这既是我国军事系统工程的特色和优势，也是缺点和不足，不仅导致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实践成果也难以转化为有用的理论知识。
三维结构通过思想、理论、方法的互动，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有效的实践途径。为了发挥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在军事系统实践活动中的功能，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探究理论和方法之间应有的中介性关联，搞清军事系统整体性实践系统与学科知识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不断促进其在军事战略运筹、军队建设发展、兵力作战运用等方面的实践运用和能力发挥。
（六）三维结构的跨学科特点
系统科学自其提出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在系统科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正倡导并实践着跨学科研究，丰富和发展着系统思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将其宗旨确定为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并以一种机构和机制来保证这种实质性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可行的依据和思想基础，是对描述不同对象系统之间的同构性的认识。
系统科学知识体系，根据其理论概括程度的高低，采用横向分类法，可以分为系统的基础理论、技术科学、系统技术等方面。这3个部分来自完全不同的3个源头：①“老三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复杂性科学等，该部分发源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②运筹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等，该部分发源于近代应用数学。③计算机、通信、建模与仿真技术等，该部分发源于现代信息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系统科学体系在较高一级的层次上，实现了有关知识的综合，体现了不同学科的统一。以钱学森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派系统科学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统一的辩证角度，构建了钱学森系统科学体系，实现了不同学科知识的高度融合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结构，三维结构进一步从体系结构上，显示出系统科学的跨学科特点。宏观上，三维结构的各个维度来自不同的学科，每个维度的构成之间也是来自不同的学科，这些学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具有比较复杂的支撑关系和逻辑结构，这体现在三维结构和每一维度的内容层次关系中。微观上，各类军事系统通常存在着复杂要素和内部机理，系统的组成复杂性、知识交叉性和环境开放性特征明显，对军事复杂系统的研究也必然要求跨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这充分体现在思想维、理论维和方法维内容体系的具体构建过程中。
一、总体思路
纵观国内外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各学派及其主流观点，发现对系统科学与工程的基本定位和研究边界尚未达成共识，大体上有3种流派，一是将系统科学与工程“广义化”，试图将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各类软硬系统的“物理”“事理”都纳入研究范畴，使研究工作深陷其中，难以理出头绪；二是将系统科学与工程“工程化”，只专注于某个领域甚至具体系统的工程实践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抽象不出通用的、普遍的共性理论和方法；三是将系统科学与工程“哲理化”，只专注于思想理念和名词概念的翻新创造，大多脱离工程实践和技术进步泛泛而谈，拿不出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成果和方法工具。这三种流派的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都没有真正做到“从系统中来、到系统中去”的循环往复。
客观地说，系统现象存在于一切客观世界，包括物质的、意识的各个领域，所有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蕴含着系统科学与工程的理论方法，这是将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广义化”的合理性因素。但若把系统科学与工程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其研究工作应既基于各门学科，又抛开各种事物、现象、过程的具体特性和各类系统的具体内容，用抽象的方法研究它们的共性规律。顺着这个思路，通过分析比较，我们认为，系统科学与工程可简单概括为从整体上观察分析和研究解决系统性问题的科学，揭示的是在一切系统中起作用的普遍规律，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人为构建的“有组织的系统”，研究的重点不是“是什么”，而是“做什么”和“怎么做”，回答的是“事理”而不是“物理”，提供的是适用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的通用理论、方法、技术和手段。这个定位能较好地克服前述三种流派研究工作中的困境和缺陷，既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聚焦关键取得突破。
基于这一定位，组织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把握好基础理论的体系性和时代性、应用理论的普适化和大众化、应用方法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应用实践的简捷化和规范化、应用领域的社会化和军事化等方向。所谓基础理论的体系性和时代性，就是在学习继承现有各类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成果基础上构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充分吸收现代科技进步成果和系统工程实践经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所谓应用理论的普适化和大众化，就是着力解决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应用理论领域特色重、普适性差，以及描述语言不够统一规范、难以被大众普遍接受和运用等问题；所谓应用方法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就是突破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践的技术瓶颈，研究形成具有普遍推广应用价值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应用技术和手段工具；所谓应用实践的简捷化和规范化，就是着力解决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方法总是听起来不错却难以得到广泛而又系统的普遍应用等问题；所谓应用领域的社会化和军事化，就是把国家社会治理及军事系统建设作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用的重点。
二、发展目标
当前组织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研究，要在充分继承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系统科学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聚焦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对系统科学与工程应用的紧迫需求，统筹设计边界清晰、方向明确、现实急需、切实可行的研究任务，既防止将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过度泛化和哲理化，又防止将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单纯工程化和技术化，以确保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工作尽快取得突破和应用。
（一）基础支撑研究
主要开展新时代系统科学思想研究，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根本遵循与方向引领；开展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系统科学与工程成果梳理和研究工作现状分析，系统梳理各主流学派核心思想观点、基本体系框架、主要研究成果，为设计构建具有我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大厦提供支撑。
（1）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战略指导研究。全面梳理和学习研究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等方面的重要论述，融会贯通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研究形成推进新时代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研究和应用的战略指导、方向目标和基本原则。全面分析总结我们党运用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和重要启示，为开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方法研究、指导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实践应用提供历史借鉴。
（2）我国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用现状分析。重点对我国古代朴素的军事系统思想发展及演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钱学森引领和推动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的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基础性理论和实践性成果等进行研究，通过系统分析与综合比较，梳理出当前开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继承和遵循、丰富和发展、拓展和深化、改进和创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找准当代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站立点与参照系、方向标与突破口提供支撑。
（3）世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用情况分析。在我国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进展缓慢的十几年期间，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实践应用的通用化、技术化方法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广泛应用于科研生产和建设实践。要系统搜集梳理美、欧、俄等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工具主要成果，研析其推进研究应用的方法路径、组织模式和具体举措，为当前开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应用提供借鉴参考。
（二）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架构优化
深入分析我国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制约其深入研究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架构的设计既缺乏共识也不尽合理。很多学者沿着钱学森提出的“三个层次、四个台阶、五个方向”架构体系艰难探索多年，始终未能取得重大突破，这就使得组织开展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极有必要以继承、批判、创新、发展的视角，对这一体系架构进行重新审视和优化设计，比如，该体系架构明确系统科学与工程技术层次包括各门系统工程、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确是系统工程技术，但不应是系统科学重点研究的主体。应充分吸收世界科技发展和系统科学研究应用最新成果，从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等维度，构建全新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架构。
（三）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研究
思想理论研究是构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大厦”的基础工程和主体工程。系统科学于20世纪被提出以来，相关系统思想理论得到了极大发展，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自组织、自适应等诸多基础理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思想理论研究，一是开展继承性研究，即结合科技进步和社会实践发展，对现有基础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将其中符合时代特征的所有优秀成果汇总起来，理清其框架和脉络，使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二是开展原创性研究，结合论证设计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体系架构，对照既有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继承性研究成果，梳理出当前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开展针对性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三是开展颠覆性研究，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对诸如神经网络、遗传算法、进化计算、模糊系统、数据挖掘等前沿技术所蕴含的系统科学新机理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和提出引领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跨越发展的颠覆性理论。
（四）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方法理论研究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科学，方法问题是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一切系统科学理论最终要转化并体现在分析处理系统的方法上。系统科学问世以来，先后产生了美国霍尔三维（时间维、逻辑维、专业维）系统方法、钱学森综合集成方法和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等主要系统科学方法理论。现代科技的发展既对系统科学方法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好的科技支撑，应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系统科学方法理论研究，着力解决系统科学方法理论概念化、思路化，以及缺乏统一和规范、不够具体和细化等问题，论证设计实践应用所需的系统方法基本流程、标准范式与总体规范，充分吸纳大数据、建模仿真、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成果，拓展深化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突破关键技术，优化方法流程，构建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符合国情军情的、普适性操作性强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
（五）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技术工具研究
技术工具是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和方法得到全面系统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应用的重要途径。我国系统科学研究应用起步不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但现在国内应用的大量的系统科学技术和工具手段，几乎都是“舶来品”，存在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系统科学研究应用的悲哀。当前，要在优化系统科学体系架构、创新系统科学基础理论、完善系统科学方法理论的同时，开发设计符合我国文化背景、体制机制、管理模式、工作方式和技术条件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手段工具。比如，抓紧构建包括专家群体、计算机仿真工具和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统筹组织先进建模与仿真技术开发，研究制定统一的模型规范，构建模型体系，不断完善仿真工具谱系；不断强化算法研究，加强知识和数据积累，搭建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决策平台。
（六）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典型领域研究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要遵循“从系统中来、到系统中去”的创新路径，避免或脱离具体系统泛泛而论，或陷入具体系统难以揭示共性规律，充分发挥近几十年来我国重点领域建设飞速发展的优势（如航天、航空、船舶、电子、兵器、网信等），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各重点领域开展具体领域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一方面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总体研究提供特色理论和实践支撑，另一方面汇集形成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典型应用规范，构建“1+N”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和应用方法指南。探索开展仿生系统研究，生物界经历数百万年进化，在各条生态链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系统性和多样性，每种生物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绝技，比如蚁群、蜂群、遗传、变异、免疫、神经网络等，通过对生物世界生命系统的研究，可以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带来创新性思路。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诞生于军事实践，又因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发展。一门学科（理论）的产生，是外在需求与内在认识共同促进的结果。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军事问题的解决对其理论与技术发展需求强烈，军事领域人员对其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军事体系运用对其研究发展推动显著。在军事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研究中，都需要采用系统科学与工程的观点和方法。在军事系统研究方面，从系统整体角度出发可以更好把握事物的本质，提出对解决问题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在军事体系建设中，对于作战（装备）问题的研究已经从作战（装备）系统的层次上升到作战（装备）体系的高度。作战（装备）体系是由作战（装备）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作战（装备）体系效能的发挥依赖于各个构成实体作用的联合发挥，而不是简单等于各构成实体作战效能的总和。
理论体系影响着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人才培养、学术地位和发展方向，然而对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开放式系统，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相比于其他学科（理论），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无论是军事系统观（系统论）的认识，还是军事系统学的研究都亟待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现在还处于极其粗浅的认识阶段，急需从理论体系的高度进行总体设计和布局。
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学科门类，本章提出的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只是一种相对独立视角的观察分析。加强军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的研究，探索更趋合理、高效的体系结构，将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解决军事系统复杂性问题，加快推进我国系统科学体系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1] 朴昌根.系统科学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 于景元.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发展与应用[J].钱学森研究，2019（2）：99-124.
[3] 李步前，曲跃厚.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J].毛泽东研究，2019（5）：23-34.
[4] 王锐华，战晓苏.军事系统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J].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2018，32（3）：77-80.
[5] 王新华，范笑瑞，韩仁武.军事学重点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4）：13-16.
[6] 施红玉，刘永振.从系统科学看学科建设的复杂性[J].系统科学学报，2002（4）：49-52.
[7] 王红卫，孙长银，沈轶，等.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科学基金，2009，23（2）：70-77.
[8] 耿华国，刘洪旭，柯伟敏.系统工程科学：系统工程学科体系新构建[J].信息化建设，2016（7）：55.
[9] 李湘德.军事系统思想历史足迹勾勒[J].系统科学学报，2016，24（4）：80-83.
[10] 叶立国.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建及其哲学思考[D].南京：南京大学，2010.
[11] 王辉青，周赤非.关于军事系统学学科设置的思考[J].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2010，24（2）：5-7.
[12] 韩卫锋，杨涓.改革开放以来军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经验[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26（5）：127.
[13] 江敬灼，叶雄兵.军事系统复杂性分析及启示[J].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2007（4）：26-30.
[14]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5] 梁必骎.军事方法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16]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智慧的钥匙：钱学森论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17] 叶立国.国内外系统科学文献综述[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4）：25-32.
本章作者： 肖刚、卜凡彪、胡英辉、尹福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