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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之匠
——读孙振华《中国古代雕塑史》有感

从事中国古代雕塑史的写作实在是一件相当艰难的工作,令人望而生畏。囿于国人“劳力者与劳心者”的传统观念,研究雕塑理论的人历来非常稀少,古代留白,近代亦三五人而已。孙振华是中国雕塑界的第一个史论博士,曾用“走向荒原”来形状这一领域的荒芜和前行者的孤独。

与绘画、书法理论和史论研究浩浩荡荡的书单相比,雕塑史的著作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

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是依他 1930 年在东北大学的讲稿整理而成。梁先生学的是建筑,那时并没有到过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等实地考察,他在引言部分曾感叹说:“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非浅易。”“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甚望日后战争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但梁思成是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建筑与雕塑又是近亲,他从自己所见所闻所得的见地,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雕塑一个有趣的侧影。

九十岁高龄的王子云先生于 1981 年脱稿,1988 年出版煌煌七十万字上下两卷本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在那个战乱与浩劫的年代,能够收集、整理大量第一手资料,完成这样艰难的开拓,填补空白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给予任何评价都不过分的丰功伟绩!

不同于中国书画极为丰富,甚至是过于丰厚的历史、理论与收藏,中国古代雕塑,在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已经在觊觎并开始盗挖、盗掘、盗卖、盗运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在王子云之前,中国古代雕塑基本上既没有史,也没有论,王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古代雕塑成史的第一人。那时中国第一代雕塑家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他们站在西方欧洲古典主义学院雕塑传统的立场上,重新发现和建立了中国雕塑的历史和价值。这是划时代的起点。

另一位中国雕塑史的大家,就是孙振华的博士导师史岩先生了。史先生是著名美术史家,尤着力于雕塑,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作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赴西北考察研究古代石窟,多有惊人发现。1987 年,年逾八旬的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雕塑史图录》,成为与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艺术史》并立的史论巨著。

孙振华就是在这期间(1986 年)考入史岩先生中国雕塑史博士的。用振华自己的话说,师从史岩先生,是受到他招生简章中一种“废墟的诱惑和荒原的呼唤”。史岩先生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学者,除严谨的授课外,他要求振华亲临全国古代遗迹,进行第一手的田野考察。

关于这位严师,孙振华曾写过少有的动情文字:“史岩先生于 1995 年 7月 16 日逝世,他临终前最后的绝笔是:‘振华:我双目已盲……读写都已不可能,人生从此完了……’这片荒原辽阔而凄清,临风怀远,遥想那代人的风神和光彩,我愿意永远追随先师的足迹。”

孙振华于 1989 年获博士学位,1990 年出版博士论文《生命·神祇·时空——雕塑文化论》,1994 年出版《中国雕塑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新一代雕塑史论研究的翘楚。

与孙振华同龄的陈云岗,生于西安,1978 年入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后任雕塑系主任至今。云岗其人性真率,好冶游山川访谒古迹。1991 年出版《龙盘虎踞——中国古典雕刻的文化方位》时的云岗三十多岁,正是意气浓郁文笔激越。但云岗是雕塑家,所著不是史论,而是性情。他应该算是王子云先生的学生,书中常引先生言行,字里行间对老先生学养人品皆极敬重。

与孙振华的清澈理性相对,陈云岗的笔端饱蘸感性。如果借用尼采的比喻,他们分别代表了“日神”和“酒神”精神,并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的双子星座。

去年底,忽接振华兄寄赠新版《中国古代雕塑史》一册,爱不释卷,品茗夜读之,乃有感如下所记。

一,简明扼要。不同于以往大全型的中国古代雕塑史,这本书精简了大量图例,因此它不是图册或图录意义上的雕塑史,而是一部纲领性和分析性的雕塑史,一部在文化史背景中获得阐释的雕塑史。我觉得书名也可以叫《简明中国古代雕塑史》或《中国古代雕塑史纲要》之类。这种简洁的第一个效果是清晰紧凑,全书结构纵向按历史断代分章,横向按雕塑类型分节,每章前有小引,后有小结,全局了然于胸;第二个效果是便于一般读者克服对大部头著作的抗拒和疲倦,可以集中注意力完成通读。同时,这种不事铺陈,不做展开渲染,点到为止的写法,也给阅读留有很大的空间和余韵。

二,平易晓畅。不同于很多理论家的那种晦涩感——太多的专业用语,太多的引经据典,太自我的天马行空,让很多非专业的、初级的,甚至中级的读者如坠浓雾,不知所云。振华的文字从不玄深莫测。他不喜繁复华丽的装饰,其洗尽铅华的感觉与我的文风其实刚好相反,而这正是我一直爱读他文字的原因。特别干净,没有多余的东西,一句空话、套话、废话没有,而藏机智与厚重于轻松平易中,有一种深层的致密感。

三,举重若轻。但孙振华真正的长项是他的分析,机敏,快捷,好像有一个“滤镜”,某个事物来到他面前,他能够立即获得此一事物的分析图:基本特征,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未来走向,文化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专业的价值判断,如此等等。

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你会发现他总是能用几句话迅速地捕捉住发言者的要点,无论发言者说得多么漫长,不知所云。这是一种理解和表达的境界。

精致的分析,对文化的引申和阐释,一针见血,这种武功不是排山倒海,而是不露声色,是一种准确的力量,这是最过瘾的部分!

但一般喜分析的人容易锐利而偏执,振华不然,他的气质机智但不尖刻,理性晴明而不偏狭,其著述有一种从容的温润感。

读书的经验和效果因人而异。我读此书的最爱乃在每章小结和雕塑家。中国古代雕塑是一个非常丰富但又不好把握的领域。其中包括了数千年的雕塑类遗存,出现过世界文明中非常杰出和独具特色的艺术成就,比如青铜器、秦俑、汉砖、南朝石兽、北朝石窟、唐陵和唐宋摩崖造像等。因为雕塑材料的相对坚固和永久,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相对完整的远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雕塑与各个时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气质都有一种相应与吻合。比如商之狞历与青铜器、秦汉雄风与秦俑和霍墓石刻、南朝的清秀、北朝的横强、唐代的气象与宋代的情调等。但若近观之,在这种吻合中,那种个体的差异就会呈现出来。比如同样是南朝的石兽,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年,都在南京附近,看上去都是一个横“S”造型,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石兽的造型、动态、饰纹、气度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那么究竟如何考量这些古代工匠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创造是否自觉的艺术活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觉的?这些工匠不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或艺术家,他们的审美和创作水平参差不齐,包含着极大的个体差异,他们的劳作在一种师徒相传的体系中,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个人的审美意识?我们从今天的立场,文化的、美学的和艺术的立场,在经历过现代主义形式洗礼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重置之后,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古代的雕塑?哪些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什么令我们感动?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一个时代和社会的风气如何影响这样一些工匠?一种潜意识或民族集体无意识是否曾经通过像米开朗琪罗式的巨人影响和推动着华夏民族的雕塑创造与欣赏?说到这里,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章开始,各章均列一小节,集中介绍了当时的雕塑名家。

首先在魏晋之际,我们注意到雕塑家如戴氏父子,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化人。《晋书》说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不乐当世”,俨然七贤一流的人物。他创作雕塑作品时,觉得沿袭古制缺乏感染力,“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这段描述,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当时的雕塑是一种相当自觉的艺术创作:突破旧制、创新形式,批评与思考,长期的钻研。魏晋之际是中国美学高度发达的时期,品评人物成为一种时尚的世说新语,并形成了高品位的文艺批评。从戴逵“避而不仕”而又“世情未尽”的状态来看,他雕塑的基本风格应该是一种比较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佛像。

随后是北魏将作大臣、太常少卿,掌管皇家建筑、雕塑和礼乐的蒋少游。他出身青州名门,“敏慧机巧,工画,善行、草书”“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撰有诗文集十余卷,曾默察强记南朝都城建筑,融入北方风格,重建北魏都城洛阳,是中国建筑史上有过杰出贡献的大建筑师、大艺术家和皇家高级官员(建设部部长)。他死后,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

蒋少游活动的年代,正是北魏皇室先在平城云冈,后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大造寺塔的高潮时期,不难想见,这位“撰有诗文集十余卷”的皇家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对于北魏雕塑辉煌成就的影响。

至于唐代,阎立德应该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不知道是否振华此书第一次将他明确收入雕塑家之列。阎立德的父亲是隋代画家兼工程师阎毗,弟弟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他本人亦精通书画、建筑和雕塑,有画作临本传世,是“初唐著名艺术家”,曾为唐高祖和太宗营造山陵,“事毕,进封为公”。可以想见他在当时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尽管没有记载显示阎立德曾经直接雕塑作品,但据说当时的“昭陵六骏”是阎立德起图样,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所以振华称“唐陵石刻初创时期所呈现的雄浑气势,应该与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是分不开的”。

延续着魏晋的艺术与美学高度,有这样的大艺术家总领唐陵的设计和雕造,也就不难理解“昭陵六骏”“顺陵走狮”“乾陵蹲狮和翼马”的恢宏成就了。

蒋少游和阎立德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兼文人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和工程师、政府主管高官于一身,很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但这种高端人物对于雕塑的介入和关注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魏书》曾记载蒋少游“虽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剞劂绳尺,碎剧匆匆,徙倚园湖城殿之侧,识者为之慨叹。而乃坦尔为己任,不告疲耻”。这段记载深刻而无奈地表明了当时的文人价值观——对于一个“有文思”的人来说,做皇家总工程师是一种“徙倚园湖城殿之侧”的浪费!这种对于体力劳作的轻视,自魏晋至隋唐的数百年中,渐渐拉开了雕塑家与书画家的距离。

唐代还有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叫杨惠之,与吴道子并称塑圣和画圣,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著有《塑诀》一卷,可惜宋以后散逸。

我们大概知道顾恺之、陆探微那种晋宋之际的秀骨清像到张僧繇为之一变,这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一种触底反弹,开始从清癯向丰腴转化(顺便说一句,由于艺术家的特殊敏感,艺术审美的转化往往先于时代风气)。唐阎立本、吴道子皆宗张僧繇,乃开盛唐雍容之风。惠之塑,数量庞大,作品虽无一留存,但我们或许可以从“画龙点睛”的张僧繇和“吴带当风”的吴道子之画风中约略猜测杨惠之的泥塑应该是一种非常灵动传神的介于写实与写意之间的人物及景物雕塑。

宋代苏辙曾写下《杨惠之塑维摩像诗》一首:“金粟如来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圆。……谁人好道塑遗像,鲐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隐几心已灭,形如病鹤竦两肩。骨节支离体疏缓,两目视物犹炯然……”杨惠之高超精湛之塑艺,可见一斑。

今苏州甪直镇保圣寺尚存世有九尊绝品级古罗汉像,风神特异,传为惠之所塑,亦有唐塑宋修或宋塑之议,学界并无定论。

有了东晋戴逵、北朝蒋少游、初唐阎立德和开元杨惠之,魏晋隋唐数百年,中国古代雕塑家或对雕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终于有了标杆。

此外,我也特别喜欢他在每章之前的小引和之后的小结。这个时候,振华那种文化的背景和高度,那种分析、梳理、纵观、提炼、概括、综述的本领,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关于这本书,我当然也有不解之处。既然在建筑装饰的小节中收入了瓦当,我不明白振华为什么没有把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放进这本古代雕塑史,可能是他认为画像石和画像砖更接近绘画而不是浮雕?但这样一来,从秦汉雄风到魏晋玄风之间,从汉初的霍墓、李冰、牛郎织女等早期浑朴石刻到汉末,主要是南朝横“S”造型石兽的辉煌成就之间就缺失了一个非常精彩和重要的连接环节,以及它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所标示的一条潜在的文化辅线——黄老之学、道教的创立和发展、神人与仙境……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雕塑史也是上下五千年。现在我们可以连起来看一下:王子云先生 1988 年出版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和孙振华博士 2011 年修订再版的《中国古代雕塑史》从上古写到清代;后有刘礼宾的博士论文《现代雕塑的起源: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研究》,研究了中国第一代留法(包括留日)的雕塑家,填补了对中国古代雕塑向近现代雕塑转型这个重要转折时期研究的空白;然后是 1949 年以后的雕塑六十年。殷双喜博士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典型个案,但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的中国雕塑尚没有一本专著做史的整理研究。所幸,对 1979 年以后中国雕塑的发展,又有孙振华博士 2009 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雕塑》,评述迄今。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阅读一部完整的中国雕塑史了。

2012 年 1 月 JxKNXbo9vxABHsB9syZoeo+WhQXRx42a5ofPfrjbUxr9wg6MLsgSTsIJwna9f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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