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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时期与《生命系列》

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1906)

在魏玛,蒙克遇到了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妹妹,她在那里管理她哥哥的档案。据斯特纳森的描述,蒙克通过他在德国经常来往的社交圈,与尼采的妹妹取得了联系(第51页)。图为蒙克在瑞典金融家厄尼斯特·蒂尔的建议下为尼采女士画的肖像。画中的黄色和蓝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天晚上在柏林,蒙克同丹麦诗人霍尔格·德拉赫曼以及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一起坐在施瓦茨菲克酒馆里。诗人德拉赫曼对蒙克这样说道:“你制造的轰动已经让你一举成名了。”蒙克听后便起身离开了。

“伟大的艺术常常引起轩然大波,你觉得这新奇吗?”斯特林堡问德拉赫曼。

上述事件发生在 1892 年。当时,蒙克应柏林艺术家协会之邀,带着五十五幅油画来到德国首都参加协会的“十一月艺术展”。展览正式开幕不久,协会的一些成员就以“艺术和真诚的艺术作品”的名义要求展览终止。

德国媒体刊登了一位受邀来柏林参展的疯狂挪威艺术家的故事。尽管群展因为蒙克的画作被迫终止,但以马克斯·李伯曼为代表的许多年轻德国艺术家都站出来为蒙克辩护,并对艺术家协会的决议提出上诉。随后,这件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德华·蒙克也因此声名鹊起。报纸和杂志都在报导他。在这座欧洲大都市里,他名声大噪,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

起初,蒙克的画作只吸引了少数人欣赏,但支持者圈子迅速扩大。年轻的诗人都特别渴望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他。

早在 1894 年,德国就出版了关于他的书,当时蒙克才 31 岁。他说:“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付过一分钱让他们来写关于我的东西,但我送了成堆的画给一些作家。”

19 世纪 90 年代,蒙克在柏林遇到了一个对他的成功帮助极大的人——艺术赞助人阿尔伯特·科尔曼,并通过科尔曼认识了一些愿意赞助他艺术事业的富人,比如马克斯·林德医生、康特·哈里·凯斯勒、赫伯特·艾舍博士,以及布鲁诺·卡西尔和保罗·卡西尔等艺术品经销商。通过凯斯勒,蒙克认识了福斯特-尼采女士,蒙克为她画了肖像,蒙克一边画,她一边不停地谈论她著名的哥哥——弗里德里希·尼采;蒙克也根据照片为尼采本人画了一幅肖像。

阿尔伯特·科尔曼(1901-1902)

大约在 1901 年至 1902 年的冬天,蒙克与阿尔伯特·科尔曼相熟之后创作了这幅肖像。这是一幅半身肖像,画中的老先生留着山羊胡子。科尔曼后来成为蒙克在德国重要的赞助人和开道者。斯特纳森回忆说,蒙克把他的这位朋友称为“我在柏林遇到的浮士德”(第 66 页)。科尔曼深信“神秘的力量”,并且对神秘主义和巫术很感兴趣。(第52页)

阿尔伯特·科尔曼对神秘的力量深信不疑,蒙克与他攀谈甚久后,萌生了创作《生命系列》的想法,这是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他的许多帆布画作,包括一些早期完成的作品,最终都被编入这个系列中。该系列由一组旨在全面表达人类挣扎、苦难与幸福的作品共同组成,展现了人类内在世界的全貌。

蒙克很快就对科尔曼感到厌倦,他偷偷收拾好了行李,逃往火车站。可是,就在他准备上火车时,科尔曼突然站在他面前,非常平静而诚恳地说:“你走之前得先完成那个系列。”

“老实说,我完全不明白科尔曼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里。”蒙克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这一定或多或少跟斯特林堡关于‘波’的理论有关,他认为这些‘波’包围并影响着我们。也许是我们的大脑中有某种接收器。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经常会转身回去,因为我预感如果继续走下去,将会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无法忍受被人控制的感觉。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个浮士德般的科尔曼对我发号施令。我们回到他家,我继续画《生命系列》。”蒙克用轻快的语气补充道,“我不得不承认科尔曼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总能在我把钱花光的时候递给我五百马克。”

新陈代谢(1898-1899)

蒙克把《新陈代谢》也纳入他的《生命系列》中,他觉得这幅作品对于整个系列来说,就像“把皮带系在一起的皮带扣”一样重要(第54页)。1918 年,画家在布洛姆奎斯特的展览目录中写下了这句话,并由此被斯特纳森引用。19 世纪末左右,蒙克创作了几幅能概括他世界观的画。画作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生与死是一个循环。艺术家通过树根来体现这种想法,画中的树根从埋在地下的尸骨吸收营养。

海滩上的拥抱(林德系列,1904)

这是蒙克在 1904 年受马克斯·林德委托绘制的《林德系列》中的一幅。他从《生命系列》中选出这些画,以新的主题联结在一起,并进一步发展创作。因此,这些画可谓是蒙克后来许多系列画作的基础。画中有一对情侣在接吻,沙滩上也站着一组人物,斯特纳森于 1921 年委托蒙克创作另一个系列,这些人物后来又出现在其中的两幅作品上。(第261页及第283页)

蒙克为《生命系列》写了如下说明:

我希望《生命系列》中每一幅画的有序结合,能构成一幅展现生命全貌的景像。顺着它,曲折的海岸线蜿蜒开来;而越过它,就是此起彼伏的大海。在树冠之下,生命中的悲欢离合都能完整地呈现。该系列意在书写一首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诗。其中尺幅最大的《林中男女》,主题似乎与整个系列的中心思想偏离,但它却是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实际上,它就是把皮带系在一起的皮带扣。森林里的裸体男女与远处隐约可见的城市并置,森林从死亡中汲取生命,城市从树冠后浮现,这是一幅关于生死的图画。画中展现了强大而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身着航海服的马克斯·林德(1904)

马克斯·林德是一位来自吕贝克的眼科医生。他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其中包括许多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林德还写过一本小书,书中分析了蒙克的艺术作品。蒙克受委托为这位眼科医生家的儿童房绘制几幅壁画。然而,画作中的情色内容引发了一些麻烦。正如斯特纳森所写,这些画“并不是他想象中能挂在孩子们房间墙上的画”(第56页)。

该系列的核心之一就是《生命之舞》。满月之下,年轻人在被海浪爱抚的岸边翩翩起舞。人物被彩色的光晕包围,月色则为光晕再添一层荧光。地面上迸发着棕红色的火焰,与从树林投下的深绿色阴影相互交错。每一处细节都在营造氛围,所有独立元素的结合构建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在创作《生命系列》的同时,开始有人付费委托蒙克画画。马克斯·林德医生答应支付四千马克的报酬请他为孩子们的房间设计装饰壁画,并提供免费住宿。蒙克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如此体面的工作。于是他去了林德医生的家,同时继续绘制《生命系列》。当他把这个系列交给林德医生时,医生却拒绝了。毕竟,这并不是他想象中能挂在孩子们房间墙上的画。那时谁也没想到,三十年后竟有人出价一百万克朗购买这些曾经被否定的画,而此时的蒙克却婉拒了买主。最终蒙克交给林德医生的成品是他为医生一家画的肖像和一系列林德房子的写生版画。

后来,蒙克又受委托为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剧院绘制舞台布景。即便在那时,他仍继续《生命系列》的创作,并将与剧院相关的新作也加入这个系列中。这些画面色彩内敛且柔和,给人一种置身梦境的感觉。

另一个很早就开始欣赏蒙克的德国人是赫伯特·艾舍博士,他邀请画家住在他家,蒙克为报答博士,为他和他的孩子们画了肖像画。

有时在纵情狂欢的日子里,事情很容易失控。一天晚上,在离埃舍博士家不远的一家酒馆里,蒙克举杯高呼:“所有人都免费畅饮!艾舍博士买单!”当账单上的金额达到一百一十马克时,忧心忡忡的酒馆老板打电话给艾舍博士,博士说:“好吧,我会付你一百一十马克,条件是你必须让蒙克赶快回来。”

早年的蒙克总是在几杯酒下肚之后,就没羞没臊地开始大吵大闹。那时的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常常表现得相当放肆。有一次在旅途中,他下火车,想喝上几杯。当他回到车厢时,留在那里的一幅画不见了。他抓住售票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叫蒙克,来自英国的名门世家。我在车站餐厅喝酒的时候,有人偷走了我一幅很贵的画。我是在火车上弄丢的。你必须把它找出来——我命令你立刻找到它。如果你在一小时内不能把它还给我,我就把这件事向伦敦当局举报。到时候走着瞧!”

斯坦尼斯瓦夫·普什比谢夫斯基(1895?)

1892 年至 1895 年蒙克在柏林期间,与斯坦尼斯瓦夫·普什比谢夫斯基成为了密友。这位波兰作家经常光顾施瓦茨菲克酒馆。他是蒙克的重要支持者,写了很多关于蒙克艺术的文章。普什比谢夫斯基娶了挪威作家达格妮·尤尔为妻。蒙克和斯特林堡也都追求过她,斯特纳森在书中写道,蒙克和斯特林堡之间“从未有过温情的友谊,爱上同一个女人更加僵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第58页)。

嫉妒(1895)

在《嫉妒》中,蒙克根据《圣经》故事进行创作,讲述了夏娃偷摘禁果,导致人类堕落的故事。他用这种神话中的宗教概念,表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斯特纳森暗示的那样,画面前景的男人和普什比谢夫斯基外形相似。因此,他把这幅画解读为对一出四角恋爱的描绘 ,这是柏林文坛上的一出丑闻,“蒙克把达格妮的丈夫普什比谢夫斯基画成青绿色调,但他其实应该把自己或斯特林堡带入画中才对,因为这位丈夫、波兰诗人普什比谢夫斯基坚信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自由选择,没有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所以他并不感到嫉妒”(第132页)。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96)

环绕着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扭曲线条可能是受到神智学和神秘主义思想启发的产物。斯特纳森回忆到,蒙克对斯特林堡关于“波”的观点很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波’包围并影响着我们”(第 52 页)。一侧的线条曲折尖锐,另一侧的线条则蜿蜒婉转形成一个裸女形象。根据斯特纳森的说法,蒙克意图“将斯特林堡的形象放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第59页)。因此,这些线条可以被视为一种光环,反映出描绘对象的性格和情感生活。

列车员很快就在蒙克放画的地方找到了那幅画。原来是画家自己走错了车厢。

蒙克在柏林遇到的众多人中,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奇怪的是,尽管两人都固执且多疑,很难相处,但他们之间却如同知己。他们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些独特的想法却不谋而合。他们都相信奇异的力量和预兆,都会在进入房间前仔细地扫视一番,考量房间的形状像不像棺材,或者有没有别的恶兆?然而,他们之间从未有过温情的友谊,爱上同一个女人更加僵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给这些人画了几幅画。”蒙克说,“其中一张名为《嫉妒》。就是那张前景中一个男人脸色铁青,背景里另一个男人盯着裸女的画。我去了巴黎,打算在那里办个展览。结果我画中的这些人都跟来了,我不得不把画藏起来,打消办展的念头。毕竟,我把他涂成绿色,把她画成裸体。画展终究没有办成。如果当时我真的能在那里办一场展览,批评家们可能就不会老说我只不过是在德国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来说,能在巴黎办画展,才算是取得了不起的突破。柏林的那段情感纠葛把我害苦了。”

在柏林期间,他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画了一幅肖像,这幅画体现出蒙克充分认识到这位剧作家的伟大。然而斯特林堡对这幅画并不满意,尤其是蒙克独特的创作方式。画面的一侧有几条破碎的直线,而另一侧则是柔和的曲线连成一个女人的轮廓。蒙克说:“我的本义是将斯特林堡的形象放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这个想法说明他对自己和剧作家的认知比他自己所认为的还要更深刻。在这幅画的左下角,他写的是“Stindberg”而不是“Strindberg”。 这件事激怒了斯特林堡。他不希望肖像画里有任何女人。管他叫“Stindberg”又是什么意思?下一次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时,斯特林堡拿了把枪放在桌上,装出一脸严肃的样子说:“别含沙射影的。”

“哦,斯特林堡——这个人我记得一清二楚。”蒙克后来回忆时说,“斯特林堡雇了一个面目凶恶的人当贴身仆人和门卫,这个人名叫保罗。只要主人说句‘把我的外套拿来’,保罗就会马上照做。其实斯特林堡也是位画家,他常画阴天或者暴雨天的意境。某天晚上他对我说:‘我是斯堪的纳维亚最伟大的画家。’

“‘若是这样。’我回答他,‘那我就是斯堪的纳维亚最伟大的诗人。干杯!’

“也许是因为他起得太早了,也许他整晚都在通宵写作,他听完后看着我默不作声。有一次我对他说:‘我恨所有的人和事,除了我自己。’

“‘那你可真幸运。’斯特林堡回答我说,‘我连自己都恨。’”

在柏林时,蒙克还认识了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并与他成为室友,在一间阁楼里共住了一段时间。

“穷的时候,我们共享一切。”蒙克回忆说,“我们甚至共享女伴。有一天晚上本该轮到维格兰和她约会,但那天我却带她出去玩。我回来准备上楼的时候,就在楼梯口看见维格兰粗壮的身影。他一看到我就立刻跑回自己房间,一会儿又跑出来,手里拿着刚刻完的我的半身塑像。他把雕塑狠狠地朝我扔过来——差点没砸中。我吓坏了,于是冲了出去,一路跑到火车站,跳上了一辆火车。只要维格兰还在,我绝对不敢待在柏林。维格兰太疯狂了。我不太欣赏他的艺术。他先是模仿罗丹,后来又模仿马约尔,然后还模仿我。但是他扔向我的那件塑像——也许是他最好的作品。都怪该死的女人!”

蒙克和维格兰再也没有重归于好。维格兰从奥斯陆市政府得到数百万克朗,建造了专属于他的雕塑公园;而蒙克却要纳税,这一直让蒙克很恼火。维格兰非常清楚,人们都怀疑他套用了蒙克的灵感,因此他从未雇佣过任何一名曾为蒙克工作过的模特。“你当过蒙克的模特吗?呵……我明白了。好吧!我不能用你。”

早年,蒙克交际广泛,也不反感参加派对,但他绝对不是社交高手。他很容易交到朋友,但也很快就拒绝和他们继续相处,尤其是当他们变得爱管闲事之后。有一次,蒙克为一次聚会准备了演讲。穿衣服的时候,他找不到礼服的饰钉,于是匆忙中做了一个。从远处看,这些饰钉看起来就像红色的宝石,可它们实际上只是用大头针固定的火柴头。宴会中他紧张地坐着,一动不动,确保“宝石”固定在原位。最后,他站起来发表讲话,却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坐下了。

“整个演讲词我都熟记于心。”他说,“但我当时却想不出开始正式发言前应该先说点什么作为开场白,直到我坐下才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应该说句‘女士们先生们’。”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92)

斯特林堡的肖像是用有细微色阶差异的蓝色绘成的,这是 19 世纪 80 年代初蒙克的典型风格。在这十年中,画家与斯特林堡一起在柏林和巴黎生活。画像是两人在柏林认识后不久画的。蒙克和斯特林堡之间的关系也许总是动荡不安,但斯特纳森认为,这幅画说明画家“充分认识到这位剧作家的伟大”(第 59 页)。 fbXRYXhpUxaf0aZ2CHrCPSi/HdmYgBvjKEJ2Hs4Bk457RQNBXKgiDPSXpa9Lz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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