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时期

爱德华·蒙克年轻时加入了一个由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社团，他们会定期在奥斯陆格兰大酒店的餐厅里见面。这个文艺社团的领导人汉斯·杰格尔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靠在议会工作的收入生活。他的两卷本小说《奥斯陆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由于内容过于真实且直言不讳，一经发表就被当局封杀，作者也因亵渎神明和言语不当的罪名入狱。杰格尔编纂另一本纲领性的书《无政府主义圣经》于 1906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将所有恶的罪魁祸首都指向基督教。他声称，基督教的教义压抑了人类至关重要的欲望和功能，尤其是人的性欲。性，并非简单的交配，它是快乐的源泉，甜蜜和温暖的浪潮，性的力量使人类得到升华，不再孤独。然而，基督教严苛的教义致使人变得冷酷而虚伪。诚实和开放本是人类最大的美德，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却撑起虚伪的支柱，这一点在他们规范化的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蒙克在这个热闹的知识分子团体中，显得不那么积极，他发现比起实践，这里的人更热衷于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其中一名小组成员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这个人就是西格比约恩·奥布斯费尔德。他性格内敛，但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抒情诗人，尽管在英年早逝之后，他对挪威文学的重大贡献才被世人认可。奥布斯费尔德很喜欢与蒙克作伴，常常谦恭地请求他允许自己待在身边。这种情况下，两人往往在沉默中久坐。有一回，奥布斯费尔德对蒙克说：“我很喜欢和你坐在一起，爱德华。说真的，我无法忍受和其他人这样待在一起。”

这些苦苦挣扎的艺术家们因贫困建立起了情感纽带。当有人饥肠辘辘又身无分文时，他就会到格兰大酒店去，其他人会提供食物和酒给他——酒往往比食物更容易得到。

这个热闹的圈子里也有几位来自资产阶级的女士，她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由、简单且直接的。她们觉得，彼此吸引的人就可以简单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其中一方或双方决定终止关系为止。但事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迟早有一位女士会激动不已。”蒙克回忆说，“然后用尖细刺耳的声音大叫：‘哦，上帝啊！我怀孕了，我怀孕了！你必须和我结婚！’”

圈中的一位女士爱上了爱德华·蒙克。这位富商的女儿喜欢的是艺术家而不是艺术。蒙克经常和她在一起，但并不想被她束缚住。

“她算是我经常遇到的那种女人——高高的尖鼻子，薄薄的嘴唇——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那种女人。我每次想安心画画时，她就会打电话给我，约我见面。

“‘出来吧，爱德华。’她总是恳求。‘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画总是可以明天再画的。’

“哎！为了摆脱她，我决定坐船躲到南边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那里离我家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但你肯定难以相信，她竟派了一个我们的共同好友去那里找我！他说我必须回去，因为她开枪自杀了，正奄奄一息地躺着，一直呼唤我的名字。说真的，情况十万火急。

“可是我刚走进她的房间，她就从床上跳起来，兴高采烈地喊道：‘瞧，爱德华，你是还爱我的，对吗？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们大吵了一架，她竟掏出一把枪，威胁我说：‘现在我真的要自杀了。’你看，我根本不相信她会这么做，但为了表现得英勇些，我还是伸手挡住了枪口。她居然真的扣动了扳机，还射掉了我的一截手指。你知道她看到我流血的伤口时说了什么吗？‘我不是故意的，爱德华。’她说，‘但愿不疼！’

“我走的时候，她跟在我身后跑下楼，一直喊着：‘爱德华，我爱你，我爱你！’”

这件事确实让他受到重创。事实上，爱德华·蒙克一直没能完全从中恢复过来。为了掩饰手上的伤，他总是戴着手套，并在左手手套里受伤的手指上，戴一个大大的戒指。

从前蒙克就不太喜欢与人相处，而现在，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僻。竟有人因为深陷痛苦和堕落，就开枪射掉画家的手指！蒙克认为自己再也不该在社交场合露面了，他还是待在家里作画要好得多。如果人们想知道蒙克对他们和他们的日常行为有什么看法，可以从他的画中找到答案。不过人们可能会发现，蒙克的作品中缺少温暖和幸福，但这只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别人对生活的梦想和渴望是什么。对他来说，生活是不断追求虚幻的幸福，充斥着混乱、欲望、性、悲伤和痛苦。若其中存在任何神圣的事物，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太阳和光明。

23 岁那年，蒙克创作了《病中的女孩》《翌日》以及《青春期》，这时人们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才华。

《病中的女孩》所表达的，远不止画家对心爱的姐姐的告别，它更是一首展现死亡景象的诗。年轻的女孩虚弱地坐在椅子上，转过眼看着灯光。她苍白的面孔因死亡而显得高贵，脸旁垂着柔顺的淡红色头发，嘴角还有一束柔和的红晕，不知不觉中与房间里弥漫的阳光融为一体。姨妈坐在女孩身边，低着头。一旦我们看到这幅画，女孩与死亡的斗争就结束了——她眼睛将再也不会转动。画中的人物与光线融为一体。

画面以柔和的灰绿色调呈现。画中勾勒线条的笔触非常温婉，让人能够感知其存在，又不直截了当地被看见，整个画面散发着平和与解脱的气息。

在这幅画中，蒙克对艺术发起了一次颠覆。这幅画所呈现的不仅是颜色和线条，它是音乐——是诗性和渴望：你从尘土中来到人世间，离开时化作光明……

《翌日》中，一个衣衫不整、疲惫不堪的女人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床上醉得昏迷不醒。床头柜上有瓶子和玻璃杯。她的衬衫没扣扣子，一只手臂伸向画布外的方向，头发凌乱地散开——现在她终于可以睡上一觉了。

在《青春期》中，一名赤裸的少女坐在床边，一个巨大的麻袋状阴影投在背后的墙上，阴森森地晃动着——那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她羞怯地交叉着双手，捂住自己的身体，一只手紧紧地夹在膝盖之间。从这具白皙的肉体中，我们感知到性与焦虑的迫近。

这些画第一次展出时，蒙克收到的大多是辱骂和讽刺，或许这并不出乎意料。批评家们认为这些画病态而残忍，有伤大雅。有人在奥斯陆的主流报纸上评论：

爱德华·蒙克的画悄无声息地被忽略，对他来说就算最好的结果了。他这些画降低了整个展览的层次。评审团如果接受这些画就等于害了这位艺术家。

还有人写道：“为了蒙克好，陪审团也该否决他那幅《病中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这幅画看起来比他早期的作品逊色，而是因为它表明了蒙克没有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艺术事业。现在看来，他的研究毫无价值，简直就是素描半成品，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

另一条评论则说：“这已经脱离了本质问题，只是些奇怪、疯癫、错乱的情绪和狂热的幻觉。”

就连蒙克自己的表兄、自然主义画家古斯塔夫·温特泽尔也对蒙克的绘画技术感到同情：“你画的像只猪，爱德华。手是绝对不能这么画的，它们看起来简直像锤子。”

“我们不能总是画树枝和指甲吧？”蒙克闷闷不乐地回答。

一位画家同僚碰巧对《病中的女孩》有好感，于是蒙克立即把这幅画给了他。三十年后，同一幅画作的另一个版本价值超过了一万美元。

当奥斯陆国家美术馆买下了《翌日》后，城里最著名的评论家之一哀叹道：“现在，市民不能再把女儿们带到美术馆来了。蒙克画的那个醉酒妓女还要在国家美术馆里睡多久？”

蒙克回击了这些言语过激的批评者之一，他说此人“是个失败的诗人，眼睛也出了问题，于是他只好转向艺术批评”。

艺术界内，很多人早就意识到爱德华·蒙克是一位伟大的画家，是这个时代的一面崭新的镜子。克里斯蒂安·克鲁格和埃里克·韦伦肖尔等人从早期就给予了他无条件的支持。

克鲁格是挪威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和绘画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卓越且意志坚定的作家，他对挪威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病中的女孩》发表了一番好评后，蒙克决定把这幅充满争议的画送给他。

蒙克的另一位支持者叫埃里克·韦伦肖尔，19 世纪 80 年代时，他是忠实的自然主义者，后来他才开始深情崇拜挪威的浪漫主义元素，成为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民俗风情记录者。他画笔下的风景都十分抒情，为挪威传说、民间故事等文学瑰宝画了一系列大师级的水墨插画。虽然蒙克在评价克鲁格和韦伦肖尔的作品时毫不客气，但这两位艺术家仍然对他表示拥护，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上礼物以及提供其他支持。

蒙克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在 1885 年，当时他去巴黎待了三个星期。四年后，26 岁的他拿到了政府助学金回到巴黎，在巴黎学习了四个月，师从里欧·博纳。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还曾与马奈、毕沙罗、修拉、西涅克和库图尔等人有过来往。

由于国家给了他额外的补助，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去了很多地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然而，几乎每年春天到来时，他都会回到他心爱的奥斯陆峡湾。

早年蒙克的生活颇为放荡不羁。

“我对巴黎的印象有些模糊了。”有一次他回忆道，“我们过去常常在早餐前喝几杯酒，好让自己清醒过来；晚上我们喝酒是为了重入恍惚之中。”

“和列车员相处总是令人愉快。”他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的，他们见多识广，能给需要帮助的乘客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早些年，有一次我从德国回挪威没有买车票，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洗手间里，但是售票员还是找到了我。我告诉他，我是挪威人，身上的钱都用完了。‘你为什么不去使馆，让他们送你回家呢？’他问我，‘他们会给你一些钱的。来吧，吃根香肠！’”

另一次，蒙克在尼斯呆了一段时间后去了蒙特卡洛，在那里遇到了一群挪威朋友，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在轮盘赌局中必胜的方法。每次连续五场赌局出现一种颜色后，他们就会在另一种颜色上押上几个法郎。如果他们输了，就加倍赌注。这样玩了几天之后，他们赚的钱在日常开销之外，还有盈余。起初，蒙克对此不抱信心，但亲眼看到这种方法似乎能奏效后，他决定试一试。他决定从一百法郎开始，每次赢钱就增加赌注。

“最困难的是决定赢多少钱收手比较合适。”他说，“我问自己：爱德华，你需要多少钱才能随心所欲地画画？我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五万法郎。所以，我想我应该赚到六万法郎，将多出来的一万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我向自己保证，一旦赚到六万法郎就金盆洗手，绝对不会被贪婪诱惑，嗜赌成瘾。一旦攒到了我需要的数目，我就会平静地起身离开。于是我在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指针交替落在赌盘上的黑色和红色区域。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等待某种颜色连续五次获胜，这将是我赢得下一局的暗示，但黑色和红色一直交替出现。我发现这张赌桌的荷官起了疑心，就挪到另一张桌子上。那张桌子的荷官也不太面善，但我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后，终于看到黑色连续五次中奖。我很慎重地把一百法郎押在红色上，结果又是黑色赢。我加倍下注，继续押红色。你相信吗？黑色竟连续出现了七次，疑心重重的荷官把我的钱铲走了，用一根长棍子把钱铲进了墙角。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它们本来还在那儿，突然就不见了。我离开房间，到花园里去吃袋装三明治，然后进了厕所。突然，一个服务员进来恳求我不要自杀。

“‘自杀？’我说，‘我是个画家，根本没有自杀的打算。’

“‘如果你答应离开这里，我们可以给你一张去尼斯的车票，另外再给你二十法郎。’

“他陪我去了车站，我回到了尼斯。可我不是赌徒。我只想挣一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