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沙孟海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徐 清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是沙孟海青年时期确立的学术志向所在，也是其整个学术体系和知识架构中的重要支柱。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甲骨、简牍文字的出土和中国考古学的逐步确立，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外学者在文字演进史、比较文字学等领域各有新的创获，沙孟海对此不由发出“学术进步，一日千里”的感慨 。十数年间，沙孟海虽因辗转沪、杭、穗各地及诸种事务的烦扰而难以完全静心治学，但他仍然深怀“与海内外通人竞驰争驱”的自我期许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孟海尽己所能、及时跟进学界的新成果，制定相应的阅读和研究计划，逐次整理和撰就了系列语言文字学研究论文。20世纪40年代初，沙孟海避居重庆、身染疾患时，依旧念念不忘语言文字学研究、祈盼来日再续。他在致友人丁山的一封信中述说道：“文若学殖谫薄，兼牵尘事，浮湛廿载，百无成就，自惟于语言文字之学粗窥门径……异时海宇廓清，翩然东返，便当解脱鞅靽，修吾初服。”

下文以沙孟海日记和刊发的学术论文为据，略举数端，以揭明青年沙孟海在汉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视野所及和学术抱负。

汉字形体演变研究

1.贯通古今，纠近世文字学研究之偏误

《兰沙馆日录》1929年9月13日云：

前年，余欲为《字形嬗变研究》一文，附论近世谈文字学者之误点有二：（一）文字学之涵义至广，而今人犹断烂甲骨、许书，不更道分隶以下只字，此字原学耳，何得窃此大名？（二）自胡适倡文学革命论后，时人均知白话文为现代文学之正体，而目古文为死物，但言文字学者犹一本“六书”，至多不过引金文、甲文，反许书之误失而已，从不闻有目现代通用文字为进步者。

沙孟海认为，近世谈文字学者在认识上存有两方面偏误：一是只研究隶书以前的字体字形，忽略了隶书以后的发展，将文字历史割断。关于这一点，沙氏次年9月的日记中再次提道：“前辈笃守许君旧说者无论已，其余研习金文、甲骨之士，大氐疏于许学，隶楷以下更不过问，猥云治文字学，实文字学中一小部分耳。” 二是依据“六书”说解文字，即使引甲骨、金文纠正许慎《说文》中的误失，但在根本的文字史观念上仍然唯古是尊。有鉴于此，沙孟海于1927年尝试撰写《字形嬗变研究》一文，意在纠正上述偏误。

清末民初以来，“许学”（或谓“说文学”）在学界的地位发生巨大改变，由过去的备受尊崇到屡遭质疑乃至否定，呈现出两种极端倾向。质疑者时以新出土的甲骨文以及钟鼎铭文为证，指摘《说文》字形、释义上的舛误，因此极大地动摇了这一经典著作在文字学者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促发了新一轮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但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在学术积累上的不足和某些不良的治学倾向。顾廷龙《说文废字废义考叙》（1932年）云，“时值举世学者侈言研究古文字，惟从甲骨文、金文求之，薄《说文解字》者东汉书耳，不足以言古焉”，然而“观诸家释字，别创理解、新奇可喜者固不少；而言人人殊、牵强附会者亦甚多” 。章太炎《理惑论》亦云：“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章太炎指斥甲骨为伪，并非完全出于顽固守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于当时学界“好其多异说而恶其少异说”的风气。 20世纪前后的学者除了对甲骨文的可靠性和可利用程度颇有争论之外，对于金文也是意见不一。如张之洞、李文田、康有为、叶德辉、章太炎以及新派人物毛子水和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等，都曾对金文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由此，沙孟海的批评，可以理解为是对文字学研究导向、研究方法的一种纠偏，他强调研习金文、甲骨仍需以许学为参照和根柢，避免孤立、牵强的解释，文字学研究也不应无视汉代以后的文字发展史。

2.取鉴考古学，系统整理、比照各体汉字

1930年4月，沙孟海在广州任职国立中山大学预科教授期间，撰就《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此文随即刊发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同年第2集第125—128期。文中，沙孟海不仅围绕隶、草书的胚胎期和成熟期进行论证（尤以1914年出版、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力编著的《流沙坠简》为主要材料来源），还提出一个更宏观的文字史研究构想，即观察古今所有的中国各体文字（包括从籀篆到隶草、从正体到俗体），揭明其演变历史和过程。针对这一构想，他进行了最初始的尝试，即选取“漆”“叔”“辨”三个例字，分别绘制树枝状系图，辅以简明的文字，以说明它们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字体面目出现的演变、分化。沙孟海的这一构想和尝试，显然是受到考古新发现和甲骨文研究新路径的影响。

1929年至1930年前后，沙孟海对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并从董作宾、闻宥等人的甲骨文字整理中得到重要启发。《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刊出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一文，其中列有一个“吉”字演变系统表，该表是根据安阳发掘新得甲骨中的二十余种不同字形，更参以《簠室殷契类纂》及《殷墟文字类编》中所录，校其异同、排比而成。文章指出，甲骨卜辞中的“吉”字虽然字形变化多端，但经仔细比对，“甚可见其极有趣味之演化系统，于此更可知其变迁之由来已久，决非短时期内所能有” 。将这一“吉”字演变图与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中的“漆、叔、辨”三字系图做一对比，后者受前者影响的痕迹明显可见，只是沙氏编入系图的字体不限一种，而是包括了篆、隶、楷、草等。闻宥在《研究甲骨文字的两条新路》中以贞鼎一系为例，对“型式学”方法的介绍和运用，也让沙氏深感探求各体文字变化规律、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在篆、籀方面，当时国内已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而隶、草方面，相关整理还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以隶、草作为研究重点，是沙孟海在了解上述研究新动向基础上的自觉选择。

沙孟海1930年10月的一则日记又提及：“董作宾《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一文，可见中国文字学之突进，有几点与余前《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所说默契。” 何谓默契？参阅董作宾原文意旨，或可明白沙氏此言所指。董氏《甲骨文研究之扩大》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文章虽以“甲骨文”为题，论述内容并不局限于此，实则多关乎中国文字。概而言之，沙、董二人的契合之处有三。首先是文字考释、研究的路径和方向。董文提到，目前学界做文字考释的人很多，但还有两条要路，是大家不曾走过的，一是字形增减变化的公例，二是部分形体所代表的意义和他的沿革。 “吉”字演变系统表即是针对第一条路径的尝试，而沙孟海的“漆、叔、辨”三字演变图也是基于同一考虑。其次是文字的大规模系统整理。董文论及：甲骨卜辞今后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其中专就文字而言，应该做一个大规模的整理，先以“甲骨文字汇编”为第一步骤，再作索引和分门别类的整理，进而以“契学”为基础，建设殷商一代的文化史。 沙孟海前此已怀有整理各体文字的宏愿，读到此处，亦当是心有戚戚焉。第三是中西文字的比较研究。董文曰：“中国文字外来之说，早已甚嚣尘上，然欲解决此问题，自非取古象形字，彼此比较，以求他们有否因袭的关系不可……而苏谟尔古象形字为西方文字的起源，尤当以甲骨文中象形字与之比较研究。” 而沙孟海也以“比较文字学”作为自己将来的研究重点。

沙孟海对董作宾此文的重视，除了源于上述观点的契合之外，更因由此窥见“中国文字学之突进”。甲骨文研究从一开始的文字学、古史学领域向考古学的不断挺进，从最初的文字研究到实物观察，再到地层考察、同出器物的比较，乃至他国古学的参考，展现了近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和特质。但同时，甲骨学仍在起步阶段，时人治学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一面把眼光缩小，要精密的观察，自己向秋毫之末来找问题” 。青年沙孟海虽然没有条件如董作宾等参与到考古发掘、甲骨研究中，但在对学术新气象的敏锐感知和种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亦怀有“与海内外通人竞驰争驱”的高远志向。

《中国文字学史》编撰计划与“比较文字学”研究构想

沙孟海在1930年9月29日的一则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近来认定为学之途径，以文字学为主，以吾性与相近故也。微俸所入，拟随时购备关于此类之书籍。无锡丁氏所辑《说文诂林》首须购得，然后旁及许慎以前字书，与夫许慎此后不见采于《诂林》之书（宋、元、明字学书，什九未采入也），期以三数载读阅完竣。同时着手编著《中国文字学史》，五年之内当可勉强成书。今世谈文字学者众，顾尚无人为此业者……余之为此，着眼较大，将来心力有余，当兼研究比较文字学。

从日记时间来看，沙孟海此时正在杭州。而此前约一月有余，他刚从国立中山大学预科辞去教职北归。由这段自述可知，沙孟海的分阶段治学计划是先从编著《中国文字学史》开始，进而拓展至“比较文字学”研究。沙氏的这一想法，当是受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的启发。在略早的日记中，沙孟海明确提及：“火车中看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商务新出版，凡两册，涉阅一册有半。作华、埃古文之比较研究，辑有成书者，此为第一部……在文字学上不无价值。下册征引材料欠选择，此其缺点也。”

蒋善国，毕业于南开大学，1925年秋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助刘寿民、梁启超两先生教于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 1928年初，他撰《〈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自序》表明著述主旨：“中国之文字学，自汉迄今，代有著述。而皆囿于许学，未敢远图……上古悠邈，史不足征，中国古物发见虽夥，而求三代以上先民文字之刍形，尚不可得。是非旁求西欧所发掘原始人类之创造，无以知中国文字创造之历程……清季以来，对于金石甲骨之文，虽多专著，而本之以成一有统系之文字学者，迄今尚邈无其人。今特远参欧土原始人类之迹，以探中国未有文字以前创造文字之历程，博考近代所发见之古物，以求中国文字本身之构造。” 该著分上、下两编，下编“中国文字之构成”以“六书”为线索分章论述，条理清晰，然无甚新意，上编“中国原始文字之探索”却颇有价值，比如：借鉴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史家的学说和理论，探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借助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尚波林的埃及文字研究著述、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在克雷特岛的文物发掘等，将埃及、克雷特等古邦国以及北美印第安诸氏族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古文字进行比照，探求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沙孟海阅读此书后，对蒋善国将中国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的方法颇为赞赏。其实早于蒋善国之前，已有学人做过一些中西古文字比较的工作，例如1921年出版的华学涑《国文探索一斑》中列有《华埃比较表》《华巴古文比较表》，蒋善国充分吸收了这一成果，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标明，因此沙孟海也有可能了解此书。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尚属初创 ，沙孟海祈望自己将来能在此领域有所深入和开拓。

现代语言学视野下的助词研究

沙孟海现存文稿中，《助词论》一文以“篇幅之长、耗时之久、引用资料之多，耗费精力之大” 而尤显突出。全文约一万五千字，对助词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追索，对其因革嬗变的过程和原因进行考察，根据助词的演变，分期梳理、依次诠释。其中除了第六部分补写于1936年之外，其余内容撰于1930年夏，其间又经多次补正和修改。 沙氏本人对此文非常自信，称“凡所著记，多为以往学者所未措意，而其事实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者所不可不知……余书虽未必即为定论，若夫床屋之诮，庶几知免” 。

沙孟海的助词研究，既有传统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基础，依凭“六书说”和古音学知识解释助词的产生和使用，又有现代语言学、文法学的知识视野，尤其是受到晚清学者马建忠所著《文通》的显著影响。沙孟海在文中评述马建忠“始依欧西文法而著《文通》，厥后踵马氏而为之者，不下数十家。助词一门，要不逮马书称论之详赡” 。马氏《文通》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一部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著作，它通过引进西方语法学，第一次完整地构建了汉语的语法系统，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文通》问世后，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盛赞其“创前古未有之业” 。此后学界虽有批评意见，如杨树达1929年发表《马氏文通刊误》，对其模仿西方语法颇有微词，但《文通》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影响终究无可替代，正如朱德熙所言：“《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语法而为人诟病。其实，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 20世纪一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批评，也几乎是以对《文通》的评论为主线。相比而言，沙孟海1930年对《文通》的接纳和评价较一般学人更为通达、客观，且能抓住其中颇具汉语特点的“助词”类进行生发和拓展。

除了《文通》，沙孟海对当时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也有所关注，并借此了解西方语言学理论，在中、西文之间加以比较对照。例如，沙氏分析汉语中音节与文字的关系并非完全一一对应时，引述了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次出版的胡以鲁《国语学草创》一著的内容。《国语学草创》是中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在中国传统语言学转向现代语言学的过程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全书重点阐述汉语的发生发展、汉语在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方言与标准语的关系、汉语与汉字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并一一引介了西方近代语言学家葆朴、洪堡特、叶斯柏森等人的理论。 沙孟海正是从上述具有近现代学术特征的语言学著作中，探寻汉语研究的新内容和新方法，围绕助词展开“历史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与转型的进程中，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相互激荡，新学术新思想伴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得以迅速传播。此时的沙孟海已从浙江鄞县的一方山野僻壤走出，经由宁波迈向更大的天地，辗转于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都市之间，广交师友，识见日丰。尤其是在任教国立中山大学预科期间，沙孟海与周围的学者同事互为启发，在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获益匪浅，并立意从今往后以此为治学主项，胸怀远志、勉励奋进。在此后的研学、治艺生涯中，沙孟海始终志向高远，不哗众取宠、冀名得利，不信从流俗、自限门户，坚守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和精神，以丰厚的学术积累和不凡的人生识见，成就其一生的学术和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