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慰祖

中国印学的概念，现在逐渐清晰起来。它的研究对象以印章为中心，这是无异议的。但在中国，“印章”与西方的“seal”的义项并不完全重合，它既包含与世界其他地区性质相同的部分，又包含作为艺术样式的篆刻，然而后者在西方语境中并不存在可对应的部分。这就是目前“中国印章”概念的特殊性。所以，“印章”可以作为世界文化中的共同话题，但“篆刻”却是一个国别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一般社会认知，以及学术研究范畴内，“印章”同时包容了这两部分的概念。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文化性质已然不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屈志仁在介绍《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一书时就坦言：“篆刻是最后一个至今未受西方足够关注的中国主要的艺术形式。”在他长期所处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中，对于这一点，认识当然比我们深刻。

同样由于这样的特殊性，我们长期以来对一般意义的印章与作为艺术样式的篆刻之间的界线，认识也是模糊的。只有将中国印章的全部演化历史置于世界印章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共性与个性的比较与审视，我们才会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一、中国印章存在普适意义的历史和性质；二、从形成之初直至今天，中国印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功能没有消失，使用及形态体系没有中断；三、从凭信功能的印章中又衍化出篆刻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些，就是中国印章体系与中国印章历史的特殊性。

对应这样的特殊性，传统的印学研究又形成古玺印研究与篆刻艺术研究的分工。古玺印基本对应普适意义的印章；篆刻艺术则是与前者存在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体系。两者的研究任务和所关注的方向当然也很不相同。目前中国印学研究的格局仍基本如此。

我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现代阶段上对于印学的研究，尽管一直有人在陆续地做，但相当时期内始终是一个很不景气的领域。无论相对于书学还是画学而言，都显出明显的失衡。”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因素之外，研究资料的稀见与匮乏足以导致在这一学科中每深入一步都十分艰难，沉浸凄清冷寂中苦苦寻觅也未必能期在必得。更深层的因素则在于宋元以来玺印篆刻之所以被认可，根本乃是基于一种赏玩的意义，而作为学术、学科的意识则缺乏深厚的传统。然而混沌的认识不仅使玺印文物与篆刻作品的真实价值受到贬损，也会造成史料的错位和艺术史叙述的模糊与误判。新时期学术复兴之初，涉足印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

三十年过去，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古玺印研究还是篆刻艺术研究，这些年加速融入当代学术理念和相关学科的成果，由旧学脱胎为一门具有明确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新学。无论在学科规范的确立、学者成分的递变、研究空间的拓展、理论格调的提升，抑或资料缺环的填补、学术盲点的消解和新发现新结论的累积等方面，都大大刷新了传统印学的面貌，实现了在当代学术中独立地位的确立。

在艺术领域中来看，文人篆刻研究取得的进展更多地受到关注。在比较宏观的篆刻史层面，如文人篆刻形成的物质与文化条件的提出，文人篆刻起点的讨论，文人印系的存在及其与文人篆刻递承关系的揭示，早期篆刻家群体身份与流派定位的解析，文人篆刻与文人精神生活关系的探讨，艺术品市场与篆刻家生存状况的考察，篆刻表义格局与功能转变关系的论述等等，都表明研究视野的提升并到达一定的史学高度。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来看，诸如篆刻家个案研究、早期印谱研究、印人流派风格及交游、印人作品技法及创作背景等研究，在搜求文献的深度与广度上均有很大突破，注重相关人文学科新观念、新方法与新材料的引入也是这一时期研究者普遍的自觉。篆刻审美和创作技法理论，则在当下研究论述中体现出现代色彩，部分地置换了长期因循的体验式的表达形态，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仍然为数不多。

因而，推动这一时期研究达到如此高度的不仅在于所形成的成果水平，还在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更新。我们已经摆脱了概念性、解说性的泛泛而论和陈陈相因，从这些年一部分学者的著述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新学术的气象，也使我感悟到，经历三代学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与探索而形成的当代印学研究格局，将一步步走向新的阶段。

读完朱琪的《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书稿，我的上述感受尤为强烈。

近十余年来，我读过不少朱琪发表的明清篆刻研究的文章，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论题多紧扣篆刻文化与艺术两方面的属性，有他独到的视角与论证，还有形成结论的严谨和文字的古雅。

十多年前我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演时，提出印学的视野不仅要在“印之内”，还应该延伸到“印之外”，印学的价值才能更多地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学术触角尽可能地广泛。朱琪把这本书冠以“小道可观”之名，既言印章其小，而又洞悉其道之大，拓展其研究之大，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这和我所说的印学研究“地块很小，涯际也模糊得很”颇有相通之处。本书围绕着一般人看起来不过方寸的印章里面的种种问题展开讨论，但所作的研究背后，涉及考古学、古器物学、文献学、书画鉴定、美学、社会学、史学等多个学科，由此可见，斯道焉能言其小哉！

多年前，朱琪持续地投入清代早期浙派印人的个案研究。他做的这几个专题，不仅在资料开掘方面穷搜冥索，大大突破了此前的研究，而且形成了将艺术家个体研究置于具体的人文、社会背景之中作立体考察与论述的新格局，我以为应当成为篆刻家个案研究的当代范例。近年来，他仍然咬定青山，孜孜无倦。现在我手中的这本书稿，是他这些年完成的新课题，显示出朱琪的研究视野延展到更大的范围，他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思考也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某些论题显得更为自由也更有学科跨度。尽管发现冷题和盲点一直是他的兴趣，唯陈言之务去是他的写作原则，但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需要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长期的研究积淀。

在本书中我读到的几个论题，不仅如他所自信的“新”，而且也是令我感兴趣并深受启发的问题。在唐宋至民国文人篆刻发展这几个历史阶段，他分别选取了一些重要而又需要更深入阐释的或者篆刻史上少有涉及的议题作再思考。这些篇章善于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思路，也敏捷地汲纳当下学术新成果，因而为这个冷寂学科做了不少填空的工作。旧题新论，是算得上是名实相副的。

早期文人篆刻及相关“印迹学”研究，阐述的是文人篆刻的早期萌芽状态，这是两宋文人用印体系逐渐成熟的阶段。作者在宋代官印的形式变革部分，注意到了以往篆刻史研究少为人论及的祝温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文人篆刻的风格美学的影响，是十分富于洞见力的。在《宋代印人、印事、印谱辑考》一文中，通过经典文献的释读，结合宋代笔记与诗文别集中的记述，考证宋代篆刻在文人阶层与民间社会的活跃状态，并提出宋代除集古印谱外，已经出现个人篆刻印谱，揭示出印谱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印谱形式都在宋代华丽登场。这些结论，充实了我们对中国早期篆刻史、印谱史的认识。

此外，我认为朱琪在文人篆刻溯源研究中，十分重视对出土文物、传世实物的价值开掘，这与圈内长期局限于文献记载、疏于关注文物考古新资料的风气形成迥异的学术个性。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含征集）的大量明代文人印章作出全面梳理与考述，此前《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一书就是第一次从考古学、文物学角度，全面审视明代印章、篆刻的基础研究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获得了不少新的结论。如关于“印迹学”“前流派篆刻”等概念所引出的话题，深具建立在资料基础上的学理依据，我相信将为学者的后续研究留下更深的启发。

文人篆刻家的生存状况是近十余年来印史研究的一个新论题，朱琪以多年来积累的资料整理成《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为这一论题提供了较全面、丰赡的近代印人的经济生活信息，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篆刻经济”的微观史料。艺术史研究从着眼作品到关注人文，是学术观念的一大转变，以他的学术性格，自然不会放弃其兴趣所在。

坦率地说，无论从“印内”还是“印外”，无论是学科意义上的印学研究格局还是文人篆刻研究这一支系，都是一幅方兴未艾的景象，充满诱惑也充满困顿。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目标几个方面，都还不能避免这门既老又新的学科的原生缺陷。这样一个需要艺术实践体验的研究领域，也使得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难免困于对研究对象的艺术体认与美学揭示。与之相反，如果深谙于创作但学术理论能力储备不足的艺术家真正介入研究领域，亦容易受限于思辨的格局和研究方法与路径。这是毋庸讳言的现状。

实现这一跨越需要桥梁。正因为以上原因，朱琪近十余年来的成果特别引起印学界的关注与称誉，当然他的勤奋与抱一精神也令许多人折服——这些年他不仅扎扎实实地拿出了几部真学术的著作，而且屡屡获得重要奖项。而我则更留意他研究范围的拓展，对他的学术结构很感兴趣。朱琪自幼喜爱书法、篆刻并且一直在勤勉地修炼、创作，研修文史的本科与研究生经历，与他的爱好糅合成传统文人的生活理想与自身气质，也许一个偶然的契机激发起他进入文人艺术史研究的兴趣，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转而攻读艺术学博士，接受更加严谨的专业训练，也促使他的坚持心和探险心与日俱增。学艺并进，厚积薄发，铺就他的学术与艺术的进境，而前者正是朱琪的学术历练中体现出来的典型性。

人类的精神活动并不一定都有现实的功利，许多“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意义仅仅在于证明“人的力量”，证明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攀升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宽度。书学、印学都不是让“万众欢呼”的东西，学术的“冷摊”虽然空寂孤独，但却时有新鲜感。我相信，作者一定感受到了发现的快乐具有难以拒绝诱惑力，哪怕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一路走来的这段黄卷青灯岁月和由此拓展出来的学术、艺术愿景，决定了他仍然会在这条“小道”上走下去。

2022年6月28日于沪上百不得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