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文人印传世印迹与考古实物研究

一、宋代文人传世印迹

今天所能见到的宋代文人用印，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见于宋代书画作品上的私家鉴藏印，这一部分已在上文中谈及。剩下的两类，一类是宋代传世书画作品上所见的书画落款印章，一类是现代考古发掘以及经过鉴定的文人印章实物。

在书画落款之后施钤本人的印记，这一风尚在唐代尚未形成风气。窦臮《述书赋》曾云：“贞观、开元，文止于二。” 据徐邦达考证，唐玄宗自书《鹡鸰颂》有“开元”小印，但此卷墨迹近于勾填，故可能出自稍后翻刻。此外王羲之《雨后帖》有“贞观”联珠印及唐虞世南“世南”墨印，然此帖系宋人伪造，故不足为信。神龙本《兰亭序》（冯承素摹）有唐中宗“神龙”年号二半印，未见于唐人记载，此卷出自宋理宗驸马杨镇家，其人常临摹前代真迹并加盖“副 书府”印流布，故这方唐印也并不可靠。

据史料记载，五代时前蜀（907—925）茂州刺史许承杰“每修书题印，微有浸渍，辄命改换，书佐苦之” 。可知此时书信往来已经有钤印的行为，但是这是落款钤印还是封缄钤印，未可知。后周广顺二年（952），李穀（一作“李縠”）因伤臂不能执笔签署公文，太祖特准“刻名印署事” ，则是私印介入官方公事运作的明证了，这也说明此际以私印为凭信作为署款，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已是正常的现象。

宋代皇帝雅好书翰，其书法绘画之上，常钤盖印记，若宋徽宗赵佶有“御书”“宣和殿宝”；宋高宗赵构有“太上皇上之宝”“损斋”；宋理宗赵昀有“缉熙殿宝”“御书”等印。宋宁宗杨皇后则有“杨姓之印”“杨姓之章”“坤宁翰墨”“坤卦”（小方印）等。

不仅皇家翰墨如此，北宋文人阶层中，也逐渐掀起在信札、书画落款之上加钤印章的风气。北宋时欧阳修在《致端明侍读书》尺牍的月日落款上，钤有“六一居士”印（图1-2-1），是较早的文人落款用印证据。据明代张应文《清秘藏》记载，欧阳修还有“修”字名印和“醉翁亭子孙其永保之”印。

相传苏轼有“老泉山人”印，为其晚号，人多误为其父苏洵所有 。苏轼有“赵郡苏氏”（图 1-2-2，见于《祷雨帖》）、“眉阳苏轼”（见于上海博物馆藏《宋四家书》，图 1-2-3）、“耆德忠正”（见于《洞庭春色赋卷》 ，图 1-2-4）、“东坡居士” （见于《颍州祈雨诗》，图 1-2-5），此外他还有“赵郡苏轼图籍”“读书堂记”印章。苏轼印章实物传有杨氏丰华堂藏“苏轼之印”，据载为铜质狮钮，经孙慰祖鉴定为真品 。其弟苏辙有“子由”印（图 1-2-6），见于《怀素自叙帖题跋》。

米芾作为书画学博士，其用印多达一百余方，如其《公议帖》墨迹即钤有“米芾元章之印”九叠文印。黄庭坚有“山谷道人”印，见于《经伏波神祠卷》《诸上座禅语》，另据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黄庭坚书《曹子建诗》，以“非”字小印钤于错字处。文同有“东蜀文氏”印，见于其《范仲淹道服赞》题跋，此外还有“静闲室”“文同与可”两印，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大方轴。赵令畤有“赵氏”（半印），见于怀素《自叙帖》卷题跋后；赵景道有“进德斋记”印，见于黄庭坚《致景道书》；郭熙有“郭熙图书”印，见于《窠石平远图》《早春图》落款。文献记载中的宋代文人书画落款印亦多，如汪珂玉《珊瑚网》载吴说有“延州吴说”“吴说之印”等。

南宋文人印迹如周密有“公谨父”“齐周氏”“隐居放言”（见于赵孟 行书《雪赋》卷题跋，图 1-2-7）、“齐周密印章”“嘉遯贞吉”（图 1-2-8）、“周公堇父”（图1-2-9）、“周公子孙”（图 1-2-10）等印（俱见于赵孟坚《凌波图》卷跋）。诗人陆游有“山阴始封”（图 1-2-11）、“放翁”（图 1-2-12）等印，见于其《自书诗》墨迹。扬无咎有“草玄之裔”“逃禅”“补之”“扬无咎印”等印，见于其《四清图》卷。金石学家赵明诚有“赵明诚印章”（图 1-2-13）；名道士白玉蟾有“白玉蟾印”；郑思肖有“所南翁”印，见于《国香图》卷；文天祥有“履善”（图 1-2-14）、“天祥”（图 1-2-15）等印，见于其《木鸡集序》。南宋宗室赵孟坚有“子固写生”（见于其《春兰图》），“玉牒孟坚”“子固”（二印见于其自书诗卷）、“彝斋”等印。赵孟葆有“孟葆”“兰室”“茂叔”等印，见于其《赵孟坚自书诗》卷题跋。

二、考古出土宋代文人印章实物

近世考古发现出土的宋代文人用印，有苏州瑞光塔窖穴出土的北宋琥珀印“与贞私印”（图 1-2-16） ；南京太平门外王家湾北宋墓出土青田石质闲章“引意”（图1-2-17）；苏州虎丘窑厂北宋胡献卿（984—1062）夫妇墓出土“献卿”铜印 ；河南商丘城内发现北宋张安道（1007—1091）用印“张氏安道”（《宋史》有传，图1-2-18） ；河南郏县北宋苏适墓出土苏适用印“适”（图 1-2-19） 。此外的出土北宋私印还有“王正彦印”（图 1-2-20），印主王正彦，与苏轼、苏辙有交，其他零散出土品还有“朱昱印章”“刘景印章”“禄合”“璋”“忠肃之后”“□金·弥□”（双面印，原释“鉴金·□□”）等。

除以上印章以外，经孙慰祖鉴定确定为北宋私印的还有“无择”（图 1-2-21）、“从可宅记”“乐安□印”“平安家信”“读书堂记”“文房之印”“肃斋”“伯温印章”“安书”“卢氏印章”“忠节孙氏图书”“陈暄”“秋山”“乐安惠明德记”“乐安逢尧私记”“著远私记”“乐安用之私记”等。 根据可靠实物排比总结，北宋时期私印多以橛、杙钮为主，一般印台较高，多在 1 厘米上下。印面笔画间腔体较深，平均水平约为 0.8 厘米 。根据实物形态以及印文的特征，可进一步判断为北宋时期文人印章典型的还有南京市博物馆藏“雚拜”（图 1-2-22）等印。

其中苏州胡献卿夫妇墓出土“献卿”铜印（图 1-2-23），置于盝顶石质印匣中，石质印匣形制与唐代“金山县印”官印印匣类似而略小，但无钮、穿孔等附饰结构 ，为考察北宋文人私印的置贮与使用方式留下宝贵的实物资料。据同出墓志，可知墓主胡献卿（984—1062），字谔谔，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科举进士，官至职方员外郎。其人“雅好读书，疾病尚执卷以玩，又善行草分篆，多得其法” ，可见对私人用印颇为讲究，“献卿”铜印作偏长之方形，四角浑圆，颇为奇特，印文为体势修长之小篆朱文，采用铜条焊接方法制成，字口深度达 1 厘米，可视为唐代“蟠条印”遗制。胡献卿擅书法并能书篆，此印或为其所亲篆亦未可知。

南宋时期文人用印更趋雅致，刘子翚在《书斋十咏》中称“图书”，并有“惭非苏子佩，聊置简书间。尺牍予慵理，何劳汝汗颜”之赞。林洪《文房图赞》则称文人用印为“印书记”。（图 1-2-24）南宋文人印章实物有南京江浦张同之墓出土“张同之印”“野夫”两面印，印侧四面篆书款“十有二月，十有四日，与予同生，命之曰同”（图 1-2-25） ，印主张同之（？—1196），据考证为词人张孝祥之子，此印印侧边款更为宋代文人印章中仅见者。此外湖南杨家山王趯墓出土王趯（？—1170）用印“趯”（图 1-2-26） ；浙江新昌南宋墓出土卢 （？—1174）玉印“卢 ”（图 1-2-27） 。山西大同金代玉虚观道士阎德源墓出土“德源”“龙山道人”“青霞子记”“天上方丈老人”“玉虚丈室老师”等印 ，印主阎德源虽为金代道士，但实际也是一位文人。

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北宋钱世瑞所用木印一组，印文有“吴越世瑞”“天下人太平”“钱氏文房”（图 1-2-28）、“千里共明月”（图 1-2-29） 。此外还有“柯山野叟”瓷印；程迥自用瓷印“沙随程迥”（图 1-2-30） ，印主程迥《宋史》有传，曾于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

从以上宋代文人用印的实物与书画印迹相对照，能够通过印文图像得到风格上较为一致的判别。总的来说，两宋时期文人用印的印文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九叠篆、小篆、汉缪篆、古文奇字四类。除此之外，两宋私印中还有一部分楷书印以及花押印，这部分印章可能在民间社会用途中使用更为广泛。

从现存两宋文人用印的材质来看，有铜、玉、琥珀、瓷、石、木等多种，其中以铜质铸造品为最多。据宋代文献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 。这条记载倒也符合北宋时曾颁布的“铜禁”法令，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严禁使用铜器，且禁止私人购买原铜矿石，只能由官方购买。但是对于当时文人而言，铜印依然是用印的主要材质。两宋时期的私印形制的特征是钮制多以橛钮、杙钮为主，北宋早期印钮较厚重，印台较高，以后逐渐趋向轻薄，这也可能与当时官方对铜器的管制有关。此外文人印章中，也有坛钮、龟钮与兽钮的出现，如“张同之印”“野夫”双面坛钮印，“与贞私印”琥珀龟钮印、“刘景印章”铜质鎏金龟钮印及“沙随程迥”瓷质龟钮印，以及“苏轼之印”铜质狮钮印等，反映出宋代文人阶层对于印章形制的审美需求，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增加了印章作为文人雅玩器物的观赏把玩性质。

从材质上考量，宋代使用石质印材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在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中均有所印证。如南京太平门外王家湾北宋墓出土的“引意”石章，为叶蜡石质（一说青田石），据考古报告中同出铜钱可推定时间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北京丰台大葆台金代遗址出土的“大块文章”石印（图 1-2-31），显然应是宋金时期文人所用闲章，同时出土有滑石，两者之间不无关联。 此外萧高洪披露的宋代石质私印“刘东”（图 1-2-32），据称采用的是江西本地石料 ，很可能就是《云林石谱》中所说的“修口石”。

石质印材的使用也屡见于宋代文献，楼钥《攻媿集》：“又内殿图书、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等虽是李后主印，然近世工于临画者，伪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为之，直可乱真也。” 楼钥是南宋时人，说明在当时，已有制作假画者伪作古印，不但能刊刻质地坚硬的玉印，更直接使用了质地较为松软的滑石类印材。除此以外，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已将石州石、浮光石、辰州石作为时人镌刻图书（印章）的印石列出 ：

石州石，石州（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产，石深土中，色多青紫或黄白，其质甚软，颇类桂府滑石。微透明，土人刻为物像及品物，甚精巧。或雕刻图画印记，字画极深妙。

浮光石，光州（今河南信阳市潢州县）浮光山石，产土中。亦洁白，质微粗燥，望之透明，扣之无声，彷佛如阶州者。土人琢为斛器物及印材，粗佳。

辰州石，辰州（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蛮溪水中出石。色黒，诸蛮取之磨刃，每洗涤水尽黑，因名黑石。扣之无声，仿佛如阶州者，土人琢为方斛器物及印材，粗佳。亦堪制为砚，间有温润，不可多得。

此外还有泰岩、莱石、修口石等，质地较软，也足以用作印章镌刻：

泰岩，袭庆府（今山东济宁市兖州区）泰山石，产土中，大小逾三四寸，间有磊块碎小者，色灰白或微青，亦有嵌崄奇怪势，其质甚软可施镌砻，土人不甚珍爱。

莱石，莱州（今山东莱州市）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纵横，润而无声，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软。土人取巧镌雕成器，其轻妙见风即劲，或为铛铫，久堪烹饪，有益于铜铁。

修口石，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地名修口，深土中产石，五色斑斓，全若玳瑁，石理细润或成物像，扣之稍有声，土人就穴中镌砻为器，颇精致，见风即劲，亦堪作砚，粗发墨。

可见早在北宋时期，石质印材用于篆刻，已经绝非偶然现象，这比以往所认为的元末王冕以花乳石治印，或明代文彭以灯光冻治印要早数百年。石质印材给文人篆刻用印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刻制远比铜印便于操作，也更能直接反映印主与制作者的审美情趣，为文人用印的艺术化表现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宋代文人用印的数量和内容，也较前代有显著的扩大，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在于名号印和闲章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这既是印章的使用范围扩大造成的，也是由于宋代文人表达情志的内在需要的驱动。

宋代文人除用于凭信的正式名印之外，大多还刻制别号印，如高宗赵构的“损斋”、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吴琚的“云壑主人”等，都是有迹可循的北宋时期别号印，此外苏轼有“东坡居士”印、黄庭坚有“山谷道人”印。宋代还有大量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典故姓名印出现，这一类印章又被称为“隐名隐姓印”。 如苏舜钦“配六国相印之裔”印，用苏秦典故隐姓氏，扬无咎有“草玄之裔”隐“扬雄”之姓；张天觉“埋轮之后”（图 1-2-33）用汉代张纲埋轮典故；米芾“火正后人”“祝融之后”印隐米氏籍贯楚国；还有文献记载中辛弃疾有拆“辛”字为“六十一上人”印。 司马光有“程伯休父之后”印，运用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的典故，隐其姓氏。 姜夔有“鹰扬周郊，凤仪虞廷”印，对应的是《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句，用周武王时姜太公誓师周郊典故隐“姜”姓，以《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句中有虞氏以夔为乐正的典故隐“夔”字。此类印章多与姓氏、字号、家世、郡望等密切相关，但隐匿于典故之中，介于姓名印与闲章之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文人用印的情趣。

斋名印如高宗赵构刘妃有“奉华堂”印，文同有“静闲室”印，米芾有“宝晋斋”印。闲文印如苏舜钦有“墨豪”印、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印、扬无咎有“逃禅”印，钱选有“翰墨游戏”印。文献记载中王诜有“宝绘堂”印、李公麟有“墨戏”印、司马光有“独乐园”印、赵令畤有“得全堂记”印等。

在出土及传世实物中，这类闲文印章也不少见，如前文提及的“引意”“默庵”“柯山野叟”、阎德源的“龙山道人”，钱世瑞的“天下人太平”“千里共明月”等。民间的书简印中，还有“鸿雁归时好寄书”“云间千里雁足下一行书”等印，反映出闲章的使用在文人阶层及民间书信往来中也已经十分普遍了。

大量别号、斋室、闲文印的出现，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印章的类型和内容，使得印章从凭信、鉴藏之用，发展为表达个人情感与志趣的媒介，成为文人阶层可以抒发胸怀、钤用把玩的长物，那么追求闲文印章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和情趣也就成为当时文人参与篆刻创作的重要动力。这类融入了个人思想、感情的文学性词语印是闲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印章基本摆脱了印章的凭信功能，具备了叙事、抒情的功能，成为独立的艺术表达形式和欣赏对象。这是宋代印章显著与特有的现象，它标志着文人用印体系的真正独立。它与具有凭信功能的古代印章体系正式剥离、分化，具备了独立的内容体系、形式特征与使用功能，开拓了以往古代印章的表现功能与艺术内涵，形成了新的文人用印艺术风貌与文化性格，正式开创和引领了文人篆刻这一篆刻艺术主线，深刻影响着元、明、清直至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 Tg7VtthBnDYnfOBUN3y/tuieLmBzQgDSK8U2kZDPoKHcJYQa7BHCb/A9zrHD5N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