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官印的形式变革与书画鉴藏印之滥觞

一、宋代官印的形式变革与美学内涵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率部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史称北宋，至此中原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乱局面结束。至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979），除北方契丹族统治的辽国外，汉族聚居地基本归于宋朝统一中央集权统治。宋朝统治者从长期战乱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通过强化文治和改革科举制度来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出于自身爱好以及统治需要，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书法、绘画、金石鉴藏与考据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宋代印章艺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宋代官印制度在经历五代十国时期的繁杂多变之后，亟需作出与其中央集权的一统性质相符合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势必与前朝（唐、五代）有所联系又显著区别。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可以看出，宋代官印改弦更张，是由于五代时官印“篆刻非工”。“工”者，巧饰之意，象人有规矩之形，徐锴的解释是“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五代时期的官印制造与使用匆促粗率，失去法度，因此宋代必须加以整肃。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少府监设有“铸印篆文官二人”，承担官印改革重任的铸印官是祝温柔。祝温柔的祖辈祝思言是唐僖宗时的礼部铸印官，故世习缪篆。所谓“缪篆”，是专门用于摹刻印章用的篆书，因笔画屈曲缠绕，形体平方匀整，饶有隶意，故称为“缪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载：“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缪篆在汉新莽时为官定“六书”之一，相当于秦八体书中的“摹印”。

从这一点来说，祝温柔可算是中国玺印篆刻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因为唐、五代的官印，主要还是采用圆转婉丽的小篆书体入印，这实际上与秦汉魏晋以来印章制度差异明显，是对秦汉玺印系统的制作和审美的解构和颠覆。但是从北宋祝温柔开始，他力图返回“缪篆”体系，将官印这一用于执信的“国之重器”的文字形式和审美，再次恢复到秦汉时代的印章审美理想中去。当然，从实际结果的呈现上看，由于政治历史的发展，也由于物质条件和生产技术的改变，祝温柔所开创的官印形式必然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是蕴藏了他个人审美理想的新的秦汉“缪篆”之美。宋代官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宋代官印印面加大，印章边栏加粗。宋官印基本沿袭了唐代官印的大尺寸，具体在一寸八分至二寸一分之间，但是相对于隋唐五代官印的边栏而言，则加粗了很多，正如米芾所说的“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 。而宋代官印边框的粗度又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加粗，南宋时更倍于北宋，如南宋“建炎谏官之印”。印面的硕大，边框的加粗，使得宋代官印呈现出一种庄重、威严之美，体现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正统感和仪式感，这既是出自实用性的需要，也是在印章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审美风尚。

其次，宋代官印的印文对汉代缪篆进行加工改造，刻意增加笔画的蟠曲与缠绕，形成叠篆。唐代官印在增大的印面中，所使用的依然是小篆的字法，虽略有蟠曲之处，但基本笔画并未明显增饰，甚至有的字（如“印”字）还出现简省合并的意味，故印面的留白较多，显示出空阔简寂的审美意趣。宋代官印改变了唐代官印蟠条焊铸的制作方法，印面整体铸造，印文也改变五代官印“非工”的状况，采取了层叠蟠曲的增饰方式，将笔画简单、容易造成印面空白的文字加以复杂的堆叠，从而使得每个字笔画之间的留白均匀，每个单独的印文都成为方正匀称的块面。加之印章边栏粗实，因此全印呈现出紧实茂密、均匀丰满的统一性。宋代官印文字的叠化程度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与边栏加粗程度的推进基本一致，最终在南宋及金代达到成熟定型，如南宋“尚书省印”（钤于安思远本《淳化阁帖》，图 1-1-1）等印。宋代官印的这种改变来源于制度的变化、制作方式的差异，以及使用条件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其直接体现出以祝温柔为代表的宋代统治阶层审美观的变化。宋代官印文字常被后世称为“九叠文”（事实上并非均一的“九叠”，而真正将这种叠化发展到极致的是金、元时期），每一个字都被屈曲盘回成一个文字“迷宫”，一印中若干个小“迷宫”又融合成一个大“迷宫”，因此宋代官印印文的辨识往往并非一眼即知，而是颇费工夫。如此这般，中国印章的印文首次被赋予了一种迂回曲折、萦绕不已的复杂感，形成为一种程式化、复杂化、神秘化的图像。宋代官印的这种变化，多少能够体现出符合于中央集权政治的权威、庄严、肃穆，由那些复杂的线条所带来的深邃莫测的神秘美感，也与高高在上的皇家威仪相契合。这种来自官方的审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文人用印（私印），更对辽、金、西夏以及后世元、明、清、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官印体系和审美标准作出了框定，影响深远直达千年。

二、宋代书画鉴藏印

宋代在经历前代频繁的战乱更迭之后，统治者重视文治，宋代社会也形成了重视文化艺术的风气。上至皇帝、宗室，下到士大夫、文人中间，书法、绘画、诗文、典籍等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唐代不同的是，在经历过巨大的战争和社会动荡之后，前代遗存的法书、宝绘、图书散失与毁弃严重，因此前代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更加受到宋代文人的珍视与爱护，宋代鉴藏印章的兴盛与丰富，与此有着重要的关联。

书画鉴藏印记的由来，据唐代窦臮《述书赋》的记载，东晋仆射周 有“古小雌文”的名章，钤于书画之上。窦臮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古小雌文”，“雌”者，阴也，即尺寸较小的白文印。南朝时内府鉴藏的法书名迹也使用押署的方式，作为辨伪、防伪的标志。唐代私印印面逐渐增大，且由于进入钤朱时代，印文多为朱文，周 印章印文被窦臮称“古”，可知这方印章确实与唐时习用的印章文字有较大差别。亦说明从东晋时起，已经有人将本来施钤于封泥之上的小私印，以印色印于绢本或纸本之上，可惜这枚印记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唐代书画鉴藏印已经逐渐增多，如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所用“三藐毋驮”玉印、张怀瓘所用“张氏永保”等，在《述书赋》中皆有详细记载。其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专辟《叙古今官私印记》一章，所记录的前朝及唐人书画印记更多，说明书画鉴藏印的使用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宋代鉴藏印章印迹较之唐代保存得更多，从皇帝使用的内府鉴藏印，到大臣、官员、文人的私家鉴藏印，可谓蔚为大观。唐代皇室鉴藏印目前虽存有“贞观”“开元”“神龙”等，但除“开元”小印外大都未必可靠，可能出于宋人摹刻。然而宋代内府鉴藏印名目众多，如宋太祖有“秘阁图书”；宋徽宗有“宣和殿宝”“御书”（图 1-1-2、3）、“宣和中秘”（图 1-1-4）、“双龙”“宣和”（图 1-5、6）、“政和”（图 1-1-7）、“内府图书之印”“睿思东阁”（图 1-1-8）、“重和”“大观”等十数种之多，如果算入印文相同而形式不同者，更远超此数。南宋高宗赵构的鉴藏印数量更超过其父徽宗，有“乾卦”“太上皇上之宝”“损斋书印”（图 1-1-9）、“希世藏”“绍兴”（图 1-1-10、11、12、13、14）、“德寿”“德寿宫书籍印”“内府书印”“内府图书”“机暇珍赏”“睿思东阁”“睿思殿印”“德寿殿宝”“御府图书”“御府法书”“建炎”“真阁”（图 1-1-15）等二十余方。除皇帝之外，后妃也有鉴藏印，如高宗吴皇后有“坤卦”小印，刘妃则有“奉华堂”“闭关颂酒之裔”等。

徽宗内府某些鉴藏印的施用，已经形成了一定固定的制度和规矩，尤以内府装裱的古书画卷轴为典型，据徐邦达总结，徽宗赵佶常钤于书画卷上的印章有七玺，其具体使用规则（图 1-1-16），七印均为朱文：1.“御书”葫芦形印；2.“双龙”印（圆形用于书法，方形用于绘画）；3.“宣和”联珠印；4.“政和”长方印；5.“宣和”长方印；6.“政和”联珠印；7.“内府图书之印”。第一印钤于绫卷天头中上部，第二、三印分别用于前隔水与书画本幅上下接缝处，第四、五印用于本幅与后隔水上下接缝处，第六印用于后隔水上部，第七印用于 尾纸上部。其中第四印有时改为“重和”或“大观”，但较少见。

这种对内府珍藏书画的重视程度而衍生出来的用印制度，后来也被金章宗内府沿用，其鉴藏印套系亦为七枚（各家记述印文稍有异同），被称为“明昌七玺”：1.“秘府”葫芦印；2.“明昌”印；3.“明昌宝玩”印；4.“御府宝绘”印；5.“内殿珍玩”印；6.“群玉中秘”印；7.“明昌御览”，其施用规则与部位与徽宗内府装卷完全一致。宋徽宗、金章宗的鉴藏印在钤盖于书画上时一般皆有固定的位置，如“绍兴”印大多钤盖于本幅后下半部，古书画中有钤印位置错乱不合规矩的，则是后人伪造添加者。故而这样的用印规律符合书画装裱的形式规律，显示出皇室审慎、隆重的态度以及对于古书画的珍重，更兼有杜伪防奸作用，使得他人无法仿冒。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内府用印中的某些印章，往往不止一件，有的甚至多达四五种，如“政和”“宣和”“绍兴”等，往往同文而多式，其形式往往大同小异，或者字法、章法差别明显，这说明从宋代皇室开始，印章的凭信功能已经不是唯一的使用目的，同文而形式各异的印章的大量出现，说明此际已对印章的艺术特性有所关注。

在宋代官方装裱敕赐的刻帖之上，也有官印的出现，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出现了另纸钤拓的南宋“中书省印”“门下省印”“尚书省印”三方印迹，这三枚印迹虽出现在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右丞相、枢密院使王淮题跋之下，但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建炎三年（1129）中书、门下二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故三省官印很可能是“官藏本”或“敕赐本”的标志。同帖之上，还出现了时代风格归属为北宋早期的“艺文之印”半印（图 1-1-17），“艺文”作为六艺群书的概称，意义范围很广，《宋史》亦汇辑内府收藏历代图籍为《艺文志》，这一印章的出现，十分符合官方收藏的语境，也可一窥宋代官方鉴藏印的施用模式。

宋代私人鉴藏印在这一时期出现也很多，蒋易《图书序赠李子奇》云：“元章晋唐真迹有收附图书，文曰‘米姓秘玩’，后人竞并为秘玩、珍玩、清玩、清赏之印者，自元章始。” 米芾有“米氏审定”“宝晋斋”“米氏审定真迹”等一百多方自用印，在故宫博物院藏《兰亭序》褚遂良摹本米芾诗题后就同时使用了“楚国米黻”（图 1-1-18）、“楚国芈姓”（图 1-1-19）、“米黻之印”（九叠篆，图1-1-20）、“米姓之印”（图 1-1-21）、“米黻之印”（图 1-1-22）、“米黻”（图1-1-23）、“米黻之印”（图 1-1-24）、“米黻”（竖式，图 1-1-25）、“祝融之后”（图 1-1-26）、“宝晋书印”等十余方印（图 1-1-27）。经米芾收藏的古书画上几乎都有米芾鉴藏印，这也符合他自作诗所说的“跋印多时俗眼美” 的观念。此外韩侂胄“绍勋”印，见于北宋崔白《寒雀图》与宋临顾闳中《夜宴图》上；张澂的“西秦张澂”“西秦张澂之印”“庋藏宝玩”等印，见于杨凝式《神仙起居法》上；贾似道有“悦生”（葫芦形）、“似道”（图1-1-28）、“秋壑图书”（图1-1-29）、“机暇珍赏”“贾似道印”“秋壑珍玩”（图 1-1-30）、“贾似道图书子孙永宝之”“长”“秋壑”（图 1-1-31）等印见于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名迹之上。

李玮有“李玮图书”（图 1-1-32）、“平海军节度使之印”，见于王羲之《奉橘帖》，李玮活动于北宋庆历至元祐间，“李玮图书”印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九叠篆，说明宋代官印的形式美已经对当时上层的文人用印具有很大影响。曾觌有“曾觌私印”“纯父”“南康郡公”等印，见于马和之《唐风图》卷。邵叶有“邵叶文房之宝”；赵鼎有“赵氏藏书”，赵孟坚有“彝斋”印（图 1-33），见于李白《上阳台诗》卷和褚遂良摹《兰亭帖》。此外宋代以来各类文献中也记录了当时很多鉴藏印，如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记李公麟《醉卧图诗帖》有“神品上上”印 ；赵希鹄《洞天清录》记陈与义有“无住道人”印 ；周密《志雅堂杂抄》等书记载王诜（晋卿）有“晋卿珍玩” （卍字文 ）、“宝绘堂”（方寸印）印，另据《论印绝句》传他还有“曲水砚形”鉴藏印，见于王献之《保母帖》中。 +cw8yteoA2HiFA+WZks0IDq1YuFBhGMBBgLNhYN55KXOsxTgKD2x+n4GT3B2i1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