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物形印章的发展和转捩
——以宋元时期古器物形印章和书刻牌记为中心

《珍秦斋藏印·汉晋唐宋元篇》收录有南宋瓷印两方，印面主体为古鼎形式，鼎身内嵌印文，分别为“拾芳”（图 1-4-1）、“雪艇”（图 1-4-2），风格十分接近。两印皆为橛纽，印面图文部分字口深峻，应该是在素坯上施刀刻就后烧制，印章除印面外皆施青白釉，具有南宋景德镇窑系特征。“拾芳”“雪艇”文辞雅致，当为南宋时期文人所用印章。“雪艇”二字在宋人诗文集中常见，如北宋曾巩《南源庄》“竹林扫月散 葛，雪艇搜溪出鲂 ”（《元丰类稿》）。南宋汪莘《寿何尚书》有“雪艇风帆去玉京，故家猿鹤想欢迎”，《满江红·不敢赋梅赋感梅》有“泛雪艇，摇冰枻。溪馆静，烟扉闭”（俱见《方壶存稿》）。虽然此类宋代物形印章以民间实用型印章或文人用闲章为主，但也有鼎形内刊刻人名字号之例，如“允□主人”爵形印（图1-4-3），故宫博物院藏有元代“河东柳氏”鼎形印（图 1-4-4），南宋刘叔刚刊刻书籍中有“叔刚”“桂轩”之鼎形牌记。故“雪艇”二字也不能排除为文人雅士字号之可能性。

此类宋元时大量流行的印章形式，学术界尚无统一称谓，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这种以具体物形为印面主体，物形内部加刻文字的印章统一界定为“物形印章”（物形印），以将其与单纯的肖形印和带有文字的肖形印区分开。这里所指的“物形”包括器物形、人物形、动物形、植物形。较早关注这种印章形式的是温廷宽，他把这类印章称为“花印”，并将之与“押印”区别开来。 其后萧高洪将此类印章定为“图案印”，然名称与传统的肖形印极易混淆。 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中有论：“随着使用、制作的普及和印记用途向各个方面的展延，宋元私印的印形也渐多变化。……以各种物形作为外、内装饰和美化的印式大量出现。” 前述“拾芳”“雪艇”两印，正是物形印章中古器物形的代表。这种古器物形式是宋元时期开始流行的特有印章形式，与当时考古发现、金石研究和复古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本节的考察重点。

关于物形印章的起源，笔者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极简单的物形印章，如故宫博物院藏心形印“悲”（《古玺汇编》5451，图 1-45）、上海博物馆藏 形印“大吉”（《古玺汇编》5577）等，但更接近于异形玺印（图 1-4-6）。汉印中也有带文字的双龙形（图 1-4-7）、四灵形印章（图 1-4-8），但图像往往比较抽象，物形并非印面之主体。比较特殊的有“ 弘之印”（图 1-49）一类，文字附刻于龟背，在泥封上钤盖后凸显出的为龟形，因为汉代印章施于泥上而非纸上，这类印章所呈现出的恰好是以物形为主体的立体图案，这或许可视为物形印章的萌蘖。

从考古发现和现存的传世印章和印记考察，笔者认为宋代开始出现了明确具体的器物形式印章，这类印章的使用由内府逐渐向士大夫阶层波及，并逐渐在整个文人阶层中流行开来，又渐渐广泛应用到民间。这些具体物形的演变经历了由雅到俗的过程。最初的常用物形是葫芦形，葫芦历来有子孙万千、福禄等吉祥寓意，又常为文人案头玩物，如传宋徽宗所用“大观”（1107—1110）、“御书” 、宋高宗赵构（1127—1162）“真阁”（图 1-4-10）。史弥远（1164—1233）的“绍勋”、贾似道（1213—1275）的“悦生”（图 1-4-11），都是其中的典型。其后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钟鼎彝器出土渐多，反映在印章中的物形也逐渐复杂，钟形、鼎形、爵形、炉形及其他古器物形印章和印记逐渐在文人阶层流行开，如鼎形“鱼雁”（图 1-4-12）、爵形“仲辉” （图1-4-13）、“长寿”（图 1-4-14）、炉形“晋叔”（图 1-4-15）等印，印文从书柬用语、吉语到字号，一应俱全。1983 年 6 月，四川江油县发现一处宋代文物窖藏，内有 182 件宋代文物，不少与文房器物有关，内有五枚铜印，其中之一就是“天迎云”的白文鼎形铜印（图 1-4-16，长 2.8，宽 1.9，厚 0.9 厘米）。 窖藏内同时发现有“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铜钱，由此可以确定下限应该在北宋晚期宋徽宗时代。

爵形、炉形及其他古器物形印章和印记逐渐在文人阶层流行开，如鼎形“鱼雁”（图 1-4-12）、爵形“仲辉” （图1-4-13）、“长寿”（图 1-4-14）、炉形“晋叔”（图 1-4-15）等印，印文从书柬用语、吉语到字号，一应俱全。1983 年 6 月，四川江油县发现一处宋代文物窖藏，内有 182 件宋代文物，不少与文房器物有关，内有五枚铜印，其中之一就是“天迎云”的白文鼎形铜印（图 1-4-16，长 2.8，宽 1.9，厚 0.9 厘米）。 窖藏内同时发现有“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铜钱，由此可以确定下限应该在北宋晚期宋徽宗时代。

在传世实物印迹中，见于《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游相兰亭甲之一）何处恬题跋用印“知夫”鼎形印（图 1-4-17）可视为宋代文人阶层使用物形印章的代表。何处恬字智夫，号云岫，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宗学博士，理宗嘉熙四年（1240）除秘书郎，同年十一月为著作佐郎。同见于此卷的南宋淳祐年间右丞相游似（？—1252）收藏印之一“游氏旌德堂法书名画”带有“亞”字形框（图1-4-18），亦生动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用印受到宋代新兴的金石学影响。不仅印章文字使用的是传抄古文字，在形式上也明显模仿当时金石书籍中鼎彝铭文的形式。将之与淳熙三年（1176）前成书的王俅《啸堂集古录》著录的“周尹卣盖”铭文（图1-4-19）比照，不难发现此际较高阶层文人用印，明显受到当时风行的金石文化之影响。

鼎形图记在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鼎在中国古代，象征着身份、地位与权力。传说夏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象物，以为重器。到宋代，随着出土发现日益增多，从朝廷内府到士大夫阶层，开始形成收藏、著录和研究铜器的高潮。清代阮元说：“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 宋代前期金石收藏、著录、研究兴起，以吕大临《考古图》为代表，此书融合图像、铭文、考释为一编，是当时金石研究集大成者，对后来的著录和研究影响深远，并由此开创了徽宗时期仿古的高潮。

徽宗朝（1101—1125）开始，朝廷大量仿作青铜器，著名者如大晟钟、政和礼器及宣和礼器。政和、宣和年间的郊庙祭器，不仅器形仿真器，做工考究，连铭文也是摹仿出土古器。这一时期的仿古和复古风尚，以徽宗重修于宣和五年（1123）的《博古图》为代表。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引起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古器物收藏和研究的兴趣。朱剑心统计：“赵宋以后，古器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家亦往往多有，吕大临《考古图》录收藏之家凡四十处，《续考古图》列三十处，除重复五处，政府及寺院五处外，私人收藏计六十家。” 由此可见当时民间收藏古器物已经蔚然成风。从南宋以后，宋代器作的仿古，同时体现在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等诸多方面，成为一种波及很广的时代风尚。正是受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朝野编撰的各种摹古图谱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以古器物图案为外形的印章在南宋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流行。这些古器物形式图案的流行，至少同时在两种媒介中传播开，一种是印章，一种是雕版印刷。

印章一类所用物形，在南宋时期多为迎合文人喜好的古器物、琴瑟、葫芦等形，其后逐渐世俗化，出现了官服人物形、琵琶形、银锭形（铤形）、剑形、动物形、植物形等，附属其上的文字多以吉语为主。最初在南宋时为士大夫阶层所钟爱的钟鼎彝器形印章，后来也逐渐民间化，如鼎形印章也为商贾店铺所用，取其“一言九鼎”的示信之意，如《大风堂古印举》中收录“付兑迄”鼎形铜印（图 1-4-20），应当是经济贸易活动中所用，而非文人用印。元代以降，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民间押印与吉语印广泛使用，所采取的物形也日益广泛，如“大吉”（图 1-4-21）、“富贵”（图1-4-22）。赵孟 （1254—1322）《印史序》有一段记载：“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 ^[1] 无疑揭示出，在当时的文人阶层所用的印章中，已经普遍使用“鼎彝壶爵”之类的物形，初取其“新奇”，后成为“流俗”。赵孟 虽身经宋元两朝，但主要活动于元代，由此可见元代士大夫阶层用印的特征。至元二十六至二十八年间（1289—1291）魏天祐刊《资治通鉴》的写刻序言附带刻录爵形“钜鹿奉国”印（图 1-4-23），可算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印主与赵孟 为同时代人。从事物流行的过程规律来推证之，这类古器物形的印章在文人阶层中兴起之初，应该正是南宋。到了元代，花押印的流行更将物形印章（押记）推上顶峰，成为当时民间用印的主流（图 1-4-24），其兴起与民间花钱、符牌一类带有吉祥寓意图案的民俗器具也密切相关。这类物形印章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在相当于中国元朝、明朝时期的日本镰仓（1185—1333）末期、室町（1338—1573）时代和江户（1603—1867）早期，日本画家所用的印章对中国宋元押记也有着狂热的迷恋和追仿。土佐派、汉画派、狩野派、光琳派等日本绘画流派所用的印章都流行使用鼎、壶、葫芦、方胜等器物形印记（图 1-4-25）。

另一方面，宋代的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叶德辉《书林清话·宋刻书之牌记》中说：“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牌记又称墨围，以其有墨围绕而得名，又称碑牌、墨记、书牌子、木记、木牌等。其内容用来记录刊印者姓名、堂号、开雕时间地点，乃至所用底本、书籍内容、校勘水平、版权归属等。大概相当于后世的商标或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是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最初的牌记多为刊语或题识，大多没有边框。后来大约为了美观醒目，就在文字外加刻黑色围栏。早期家塾、私宅的刻本，多为长方形、亚字形、椭圆形牌记，后来形式愈渐繁复。林申清认为“元代以降，牌记形式益多，……出现了钟鼎形、琴瑟形、莲龛形、幡幢形等图案形牌记，争奇斗巧，十分可观” 。但从宋版书实物来看，繁复的物形牌记至少在南宋间已经流行开，如南宋淳熙间（1174—1190）刻书家一经堂主人刘叔刚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雕版上所刻牌记，已经大量使用钟、鼎、爵形，也使用了具有风雅象征的古琴式牌记。 这些书刻牌记，完全模拟物形印章的形式，带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如鼎形“桂轩”（图 1-4-26）、钟形“叔刚”（图1-4-27）、琴形“高山流水”（图 1-4-28）。到了元代，器物形的书刻牌记如钟、鼎、爵、碑诸式已经相当普遍，如至正二十二年（1362）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图1-4-29）、延祐丁巳（1317）《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图 1-4-30）等，有的鼎形牌记已经复杂到立体图的形式，如元大德五年（1301）王常刻《王荆文公诗笺注》（图 1-4-3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宋元私人押印的普遍使用及这些押印的多用途化，使得印章中所用物形逐渐呈现出民间化、世俗化的趋向。但书籍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消费品，其牌记所用物形仍然延续着庄重、高雅的风格，而把其他民间化的物形排除在外。到了明清时期，文人篆刻极度繁荣，物形印章作为篆刻创作中的常见样式，也就一直保留下来，这在明清文人篆刻印谱及传世书画作品中多见，如明代姚绶（1423—1495）所用“紫霞碧月翁”鼎形印（图 1-4-32），清康熙间耿嘉祚所用“湛思”鼎形印（图1-4-33），上海博物馆所藏戴本孝（1621—1693）为冒襄（1611—1693）所作六面印中的“凤栖”铎形印。晚清民国，物形印章世俗的商业用途更为广泛，如叶形“勤静堂”（图 1-4-34）、天官人物形“宏文堂”（图 1-4-35）等，其材质多使用坚韧廉价的角、木之属，有的商号用印图案繁复，刻制已经十分精细。这些印章作为商铺记号，凭信的功能很强，因此图案也愈趋复杂精细，令人难以仿制，兼具防伪之功能。这类印章至今在民间尚有大量遗存，但已非本节所探讨的重点。

[1] 元赵孟 《松雪斋集》卷六，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4K/mLI9azHwZ4NaP7NWfaKAnIFgU7+j85QzmLfqwItD51gno1zQKfSWn/pvB5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