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拓”之魅？
——关于《兰亭序》与王羲之书风研究中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命题

关于王羲之《兰亭序》传本的艺术风格定位，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清末李文田提出质疑，到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的学术追问并形成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关于《兰亭序》的一系列讨论，其中一个脱离不开的研究情结，即《兰亭序》的风格到底是不是像“神龙本”冯摹《兰亭》这样的？如果不是，它又应该是怎样的？又以什么理由来充分证明今天这卷“神龙本”的“不是”？

直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兰亭》真伪的争论焦点，都围绕着“王羲之书风在东晋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个焦点来讨论。诚然，认定冯摹《兰亭序》是王羲之真实风貌者言之凿凿，认为冯摹《兰亭序》不是二王真貌也自有他的道理，但我想在这场横跨百年的争论中，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并不是现存《兰亭序》作为结果的究竟是真是伪。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唐摹本，本来就不是原迹。面对一件与东晋王羲之相隔几百年后的摹本去讨论王羲之书法真伪并且欲从中窥出这个“书圣”的原貌，本来就易被误解为隔靴搔痒刻舟求剑。而导致我们进入误区做出判断偏差的一个焦点，正是这个“摹本”的事实存在。

唐太宗酷嗜王羲之书，内府里有几大摹拓高手如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汤普彻 ，但当时收集汇聚二王法书极多，因此除了这几大摹拓名家之外，一定还有二三流的摹拓手。作为一个行业，在皇帝内府中摹拓手分为各个不同层级；高手名家摹拓重要墨迹，一般摹拓手则负责次一等的遗迹复制，这应该是十分合乎常理的推断。《兰亭序》如此有名，又是相比于二王传世大量尺牍的最“主题性”创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由冯承素这样的一等高手来负责，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比如同时由内宫复制的、被列入《万岁通天帖》中的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荟《疖肿帖》、王志《喉痛帖》等等 ，论摹拓应该也在同一时期，但笔性线条等显然与冯摹《兰亭》相去甚远。这当然不可能是因为王羲之在写书法时变身太快，写出大量截然不同的作品，而应该是可能会有些微差别（比如写正规的主题性作品与写手札尺牍会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摹拓手的高下或理解力不同所致。换言之，差别的根本原因不在王羲之原迹底本，而在于几百年后的唐代复制摹拓这一环节上。

讨论唐代摹拓技术与摹拓手的关系，可以先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摹拓手的个人技术高下与技术特征；二是摹拓时的心态与可能会有的种种做法。

首先，是摹拓手的个人技术高下。身处唐代这样一个鼎盛时代，书法墨迹都被以帝王之力聚集于内府，看到如此浩繁丰富的名迹，通常一个摹拓专家，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之？比如当时真有一卷王羲之亲笔写的《兰亭序》原迹，或者可能还有同样有名的其他名迹。一个摹拓手，面对它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是会很认真很细致地去摹好它。但什么算很认真很细致？一个三流摹拓手，只要他的水平不至于摹不准，那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尽量惟妙惟肖地摹准它，最大限度地真实地反映它的风貌，不敢（主观上也不肯）越雷池一步。

但如果是一个在内府里领衔的、深受恩宠的摹拓名家如冯承素这样的“角儿”，他在长期的摹拓经验积累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办法，操作熟练，按部就班，且深厚的经验造成了他相对固定的目光，他如果也去领钦命摹拓《兰亭序》，他的丰厚经验足以使他有本钱“删繁就简”，在保证基本准确的摹拓质量的前提下，不由自主地、潜意识地、悄然无声地加入自己的口味（目光、经验、方便的办法）。从而在客观上对摹拓对象作适度的“改造”，比如魏晋二王中太不符合他作为初唐书法口味的，则适当改变靠近之，相近符合的则互参互用之。又加之以冯承素这样已有威望的摹拓名家，即使稍有失真，也无人（二三流的新手更不敢）会指出其可能过于师心自用、以我作古的问题。于是，名为摹拓实为“意摹”（与“意临”相当）的情况，会不会出现？

更进而论之，像《兰亭序》这样的名迹，是人人皆十分关注的。唐太宗最喜大王书，因此他对于《兰亭序》的摹拓，肯定是每个环节都十分在意、不容有丝毫疏忽的。但正是这种“过分重视”的帝王威严，反而对冯承素的摹拓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冯承素既为内府第一高手，他必须在忠实于摹拓本身的同时，兼顾到皇上的口味与兴趣爱好，亦即是说，在忠实再现原迹的摹拓基本要求之外，先是有固定经验的可能干扰，现在又有了一个迎合圣意的更大的干扰。

设想一下，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爱，是平板一块的吗？肯定不是。王羲之传世墨迹数量众多，“大王书风”也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体。有十分入唐太宗眼的部分，也有相对不太受重视的部分。即比如王献之劝王羲之“大人宜改体” ，就证明大王至少会有改体以前的“旧体”与改体以后的“新体”的差别，或许更会有心手双畅时的超常发挥的妙作与一般情景下的本色之作。但当它们在隔几百年后被“平面”地并列在唐太宗内府之后，唐太宗的圣意，对它们一定会有一个好恶弃取的偏好与倾向。有些是王羲之的典型真实书风的，但却是唐太宗不喜欢的；有些是王羲之超常发挥的但却不同于平时风格的，但却是“甚合圣意”的。那么，在冯承素而言，他会不会为了保证绝对的真实性而去忤逆（至少是不迎合）圣意？或许他应该是太熟悉“圣上”，因此会在摹拓过程中曲意迎合以博欢心？身处封建王朝的一介内府摹拓手，又是遇到像唐太宗这样的“一代英主”，试想想冯承素会作何选择？我想肯定是后者吧。

其实，检诸书法历代文献，关于摹拓的是否能传原迹的“本真”，早就有专家们在作详细论列了。早于唐初的南朝宋虞龢，有《论书表》一卷，专叙二王书事和当时搜访名迹并作编次法书卷帙等等。由于他在宋明帝时曾奉诏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二王书法，所叙皆出自亲身体验，谅必可信。而他在《论书表》中，涉及摹拓的有如下：

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稀世之宝……别加缮饰，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由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卷小者数纸、大者数十，巨细差悬，不相匹类，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

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今拓书皆用大厚纸，泯若一体同度，剪裁皆齐，又补接败字，体势不失，墨色更明。

在此中虞龢对南朝的法书摹拓做了详细论述。估计到初唐贞观内府，应该也大率不出乎此。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其中的“更裁减以二丈为度”“泯若一体同度，剪裁皆齐”，“补接败字”“体势不失”。这就说明，当时的内府摹拓，已经把整齐划一的统一尺寸和“一体同度，剪裁皆齐”当作高超的摹拓技术来对待，而在这剪裁过程中，定会有当时南朝人（在《兰亭序》则是初唐人）的趣味被掺和进去，甚至必然会有应皇上口味使摹拓更迎合“圣意”，更整齐美观的宫廷要求在。此中的“同度”“皆齐”，肯定不仅是指尺寸，应该还指艺术意义上的“体势不失”。亦即是以南朝君臣对书法的（后世）认识，对羲之书迹通过摹拓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体势”之失与不失。其判断标准并不是东晋王羲之时代，而是南朝宋的时代。

以此来推测冯承素摹《兰亭序》神龙半印本，以及当时有过记录的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彻等摹的《兰亭序》，再到唐初的褚临、虞临《兰亭序》，以及宋以后以《定武兰亭》为首的众多刻本，元明清以后的诸多刻本，我们还会对今存《兰亭序》几百种本子持按模脱墼、刻舟求剑的态度吗？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摹拓书手，每个书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独特的《兰亭序》。此亦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

再回到冯承素摹《兰亭序》的话题上来。

作为初唐，人的审美趣味的不同于东晋，作为摹拓名家的固有经验与古典的误差值，身处内府迎合圣意的职业需要，此外，还有《兰亭序》本身因为一代名迹过于引人注目因此必定为唐太宗念念不忘、“圣眷甚隆”的特定场合。这几种因素合起来，使冯承素摹《兰亭序》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初唐趣味”而不会是简单地传古迹原貌样态即“魏晋本相”而已。

什么是冯承素在摹拓时会有的“初唐趣味”？与魏晋尤其是二王相比，初唐上承南北朝至隋，其最大的特点，是“楷法”的成熟。如果说在东晋时，我们所看到的楷书，是钟繇《宣示表》这样的小楷，在南朝看到的是古拙生硬的石刻，在北朝看到的是狞劣粗犷正书的话，那么经过南北朝在隋的汇融，以《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为代表的“楷法”接近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几百年的孕育与筛汰，于是才会有唐太宗刻意提倡。而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楷法，相比于以前的小楷散而不聚（如传为王献之《洛神赋》）、扁而不方（如传为钟繇的《宣示表》）；唐代的精法建立起来，并被作为万世楷模的，正是这个“方正”。方者，不扁也，正者，不散也。“方正”二字，道尽初唐楷法趣味之关钮。遍检欧、虞、褚诸家，笔画或劲挺或强健，或藏护或斩截，但在结构上，却都是取“方正”之形而并无例外，故而我们将此喻为“初唐趣味”。

“方正”是指字形结构而言，走向楷书的成热、必然会使初唐楷书着意与篆书之长、隶书之扁拉开距离，从而形成“方正”的楷书特征。反映到《兰亭序》这样的行书上，则只要在行书欹侧揖让的字形结构中，能看出或显或隐的“方正”意识的，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唐趣味”。在这方面，很明显可以看出，《姨母帖》《初月帖》等在“方正”意识方面还不明显，而《兰亭序》却每个字占尽四角位置，具有明显的“方正”形态与意识——它是非常楷书化的。如果再加上《兰亭序》每个字都非常独立而不作过于明显的上下左右连带（这正是唐楷的特征），则这种“方正”的字形结构再加上“独立”的每个字单独成形，更使得其中的“初唐趣味”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唐趣味”的另一个表现，是在用笔。在从篆到隶到草的演进过程中，原本笔画应该是没有“定式”的。比如起笔、运笔、收笔之间，许多传世二王摹本法帖中并没有清晰的规律可按，而是自由写去。从出土的汉简中、从陆机《平复帖》中、从王珣的《伯远帖》中，大量今天在唐楷立场上看来是过于省略的、不规范的笔画，既没有固定的提按顿挫动作也没有固定的提按顿挫部位，但细细寻绎，其实却是当时的常态。人人都按自己方便的“自家法”去写，却很少有固定的通用之法。但在初唐时期，由于楷书的成熟，用笔开始有固定之法，比如一笔横画，要起笔回锋、运笔铺亳、收笔再回锋。过去叫“藏头护尾”“逆入平出”，还有“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竖画横下、横画竖下”等等口诀，不一而足。再比如撇捺要有固定的顿挫部位，要撑住结构的左右上下，要有稳定的、大致一律的表现方式。这种出自“楷法”的“藏头护尾”之法，当然即是“初唐趣味”而不是崇尚散漫自由的魏晋人的“本相”。而细细寻绎冯摹《兰亭序》的每一个字，会发现它除了方正、独立的字形之外，还有明显的“点画撇捺”“圆转方折”“藏头护尾”的极有规则的技法动作意识。这种规则与意识，显然是与魏晋不合而与“初唐趣味”如出一辙的。

以此来看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则大致可以获知：由于其中在字形结构上的“方正”，行距字距上的“独立”，用笔动作上的“藏头护尾”，它应该更接近于“初唐趣味”而非复“魏晋本相”。这显然与冯承素本人已是经验丰富的内府摹拓名家的地位有关，与唐太宗的嗜好及冯承素的迎合有关，也与《兰亭序》太有名、来自唐太宗的关注度过高有关。于是，与传世《姨母帖》《寒切帖》《初月帖》《孔侍中帖》《行穰帖》《频有哀祸帖》，以及还有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西域《李柏文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完全不同趣味的《兰亭序》，便成了一个十分突兀的又是一个极其成熟的样本，横空出世，引出无穷尽的猜测话题。当然，《兰亭序》也并非是孤立的，同时其他大王摹本如《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快雪时晴帖》《上虞帖》等，或许正近于这一类型，或许它们也是出自如冯承素这样老练的名家之手也未可知。

但《兰亭序》虽是有如此多的缘由，体现出十足的“初唐趣味”，要说它完全是唐代人的自说自话，却又未必尽然。因为正是依据这同样的“形式分析”之法，我们依照同样的逻辑进行检验与推测之时，却发现了《兰亭序》的字里行间，并不缺乏魏晋之际“横斜无不如意”而不是规行矩步的、非“初唐趣味”的一些明显痕迹。

比如《兰亭序》中，有许多字行上下不连贯，重心偏移过甚之处。如“映带左右”“引以为”“所以游目骋怀”“取诸怀抱”“以为陈迹”，又如有许多上下字不衔接、字距差别太大，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又有清流（激湍）”“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不能）喻之于怀”“今之视昔”……这些字在重心、字距包括“方正”“独立”等方面如果以标准版原则衡量之，恐怕都会显出明显的“非初唐（楷书）趣味”的生硬之感，从而使得我们有理由猜测，以冯承素这样老资格的、技术高度娴熟的摹拓名家，本来不应该会露出如此明显的破绽，应该是由于摹拓底本在此中有明显的不合“初唐趣味”而有真实的“魏晋本相”，才使得冯承素在摹拓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迹底本的一些蛛丝马迹。倘若再追究其用笔，除了有许多只有唐楷才有的装饰或起收笔的顿挫动作之外，诸如“少长咸集”的“少”字长撇，“映带左右”的“左”字收笔，以及许多带笔与连笔，都不是初唐趣味的那种固定的顿挫与起收笔，而是省略掉许多（唐楷的）规定动作也不在固定的线条位置上顿挫。更有甚者，以“初唐趣味”有固定的用笔起收动作来看《兰亭序》，其中如“映带左右”的“带”字“卅”四个起笔，“世殊事异”的“世”字三个起笔，其变化无论是方向、轻重、粗细，均大有不同，变化莫测，显见得非唐楷所能牢笼。像这些细节，应该是能看出冯承素在摹拓时的不自觉地带出一些原本的“消息”，从而让我们看到或隐或显的“魏晋本相”的。

当然，相比之下，在《兰亭序》中这种“魏晋本相”的蛛丝马迹占比重不大，而“规行矩步”的“初唐趣味”，却应该是它在审美上的主流形态。但考虑到摹拓是一个复制、加工、反映的过程，又考虑到初唐时期的技术水平，则在一卷《兰亭序》摹本中，既有“初唐趣味”控制、又有“魏晋本相”的偶然露出，应该是十分合理的。不比当时的临本如《褚（遂良）临兰亭》《虞（世南）临兰亭》，以及后来的赵孟 、祝允明、董其昌写《兰亭》，那却纯是书写者自身的“趣味”，而大概不再有地道纯正的“魏晋本相”了。

过去我们讨论《兰亭序》的真伪，很少会涉及《兰亭序》作为“摹本”的基本定位。而大都是先认定这摹拓是最真实、冯承素又是初唐摹拓名家，因此冯摹《兰亭序》可以替代真迹。再从此去推测王羲之书法应当如此或不应当如此，以此来辨《兰序》之真伪。我以为这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摹拓一定是忠实于原作的。其实恰恰就是这个“摹本”，却未必是反映了原迹的真实面貌，至于后世的“临本”“写本”“刻本”就更不在论列了。以此来论王羲之书风，取其大概方向，自无问题，但如果刻舟求剑去辨什么真伪，却完全有可能南辕北辙，不得要领。而冯摹《兰亭序》虽有传世，其中在技法、风格上的矛盾之处，比如我们前文点出的“魏晋本相”与“初唐趣味”兼容并蓄，互为交融，正反映出摹拓在当时既欲求真又不可能完全求真的有趣状态。倘坐实它只能拘于一端，反而是坠入误径，难觅真相了。当然，问题正在于当时讨论冯摹《兰亭序》真伪的许多学者本身是一流的学术人才，但他们于书写尤其是二王行草书的实际体验却未必都足，对于属于书法风格史、技法史的“方正”“独立”“固定的提按顿挫”的复杂的“初唐趣味”，与简略、不羁、天马行空式的“魏晋本相”之间的技巧层面上的对比，也缺少真实的体察、分辨，更没有切身的技法经验积累，故而很少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罢了。

一卷《兰亭序》，真是说不完的话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真伪论辩，到20世纪80年代的重提旧事，再到今天的聚汇天下名品，兼及讨论新的关于摹本的话题，或许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新思绪新发现。它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有趣的道理：讨论话题的主体对象本身越复杂、越扑朔迷离，则讨论的（想象、推测）空间越大，能引出的话题也就越多。假如冯承素摹《兰亭序》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考虑，假如他只能亦步亦趋不敢以长期的摹拓经验骄人，假如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大王其他摹本传世可供比较，假如没有从《平复帖》《伯远帖》的映衬对比，甚至，假如传世《兰亭序》就是真迹而无所谓摹拓，那它决计不会这么有名，也不会形成如此多的“公案”让后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兰亭序》的迷人魅力，其正在于此乎？ 693wxzCzAeGoVVcQqsNMatbw8eHeIVdRMRTiGqSxK2qLP4erat4HHgnhMapIfw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