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戴家祥先生曾致函沙孟海先生为其业师王国维先生之墓题写碑记,本文重新爬梳过往与此相关的史料,讲述沙孟海先生题写《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始末,让这段平时被忽略的、缺席的和边缘的往事重新涌到读者面前,以示纪念之意。
王国维先生墓碑记(油印件)
浙江省博物馆藏
“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开幕式现场
沙孟海各种画册、文献、档案
庚子岁末,一场堪为自1993年北京沙孟海书法篆刻艺术展以来具有新的里程碑式意义的纪念盛会——“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正式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有关沙翁的各种画册、文献、档案渐次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作为众多工作人员中的一分子,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这场备受瞩目的展览的筹备工作。在拟定展品的过程中,一幅幅满载历史记忆的书迹被徐徐展开,或因笔者曾于旧文《书信里的民国文人朋友圈轶事——品读沙孟海书学院藏名人手札》(见2020年《名家:吴昌硕·黄宾虹·陆维钊》)中略谈过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戴家祥 先生曾致函沙孟老为其业师王国维先生之墓题写碑记之事,在得见《王国维先生墓碑记(油印件)》这一旷世之作时感念良深,怀旧的心理亦随之在悄悄积聚。本文重新爬梳过往与此相关的史料,讲述沙孟海先生题写《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始末,让这段平时被忽略的、缺席的和边缘的往事重新涌到读者面前,以示纪念之意。
先谈谈戴君家祥先生与沙孟海先生的交游关系,依然从沙孟海书学院馆藏的《戴家祥致沙孟海书》说起。幼和先生开篇曰:“久未奉候,未知杖履如何?回顾昔日羊城之游,陈迹宛在。不料光阴如箭,弟亦年逾八十,先生年长,估计将开九秩。惜无献畴机会,甚为怅怅。”由此可知,幼和先生和孟海先生昔日在广州曾有过一段交谊。1929年至1930年期间,沙孟海先生曾南下广州出任国立中山大学预科教授,莫非戴氏函中所言“羊城之游”或缘于此?幼和先生晚年撰有《戴家祥:我的自传》一文,详细记述了自己的生平行迹。据文中所载:“王老师去世后一年,梁任公先生也身故了。我想出国留学没有成功,要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个工作,却被推荐到中山大学当副教授。” 由梁任公逝世于1929年1月19日推测,戴家祥先生竟和沙孟海先生几乎曾在同一时间段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此外,笔者遍阅《兰沙馆日录》后发现,戴、沙二公竟曾共事于同一课目组,与当时亦有卓越之才的学界翘楚,如容肇祖、伍叔傥、黄嵩年、闻宥、李翘、段凌辰等等,同为国立中山大学预科国文组课目之教员也。兹摘录1929年10月1日和10月2日两则日记,如下所列:
戴家祥致沙孟海书
沙孟海书学院藏
叔傥今日到,晚与野鹤同过看之,坐客甚多,有李孟楚、戴幼和、段凌辰与叔傥同来,皆新同事也。
预科国文组开教务会议,到者计八人。伍、容、黄、闻、李、戴、段及余。
沙孟海先生像,摄于1929年
国立中山大学前身为国立广东大学,由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立,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26年先生逝世后,学校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短短几年内,名家大师荟萃,饮誉海内。此时,戴家祥先生和沙孟海先生皆因醉心于古文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文采风流,辉映一时,成为了并案而坐的同事。在羊城的一年间,他们不仅以各自精湛的学术造诣熏陶着莘莘学子,亦由于性趣相契,授课之余尝探讨治学,唱和赠答,以学问文章互勉,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遗憾的是,1930年至1931年间,二公先后辞职北归,离开了中大。就笔者浅陋目光之所及,此后数十年间,两位先生声名日渐隆盛,却彼此天各一方,除偶有书信往来外,鲜有“献畴机会”,令人扼腕。戴幼和先生与沙孟海先生的相识、共事虽未逾一年,然戴公及至耄耋之年仍对沙孟老的艺术学术造诣感到由衷的钦佩,诚如其在《戴家祥致沙孟海书》中所言:“当代学人,书法艺术负有时望者,当推公为鲁殿灵光。”
沙孟海《兰沙馆日录》,1929年
私人藏
1927年6月2日,一个沉思的身影带着几分破釜沉舟的决绝转瞬消失于昆明湖中,默然离去,令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此人便是20世纪驰誉中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海宁人。先生学贯中西,著述宏富,于文学、哲学、训诂学、教育学、考古学、史学、古文字学、经学等诸多领域无不通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文化巨匠,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开创和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沙孟海先生虽未能亲聆雅教,但对静安先生的治学颇为敬仰,称其“博涉群书” ,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学无不“实事求是,左右逢源,体大思精,成就甚卓” ,尤其是对王氏在甲骨学上的贡献赞誉有加,认为“近世言甲骨者,必属罗王”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系及人类学系的古典文学、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在他的一份长达十六万言的授课讲义——《中国古器物学讲稿》里,客观、充实、有序地引录了诸多静安先生关于甲骨学的重要研究著述,如《观堂集林》《古史新证》等等,将其作为自身在古器物学、考古学、金石学领域必备的阅读材料和知识储备。沙孟海先生对散见于《观堂集林》中的三篇著述尤为叹服,曾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三篇,实为其代表作,亦即王氏平生之惊人杰作。” 他甚至认为,《殷周制度论》“议论至伟”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大体可悬诸日月者也” 。笔者曾致电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问询,得知在1996年沙氏后人捐献给省博的凡千余册沙老藏书里,《观堂集林》《古史新证》及《王国维学术论文辑》等王氏著述均列其中。沙孟老之于王国维先生学术研究成果之关注与仰慕,可以概见也。
沙孟海《中国古器物学讲稿》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26年秋,戴家祥先生投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认“王国维先生为指导老师,专业方向为‘金文甲骨之研究’” ,成为了王国维先生的入室弟子。师从静安先生之后,王氏对幼和先生循循善诱,悉心教诲,情同父子。然而世事难料,谁也不曾想到当幼和先生初登青山心怀鸿鹄之志时,却已离王氏蹈水不足一年矣。追随业师虽一年未逾,然师恩似海,即便历经了数十载的颠沛流离、浪迹四海之后,戴幼和先生心中亦未曾忘记自己师承的是一生钟情金文甲骨的王静安先生,集几十年之功,编成了一部可以流芳千古的金文典籍——《金文大字典》,不负王氏所愿。
王国维《古史新证》,1935年
王氏既殁,是年七月被安葬于清华大学校内东侧七间房。越二年,清华同人立《海宁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于校园内,以示哀思不忘。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拟式,李桂藻刻石,刘南策监工,堪为六美具焉。
既已立碑,何以再有沙孟老为王国维先生之墓题写碑记之事?其中缘由,笔者于《书信里的民国文人朋友圈轶事——品读沙孟海书学院藏名人手札》一文中已有说明。为叙事齐整,在此补充。原因有二:其一,纪念碑与墓碑性质不同,全然二物;其二,王氏墓地无墓碑,以致并无一点标志。《戴家祥致沙孟海书》曰:“1960年1月,清华大学扩建校舍,将其墓地圈在校里,并为迁葬在‘福天公墓’,但是墓地并无一点标志。王师后人和北京市文物局商洽结果,允许王氏子孙树立一座墓碑,公家可以出钱。”由此可知,王国维先生沉湖后归骨清华,本该长眠于此,然学校为扩建校舍,于1960年1月“将其墓地圈在校里”,王氏之灵被迫迁至京西福田公墓。历史学家邓之诚于1959年12月17日所记的一则日记曾记录此事:
午睡起,王仲闻惠然而来,可谓佳客。言其尊人静庵先生墓须改葬,伐树可得千余金,足敷封树之费,久坐而去。
王仲闻,名高明,以字行,系王国维先生次子也。据幼和先生所言,迁灵之后王氏“墓地并无一点标志”。令人费解的是,若真如邓氏所言,“伐树可得千余金,足敷封树之费”,王氏后人何不在迁墓之时就及时为其竖立墓碑?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抑或并无此笔“动迁费”也未可知?实则不然,“动迁费”一说,确有其事。王国维先生曾孙、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王亮先生在得见邓氏此则日记后也曾询问其父,他在《能销今古闲哀乐——曾祖王国维先生庐墓记》一文中写道:
墓地松柏历数十年均已成材,这笔“动迁费”可谓相当优渥。笔者曾执日记此则以询家父王庆山,父亲告以当时观堂子女在京者仅祖父王高明(字仲闻)一人,祖父说此款决不可子孙自用,除五百元用于延工重立墓碑,余款悉数赠与守护墓区多年的一位老人。祖父所立此碑似未有影像留存,在当时情境下,可以想见形制、文字均简略。
沙孟海《行草曹操诗卷》
沙孟海书学院藏
综上所述,王国维先生当时唯一在京的次子王仲闻先生亲手操办了1960年王柩西迁之事。他在获得一笔优渥的“动迁费”后,不敢将此款留作自用,而是“除五百元用于延工重立墓碑,余款悉数赠与守护墓区多年的一位老人”。由此亦可知,迁墓之时曾立有一碑,或因此碑“形制、文字均简略”,久经风霜后不觅踪迹是也。正因如此,王氏后人和北京市文物局商洽决定公家出钱,委托戴家祥先生出面,致函沙公为静安先生之墓题写碑记。戴氏写道:“兹有一事为老友一言……我考虑当代学人,书法艺术负有时望者,当推公为鲁殿灵光,敢为乞请。一为王师留下永久纪念,二亦考虑到‘艺为人重’是历来评艺标准。”傅山论书有云:“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书法一艺,贵能德才并重,此事千古依然。幼和先生推沙翁为“鲁殿灵光”,并将题碑之事托付沙老,除了景仰其书名显赫外,更是感佩其为人、道德、品格之卓越也。
关于题碑的具体要求,信中亦有说明:
墓碑规格计长1.5米高,宽0.8米。碑文正面写“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右首写“公元一九八五年立”,左面写“鄞县沙孟海敬书”或者其他方式,亦请多出主意。碑文写在背面(背阴),只言学术,不谈政治,估计字数不多。至于字之大小,悉听尊便。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现代科技,绝对不会走样。
此时的沙老已臻高龄,非但欣然受命,亦谨遵戴氏之意,对墓碑正面的布局方式略做调整:一是将右首“公元一九八五年立”一行挪至左面,改为“公历一九八五年孟秋之月”;二是将落款“鄞县沙孟海敬书”,改为“后学沙孟海敬题”。如此布白,既使得此碑愈加文雅,又能够传递沙老对静安先生的敬重与景仰,让人不得不敬佩沙老的周全考虑和良苦用心。作为静安先生的入室弟子,戴公被推举为背阴《王国维先生墓碑记》撰文,但此时尚未起草,只是强调“只言学术,不谈政治,估计字数不多”,言:“至于碑文内容,弟亦不辞谫陋,容再请王氏后人斟酌之后,再由邮请正可也。”
碑文定稿后,洋洋洒洒,共计1035字,八十六岁的沙翁一气呵成,以一日之力写就了这幅堪称楷书典范的博约之作。细观此书,笔若扛鼎,墨沉似铁,字字如巍巍高山之屹立,乃沙翁人书俱老之杰作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笔者翻阅《沙孟海全集·书信卷》时发现,沙老于1985年8月至10月前后写给亲友的三通信函中,竟提及此时身体正遭受着因连日顽强的低热而带来的折磨。莫非此书是沙翁于病中所作?引三通信函,列叙如下,以便对照。
其一,9月5日《沙孟海致马国权书》曰:“我于三日住入浙江医院二二二号,全面检查。……进院前赶好《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全碑一千多字,已寄发付刻(王氏家属向北京当局请示后由戴家祥撰文,我书丹),此是难得的历史文献,我准备放入上海书画出版社正编辑之书法集中。估计住院日子不会太短,近日来示寄医院为便。”
由信中“赶好”二字,可推沙老书写《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应在8月下旬,随后于9月3日住入了浙江医院全面检查,并且预知“住院日子不会太短”。
其二,8月28日《沙孟海致陈修良书》曰:“我自本月四日以来,一直有低热(每日三十七点三、四),西药、中药、挂大瓶打针都未见效。医师嘱我住院检查,日内就进去。”
此函道出了病情:沙公自8月4日以来,一直为不明原因的低热所困,每天体温都在“三十七点三、四度”,且尝试各种常见的治疗方法后均未见效,故遵医嘱入院进行全面体检。
其三,10月1日《沙孟海致陈修良书》曰:“我于本月九月三日入院,顽强的低热,经一个月的检查,于九月下旬似慢慢有些眉目。原来早晚体温皆三十七点三、四,九月下旬开始下降二、三分。现在还是一面检查,一面治疗,检查完毕之后医师当有结论出来。将来再奉告。”
结合三通信函可知,持续近两月的低热给沙孟老的身体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试想纵然体力如我辈之年轻人亦恐难以经受如此“折腾”,何况年近九十且身体虚弱的老者乎?笔者询问沙老家属后了解到,事实上沙老晚年不少作品均是在医院写就的。为避医生耳目,先生常常夜半起身,伏案而作。即便是在力不从心之时,亦常常难以清闲,不禁令人由衷感叹沙老有着何等过人的惊人毅力和气魄!大家风范,实获吾心。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将《王国维先生墓碑记》编入《沙孟海书法集》出版,此作一经问世,便风靡书坛;1998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将此碑墨迹影印成字帖发行,直至今日亦为众多书友奉为圭臬。
沙孟海题写《王国维先生墓碑记》,摄于1985年8月
《戴家祥致沙孟海书》函末有云:“如何之处,统希面告雪克同志,拜感无既。”可见,此通信函并非邮寄,而是幼和先生托人赶赴杭州面呈沙翁的。函中所言“雪克同志”为何许人也?查阅得知,雪克先生是幼和先生的挚友。1952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从事教育工作,曾历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1983年,调入古籍研究所,整理研究先秦两汉文献。他因研究所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孙怡让遗著整理和研究”与戴老结缘,常有书信往来,多年未断。1985年6月,此时戴家祥先生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雪克先生身在杭州,与戴老情意殷殷且多有书信联络。当幼和先生想托人将信函面呈沙老时,雪克先生便成了戴、沙二公沪杭两地之间的通讯联络员。雪老晚年撰写了一系列学林漫录之作,或怀念师友,或追忆往事,透露了诸多时代细节。今年2月,中华书局将这些所撰忆旧文字结集出版,名为《湖山感旧录》。书中收录了《往事已矣、记忆留痕——重读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牍后》一文,重温了戴、沙二公的这段往事。文中写道:
某年6月5日来函,先生言及北京文物局同意为先师静安先生坟墓立碑,碑文由戴公撰作,想推荐书法名家沙孟海先生写字,嘱我就近代为联系落实。沙公为当代书坛泰斗,是当时西泠印社社长,社会名流,笔润已按字论值,整篇文字,价自不菲。一无经费,私人实难承担。虽有戴公信函,不知二公私交,商洽能否如愿,难以自必,未免心存疑惑。那时,自己正因病住在浙江医院,行动不便,因嘱一位研究生代我趋府拜谒。回告是:沙公一口应允,谓“蒙戴兄看重,能为静安先生碑文握管是我的光荣,说什么润笔”。想不到,就这么顺利办成了。闻之甚幸,甚慰。
沙孟海《一日千载》
由上可知,雪老因病虽未面晤沙老,却对此事印象显明,神驰不已。沙孟海先生逝世已近三十年了,文中诸老也多已驾鹤西去。双甲子的良辰吉日之际,我们作为后来者,带着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怀念,为书坛泰斗的纪念活动贡献一瓣心香。斯人已逝,托体同山,人生海海,本也自然。然世事沧桑,回首不胜唏嘘。有学人言:“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祁望再造辉煌之眼下,蓦然回望那个中西文化激荡、名家大师云集的时代,戴、沙二公尽显学人之胸怀坦荡,此份温暖的情谊终是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