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家刘九庵的治学之道（代序）

刘 凯

祖父刘九庵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三岁时丧母，由祖母抚育成人。八岁起在本村小学读孔孟四书和国文常识。当时祖父的二叔刘右章，在北京琉璃厂“吉珍斋”，每逢回家时，常给他讲些书画方面的典故和传奇故事，如“萧翼赚兰亭”及戏剧《一捧雪》，后者原是为了一卷《清明上河图》认假代真而肇祸的故事。这些都引起了祖父极大的兴趣，由此很想学习书画知识，特别是如何辨别书画真伪。孩提时代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成为他以后发展的良好开端。

十四岁时，祖父由“吉珍斋”古玩店韩辑五介绍，来到北京在琉璃厂“悦古斋”字画店学徒。该店由韩懿轩创办，掌柜是其子韩博文。据祖父回忆，当年掌柜韩博文性情暴躁，当学徒非常辛苦，不仅要了解店里规矩，而且要眼里有活儿、手脚要勤快。祖父说，他三年没有尝过坐的滋味。祖父勤奋好学，处处留心。店里买进、卖出文物时，他就留意听人家怎么讲，是真是伪，时常向店里的老先生和伙计请教，边问边学，等到晚上其他人都睡下了，他再点上煤油灯，盖上纸罩，查书做笔记。偶尔被掌柜看到，还要受到训斥∶“不是让你到这里来学习的！”真可谓之“偷艺”。艰苦的环境不但没削弱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自强的信心。祖父在“悦古斋”干了十二年，二十六岁时“出号”，开始自己经营。当时他手中仅有十几元钱，别无其他资本，但凭着诚实可靠的信誉，从各家画店取书画卖，卖出以后再付款，卖不了就原物璧回。在此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向同行学习，博采各家之长。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14号居住时，与其他五位书画经营者住在一起。一周总要聚会两三次，共同讨论遇到的问题，相互观摩所收藏的东西。还各自向一些收藏家借些字画，一周办一次展览。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日臻成熟，逐步成为一名非常有眼力的书画鉴定家。

1949年，百废待兴。故宫博物院急需人品优异、口碑好、眼力好的书画鉴定收购人才。1956年，祖父由张珩、陈半丁推荐，进入故宫博物院。

1962年至1964年，祖父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以张珩为首的全国博物馆鉴定小组。小组成员最初为张珩、谢稚柳和韩慎先，但韩不久即故去，祖父被确定为三人小组成员。他们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旅顺、大连跨越四个省市，鉴定当地博物馆所藏古书画，历时约半年。兹后，因张珩先生英年早逝，改为祖父同谢稚柳、启功二先生共赴湖北、四川等地鉴定书画。1983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成立包括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及祖父在内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大陆范围内现存古代书画进行全面考察。足迹遍布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对二百零八个收藏古代书画单位的六万一千余件古书画逐一进行鉴定，历时达七年之久。除上述大规模鉴定外，他还于1958年赴安徽省博物院鉴定书画；1974年借赴美参加出土文物展览之便，观看了华盛顿、波士顿、纽约、堪萨斯、旧金山五座城市的美术馆绘画藏品；1979年赴河南省博物馆，鉴定该馆和各市馆送藏的书画；1980年、1981年两次赴香港，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及各博物馆和私人的书画藏品；1995年又赴台湾，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湾私人收藏家的书画。

祖父在学习书画鉴定的特殊经历中，养成了在治学过程中勤于笔记研索，严于考证著文。遇到疑难问题，以锲而不舍、艰苦积学的精神，甚至以十余年深入细致的功力求证，终获解决。在整理祖父的遗物中，有近百册笔记，其中部分是全国巡回鉴定及出国考察所见作品的笔记，另有即是为各类研究课题搜集、整理的笔记和各类相关读书笔记，分门别类均以精楷誊写。各类专题图片和相关资料，亦有专门档案袋保存，时间跨度数十年。当代鉴定家傅申先生认为，在书画鉴定中要证明某书、某画是伪作，在论证上比较容易，但时有误判。鉴定的最难境不但要指出伪作的年代，而是要落实到谁是作伪作者，或该伪迹的原作者是谁，这才能显示鉴赏家的功力。

祖父曾在《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文章中谈到，“1962年，我随张珩、谢稚柳先生外出鉴定时，在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品中见吴应卯所书《草书五言诗》卷。初展开时，误认为是祝允明书，及观卷尾署款，乃知系‘万历丁丑（五年，1577）长至日，三江吴应卯为初阳先生书’。并一致认为此人若伪祝氏款书，似可乱真，不易辨识。迄今二十余年，亦无再见吴氏其他墨迹。1987年与鉴定组重新鉴定时，有意识地详细察其运笔的点画使转，以及结体的规律特征，恍然顿悟。回顾近年来所过目的祝氏书中即不曾怀疑的，亦有部分是出自吴氏所伪。”此后，祖父又发现了几件吴应卯本款的作品。综合比较，鉴出各地公私所藏吴氏伪书祝允明的作品，几达三十余件。还发现了另一个伪祝氏大字草书者，即文徵明的五世孙文葆光。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得到同界人士的认定。由此对明中期著名书家祝允明的传世作品，有了一个重新阐释、鉴别的深入认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另，关于明代书家王宠的部分传世作品为金用、吴敏道所伪的考证，伪作元代张雨《自书诗》为文彭，清代金农书画作品中代笔作与伪作的考辨，近代张大千伪作古人书画的系统例证，都是祖父一生积学的束光。

同样与早年经历有关，祖父在书画鉴定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一些所谓“小名头”非常熟悉，其中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书札。鉴定家张珩先生于病榻临终前，犹念念不忘入藏故宫博物院的数万通明清信札，希望亲加整理而未果。最后，这项整理工作落在祖父的身上。这是一项繁巨的工作，需要一札一札地审查鉴定；一行一行地读释文字，以分清每札的首尾；一件一件地登记造册。最后累积下来的入藏凭证单据，仅祖父亲书文字即有百万之巨。如此烦琐的工作，祖父乐此不疲。他一向以为，这是天赐的好机会，得以饱览前贤翰墨，得以数年之劳，为故宫博物院的这宗文化遗产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通过研究书札，不仅熟知各种人物及相互关系，不同时代书札格式和书法风气，更解决了在书画鉴定中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惑，而且是在当事人书信往来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答案。如金农擅长金石、书法、诗词，不善绘画，绘画多为学生代笔，就是在金农往来书信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又如通过石涛《致岱瞻札》，证实了《西楼自寿图》的作者为石乾而非石涛，不仅在清初画坛增添了一个画家，也为石涛研究添补了一笔重要资料。同时，也解决了尺牍本身鉴定的一些问题。如在《〈关于史可法书札的考释及其他〉一文的商榷》中，论述了尺牍的格式，指出在“弟名不具”上钤“史可法印”是不合规律的，是作伪者惯用手法，并举出其他事例加以阐释，充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此文是关于一通书札的辨析，但是它对于尺牍的鉴定，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文章从一个小问题入手，揭示一个普遍的规律，引出一个实用的鉴定法则。

在长期的实践中，祖父将他以极细心认真比较研究的心得，经过整理总结，揭示了许多在断代辨伪中便于掌握和记忆的细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古书画的上款与书画鉴定》《书画题款的作伪与识别》《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举例》等文章中，是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依据，找出他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但有说服力，且令学者易于掌握。

浓缩祖父一生鉴定经验的是他晚年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所收作品均是目鉴为真迹、有纪年的精要作品（包括书画家早期及晚期罕见作品），以及少数有精善出版物、又公认为真迹的宋元作品。最重要的是从作品上有干支、有年岁者，推出书画家之生年，或是另行考定其卒年，补画史所缺者一百六十余人。这是祖父长期积累、不断考订，一生谨严、精细、勤奋治学的成果。

长期与祖父接触的人，都有同感于他的谨言慎行。日常工作中，祖父随时注意文物的保护。其一生经手、目阅古书画当以无数，旁观祖父开卷，每每必审视周围环境及身边人等，开卷轻稳，动有规则，故无一件书画经祖父手而损坏。正是这种热爱文物的态度，长年养成的工作习惯，使凡所到之处鉴选文物，必认真以对待，唯恐遗漏。1958年赴安徽，鉴选完毕，祖父问有遗否？接待人答，只剩待处理物。祖父不放心，嘱咐悉数搬出，一一检阅，终于在其中发现一珍贵的宋人风俗画佳作《柳荫群盲图》，此轴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后又从河南新乡博物馆发现元赵孟頫大字草书一幅，从开封市博物馆发现元颜辉山水大轴一幅，这些都是从待处理物中拾出的。

老一辈的文物工作者，大多如祖父一样以克己奉公为宗旨。自祖父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即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是个人原来经营的古字画存余，属博物馆所需，一概无偿捐献；二是此后不再购入任何文物。祖父先请故宫博物院王以坤先生遍观家中存物，认定故宫欲收藏的文物，如邓琰的篆、隶书八条屏，当时为故宫所缺，随即捐献。又如明徐渭《墨荷图》长卷，曾为祖父之父生前所心爱，故祖父言明暂时保存，将来一定归故宫。消息传出，吉林省博物院宋振庭、张伯驹等先生几次到家中，欲为吉林省博物院购藏此卷，而祖父屡次婉拒，始终恪守诺言，最后捐赠给故宫。捐赠所发奖金，祖父分文不取，如数退还。自1959年至1994年间，祖父多次将所藏书画百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此外，祖父在工作中所到之处，只要各地博物馆所需，亦皆分赠。如赠给河南新乡博物馆清成亲王永瑆精楷《孝经》册，赠广东省博物馆清招子庸《墨竹图》轴、清蒋莲《人物图》轴等。

在鉴定工作和学术研究之外，祖父另一大贡献是教学工作。早在1979年，即在国家文物局于保定组织的文物鉴定班中授课。1981年11月，在国家文物总店举办的“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班”中担任班主任。20世纪90年代还担负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书画鉴定研究生导师的工作。1994年，祖父以极大的热情，成功举办了国内外首次中国书画赝品展。来自全国三十五个单位的两百余件书画赝品，皆是有较高水准的作品，分门别类以摹、临、仿、代、改、造各种手法加以区分，另选真迹作为对比，取得了极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由祖父主持，为全国各地学员开办了四期培训班，将赝品化为教材，“知伪以鉴真”，是授业方法上的新意，此举得到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之后，根据这次展览与讲座，他主编了《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真迹与赝品的图版互相对照，并附有清晰简要的说明。这本图录的出版，使他的教学思想、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识。

每一个人的治学之道都与他的成长、学习经历有关，祖父亦不例外。自幼在琉璃厂学徒的经历，使他渐渐总结出“在实践中思考、在比较中鉴别”的经验。在购取书画的频繁时间中检验并锻炼眼力，在有得有失的过程中形成难以忘怀的真知，获得比书斋学者更为丰富、具体的目鉴经验和实际知识。傅熹年先生在《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序言》中讲∶“在古字画店工作，面对大量字画中既有真品，也有伪作。既有大名家，也有小名头或不知名者。收藏家可以只买名家真品、佳品，置小名家和伪物于不顾，但在古字画店工作则必须对大小名家和真迹伪品兼顾，才能做到沙里淘金，巨细不遗。这方面的‘基本功’造就了他较全面、细致的鉴定能力。特别是对同为名家真笔的佳作和次品的识别和对真品、伪品的辨别能力。这是他与一般收藏家、鉴赏家在鉴定上侧重点不同之处。”

祖父以独到的眼光在学习、借鉴前人及综合毕生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心得的基础上，在长期实践中思考、总结了许多在书画鉴定上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知识。这些重要的细节，对书画真伪的鉴定，和作者创造年代的认定，有时起关键的作用。例如，赵孟頫在大德元年（1297）前后的署款，“孟”字写法有变化；对翁方纲考定的“赵氏子昂”铜印凹损年代，也根据更多的例证加以修正，更为精确；文徵明四十岁前署“文壁”，且从“土”不从“玉”；王鉴原来字玄照，但在康熙以后，为避康熙之讳，改署“圆照”；朱耷在六十九岁以前所署八大山人之“八”字上端曲脚，以后则为正常写法；八大画鱼不画水，山水极少设色；黄慎、郑板桥、李鱓等人各时期署款的变化等，是对古书画的款识、署款格式演变等一系列规律性的揭示。并指出研究一件作品时，如发现作品与规律的东西不符时，则应慎重考虑其真伪问题了。此类研究成果，极有利于书画鉴定后学者。

祖父前后两次参加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以多年周密、细致、求实的精神，在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基础上，完成了《宋元明清传世书画家作品年表》一书。如前所说，完全是自行鉴考择定的。祖父以历年鉴考积累，凡书画作品上署干支及年岁，可以推知其生年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补增在年表中，新增书画作品上署干支、纪年的更多，实为补美术史之缺。且在每一件作品下，注明收藏单位及出处，为书画鉴定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根据实物重新审定元代柯九思生年及明代丁云鹏的生年。我清楚记得，祖父晚年于此书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祖父一生奔波积累，遍阅天下传世之作。他认为，青年学子难得有机会、有可能见到这么多的原作，即使有一点真实、可靠的文字记载给他们参阅也好。谢稚柳先生生前亦极关注此书的出版，并以“不是抄书”赞誉。

当今，书画鉴定这门学问，已经发展到深入的专题性突破层次。即对某家、某派传世作品，经综合排比研究，找出可靠的、公认的鉴别依据，重新予以真伪的鉴别、鉴定。这势必将传世的、以往已经被我们认定为真迹的部分作品排除出去，也势必对真正的真迹有一种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其他方面的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无论哪一个书画鉴定研究者，他的专题性研究突破点愈多，其研究水准也就愈高。如启功先生对明董其昌书画代笔人的考证，徐邦达先生对明文徵明、清恽寿平等代笔书画或真伪的考证。傅熹年先生在谈到祖父鉴定工作时指出：“对于辨伪，一般鉴定时能定其真伪，排除伪品也就够了，但他对伪本也进行研究，还要尽可能找出作伪者。他考证细密，分析入微，举证足以服人，解决了一些公案。我们在书画鉴定组工作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有时有人会问：‘你说不是他画（写）的，谁能画（写）得这样好？’可能是有感于此，刘先生总是尽可能在这方面加以注意，遂有这一类的研究成果和论文出现，这在同代人中是少见的，也表现出他在鉴定工作中精密、细致、负责的特点。”其成果对于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祖父一生治学，如做人一样。如他在晚年还常告诫我：“书画鉴定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每天还在看书学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识。”从他的著作中，可见其为人谦虚谨慎，善于尊重、了解同道的意见，化为激励自己的动力，以及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艰苦积学的精神。治学之道是一条寂寞之道，祖父一路走来，源自对书画的热爱，对祖国文物事业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