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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庚春（1924—2001）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家。字更淳，河北深县人，1924 年 12 月出生于北京的古玩世家，自小秉承家学，又博闻强识，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行——贞古斋。后又师承夏山楼主韩德寿先生，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双鉴别书画的慧眼，当时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并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大家”。郭沫若先生曾赞赏其“年少眼明，后起之秀”。1956 年公私合营以后，苏庚春先生任北京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等职。1961 年，他应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邀请，调到广东省工作，从此广东书画文物的鉴赏水平为之焕然一新。苏庚春先生以其高深的学养和独特的鉴赏能力，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海关等国家机构鉴定或征集文物达数十万件，保护和挽救了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所培养的书画鉴定人才已成为广东文物鉴定界的栋梁。笔者自 1992 年 7 月起进入先生曾供职的广东省博物馆从事书画鉴藏工作，有幸忝列门墙，跟随学习书画鉴定近十年，其中于先生之事耳濡目染既多，现择其要者略述其学术历程及鉴定成就，以纪教泽。
传统的书画鉴定，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苏庚春自然也不例外。
苏庚春在书画鉴定方面最早的老师应是他的父亲苏永乾。苏永乾（1888—1963），字惕夫、惕甫，河北深县人。早年进京，在北京琉璃厂韫珍斋跟随李克甫当学徒。李有三个鉴定字画眼力都不错的弟子（另两人是冯伯勋、董兰池），数苏永乾的眼力最好。民国八年（1919），苏永乾在琉璃厂开了一个叫“贞古斋”的书画店铺，以鉴定书画和经营书画文玩出名。据陈重远《鉴赏述往事》记载，苏永乾“有几十年的鉴定经验，很受收藏家和近代书画家的赞赏，同行人也佩服”。启功（1912—2005）在回忆录中就谈到，他常去贞古斋看画，并得苏永乾指授书画鉴定的秘诀。启功对早年随苏永乾学习字画鉴定的这段经历一直铭刻在心，直到晚年，他还保存着从贞古斋花四元钱买来的清代雍正年间朱琳所画的《黑鸟老等》。启功先生认为这是对苏永乾先生的最好纪念。苏庚春跟随父亲经营贞古斋，当时有“少掌柜”之称。这种边经营边学鉴定的实践，苏庚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据苏庚春先生自己所说，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另一重要老师是韩慎先。韩慎先（1897—1962），近代中国著名收藏家和书画鉴定家，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据说他曾先后收藏到元代王蒙的《夏山高隐图》和清初王翚的临本《夏山高隐图》（两画现均藏故宫博物院），因而以“夏山楼”名其斋号，并自号夏山楼主。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他曾自开古玩店，后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非常讲究字韵。曾于高亭唱片公司灌有《定军山》《朱砂痣》《二进宫》《宿店》《卖马》等唱片，颇有影响。他的拿手戏为“三子”，即《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战太平》唱腔，互相传授。据说晚年在天津时，当地的名票多拜在他的门下。他也是 1949 年以来我国早期的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曾供职于天津艺术博物馆，任副馆长。
据苏庚春先生回忆，韩慎先幼时常随父游览于厂肆，当时尚蓄一小辫，故有人称韩小辫；因为他居长，所以人们官称为韩大爷。他博学多能，除对书画精通外，尚能识别瓷、铜、玉、砚等项。对诗文、书法也自有独到之处；在京剧方面，嗓音极好，专攻老生，有余（叔言）派韵味；又会拉胡琴，晚年天津名票多拜于门下。他在京津一带影响很大，如果谁说是夏山楼主的学生，就会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韩慎先晚年主要研究书画和教学生。苏庚春与韩老结识，先是由鉴定书画，后来则是兼学唱戏。据苏庚春在他的书画鉴定札记《犁春居书画琐谈》中记载，韩慎先开始时做苏先生的琴师，他说苏嗓子好，有“云遮月”之味，一定要比鉴定字画更红，叫苏学唱戏。可是苏庚春常常将所学会的戏唱过后，韩慎先总是说，全对，也全不对，假如要教苏，比教不会唱的更难。因为这时苏先生已经唱得有自己的一套了（自己的辙），改起来是较为难的。后来，苏先生便“知难而退”了，还是继续搞他的字画鉴定本行。
学习鉴定字画，韩慎先告诉苏先生说，第一要有好记忆力，如没有好的记忆力，那一定学不会，这是个根本，沾事则忘，那就学不了鉴定。第二要熟悉中国历史，同时也要熟悉历代有名的书画家，这是学习书画鉴定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一个对美术史一无所知的人是无从谈书画鉴定的。第三要真假好坏都得看，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学习书画鉴定所必须的外在条件。古往今来，大凡具有鉴定法眼者，大多过眼书画无数，从而练就慧眼。对于韩慎先所提出的三个要求，苏庚春都已具备。
据苏先生说，有一天他去韩老师家。看见房中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墨竹，便向他讨教。韩老师说，郑板桥是用画法写书，书体叫“乱石铺街”，字体中有的笔画像竹枝和兰叶；画竹的特点是竹叶比竹枝要宽，每一幅单看是“个”字，整看也是“个”字；画石头不点苔。他的署名“燮”字，从“火”字多数是真，从“又”字多数是伪。韩老师一天就让学这么多，以后要学，每学一“招”要付十元。“钱我不要，凑多了咱们拿这钱去吃饭，这样你会印象深，能记住。”苏庚春原来住在北京东琉璃厂旁的桐梓胡同，有时每个月去天津一两次，每次去了都会学个一两“招”。这样时间长了，又通过自己在实践中有所领悟，慢慢也就积累了一些书画鉴定的知识。这是苏庚春后来走上书画鉴定并卓然成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谁也不能准确统计，也无法说出苏庚春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下广东后，究竟为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文物机构征集了多少书画藏品，为国家抢救了多少重要书画文物。但一提起苏先生的名字，广东的文博界几乎无人不知，大凡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中有书画收藏者，几乎都有过苏先生参与鉴定或征集的记录。
苏庚春为博物馆征集书画一般有以下特点：一是美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名家作品；二是广东地区书画家作品；三是作品本身虽非名家之作，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或参考价值。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为广东省博物馆征集了数千件馆藏书画，使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收藏一方面成为中国书画收藏的大馆，另一方面，着力收藏广东书画名家（尤其是岭南画派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据不完全统计，经他手鉴定、征集和抢救的书画文物有数万件，尤其是广东省博物馆——就笔者目力所及，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苏先生退休，他为博物馆所征集的书画就有三千多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在全国省级博物馆中，均可名列前茅。
在博物馆的书画账本、卡片、包首、布套甚至木柜上，到处都能见到苏先生的手迹，这些手迹包括一些鉴定意见、征集经过、题签等，字字珠玑，饱含了他对所鉴定、征集书画所倾注的数十年的感情。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他为国家所抢救的两件国宝级书画——明代陈录的《推蓬春意图》和边景昭的《雪梅双鹤图》。
1973 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苏先生例行对出口的古旧字画进行鉴定。按照当时政策，一些工艺品公司可以将不能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古旧书画出口，以此为国家换取外汇。这类书画，一般多为伪品，或即使是真品，但大多水平不高，属等外品。但为了慎重起见，作为南大门的广州，每次大多由苏先生主持对这一批书画做最后把关，确信无误后才给予放行。在这一年，苏先生对天津送来的一件署款为“陈录”的《梅花图》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他多年的经验，他断定，这件品相完好、画幅巨大（纵 29 厘米、横 902.5 厘米）、被当地文物鉴定部门定为仿品的《梅花图》卷极有可能是一条漏网的大鱼。于是，他以 30 元的价格为广东省博物馆买下来，带回馆里做进一步深入研究。陈录是明代早期的著名画家，他字宪章，号如隐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诗擅画，其中梅、松、竹、兰尤为见长，尤以墨梅的造诣最为精湛，与王谦齐名。他的传世作品不多。苏先生将此画与其他已有定论的陈录作品进一步比较，发现系真迹无疑。该画引首有徐世昌和周右的鉴定名章，时人程南云题写篆书“推蓬春意”，拖尾则有明清两代鉴藏家题跋，分别是明代的刘昌钦、张泰和清代的陈鸿寿、徐楙、卢昌祚、姚元之、杨殿邦、夏塽、林则徐等人所题，这些题跋也是真迹，更加印证了苏先生的判断。后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来鉴定后，也都认为是陈录的精品，并定为一级文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物出版社还专门为此画出版了单行本册页，流传甚广。
抢救国宝《雪梅双鹤图》之事，颇具传奇色彩。1982 年，广州的某书店从北方征集了一批古旧书籍和字画，邀请苏先生去鉴定。当苏先生对每件书画和古籍逐一鉴定完后，没有发现多少可圈可点的宝贝。在临走时，突然对放在箱子底层的一张并不起眼、颜色黯淡、发黄的旧绢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应该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旧绢。后来他将此绢带回博物馆，将绢上尘封的污迹小心翼翼地拭去，发现是一幅画有白鹤与梅花的古画，近而再摩挲，用放大镜审视，发现在画的右上角有一炷香题识：“待昭边景昭写雪梅双鹤图”。苏先生一看，异常兴奋，因为画的风格与边景昭完全一致，而且又有边景昭自己的题识，当为边景昭真品无疑。苏先生以 1500 元的价格从书店为博物馆购得此画，并送往北京的古画装裱师修复，后来在题款下又发现了“边氏文进”和“移情动植”两方印，更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断。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巡回鉴定到广东省博物馆，看了边景昭的这幅《雪梅双鹤图》后，均允称精品，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鉴定小组编辑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记载，边景昭传世的画作极为少见，仅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鹤图》《竹鹤双清图》（合作）两件、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杏竹春禽图》《花竹聚禽图》和《秋塘鹡鸰图》三件以及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作品，共计六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此件作品纵 156厘米、横 91 厘米，堪称鸿篇巨制，乃其传世画迹中之珍品。此画所幸有赖苏先生慧眼识宝，使其能回归美术史正途，受到学界的关注。在这批从北方征集的书画中，尚有戴进的《二仙图》。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北京琉璃厂的大甩卖中只花了 3 元钱便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购到明末清初广东著名水墨花鸟画家赵焞夫的《花卉》册页，在集雅斋为广东省博物馆征集到明代广东画家、文徵明弟子梁孜的《山水》卷等等。在广东省博物馆，凡是经他征集的作品大多在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记录着独具慧眼的苏先生的传奇经历。1985 年 6月 8 日，广州的《南方日报》还专门以《好犀利的眼睛》为题对苏先生进行了报道，使其大名远扬。
对于博物馆征集藏品，苏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比如一些美术史上的小名家，作品传世不多，但艺术水平精湛，这类作品也要适当征集，也许将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将成为填补美术史空白的重要佐证；还有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造诣高超的画家作品也要适当征集，这些作品若干年后就是重要的文物。在苏先生所处的“当代”，他便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博物馆收藏了诸如傅抱石、谢稚柳、李可染、刘海粟、黎雄才、关山月、林墉等人佳作。事实上，当时并不被以收藏古书画为主的文博界所看好的当代名家作品，现在已然成为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新宠，而且价格不菲。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此类作品极多，这是和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苏先生这种独到的鉴定实力与高瞻远瞩的眼界，使得僻居岭海一角的广东省博物馆能成为继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之后的中国书画收藏大馆，尤其明清以来的书画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可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书画鉴定是一门高深且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学问，没有一定的书画阅历和文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行的。在现代的文物鉴定中，书画鉴定是唯一一种不能用科技手段替代的文物鉴定门类，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需要人们的经验来进行判断。既然主要取决于经验，因此难免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制约，使书画鉴定自然成为所有文物鉴定中最难的一门学问。
在苏庚春先生看来，书画鉴定中，最难的莫过于“鉴真”而不是所谓的“鉴伪”。所谓的鉴伪，相信很多鉴定界人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经常看到某某“鉴定家”动辄将东西看假，有时即使是真的作品，但略有瑕疵，也会被判以伪作或存疑。这样会白白地错失征集佳作的良机。但这还不是最坏的。如果这样的人供职于把手国门的文物监管、鉴定部门，那国家可能会因此流失珍贵的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若发现此类鉴定“失误”，真正追究起来，他可以说是自己眼力较严，两手一甩，毫不干事，人们也会因为他的“把关严”而理解、原谅他。在苏庚春先生看来，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多也就是鉴定书画的初级阶段。所谓“鉴真”，是在别人“鉴伪”中被打入另册的“伪作”或不留意的作品中发现“仙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等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都有这个本事，苏庚春也不例外。上述《推蓬春意图》和《雪梅双鹤图》的发现与抢救就是典型的例子。
徐建融在一篇题为《鉴定眼界的严与宽》的文中谈到，在书画鉴定中，一种是以鉴定家的“自我”为中心，一种是以待鉴定的作品为中心。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眼睛宽和眼睛紧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撇开开门见山的真和假，对于可真可假的情况，当它与鉴定者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王季迁先生曾对人说过：“某甲心胸宽阔，所以一律看真，某乙心胸偏狭，所以一律看假。”这是很有道理的，苏庚春是一个为人温和的谦谦君子，心胸开阔，所以在遇到像徐建融所说的这种情况时，总是将作品看真。有意思的是，他所看真的那些书画，后来都得到全国古书画鉴定小组的成员如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等人的认同，在行内获得一致好评。
苏庚春先生经常在一些画廊、文物店、拍卖行或收藏家手中，不断地发现一些不被人看好、打入冷宫但实际上是真品、精品的书画，为博物馆收购回来，充实了馆藏。在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库中，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有的已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定为一级或二、三级文物，绝大多数被选入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绘画全集》中，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实物。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市场开始复苏。由于苏庚春在京、粤两地书画圈中所公认的鉴定眼力与公信力，社会上登门求字、鉴定和要求为其书画题跋的人踵接于门。苏先生是一个谦和与古道热肠之人，他几乎有求必应。但对于假的书画，他一概婉言相谢，即使再熟的朋友他也不题半字，这一点几乎成为圈中人的共识。
但在艺术市场上（尤其是广东的市场），常常出现一些假冒苏先生的题跋或书法作品。在一些假的书画作品上也赫然出现一些假的苏先生题字；更有甚者，在一些假的书画上出现真的苏先生题跋。后来一调查，原来是苏先生在真的书画上题跋后被人调了包，换在了假的书画上（俗称“移花接木”）。对于知情者来说，知道是那些趋利者所为，大多一笑置之。但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以为是苏先生收了别人的钱财而违心所题，这自然就严重影响到他的声誉和地位。从维护他的声誉着想，我们几次建议他登报声名或将造假、售假者诉之以法，也有记者朋友自告奋勇要求写文章帮他澄清。而一向淡泊为人的苏先生总是淡然一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完全是一副恬淡出世的心态。这种豁达与宽容在当今实属罕见。
后来再有人题跋，他总是诙谐地告诉来者，想卖好价钱，就不要来找我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题跋是不可信的。事实上，这种违反诚信准则的作假行为不但无损苏先生形象，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苏先生的大名，知道了书画鉴定的真正准则。
苏庚春从早年北京琉璃厂的“少掌柜”到南方地区赫赫有名的书画鉴定家，六十年如一日，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成为书画鉴定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很多知道苏先生的人，都认为他只懂得鉴定，而拙于笔耕。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苏庚春先生的著书非常丰富，但他却从来不事张扬。从20 世纪 70 年代起，他便开始撰写《中国艺术辑略》，洋洋洒洒七十万言。该书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流变、画家的生平以及所寓目的画迹做了详尽的考述。其时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未面世，此书的编撰，无疑对于整理中国绘画史、查阅画家资料具有开创之功。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此书在他生前一直未能面世。2004 年，为纪念苏庚春先生八十周年诞辰，由笔者将其数十本手稿进行整理，更名为《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交由广东旅游出版社梓行。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大量的美术史论著已经问世，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资料显得有些过时，但书中高扬的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则是值得美术史学界借鉴的。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提供的一般画史所难以见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少来自于苏先生鉴画纪余的手自笔录，蕴含了他的鉴定思想，为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依据。如广东省博物馆在 1970 年发现一件署款为元代山水画家高克恭（1248—1310）的《云山烟树图》卷。此卷曾经书画鉴定家认为是明代初期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是高氏的真迹，原因是该卷可能是一分成二，前半段失掉或裁为二件，前半段或会有高氏题识，而此段的款识字迹潦草显然为后人所添，但卷尾的李衎题字看不出是伪作。苏庚春特把它提供出来，以备鉴考。这就为我们保存了鉴定资料。
图1 苏庚春《书画琐谈》手稿
图2 苏庚春手稿
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是他所编撰的《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选》一书。该书于 1998 年由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记录了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的生平及其常用印鉴，对于书画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辅证作用。此书较为少见，影响不广，但在广东、香港地区，一直以来成为很多书画从业人员和收藏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此外，苏先生长期以来有将自己鉴定心得记录在纸的习惯。自 2000 年以来，笔者将这些随手所写之笔记和他随口所讲之鉴定妙语整理出来，并征得他的同意，命名为《犁春居书画琐谈》，并按不同内容加上小标题，先是于 2000 年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连载，一开始便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笔者时常接到来函来电询问结集出版之事，有时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便有读者来电追问事由，唯恐停载。后来，一些网站也作了转载。近年，广州的《文史纵横》《收藏·拍卖》等杂志也纷纷连载，在行内影响极大。
著书传道之外，苏先生还从不吝惜自己的“绝活”，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晚辈们传授自己的学术精髓和鉴定心得。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人文学科，它所需要的是博闻强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苏先生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各种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如“海阳四家”之一的查士标（另三家为渐江、汪之瑞、孙逸）的署款中之“士”字，到了晚年一般都写成“七”字才是真迹。广东南海林良是明代较早期的花鸟画家，与当时的吕纪齐名。他的署款都是两个字“林良”，用印大多为朱文方印“以善图书”。其中，署款之“林”字，左边的“木”字较短，右边的“木”字较细长，而最后一捺，多是用点等等。虽然这些并不是什么惊世宏论，但没有相当阅历和深厚功力的人是无法总结出来的。
苏庚春是当时岭南地区唯一的以鉴定古代书画为主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传统的鉴定大家渐行渐远的时代，相信广东在以后也很难出现像他这样的鉴定大家。但尽管如此，由于苏先生的言传身教，广东的书画鉴定人才却是代不乏人。如今，苏先生所培育的广东新一代书画鉴定人才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文物监管部门、博物馆、美术馆、文物店、画廊、拍卖行等继续传承着他的书画鉴定事业，使其薪火相传。而他的著述也正在教化后人，成为美术史学界、文物鉴定界的重要文化遗产；经他所征集、鉴定的书画正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厅里、学术讲坛上泽被后世……
苏先生长期身患糖尿病，晚年更染咳疾和眼疾，加上长期忘我工作，因而体质较弱，于 200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在广东的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安详地驾鹤西去，享寿仅七十八。当时，广东各界近千人在广州新殡仪馆青松厅为这位在广东呕心沥血四十余年的书画鉴定家送行。不仅广东损失了一座书画鉴定的重镇，整个中国也失去了一个传统性的书画鉴定大家。
苏庚春先生生前有很多任职，他历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出境鉴定组组长、广东省博物馆顾问、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自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所有这些荣誉和任职中，他最看中的还是书画鉴定家的身份。在苏庚春先生的广州寓所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幅他手书的行草对联：“以有限的人生，做无穷的事业”。正是这样的座右铭，使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
但凡博物馆或其他文物鉴定部门有所求，即使再忙，他也会忙中抽闲，倾力而为。记得在 2000 年 8 月，笔者经手从香港接收了一批书画收藏家李国荣先生捐赠的宋元以来的书画数十件。苏先生在广州对其作了初步鉴定后，认为其中一张署款“夏圭”的扇面山水画和其他几件无款的宋元绘画很值得研究，这些画应该都是宋元时期的，“夏圭”则是后添款。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判断，他建议我们单独将这几件画送到北京请徐邦达先生再掌掌眼。他不顾身体不适，在炎热的北京城，亲自和我们一起将画送到徐邦达寓所，和徐先生一起对画逐一鉴定研究。除了一件猴子扇画被苏先生定为元代后期、而徐先生定为明代早期，时代略有出入外，最后的鉴定结果和苏先生一致。这件小小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苏先生那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兢兢业业的责任感，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十分感念。
苏先生自 1984 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广州和北京两地。他有一方印曰：“燕粤两居人”，以示其生活状态。每逢暑期，他必到北京小住，一般国庆后，便又回到广州。他曾将自己喻为候鸟。这种两地奔波的生活方式也有被打破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广东的博物馆和文物鉴定部门有重要的文物需要鉴定或有与书画相关的重要活动时，他便会无怨无悔地选择留在广州。这种牺牲精神似乎也成为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苏庚春先生在书画鉴藏之余，亦雅擅书画与篆刻。其书法，以行书、楷书及行草书见长，宗师钟繇、王羲之，对明代王宠（1494—1533）着力尤多，淡雅而飘逸，深为收藏界所激赏。
他亦擅绘事，但不多作，目前所见仅有墨竹、菖蒲两种题材，逸笔草草，不假雕饰，属典型的文人画与学者画。早年亦擅篆刻，偶亦写诗词，但不多见。
其夫人张沛之（蕴贞）则擅长绘画，尤其长于花鸟，但拙于临池，因此苏先生常常为其画题字。古时有“潘（恭寿）画王（文治）题”之谓，今则有“张画苏题”之雅事，一时传为艺苑美谈。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苏庚春伉俪在广州、北京两地联合举办书画联展，并出版《暮趣墨缘——苏庚春、张沛之书画集》，一时影响甚广。
1976 年夏，作家曾敏之曾书赠二绝句赞苏庚春、张沛之伉俪。其一曰：“曾凭博识鉴菁英，燕赵襟怀看岫云。解得天和随分乐，岭南风物最留实。”其二曰：“对花写照品花忙，腕底漆来国色香。为有孤山高格调，故教绿萼傲冰霜。”并题识曰：“庚春、蕴贞贤伉俪一精品篆，一画梅花，恬淡为怀，各有所宁。”曾敏之先生寥寥数语，可谓知人之言，可以说是对苏庚春伉俪的高度赞赏与客观评价。
苏庚春先生一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治学缜密，诲人不卷。他的早逝，是中国文博界，尤其是广东文博界的巨大损失。他的学者风范和高尚品格，将影响和激励后人，成为书画鉴定界的典范。
2005 年夏杪敬写于广东省博物馆
2008 年孟秋修订于京城之新源里
2012 年初冬三稿于穗城之意居室
2018 年 6 月修订于景山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