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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嘉德秋拍傅抱石经典名作《大涤草堂图》以加佣金1.38亿元的成交价再次引爆艺术收藏界和书画圈。“傅抱石”的品牌效应和价值体现再一次得到有力的印证，作品本身带来的艺术感染力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往往鲜为人知。经过沉淀后的思考滤去的是喧嚣与浮躁，回归理解傅抱石艺术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对作品的解读和诠释，我们就从这张脍炙人口而又弥足珍贵的传世佳作中去细细品味“傅抱石”无穷的魅力。
傅抱石《大涤草堂图》为立轴，纵84.5厘米、横58.5厘米，纸本设色，1942年3月作，上有题识：大涤草堂图（篆书）。石涛上人晚岁构草堂于广陵，致书南昌八大山人求画大涤堂图。有云：平坡之上，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此即大涤子大涤草堂也。又云：请勿书和尚，济有发有冠之人也。闻原札藏临川李氏，后展（辗）转流归异域。余生也晚，不获睹矣。今经营此帧，聊记长想尔。民国三十一年春于重庆西郊，傅抱石（小楷）。有钤印：白文方印“抱石长年”，朱文印“抱石斋”。
石涛致书乞八大画的交往史料，实际来自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一封石涛致八大的信札。此信札原为张大千旧藏。有趣的是，2019年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策划过一个馆藏学术研究展“天潢贵胄——从馆藏石涛、八大山人合绘《松下高士图》谈起”，展览通过一幅刘海粟美术馆馆藏石涛与八大山人合作《松下高士图》的鉴藏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对比和阐释，细致而详尽地揭示石涛与八大山人交往、交流及相互关系的种种史实真相，并把张大千藏鉴、造史、作伪的种种案例巧妙地发掘出来，重新讲述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其中涉及这封信的内容几乎就是傅抱石创作《大涤草堂图》的“史实”源头：“……济欲求先生（指八大山人）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
这段史实的真实性即使在民国时期也令人心生疑窦。据策展人沈虎得出的论断：“张大千曾经收藏此石涛致八大求画《大涤草堂图》信札，给他伪造提供了依据。”扑朔迷离的信札，真假难辨的画作，围绕张大千的历史悬案至今还未明晰，学者们毋宁相信是“游戏之作”：“现在世间流传几件石涛与八大合作的画，经过专家考鉴，基本上是张大千按信札内容所仿制的游戏之作。”
只不过有张大千仿作嫌疑的数幅“大涤草堂图”在画史上并无太大分量，或是学术界证伪的凭据，或是研讨张大千造假水平的谈资，但仅凭一个近乎传说的史实而创作出画史上的经典名作，恐怕只有傅抱石的《大涤草堂图》了（后文详述）。究其原因，我认为三个要素起到重要作用：金刚坡下、石涛史画、悲鸿品评。
傅抱石《大涤草堂图》
私人藏
《致八大山人信札》封面（张大千题签）
清 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据《傅抱石年谱》载《大涤草堂图》作于1942年3月，也就是傅抱石艺术迸发并成熟的壬午年。但凡了解傅抱石艺术经历的人都应该知道傅抱石在壬午年前后四川重庆金刚坡下的抱石山斋中的天才创作，这是其个人绘画风格形成、成熟，并获得巨大声誉的最重要时间节点、历史场域之一。而在重要的节点中产生的重要作品，无疑是产生传世之作的关键要素，《大涤草堂图》符合上述所有条件，这些撑起其在美术史上的赫赫声名。众所周知，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一直以来受到业内认可与市场追捧，关键一点在于其对笔墨的创造性发展，即对“散锋笔法”的精深理解、学术梳理、圆熟运用及相关技巧、程式的风格化表达。很多人痴迷于“抱石皴”的苍茫峻厚与水渍墨韵的淋漓畅快，尽管对“抱石皴”的学术说法仍有商榷异议之处，但傅抱石的山水画出了“那气势雄伟又多雾滋润的山峦，植被繁茂，又可见山骨嶙峋的复杂结构”，正如傅抱石自己坦言：“至于这种皴法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看画的效果。”
傅抱石全家在重庆金刚坡下“山斋”合影（约1941至1942年摄）
傅抱石全家在重庆金刚坡下“山斋”合影（约1941至1942年摄）
傅抱石确实没有辜负四川的山山水水，就以这张《大涤草堂图》来说，雄健沉厚的笔势与淋漓古雅的墨色相得益彰，乱头粗服中不失精微谨严，全画隽秀蕴藉又不失撼人气魄，它折射出抗战时期寄寓在巴蜀之地的傅抱石对中国美术精神的自信与自强，只有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和自然条件下才会激发出画家“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展露出画家亟待的“中国画需要快快的输入温暖”，践行着画家具有的高度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永远都是阔大的”
。或许是时代选择了傅抱石，或者是傅抱石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背景下才情挥洒，让这幅《大涤草堂图》具备了能够反映时代、见证历史的社会价值和深远意义。
《大涤草堂图》
永原织治旧藏
在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特别提到了创作路线的四个方向，特别是“第三条路线”充分的说明了《大涤草堂图》的题材来源和创作构思：“《大涤草堂图》是石涛曾写过信请八大山人画的一个题目，八大山人当时画了没有不可考，不过一九三六年东京举行的‘明末六大家展’有一幅八大山人的《大涤草堂图》，石涛并在画上题有七古长诗，收藏者是在大连做医生的长兴善郎氏。这画的照片我看过，真假很难说，然布局不与石涛信上所要求的相合。我这幅是取题材于石涛的信，而以石涛曾别署‘大树堂’故特画几株大树做主题，左方作草阁，阁中一人，即是大涤子。”
事实上，傅抱石并未见到过有关石涛致函八大山人乞画“大涤草堂图”信札的真迹，而其根据的“乃是永原织治所收藏的张大千所做之伪本，同时所见过八大山人所画‘大涤草堂图’之照片也是张大千所伪作的。”
这段美术界的学术公案能够成为傅抱石创作题材来源的重要的“第三条路线”，即“营制历史上若干美的故实”
，根本原因在于“这自是我多年来不离研究石涛的影响，石涛有许多诗往来我的脑际，有许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记”。
这一特点源于傅抱石善于把学术研究与实践创作无缝衔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史画”特点，“我的画笔之大，往往保存着浓厚的史味”。
正如傅抱石作《大涤草堂图》，画面中注入了大量个人的想象与情感，“企图把石涛的一生……写成一部史画，来纪念这伤心磊落的艺人”。
傅抱石《山水图》
朵云轩藏
傅抱石对石涛兴趣由来已久，甚至到了痴迷程度。据傅抱石学生张圣时回忆：“傅师从小便爱好石涛的画、诗、文、字、人品，长而愈笃。故把自己的名傅瑞麟改为傅抱石，并为孩子取名小石、二石，给学生取名寒石。又刻了一个‘抱石斋’图章盖在画上，自己作了四言十句：‘一生订交，两代情深，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画常以石涛诗为题……”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石涛研究开拓者和研究者之一，傅抱石在客蜀时期“绘制关于石涛人生行迹和相关内容的石涛‘史画’共19帧，属于傅氏‘明清之际’系列37帧故实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品”。
这幅《大涤草堂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充分体现出傅抱石创作“故实画”的典型特征：“以‘故实’为基本内核，同一‘故实’被不同时期的描绘者撷取、思考、阐释并再度创造。”
同时呈现出故实画惯常构图形范式：传统故实画一般具有“小人物、大山水”构图特点，将精微的人物置于宏阔的山水场景中，打破人物画与山水画在题材类型、风格图式上的界限，而在本质上这是一种人物画的变体、山水画的拓展或者可以看作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第三条路线我须特别声明，这是人物画家一条主要的路线，虽然部分的也使用于山水画家，而画面的表现是变质的”。
又在画面题识上详尽地说明具有故事情节的典故、缘由、出处，正如傅抱石自己所说的：“根据我研究的成果而画面化的，并尽可能在题语中记出它的因缘和时代。”
据记载，傅抱石先后创作此类作品四幅，流传较广的有两幅，而此幅最为经典。
典型题材中的经典作品，无疑让这张《大涤草堂图》充分显示了历史源流和艺术价值。
1942年傅抱石（前排左一）与中央大学美术系同仁为欢迎徐悲鸿（前排左二）由南洋归国而聚会
如前所述，这幅《大涤草堂图》上有傅抱石非常详尽说明创作缘由的题识，更为重要的是此画加持了徐悲鸿在诗塘上的题跋，这两段文字包含了画作说明、品评，二者的书法相互映衬（一楷一行），与朴茂沉雄的画风搭配起来堪称书画双璧、浑然天成。特别是两段书写文字无意间把石涛、八大山人、徐悲鸿、傅抱石四位划时代的画史巨匠勾连在一起（外加张大千隐匿的参与），无形中成为中国画大师的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可以说，书法与绘画共同构建了“大涤草堂”画题的经典形式，而这样一种形式囊括了极为丰富的信息量，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有关徐悲鸿与傅抱石的关系在艺坛一直被传为佳话，而对《大涤草堂图》来说，傅抱石对徐悲鸿的题跋充满了感激、荣幸之情：“此画曾承徐悲鸿先生惠题，使我更感光荣。”
而徐悲鸿的对此画的欣赏也溢于言表，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元气淋漓，真宰上诉。八大山人《大涤草堂图》未见于世，吾知其必难有加乎此也。悲鸿欢喜赞叹题，壬午之秋。”
画题的真伪在这里似乎并不重要，画上的题识暗含着两位画坛巨匠的惺惺相惜和珍贵情谊。毫无疑问，壬午3月成稿的画作，在当年秋天即获得徐悲鸿这样在当时声誉正隆的艺坛领袖的赞誉、题跋，更加奠定了此画的收藏意义和学术定位。
综上所述，1942年对于傅抱石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壬午年前后的画作大都被后世的学者归之为傅抱石的“金刚坡时期”，代表了傅抱石艺术的振起与高峰，而其代表作之一即这幅《大涤草堂图》。这幅画一直作为傅家的私藏被反复展览、刊印，不完全统计有近40次被不同的出版物、画册著录，几乎参加所有有关傅抱石的大型画展，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而市场是艺术品最好的试金石，经过市场价格的验证，这幅作品的价格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其最真实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我相信《大涤草堂图》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种种因素造就它成为反映一个时代的经典标识与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