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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对帖学即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曾连续写过“新帖学论纲”系列文章共3篇约5万言。记得当时曾经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以为今天的帖学从宋初以来已有千年，但却是通过刻帖而形成的。而在近百年大批新出土的墨迹面世，以及开始有一流的彩色仿真印刷品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所谓的千年以来的帖学，其实在理解原有的二王笔法方面，几乎就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把后世刻帖所有的平铺平动的笔法误以为是魏晋时期的二王所代表的裹束、衅扭、绞转的上古用笔特征。因此，提倡新帖学，正是应该从寻找、还原上古到中古时代用笔基本形态与特征出发。我写的三篇论文，即从不同角度对二王前后的书法用笔法进行了认真梳理以及寻找出它的基本规则，并进而分析它的社会生活原因与物质、环境诸方面的条件支持综合而成。其中有两篇论文，曾发表在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中日书法研讨”论文集与《文艺研究》。而这三篇文稿，都收入在《浙江大学美术文集》。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兴趣转向碑学研究，对帖学研究的思考，遂暂时停顿下来。故而《书法报》此次重提“帖学”，邀我参加讨论，颇感兴趣，或正好可以把曾有过的研究心得提出来，与同道专家们作交流。
首先是“帖学”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之评估，我以为这个命题，应该分为两个方面，如果是以二王之晋人帖系为代表的广义上的“大帖学”，那它的书法史意义几乎无与伦比。因为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没有一种传统、一种风格形态与技法系统，还有书体承传，是像二王的帖学代表了中国书法的精髓与根本。但如果是以宋初王著《淳化阁帖》为代表的狭义上的“小帖学”，那它除了在延续二王魏晋的观念与大致的风格体式方面有功于史之外，在真正把握、理解、阐述、解读魏晋法帖方面，却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此，它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却是得失参半的。尤其是在技法层面，它是“失”居大半而甚少有“得”。今天我们提出“帖学”讨论，应该对此有一个冷静的估计与相应的定位。
其次是关于二王的书风魅力。我以为，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书体——行草书的艺术魅力，与篆隶楷和狂草并列，是远远不够的。二王书法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性——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以汉字书写（它本是技术性过程）进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与人文的精神形态，构成一种典型的文人艺术历史形态。这是一种“技进乎道”的极佳范例。因此，二王书风魅力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一种书体、一类书风或一种技巧，它的效能是多样化的，综合性的，它代表着一种横跨千年的中国文化精神。遍观中国书法史中的任何一种书体或任何一种风格，绝无能与“帖学”与二王相比肩者。即使今天我们也在研究与提倡碑学，但据愚见，如果说今天我们倡导“碑学”，是基于它过于充沛的艺术元素，因此会有一个“魏碑艺术化运动”的话，那么“帖学”在本质上却是属于人文的、文化的（当然是综合的）。这即说，碑学之艺术与帖学之文化，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两极，也确定了帖学与二王系统的核心价值内容。
讨论“古之笔法”是否失传，我以为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对待。因为今天我们所谓的“二王笔法”“魏晋笔法”，是站在今天人学习二王时的立场而发的，它并非是两晋时期的书法“本相”。而在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汉隶的时期，都是以石刻为经典的历史时期。书法在当时是先写后刻，以刻为终极效果。在那样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不可能有“笔法”的产生，首先是书写用笔不是最终效果，它并不独立而必须依靠于刻凿，那么连“刻法”也没有，又何来“笔法”？而到了二王魏晋时代，只有古体与新体之分，庾翼的“家鸡野鹜”之讥，王献之劝父“大人宜改体”，都证明二王书法是一种新兴的、尚不稳定也还未被当作权威认可的类型。既如此，它当然也还无“法”可谈。它还处于一种冲击权威、开拓创立新范式的过程之中，还不会有过早过急“立法”的意愿。若不然，王羲之不是作为一个创新家开拓新时代的形象，绝不会有今天这样“书圣”的至高的地位。它与我们今天一厢情愿地封赠“二王笔法”之类，在心态上相去千里，不可以道里计。既如此，则古之笔法是否失传的命题，至少在“帖学”上说就不太有价值。因为当时二王并无固定的成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世无成法，每个时代的法都是对应于特定的时代，即使“失传”了也未必可惜。更进一步的认识，则是一代有一代之法，有追逐古法的时间，不如去创造新法。
说到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差距，我以为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而是在于观念与心态上，若仅仅论书写技术，以今天全国书展参展作品的总体水平论，恐怕可以超过任何一个历朝历代的书法水平。至少在总体概率上说是如此。尤其是书法走向展厅文化、走向艺术化之后，书法家们对技巧的揣摩精熟与研究透彻，更是古人未可想见的。但我们今天书法家最缺少的，却是一种对书法所持的“平常心”。在一个“竞能争胜”的展厅文化规定下，当代中国书法家很难以一种沉稳平和之心来对待书法创作，而不得不被逼得心浮气躁，特别是以一种“快餐”式、“速成”式的目标追求，来取代水滴石穿式的培育与养成。因此，在当代中国书法界，讨论极具人文要求的“帖学”创作，论技术水平并不乏优秀者，但若论全面综合素养则令人大跌眼镜。不仅仅是写错别字问题，书法家写诗号为格律实则打油，及至写古文半通不通，甚至缺乏应有的常识……因此，若详论今人与古人的差距，我以为应该放慢书法界“竞争”的节奏，让更多的急功近利无用武之地。而大倡专业学习尤其是读书，并且要具有相应的指标体系，如果能这样，则今人的劣势会慢慢转换，再加上在技术上的优势，当代中国书法在帖学方面，应该是最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