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沙孟海：新时代“文化认同”背景下沙孟海的书法与书法教育探析

付 威

沙孟海从在书法创作到书法教育的过程当中，以文化认同为主线，通过书写本身的自我教育向书法教育过渡。本文在了解社会与文化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将视角投向新时代，关注个体经验走出历史与未来的宏大叙事，并总结出沙孟海的书法与书法教育理念持续影响当代的意义。

从书法创作到书法教育

沙孟海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变革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变，尤其以批判传统为宗的五四文化思潮，使中国的文化自足现象出现了断裂，随之而来的便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乃至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一种对现代主义的文化认同感在这期间逐渐抬头。体现在书法方面出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几种转变，从创作主体来看，是由传统文人群体向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转变；从客观书写内容来看，是由书写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书法外在形式的变化，其中最深厚的转变体现在书法内容上，即文化精神内涵的转变，书法由展现传统文人书法的基本修养和完善人格向重形式轻内容的转变。面对诸多变化，沙孟海的书法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在艺术生态的转变与转型中，仍保持着传统书写。

沙孟海的传统书写体现在他尊重典范以及对书法经典传承的重视。从他的书学经历可以看到，他受家学影响从小耳濡目染，遍临碑帖。他对传统碑帖的临习认真到位，对于摹写中的笔法，笔笔精确，尊重经典碑帖，在书法技法上遵循法度、掌握精髓。在沙孟海看来：“由于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不同，加上书法长期附庸于美术，受到绘画创作的严重影响，致使有的书者一味追求墨趣，强调抒情、写意，忽略了结字规律、点画功夫，特别是楷书方面的基本功训练；有的则由于文史基础浅薄，不讲究字外功夫，或者越出文字范围去搞书法。” 这些表现都是基于沙孟海尊重典范以及对书法经典的重视，坚持临摹历代碑帖是沙孟海形成“沙体”书法的基石，其作品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他并没有受时代大环境影响，没有受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文化认同观所左右，而是在入帖上寻求循序渐进，在临摹上不图量多，追求精确，然后潜移默化地转向到创作，以此，在经典碑帖中认真体会蕴藉的丰富与历史的厚重。“他从‘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从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他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以及清季的黄道周、张瑞图诸家下苦功夫，化古融今，最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雄强’书风。” 不仅如此，他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热爱古文字学以及金文学，在少年时期就凸显出对文字学的敏感之处，为传统书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认同有赖于每个个体的思考、语言以及实践交往过程中所使用的独特语言文字，将趋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理想以汉字形塑的方式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作为集实用与审美一体的书法，因为以汉字为素材，必然有超越于其他视觉艺术的深厚内涵，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具有优先地位”。 书法以汉字作为艺术载体，既载于政治又载于文化。沙孟海通过书法诠释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但并非狭隘与自负的民族主义，而是以“知行合一”的方式，一方面通过书法在“知”上进行自我教育，来源于沙孟海关于书法教育论述“学问是终身之事……一方面多看多写，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查考古书能力”。 在自我教育过程中仍然把对书法经典的传承作为底色，要以“敬”之心对待书法经典，一方面要“静”，另一方面要“境”，二者是圆圈式运动的关系。书写能让人“知”止，知道停止便可“静”心，面对浮躁不安的、虚无的社会，通过书写以“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考虑周全与细致，向思想最深处思考安身立命之根本，“虑”而后能“德”，“德”而后能“境”。通过书写本身的自我教育唤醒人的内在深处的价值指向，并逐步影响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使书写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在“行”上进行他者教育。沙孟海的书法教育在活动实践上通过以文来化人，要求“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者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 在沙孟海看来，学问是提升书法教育质量的根本，在学习书法经典碑帖的技法之外要扎根文化沃土，以此通过作品表达书法主体的人格素养与审美情趣，字外功是笔墨精神的外化，它是对整体学科素养的集中检验，只有通过文化的根基才能使书法上升到文化认同的高度，才能体现文脉的相承与艺术的生命力。沙孟海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对书法教育从学科理论和学科建设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逐渐丰富书学与书法教育体系。他认为“书法教育是书法普及的关键，亦是书法提高的基础”。 书法作为本民族文化，以审美的玄思和道德的完善力量为灵魂创造生动的价值，通过书法感召文化的认同，通过“以美兴人、以美化人、以美立人、以美和天、立德树人” 的方式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沙孟海书法及书法教育的当代意义

前文基于现代性的反思，分析了新时代的文化认同，认为它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破解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的文化认同，要结合新时代精神，向新时代文化转变，这“不仅是所有知识事物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任何事物都处在“变”的运动当中，这种现象的构成依赖于现实中的每一个个体，个体经验的表达或实践的参与都是文化表现的外化，变化意味着流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文化认同终有扩张终结或转向衰落的时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一种以注重内在心灵感受和生活意义的超越性，指向正在被建构的现代性下的文化认同终将被消解。在此背景之下，了解社会与文化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分析沙孟海书写及书法教育的当代意义，有利于揭开遮蔽的现实问题，将视角投向新时代，关注个体的经验走出历史与未来的宏大叙事，并获得沙孟海书法与书法教育理念持续影响当代的合理性。

沙孟海以当代书坛泰斗的地位与教育家、学者的桂冠并称于世，他的书法理念与书法教育一脉相承，两者都源于沙孟海的学术思想和课堂教学实践，二者相互促进，更是相互影响。他将书写的实践经验转化为高等书法艺术教育活动，同时他的“书法教育思想，正是先生书学理论在近八十年创作实践书法教育活动中的延伸和体现”， 开创了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化体系，为当代书法及书法教育树立了典范意义。其一，沙孟海主张要继承传统，在他的自述当中详细介绍了怎样继承传统，提出了“转益多师”与“穷源竟流”的学习方法，“转益多师”即与古为徒，“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并解释“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 并进行了举例说明，这体现了沙孟海在书写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上需要继承传统。对当代书法而言，继承经典碑帖的笔法与技法是对继承正统书法的底线要求，根据书法技法发展的逻辑要求，保障了书法在外在形式上的法度绵延性，为培养创作意识向书法艺术转变提供了可能。其二，沙孟海在主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紧跟时代要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总形势，尤其在面对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要在书写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创新。在沙孟海看来：“唐朝人离不开唐朝的风格，宋朝人离不开宋朝的风格，这是时代风格。中国人离不开中国的风格，日本人离不开日本的风格，这是民族风格。今天，大家都在注意创造新风格的问题。个人看法，新风格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集体努力，自由发展，齐头并进，约定俗成，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丢开传统，是不可能从空中掉下一个新风格来的。” 沙孟海在书法传统问题上主张尊重书法本质，在对古典书法传统的延续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但这种创新并非凭一己激情的迸发与想象而得来，它是通过对传统的深入提炼，自然而然的与时代精神融合而来，这种融合是“有意无意”创造出来的，“有意”在于对传统的继承，“无意”在于能自由出新。将书法的书写知识与时代结合，一方面体现创作个体对时代文化的认可与实践，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书法自身的先进性，只有笔墨随时代才能使书法在历史中呈现它的意义。创作者才能在书法的新风格中显现其内在价值，只有创造出有价值的创造之物才能体现书法本质的轴心力量与文化理想。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书法以本民族文化风格区别于其他民族风格，以此渴望得到民族身份确认与认同，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自由创新都会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隅，进入到新时代的“文化认同”中去。其三，将书法的实用书写技能与人格特质相结合，以此显示当代书法的艺术性。书法作品的呈现如果仅仅停留在融合多种技法与构成技巧的结合上，那并不能体现书法的艺术性特征。当今书法作品有的只呈现出对单一技法的展现，此种作品说明书写者在书法的实用性书写技能上还没有过关，呈现的书法作品不够丰富；有的是多重技法的展现，而这种炫技式书法作品缺乏风格；有的依托于外在技术性手段，通过剪裁装裱、笔墨浓淡变化、书体搭配等样式展现作品的形式，缺乏艺术文学修养、传统文化思维、审美情趣等人格特质方面的内容，只能将其称为书法作品，而不能称之为书法艺术。因此，书法的艺术性在于通过重技重人，展现丰富的人格内在修养，传达个性，只有做到了这些，一件作品才可称为艺术创造。书法艺术体现于风格及个性的创造，沙孟海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中指出：“王羲之生在东晋时代，真、行、草书突过前人，号为‘新体’。颜真卿崛起于中唐时代，承接北齐、隋代雄伟一派的书风，开辟新路。清代邓石如‘以隶笔为篆’（康有为语），也是新创造，给后人不少便捷。” 开拓精神是展现与发展书法艺术的根本，在需要创作热情的同时增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滋养，在遵循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关注人格特质与综合修养，结合新时代将书法艺术创作上升到内在人格的外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