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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研究近代美术史的专题读本。然而要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殊为不易。因此不敢涉足。粗略想来，原因有三。
首先是陈援庵先生告诫的：“今日宜造成为学问而学问，养成研究学问之风气。”又说：“近代史太难作，史料散漫不集中，难作。”
先生大概是提醒我们，资料少了不易对付，资料多了其实更不易对付。因为它们散落各处，罕能周全，难以统摄贯穿。要在繁杂的文献中有以独举，就不得不运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所谓的
Frustra fit per plura quod potest fieri per pauciora
[以简御繁]，所谓的
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
[避虚就实]，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施行起来，极不容易。此其一。
其次是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套用《文史通义》论文德的话：“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当代学者，大都生活于承平盛世，而所研究的近现代则是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离我们虽近，但却情势迥殊。即当时之人，亦未必能得真解，何况我们未睹蒙尘枳道，未膺狼烟哀乱，笔下难有沧桑波澜，故同情之了解不易做到，同情之了解的理想境界更不容易达到。并且同情也不是移情，而是去建立一个合理的历史情境。此其二。
最后，我想引用内梅罗夫[Howard Nemerov]的诗 To Clio, Muse of History 的最后几句：
But tell us no more
Enchantments, Clio. History has given
And taken away; murders become memories,
And memories become the beautiful obligations:
As with a dream interpreted by one still sleeping,
The interpretation is only the next room of the dream. [1]
当事者的个体记忆必定会消失，被历史女神索回；而由他人建构和阐释的记忆，则能够变成beautiful obligation ；某种程度上，研究近现代艺术比研究古代艺术更容易编造美丽的枷锁。而抵挡这种“美丽”的诱惑，是研究者的责任，也是良心。此其三。
美术史是文科中最难产生杰作的领域，以其最难研究之故。而近现代美术尤为其难，既容易看朱成碧，又容易制造“美丽的”枷锁，更何况当代学风浇漓浮动，诪张繁兴。陈寅恪先生尝概括王静安先生的治学方法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静安先生研究的是古史，我认为研究近现代美术史，“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研究吴湖帆、黄宾虹需懂古代艺术；研究徐悲鸿、潘天寿需知外来观点；研究苏曼殊、弘一，需通异族典籍。顺手举几例，即可知研究近现代美术史之难也。今《名家》知难而上，兼容并蓄，旨在发扬近现代美术的研学风气，令人格外期待。稍述感悟，以作小引。
[1] The Collected Poems of Howard Nemerov , Chicago, 1979, 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