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及其艺术特征综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和征集，发现了不少明代文人使用的印章，其中部分新发现的明代印章得到了及时的公布。明代是文人篆刻艺术兴起和繁盛的重要时期，作为文物考古发现的这部分印章实物，是研究明代篆刻史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本节将所见的相关资料略作整理汇集，希望能给广大学者提供参考。文中所涉及的新出土明代印章，主要按照出土（征集）的地域分类，然后以印主活动时间为序排列，少部分印章时代延及清初，不能强行剥离，也一并收入。囿于笔者见闻，定有诸多阙漏与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明初曾沿袭元代的行省制，洪武九年（1376）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为还原出土明代印章的地理位置情况，本节中仍按明代行政区划进行归并。

一、中五省出土文人印章

1974 年 3 月，上海奉贤区泰日镇国光村平整土地时，发现明代家族墓葬群，共有四座墓葬，后根据出土墓志，确定为奉训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朱熙家族墓。 据《（嘉庆）松江府志》载：“朱熙，华亭人。以诗名，为玉峰顾仲瑛社长。官广西省郎中。” 又《（同治）湖州府志》引《菰城文献》：“朱熙，松江人。至正（1341—1368）初为乌程尹，有惠泽百姓，为立去思碑。” 朱熙至正初官乌程，又与顾瑛同时，可知生活于元末明初。《明诗纪事》录其《玉山草堂》诗一首：“玉山主人清且妍，标格皦皦人中仙。对花时复得诗句，爱客每能挥酒钱。寒灯巢雪歌暖响，春水桃源放画船。我将载酒即相觅，与尔醉倒熏风前。” 在其中M3 号墓中发现一枚“旺”字铜质印章（图 2-1-1），印章钮制未作公布，尺寸长 1.5 厘米，宽1.5 厘米，通高 2 厘米，印文为白文小篆。印章为铸制，布局均匀，线条劲挺，但印文似非姓名印一类，意义未详，可能为吉语印。

1959 年，江苏南京沐英墓出土一枚石印（图 2-1-2）。印文“沐英”，石质，龟钮，白文，印面尺寸长 2.1厘米，宽 2.1厘米，通高 2.7厘米。印文为典型的汉白文缪篆形式，布局方正匀称。印钮作龟形，形态准确，印台较龟钮汉印稍高，接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可能是对古印印形的模仿和改造。沐英（1344—1392），字文英，安徽定远人。朱元璋义子，十八岁时授帐前都尉。洪武十四年（1381）从傅友德取云南并留镇其地，终卒于云南，后归葬南京，追封黔宁王。沐英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遭盗掘，后追回部分文物，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元青花梅瓶即同时所出。1959 年，文物部门在发掘沐英次子沐晟墓时对沐英墓重新发掘，发现了这枚印章 。沐英卒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故此印应篆刻于这一时期。

1953年，文物部门在江西南昌发现“严嵩私印”一枚（图 2-1-3）。印章为汉白玉质，狮钮，尺寸长 2.2厘米，宽 1厘米，通高 1.9厘米，阴刻“严嵩私印”四字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等，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进士，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后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湛，擅长写青词。他一生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五朝，是明代著名的权臣。“严嵩私印”为汉印风格，布局妥帖，刀法爽利、简练。

1969 年 11 月，上海市卢湾区丽园路街道委员会将该地区在“文革”期间发现的明代朱豹、朱察卿墓群出土的文物上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有六方印章，但因出土于“破四旧”时期，具体的出土情况已无法查明。其中明确属于朱豹的有四枚，属于朱察卿的一枚，尚有一枚不明确归属。“朱氏子文”（图 2-1-4），黄杨木质，狮钮，朱文，尺寸长 1.7 厘米，宽 1.65 厘米，通高 3.6 厘米。“青冈之印”（图 2-1-5），青田石质，辟邪钮，朱文，尺寸长 1.6 厘米，宽 1.3 厘米，通高 2.7厘米。“丁丑进士”（图 2-1-6），青田石质，狮钮，白文，尺寸长 2.4 厘米，宽 2.1厘米，通高 3.9 厘米，石印后侧有楷书线刻边款“周经篆”三字（简报原文误为“周进篆”）。“丁丑进士”（图 2-1-7），黄杨木质，水牛钮，白文，尺寸长 2.3 厘米，宽 2.1 厘米，通高 4 厘米。“朱察卿印”（图 2-1-8），玉质，覆斗钮，白文，尺寸长 2.15 厘米，宽 2.1 厘米，通高 1.75 厘米。“平安家信”（图 2-1-9），黄杨木质，无钮饰，朱文，尺寸长 2.2 厘米，宽 2.2 厘米，通高 2.7 厘米 。除以上六印之外，据新近披露的资料，朱豹、朱察卿墓出土印章还有三方，属于朱豹所用。“朱氏子文”（图 2-1-10），青田石印，无雕钮，白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1.8 厘米，通高 2.5厘米。朱察卿所用两方皆为铜质，其中一方为穿带两面印。“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图 2-1-11），铜质穿带两面印，皆白文，尺寸 1.6 厘米，宽 1.5 厘米，通高0.78 厘米。印侧凿刻有边款：“隆庆辛未为醉石先生篆于□□斋，吴复亨。”“朱察卿印”（图 2-1-12），铜质，熊钮，白文，尺寸长 1.4 厘米，宽 1.4 厘米，通高 1.5厘米，印文笔画有受蚀残损。

“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双面印印体厚度与穿孔、“朱察卿印”熊钮的形象样式皆为典型的汉代私印形制，其制作当有原印作为模范。“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双面印的边款内容丰富，包括作者、创作时间、地点、印章受主等重要信息，吴复亨的生卒时间及经历皆不详，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考证，《石渠宝笈》卷三十《元赵孟 书千文一卷》记关大道题跋后钤有“吴复亨印”“吴孟嘉氏”两印，由此可知吴复亨字孟嘉，是一位活动于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与当时书画收藏家关系密切的文人篆刻家。 几乎与朱察卿同时代的王圻曾提到明代新安吴右丘善仿制各式印钮古印，无论制钮还是印文，置于古印中莫能辨，是能采古意之真者。 此人是否与吴复亨有关联，俟考。

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二九《名迹下·冢墓》记载：“福州知府朱豹墓在斜桥西南，子赠奉政大夫朱察卿附。”朱豹，字子文，号青冈，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进士，官至福州知府。朱豹子察卿（1510 年前—1527），字邦宪，号醉石居士。上海所出九印中“朱氏子文”（2 方）、“青冈之印”“丁丑进士”（2 方）为朱豹用印，“朱察卿印”（2 方）及穿带两面印为朱察卿用印，“平安家信”为书简用印，所属不详。朱察卿家族与松江顾氏一族有通家之谊，察卿妹爱卿适顾从义（1523—1588）。明人欧大任《旅燕稿》中有《送顾汝修归上海兼寄朱邦宪》一诗， 顾汝修即顾从德，从义兄，明代古印收藏家，《集古印谱》《印薮》纂辑者，曾赠朱察卿宋代鹦鹉杯，顾从德一门与文彭交往密切，而欧大任与文彭、何震亦为好友，是以朱邦宪（察卿）用印，绝非出自泛泛之流。朱邦宪用印“丁丑进士”石印作者周经失考，但是根据印主活动时间来推算，周经应当是活跃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印人，反映出当时印人已有治印署款的习惯，其普遍形式为名、字后加“篆”，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印章边款中的“篆”字，并非仅仅是“书写”的涵义，而更多指的是“篆刻”，当然这一早期的提法也凸显出“篆”——即书写印稿的重要性。此外，这方印章的署款位置在印章后侧，也与后来的习惯不同。

上海出土朱氏父子用印是较为典型的一批明代文人用印实物，这批印章的材质、钮制与艺术风格均十分丰富。如从材质、形制到艺术风格皆有所本的仿汉印风格，如“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将古文奇字与小篆结合的宋代私印形式，如“平安家信”“丁丑进士”；典型的元代细朱文印式，如“青冈之印”。这种多元化的复古审美倾向显示出明代印人对于汉晋印章以及宋元私印艺术风格的回归与承接。如果联系到朱察卿与《集古印谱》的编辑者顾从德，以及沈明臣、徐渭、吴复亨等书法篆刻家皆有交游，那么其用印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氏父子墓出土的九方印章几乎可以作为明代文人用印的最高水平的代表。

1966 年 12 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苏州市博物馆随即进行了清理发掘，墓中出土印章两枚。“荆石”（图 2-1-13），白玉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2.9 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4 厘米。“锡爵”（图 2-1-14），白玉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2.6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3.5 厘米。出土时两印分别用白绸裹在墓主人的左右手中。同出还有墓志两方，为王锡爵亲家申时行所撰。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会元，廷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詹事府右谕德、国子监祭酒、詹事、礼部右侍郎、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为首辅，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终老于太仓老家，赠太保，谥文肃。

“荆石”“锡爵”两印风格接近，应当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印文结构呈拉长的体势，字体则依然是元明时代常见的将小篆与古文杂糅的形式。辽宁省博物馆藏《晋人曹娥诔辞卷》有王锡爵收藏印“王氏元驭”“锡爵”两方（图 2-1-15、16），其中“王氏元驭”印亦见于公藏王锡爵《行书扇页》作品。书卷上“锡爵”一印与出土同文印体势一致而篆法少异，亦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王锡爵府中，曾有一位精通篆刻的家仆何通，曾手刻印章数百方，辑成《印史》六卷，张灏在《学山堂印谱》中称：“此吾州王文肃公家世仆，技颇不恶，故亦录之。”是以这两方印章的作者不排除为何通的可能性。何通（1571—？）字不违、不韦，江苏太仓人。活动于明万历、天启间。精篆刻，宗汉印，取法苏宣，印风苍秀劲健，被朱简列为“泗水派”。《印史》六卷，选刻史传人物姓名私印五百钮，并附小传，苏宣等为之序。

1979 年 10 月，无锡市南郊扬名乡邓湾里北基建工程中发现一座明代墓葬，无锡市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印章十九方，均为青田石素章，并皆有款识，根据同出《明故太学生顾伯子郁卿墓志铭》一盒及相关随葬品，确定为太学生顾林夫妻合葬墓。“顾林之印”（图 2-1-17），白文，尺寸长 1.5 厘米，宽 1.5 厘米，通高 4厘米，边款“何长卿”。“顾林之印”（图 2-1-18），白文，尺寸长 1.9 厘米，宽 1.9厘米，通高 3.8 厘米，边款“长卿”。“顾氏郁卿”（图 2-1-19），白文，尺寸长 1.8厘米，宽 1.7 厘米，通高 4 厘米，顶刻“字”，边款“长卿”。“郁卿父”（图 2-1-20），白文，尺寸长 2.1 厘米，宽 2.2 厘米，通高 4.4 厘米，边款“长卿”。“顾林之印”（图2-1-21），白文，尺寸长 2.1 厘米，宽 1.9 厘米，通高 4.4 厘米，顶刻“名氏”，边款“苏应制篆”。“奇字斋印”“疏”两面印（图 2-1-22），两面皆朱文，尺寸长 3.6 厘米，宽 3.4 厘米，通高 3 厘米，边款“詹泮”。“顾林之印”（图 2-1-23），“之”字作朱文，其余三字白文，尺寸长 1.9 厘米，宽 1.9 厘米，通高 3.7 厘米，边款“詹泮”。“郁卿父”（图 2-1-24），白文，尺寸长 2 厘米，宽 2 厘米，通高 4 厘米，边款“政叔”。“尊生” （图 2-1-25），白文，尺寸长 1.6 厘米，宽 0.9 厘米，通高 3.5 厘米，边款：“己丑重九，为又玄先生篆，友弟詹濂。”“顾氏郁卿”（图 2-1-26），白文，尺寸长 2 厘米，宽1.9 厘米，通高 3.8 厘米，边款“淑正”。“顾林之印”（图 2-1-27），白文，尺寸长1.3 厘米，宽 1.3 厘米，通高 3.3 厘米，顶刻“名”，边款“宗仁”。“顾林之印”（图2-1-28），白文，尺寸长 2.1 厘米，宽 2 厘米，通高 3.6 厘米，边款“宗仁”。“顾氏郁卿”（图 2-1-29），白文，尺寸长 1.7 厘米，宽 1.6 厘米，通高 3.2 厘米，边款“宗仁”。“顾林之印”（图 2-1-30），朱文，尺寸长 1.3 厘米，宽 1.3 厘米，通高 3.6 厘米，边款“尼生”。“臣林”（图 2-1-31），白、朱文相间，尺寸长 1.8 厘米，宽 1.9厘米，通高 3.5 厘米，边款“尼生”。“顾林白事”（图 2-1-32），白文，尺寸长 1.7厘米，宽 1.7 厘米，通高 3.3 厘米，顶刻“奇字斋”，边款“尼生”。“顾伯子郁卿”（图 2-1-33），白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3.9 厘米，边款“兆之”。“顾郁卿”（图 2-1-34），白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1.7 厘米，通高 3.4 厘米，顶刻“字”，边款“守之”。“顾林之印”（图 2-1-35），白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1.7厘米，通高 3.4 厘米，顶刻“名”，边款“毋佞”。

顾林（1557—1595），字郁卿，号又玄。太学生。出生世家，为顾可学重孙，顾起纶长孙，顾祖源长子。虽无功名，但为人风雅蕴藉，精于鉴赏。墓中所出十九方印章，均署有名款，多为当时名家所作。其中何震篆刻四方、苏宣篆刻一方、“詹濂（泮）”篆刻五方、“宗仁”款三方、“尼生”款三方、“兆之”“守之”“毋佞”款各一方。这批印章数量庞大，印文又都是顾林的名、字、号、斋室，可见是其生前使用之物，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带有宋窑特征的瓷印盒。部分作者如何震、苏宣、詹濂等与顾林同时代，很可能是顾林亲自托请他们篆刻，顾林死后又作为他的珍玩藏品而陪葬。

何震（约 1530—1606），字主臣、长卿，号雪渔，婺源人，是继文彭之后最重要的明代篆刻家，在篆刻史上与文彭并称“文何”。这四方何震作品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苏宣（1553—1626 后），字尔宣、啸民，号泗水，又号朗公。安徽歙县人。篆刻曾得文彭亲授，并遍观上海顾从德、嘉兴项元汴所藏历代古印，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关于分别署名詹濂、詹泮的作品，此前印史未见实物，相关研究也不多。蔡卫东认为两者为同一人，笔者曾提出商榷。后笔者经过详细考证后撰写《詹濂（詹泮）研究》一文，并详细考证其生平经历、生卒年与交游情况，可以确证两者为同一人。其基本信息如下：詹濂（1547 年前—1609），又名詹泮，字淑正、叔正、政叔、正叔，号伯虎，徽州府歙县人。

这批印章皆属于较为典型的明代印章风格，白文以仿汉印风格为主，朱文印以略带缪篆意味的小篆入印，某些笔画带有明显的明代私印特征，如“奇字斋印”的“印”字爪部的末端圈状弯笔，在明代汪关、甘旸、胡正言等人的印作中亦有类似的处理，可见在当时颇为流行，引发印人之间的互相效仿。关于这批印章的作者，何震、苏宣等是明代篆刻史上的重要人物，自不待言。仅有字号而本名失载的几位作者，其作品也皆有不俗的水平，应该同属当时比较出色的印人。

1984 年 7 月，江苏无锡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坟华察家族墓地发现一座古墓，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市博物馆和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发掘清理，确认此墓为明代华师伊夫妇合葬墓。华师伊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时大彬壶、文房用品，以及大量瓷器，其中有印章四枚，均为青田石质无雕钮素章（原考古报告均误为玉质）。“公衡”（图 2-1-36），朱文，尺寸长 1.9 厘米，宽 1.2 厘米，通高 3.9 厘米。“公衡父”（图2-1-37），白文，尺寸长 1.9 厘米，款 1.9 厘米，通高 4 厘米。“椒兰室”（图 2-1-38），朱文，尺寸长 1.7 厘米，宽 1.6 厘米，通高 4.5 厘米。“清机阁”（图 2-1-39），白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1.7 厘米，通高 1 厘米。 其中“清机阁”顶部右侧以行书刻款“清机阁”，左下角落款“应制”，故可确定为苏宣篆刻。其他三方印章也均在顶部左下角落行草书款“公献”，应该是印章作者，待考。其中“椒兰室”顶部右上角刻隶书“椒”字，“公衡父”顶部右上角刻楷书“父”字。

华师伊（1566—1619），字公衡，号涵莪。无锡人。太学生。华察之孙，华伯贞次子。华察（1497—1574），字子潜，号鸿山。历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累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晚年归乡，葬无锡甘露萧塘华氏家族墓地。据同出墓志记载，华师伊万历二十五年（1597）科举落榜之后未再应试。其生活时代、社会身份、家世环境与前述顾林相似，两者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华师伊夫妇合葬墓所出四印代表了中、晚明时期文人用印的典型形态，其中白文印“公衡父”“清机阁”与顾林墓出土姓名表字印的仿汉印式风格十分接近，朱文印“公衡”“椒兰室”也十分容易在明代印谱以及书画落款印中找到类似的形式与风格。顾林与华师伊生活时代、地域、环境皆很类似，他们的用印也能够体现较为统一的艺术特征，尤其是两墓出土素石印章顶部除署名外所刻的简略款识，应当是印章竖置存放时便于识别检选印文而刻制的简略标记。这种将印文内容缩略镌刻于印章顶部的形式，在顾林墓出土多方印章中也有出现，如顶部镌刻“名”“字”“名氏”等。无雕钮的素石印章在贮藏时难以准确分辨印文内容，这种出于实用目的而镌刻简易款识的集中出现，说明在当时文人用印中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陕西凤翔县刘家沟明代刘之勃妻墓出土的三方印章顶款亦属此例（详后文）。此外，华、顾二墓中俱出土了苏宣印章，说明苏宣与当时无锡地区文人的交往较为频密，也可一窥当时文人阶层与篆刻家的交游关系。

1955年江苏省文管会接收了松江县文教科移交的明墓出土印章一对。“夏允彝印”（图 2-1-40）、“瑗公”（图 2-1-41），两印皆为蜜蜡质地，蟠螭钮，尺寸皆为长 2.6厘米，宽 2.6 厘米，通高 5.2 厘米。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瑗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崇祯时与陈子龙、徐孚远等结“几社”，崇祯十年（1637）进士，任福建长乐知县。清军进攻江南，夏允彝、陈子龙起兵抗清，兵败投水殉节，著有《夏文忠公集》。近代叶铭将其采入《再续印人小传》与《广印人传》，后书称其“暇时偶作印章” ，然未详所据。

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夏允彝印”，紫水晶质地，兽钮，尺寸长 2.1 厘米，宽 2.1 厘米，通高 5.2 厘米（图 2-1-42），同为 1955 年上海松江县明墓出土。上海文物商店亦藏有“夏允彝印”（图 2-1-43），象牙质地，象钮，白文，尺寸长 4.4 厘米，宽 4 厘米，通高 4.9 厘米 ，今归上海松江博物馆。这几方印章的印文风格接近，用字多采用古文奇字与小篆字形，如“夏允彝印”（朱文）更是将两种字体进行了糅合。另一方白文印则在汉印字形的基础上加以蟠曲，可能由于材质的关系，用刀较为细弱，三方印章的总体风格皆与宋元时期私印一脉相承。

1969 年，上海川沙县农民平整坟地时发现一方玉印，后上交转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保存，今藏上海博物馆。印文“东海乔拱璧穀侯父印”（图 2-1-44），白玉质地，瓦钮，朱文，尺寸长 3.4 厘米，宽 3.4 厘米，通高 4.6 厘米，印侧阴刻楷书边款“万历壬子制于盐官公舍，上元甘旸” 。由此可知为明代篆刻家甘旸于万历壬子（1612）所作。

乔拱璧，字穀侯，上海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海盐知县，历任南京兵部郎中、湖广参议、四川布政司参议等，著有《续修海塘录》。甘旸（？—1612 后），字旭甫，江苏南京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铜、玉摹刻古印成《集古印谱》五卷，撰有《甘氏印正》及《〈印正〉附说》（《印章集说》），晚年隐居鸡笼山。据印章边款可知，甘旸曾有浙江海盐之行。乔拱璧所居川沙，是上海古老的集镇之一，乔氏亦曾在南京任职，从乔拱璧与甘旸的生活轨迹来看，两人是有交集的。此印是出土明代印章中较为少见的多字印，印文九字分三行排列，各字独立，所用字形皆为圆转秀丽的《说文》一路小篆。玉质印材由于硬度较大故镌刻十分不易，此印不仅文字多，笔画密集，更于印侧镌刻边款多字，体现出甘旸驾驭硬质印材的功力，也侧面反映出明代文人用印的材质多元化，以及篆刻家对于各类主流印材的良好适应能力。

1984 年 4 月，江苏太仓县娄东乡东郊镇东发现一座明代墓葬，由苏州博物馆和太仓县博物馆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为明代黄元会夫妇合葬墓，出土印章一枚。“黄元会印”（图 2-1-45），水晶质地，瓦钮，白文，尺寸长 3.1 厘米，宽 3 厘米，通高 2.5 厘米。此印出土位置在男尸左手处。据《太仓州志》记载，黄元会（1577—1627），字经甫。幼孤，感奋为学，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南昌知府、按察副使、提学副使、山东布政司参政、江西按察使等职。为官清正，卒年五十一，著有《仙愚馆集》。 此印印文采用汉代缪篆形式，篆法以方折为主，线条细劲挺括，富于文人气息。黄元会与明代印论《印母》作者杨士修有交往，对历代印章沿革亦颇有研究，万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张灏编集明代篆刻家篆刻为《承清馆印谱》，黄元会曾为之作序。“黄元会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明代著名的篆刻家。

太仓地区除黄元会墓出土印章外，张灏墓也出土印章三方。 三方印章分别为“张灏私印”圆形琥珀印（图 2-1-46），蟠螭钮，白文，直径 2.3 厘米，通高 3.1 厘米。“张灏私印”（图 2-1-47），蜜蜡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1.2 厘米，通高 4 厘米。“长君夷令”（图 2-1-48），白玉质地，古兽钮，朱文，尺寸长 2.6 厘米，通高 3.3 厘米。此外，还有一方顶款“汪泓”的“张灏私印”，铜质鎏银，无钮饰，朱文，尺寸长 2.3厘米，宽 2.3 厘米，通高 5.1 厘米，传为同墓所出。

张灏，一名素，又名休，字夷令，又字古民、康侯，号长公，别署白於山人、夷山人、夷山樵叟、平陵居士、绿天主人等。太仓（今属江苏）人。张灏个性闲散，托父荫家居不仕，诗书自娱。生平癖嗜篆刻，尝广聚印材，精选名言隽句、斋馆别号，倩当时名家印人篆刻，历时数十年，积印逾千方，陈继儒以“托之篆刻以自志”称之。先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辑为《承清馆印谱》，复于崇祯四年（1631）辑成《学山堂印谱》六卷，后又重辑。钤制精美，遍邀名家题赠序跋，开汇辑各家篆刻之印谱风气。

张灏本系明代藏印大家，其墓所出三方皆为自用印，材质矜贵，异于凡物。其中琥珀圆印质色秾酽，已属上乘，又在顶部精雕蟠曲螭龙，印体四周满雕博古纹饰，当是出自苏州地区名工之手，堪称明代印章雕钮精绝之品。近古以来出土的琥珀材质印章，以 1978 年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窖穴出土的北宋琥珀印“与贞私印”（图2-1-49）最为知名。 “与贞私印”龟钮造型质朴圆浑，显然模仿了汉晋印钮造型风格，代表了北宋时期印钮制作的技艺水平。“张灏私印”琥珀印的出土则与之遥相呼应，代表着明代苏州地区雕刻工匠的高超工艺。

另一枚“张灏私印”方印，亦属蜜蜡上品，顶部雕一小兽，似狸似鼠，作卧伏状，精巧可人。两方“张灏私印”皆为白文缪篆，风格秀雅浑厚，字形完全一样，刀法也极相近，应该出于同一作者之手。“长君夷令”印，玉质较通透，雕工与王锡爵墓出土玉印有相似之处，温润精巧则略有不及。印文朱文缪篆，字形方折，布局填密，唯稍嫌板滞。三方印章出自明代最负盛名的藏印家墓葬，对于篆刻史研究意义重大，但由于不详具体出土情况和相关陪葬物品信息，难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1973年 8月，浙江临海县特产场职工在开辟茶园时挖出陈函辉墓葬，并取走文物，后由临海县文管会追回。其中有陈函辉所用银印两方，今藏临海市博物馆。 此两方印为银质对印，覆斗纽，尺寸长 3.2 厘米，宽 3.2 厘米，通高 2.3 厘米。银印印文分别为“陈函辉印”（图 2-1-50）、“寒山木叔”（图 2-1-51）。

陈函辉（1590—1646），原名炜，字木叔，号寒山、小寒山子、寒椒道人等。浙江临海人。陈函辉读书师从黄道周，天启七年（1627）中举人头名，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九年（1636）补靖江县令。崇祯十四年（1641）革职归里。明亡后福王诏任职方主事监河南军，以母病未赴，后诏书七至，乃行。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京失守，陈函辉劝时居台州的鲁王朱以海监国，并侍其至绍兴，任少詹事，后擢礼、兵二部侍郎。次年鲁王兵溃出奔。陈函辉返台州，于云峰山中赋绝命词十首，自缢而亡。清乾隆间，赐谥“忠节”。陈函辉敏于诗，善行草书，曾纂修《靖江县志》《（崇祯）台州府志》，著有《小寒山子集》等。

陈函辉两印皆为银质，印文系凿刻而成，刻者技法娴熟，用刀利落自然。白文印结字端严，方圆并用，自然洒落；朱文印布局妥帖，“印”字上部“爪”形为明代篆刻典型的样式。两方银印印侧及覆斗形斜坡均錾有阴刻纹饰与图案，且各不相同，虽带有民间工艺特征，但也可见为用心之作。明代出土文人印章中，此二枚为仅见的银质印章。陈函辉与明代文人交游甚广，如旅行家徐霞客、画家杨文骢等，此外还与当时著名印人梁大年、王山公友善。

1955 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整理江苏省文化局调拨的文物时，发现明代卢象升所用玉印一方，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卢象升印”（图 2-1-52），玉质，兽钮，朱文，尺寸长 5.3 厘米，宽 5.25 厘米，通高 4.5 厘米。 卢象升（1600—1639），字建斗，又字斗瞻、介瞻，号湄隐居士。江苏宜兴人。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崇祯六年（1633）起，参与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有功，升任右副都御史，兼湖广巡抚，后升任兵部侍郎，再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崇祯十一年（1638），担任兵部尚书，力主抗清，守卫京师，反遭构陷。崇祯十二年（1639），卢象升率部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高起潜拥兵不救，力战而亡。著有《卢忠肃公集》《卢象升疏牍》。此印印文多取自古文，线条厚重，明显带有宋元时期私印特征。除此枚印章实物之外，卢象升生前所用印迹尚见存数种，如“卢象升印”（图 2-1-53）、“卢象升印”（图 2-1-54）、“壬戌进士”（图 2-1-55）、“恭则寿”（图 2-1-56）等，风格与此印接近，一并列出参考。

1984 年清明节，安徽阜阳市颍西镇罗汉脐古堆南坡发现一座古墓，阜阳市文物部门清理发现一枚金印。“张大赓印”（图 2-1-57），纯金质地，龟钮，白文，尺寸长 1.6 厘米，宽 1.6厘米，通高 2.1 厘米，重 32 克 。张大赓（1600—1674），字飏甫，号实水。颍州（今安徽阜阳）人。为明末兵部尚书张鹤鸣第三子。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攻陷颍州城，张鹤鸣骂贼死。张大赓工绘事，擅诗文，明亡后终身不仕，专心致学，有诗集传世。此印为仿汉印风格，风格朴拙浑厚，印钮与形制较汉代龟钮印有所变化，龟的形态趋于具象化，纹饰也更精致。

1999 年 7 月，四川绵竹大北街旧城改造基建施工时，民工在明代刘宇亮宅邸“天官府”旧址地下 1.2 米处挖出一只木箱，箱内文物被哄抢一空。绵竹市文管所在公安机关配合下，缴回大部分出土文物，其中有印章数枚。“刘宇亮”（图 2-1-58），水晶质地，兽钮，朱文，尺寸长 4.7 厘米，宽 4.7 厘米，通高 7.5 厘米。“元辅请缨国朝创见”（图 2-1-59），水晶质地，麒麟钮，朱文，尺寸长 6.4 厘米，宽 6.4 厘米，通高 8.5 厘米。“滋畅”（图 2-1-60），水晶质地，桥钮，朱文，尺寸长 2.5 厘米，宽 2.5 厘米，通高 2 厘米。

刘宇亮（？—1642），字季龙，号蓬玄。四川绵竹人。万历己未（1619）进士，历任吏部右侍郎、文渊阁大学士等。崇祯十一年（1638）至十二年（1639）代首辅之职。崇祯十二年清兵入关，刘宇亮以首辅之贵登朝请缨督察军情，崇祯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钦赐尚方宝剑命刘宇亮往代。刘宇亮本请督察之职，未料委以总督重任，大惧，无奈督师出征。终兵败，以玩弄国宪削职，归乡绵竹而卒。“刘宇亮”朱文印，三字呈纵向平行排列，采用明代流行的古文奇字入印，结体修长，末笔皆作舒足式拖曳而下，与华师伊墓出土的“椒兰室”用字结构有几分类似。“元辅请缨国朝创见”，印文安排如布算子，八字作九宫格处理，中间多余空格留空，这种排布在明清印谱中亦有同类，格调不高。由印文内容可知此印当作于崇祯十二年（1639）或稍晚，从此印矜夸之词来看，正可见刘宇亮之为人。

二、南五省出土文人印章

1988 年，广东省及东莞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发掘队，对位于东莞市篁村区的罗亨信家族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在M1号罗亨信夫妻合葬墓北室男尸墓室发现一枚印章（图2-1-61）。印章为石质，方形，尺寸长 2.5 厘米，宽 2.5 厘米，通高 2.1 厘米，双面篆刻白文，分别为“永乐第一科进士”“都御史章”。印面尚存有残红，应当是印主生前使用的印章。据考古报告披露，印章出土位置在罗亨信骸骨头部左侧肩上位置，同出随葬物品尚有墨饼、瓷器等。

罗亨信（1376—1457），字用实，号乐素，东莞人。据同出圹志及《东莞县志》中《故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公神道铭》记载，罗亨信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宣德十年（1435），升右佥都御史，正统十四年（1449）进通议大夫右副都御史，后再进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1450）辞官还乡，天顺元年（1457）卒。著有《觉非集》 。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亨信居谏垣有直声。其巡抚大同宣府，值英宗北狩，捍城有功。生平著述，每不留稿。”文集中有十数首题画诗作，可见其文士风雅。

墓主罗亨信历经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八朝，所出两面印印文点明印主身份、官职，却并非官印，也不是官印的复制替代品，兼有私印与闲章的作用，可见是脱离了凭信功能的文人用印。值得一提的是两印印文圆转婉丽，结体方圆并用，富有书写笔意，具有后世所提出的“印从书出”艺术理念的先声，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篆书水准与优良的篆刻技艺。此二印与明代杨荣（1371—1440）所用“杨氏勉仁”“大学士之章”白文对印极类，二印见钤于《杏园雅集图后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李贽”“卓吾”对印（图 2-1-62、63），寿山石质，狮钮。分别为“李贽”白文印与“卓吾”朱文印，尺寸均为长 3.2 厘米，宽 3.2 厘米，通高 7.3 厘米。印章原藏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苏大山家属捐赠。后两印分开，“卓吾”今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贽”印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印为清同治年间在李贽故居掘土所得，苏大山增刻跋文于上：“卓吾先生文章，有明一代，与遵岩、镜山二公鼎足我郡。此石同治年间乡人于其故居发土得之，转徙归予，为题二十八字，以志景行：先生之笔先生舌，先生之文先生血。三百年来士不啮，人可杀兮名不灭。”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湖北黄安、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相对于传统儒学，李贽以思想之“异端”而自居，反对思想禁锢，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等现象大加批判。

李贽雅好篆刻，万历年间曾辑当时名家印人作品成《博纂二王真草隶篆千文印薮书镜》一册。此对印采用的石料是产于福建的寿山石，两印为一对，狮钮雕刻精美。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他的用印选择了地域距离相近的寿山石，与江南地区普遍采用产于浙江的青田石作为印材一样，说明明代文人用印具有就近取材的便利性，具有地缘优势属性的石种在明代文人篆刻发展中起到驱动性的外力作用。此类雕工细致的寿山石印章，具有可供把玩欣赏的文房玩器的性质，在明代皇室用印中已经广泛使用，而作为民间文人使用的印材，在当时应当亦不鲜见。从这一对印章的材质、雕工精美程度来看，作者应当是明代篆刻名手。

三、北五省出土文人印章

“文革”期间，位于山东邹县与曲阜交界的九龙山鲁荒王墓遭当地村民破坏，1970 年，由文物部门组织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在墓葬前室后部中央放置的朱漆高翘头木供桌（已倾倒）西侧，发现有盛放“鲁王之宝”木印的三重宝盝，推测印匣本应置于供桌之上，后随供桌倾倒跌落。“鲁王之宝”印（图 2-1-64），龟钮，木质涂金，朱文，尺寸为长 10.5 厘米，宽 10 厘米，通高 7.4 厘米，龟腹下穿孔残存红棉纱捻成的绶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四月己未“礼部造诸王册宝成，并上册封礼仪。其制册宝皆用金宝，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篆文曰‘某王之宝’，宝匣、宝座雕造蟠螭，余同皇太子册宝制”。“鲁王之宝”的印文、形制、涂金与明代亲王金宝制度基本符合，明显模仿了鲁王金宝，属于代替原印殉葬的明器“谥宝”。同出用于盛放宝印的木质沥粉贴金云龙纹宝匣，最外层尺寸长 22.6厘米，宽 22.6 厘米，通高 28 厘米，通体沥粉，箱体四周饰贴金云龙纹，盖斜面及立面饰贴金卷草纹，十分华美。

除鲁荒王墓出土的木质谥宝之外，北京定陵及成都、武汉等地也有明代木质谥宝出土。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木质龟钮谥宝“蜀悼庄世子宝”（图 2-1-65），龟钮较鲁荒王墓出土者稍隆，印文规制与风格则和“鲁王之宝”一致。朱悦燫（1388—1409）为太祖孙，死后被追封为蜀庄王，下葬时间较朱檀略晚。 定陵亦出土有朱翊钧及皇后谥宝“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之宝”“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宝”，因此类谥宝皆为明器，且属于官方用途，故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鲁荒王墓后室东南角出土大理石质印章盒一只，边长 12.7 厘米，通高 10.4 厘米。盒盖平顶，阴刻篆书“图书室”（图 2-1-66），盒分上下两层，子母口相接，内藏“鲁府图书”“奎璧之府”“天门一览”石质印章三枚及玉质花押印一枚。“鲁府图书”（图2-1-67），置于印章盒内上层，石质，黑色，龟钮，龟腹有穿孔，朱文，尺寸长 5.85厘米，宽 5.6 厘米，通高 4.75 厘米。“奎璧之府”（图 2-1-68），置于印章盒内上层，石质，无雕钮，白文，尺寸长 3 厘米，宽 3 厘米，通高 1.8 厘米。“天门一览”（图2-1-69），置于印章盒内下层，石质，黑色，无雕钮，白文，尺寸长 3.8 厘米，宽 1.6厘米，通高 2.7 厘米，顶部阴刻大篆“上”字。花押玉印（图 2-1-70），置于印章盒内下层，长方形双鼻钮，钮下部横钻一孔，印体四面做成二级台阶，尺寸长 4.2 厘米，宽 4.2 厘米，通高 3.1 厘米。

在后室西北角一长条木盒中还发现白色石质印材一枚，尺寸长 3 厘米，宽 3 厘米，通高 7.2 厘米，未经篆刻。鲁王墓后室同出多件文房用品，如笔、墨、纸、砚、琴、棋、书籍、笔架、镇纸等，尤其是同出的三件宋元绘画图卷尤为难得。这些殉葬品也与朱檀生前“好文学，善歌诗”的实际情况符合。 由此也可以推断，“图书室”印章盒中所贮藏的印章，与“鲁王之宝”木印明器不同，属于实用器物。从印面看，三方石质印章的篆刻下刀都不深，皆浅刻出字形辄止，没有过多的修饰与加工，所选用的字形皆属于带有缪篆体势的小篆，转折处保留了小篆的圆笔。朱文“鲁府图书”笔画粗重，白文“奎璧之府”“天门一览”线条质感偏软，刀痕呈现出边缘浅中间深的状态，推测所用刻刀并不锋利，或形制与今天的篆刻刀稍异。三枚印章综合石质、形制与篆刻风格来判断，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

鲁荒王朱檀（1370—1390），为朱元璋第十子，洪武三年（1370）封为鲁王。洪武二十二年（1390）薨。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鲁王檀薨。上第十子也，生两月而受封，幼聪慧，好文学，善歌诗，年十五之国。服金石药致毒伤目，至是疾作而薨。”朱檀在世仅二十年，是明代第一位去世的就国亲王，朱元璋对朱檀之死十分生气，谥册中亦多谴责之词，斥为“昵比匪人，怠于政事，屡尝屈法”。据《逸周书·谥法解》：“好乐怠政曰荒”，朱檀谥“荒”，故为下谥。朱檀是洪武开国以来首位薨逝的亲王，故其葬制葬仪对于考察明代皇家墓葬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前文提及的黔宁王沐英封于云南，鲁荒王朱檀封于兖州，两王下世时间非常接近，故将这两位王级墓葬出土的印章对比，在材质、钮制、印文风格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专家认为，朱檀封地距离莱州不远，出土的石质印章采用的皆为莱阳石，说明印材是根据一定标准及审美而加以选择的。

1966 年 10 月，陕西凤翔县城北范家寨公社孙家堡大队刘家沟明代刘之勃妻墓出土三方印章。“刘之勃印”（图 2-1-71），青田石质，朱文，尺寸长 2.4 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4.4 厘米，顶部阴刻“讳”字款识。“安侯”（图 2-1-72），玉质，方柱体，白文，尺寸长 2.5 厘米，宽 2.6 厘米，通高 4.5 厘米，顶部阴刻款识“字”。“安刘图书”（图 2-1-73），青田石质，朱文，尺寸长 3.3 厘米，宽 3.2 厘米，通高 3.6厘米，顶部阴刻款识“号”。 据《明史》等文献记载：刘之勃（？—1644），字安侯，凤翔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上节财六议，疏陈东厂三弊，帝皆纳其言。崇祯十五年（1642），出按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大破川中郡邑，八月攻入成都，俘刘之勃，欲用之，不从被杀。

“刘之勃印”风格接近魏晋时期朱文私印，线条蟠曲流畅，气息生动。“安侯”白文印用刀爽利斩截，笔画连接处有时刻意保留断续接痕，笔画起讫处也多展露出不加修饰的刀痕，可见受到何震、苏宣等用刀劲健的明代印人的影响。“安刘图书”为粗朱文印，印文粗度胜于边框，这种风格与朱檀墓“鲁府图书”及“卢象升印”接近，可见在明代文人用印中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形式。三方印章据出土报告皆为玉质，但就篆刻风格与顶部落款的习惯来看，恐怕是石质印章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在后来笔者见到“刘之勃印”“安刘图书”两印原印时得到证实，另一方“安侯”虽然没有见到实物，但笔者推断应该也是一方石质印章。

1974 年，河北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梁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文物多件，其中有梁维本墓出土印章三件。“梁维本印”（图 2-1-74），青玉质地，透雕子母龙钮，白文，尺寸长 3.9 厘米，宽 3.9 厘米，通高 5.4 厘米，印台四周有绵绺和裂纹，印背有嵌补痕迹。“梁维本印”（图 2-1-75），水晶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3.5 厘米，宽 3.5 厘米，通高 4.7 厘米，印台边角稍有磕损。“谏议大夫之章”（图 2-1-76），水晶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4.4 厘米，宽 4.4 厘米，通高 7.4 厘米。

梁维本（1588—1650），字立甫，为梁梦龙之孙，梁清标（后出继梁维基为嗣）生父，入清后授礼科给事中，顺治三年（1646）迁刑科右给事中，顺治四年（1647）迁户科给事中，顺治五年（1648）迁礼科都给事中。“谏议大夫之章”材质雕钮与“梁维本印”水晶印近似，故推测同属梁维本。

陈银凤等认为梁维本两方名印“刊刻较粗糙，估计非生前实用印，应是墓主殉葬物”，并认为“谏议大夫之章”亦是殉葬物，进而肯定三印可能皆系明器。 实际上三印篆刻从字法、篆法、刻工来看，绝非草率刊刻，应当是梁维本生前实用印章。“谏议大夫”明初已废，故此印可能系梁维本根据自己的官职与谏议大夫相似而刻制使用，并非官印，也不是官印的复制替代品，而是以印文点明印主身份、官爵，属游离于凭信功能之外的文人身份用印，介于私印与闲章之间，兼有私印与闲章的作用。类似的印章实物与传世印迹皆有明证，如明代王锡爵有“少保之章”“柱国之章”，都留有实用印迹，罗亨信墓出土的“都御史章”也属此列。

梁维本墓出土三印皆为仿汉印风格，两方“梁维本印”白文印章的字形笔势有所区别，一方圆转流畅，另一方方折劲挺，显示出印主对于自用姓名印的多元化审美需求。水晶质地的一方全用汉代缪篆，在印文线条的起讫处保留了刀痕，风格与清初浙派篆刻家如丁敬的印风十分接近，显示出明清流派印风格与民间社会用印互相影响与融合的倾向。两方印的印材珍贵，雕工精美，印台的磕碰痕迹说明印主生前曾频繁使用，其中青玉质地的一方印背的嵌补痕迹更说明印主的珍视与爱惜。

1979 年 2 月，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在梁氏家族墓地周围进行文物调查时得知墓地出土的一部分文物，存放于朱夫屯（即诸福屯）公社，文保所随即将文物征回，其中有印章十四件，印材四件。“梁清宓印”（图 2-1-77），白瓷质地，印侧、背施釉，獬豸钮，白文，尺寸长 2.3 厘米，宽 2.3 厘米，通高 3.4 厘米。“梁清宓印”“云岫山房”两面印（图 2-1-78），碧玉质，通高 2.1 厘米。“梁清宓印”方形印面，白、朱文相间，尺寸长、宽均为 2.1 厘米；“云岫山房”圆形印面，白文，印面直径 3.5 厘米。“梁清寯印”（图 2-1-79），碧玉质，兽钮，白文，尺寸长 1.95 厘米，宽 2.1 厘米，通高 3.6 厘米。“清寯”（图 2-1-80），石质，无雕钮，朱文，尺寸长 1.5 厘米，宽 0.9厘米，通高 3 厘米，边款浅刻行书“秋度”二字。“公硕氏”（图 2-1-81），水晶质，兽钮，白文，尺寸长 2.3 厘米，宽 2.3 厘米，通高 5.9 厘米。“梁氏公硕”（图 2-182），水晶质，兽钮（已残），白文，尺寸长 2.5 厘米，宽 2.5 厘米，通高 5.6 厘米。“常山公硕梁氏珍貦（玩）”（图 2-1-83），水晶质，圆柱形钮，白文，尺寸长 2.8 厘米，宽 2.8 厘米，通高 2.5 厘米。“其武氏”（图 2-1-84），碧玉质地，兽钮，白文，尺寸长 2.4 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5.6 厘米。“玄映居士”（图 2-1-85），白玉质地，透雕龙钮，朱文，尺寸长 2.4 厘米，宽 2.4 厘米，通高 4.7 厘米。“布衣之侠”（图2-1-86），石质（墨色），鹿钮，朱文，尺寸长 1.8 厘米，宽 2.1 厘米，通高 4.7 厘米，印侧浅刻草书款“许白虎”三字。“科第世家”（图 2-1-87），石质，子母双狮钮，白文，尺寸长 2.9 厘米，宽 2.9 厘米，通高 4.2 厘米。“得之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图 2-1-88），石质，虎钮，朱文，尺寸长 3 厘米，宽 1.9 厘米，通高 5.1 厘米。“剑气吐长虹”（图 2-1-89），水晶质地，桥形钮，朱文，尺寸长 2.7 厘米，宽 2.7厘米，通高 2 厘米。“雪”“园”两面印（图 2-1-90），青玉质，朱文，原石尺寸长 0.7 厘米，宽 0.7 厘米，通高 6 厘米。同时征集的印材四件：水晶质地兽钮印材，尺寸长 3.8 厘米，宽 3.8 厘米，通高 4.9 厘米。水晶质地桥形钮印材，尺寸长 2.3 厘米，宽 2.3 厘米，通高 2 厘米。黄水晶兽钮（已残）印材，尺寸长 2.6 厘米，宽 2.6 厘米，通高 5.1 厘米。青玉质桥形钮印材，尺寸长 3.3 厘米，宽 3.3 厘米，通高 2.6 厘米。

这批印章中，明确属于梁清宓的印章有“梁清宓印”（瓷印）、“梁清宓印”“云岫山房”两面印。此外，尚有流散在外的梁氏家族用印“梁清宓印”（图 2-1-91）无钮饰石印，尺寸长 2.3厘米，宽 2.3厘米，通高 6.5厘米，刻款文：“癸未十一月为雪岩梁□先生□存，许白虎。” 梁清宓（1620 前—1643），字雪严，梁维本第四子，梁清标胞兄，崇祯己卯（1639）科举人，善楷书，喜刻印章。明确属于梁清寯的印章有“清寯”“梁清寯印”“公硕氏”“梁氏公硕”“常山公硕梁氏珍貦”。梁清寯（1620 后—1662 前），字公硕，梁维本第六子，梁清标胞弟，崇祯壬午（1642）科副榜廪生，二十余岁卒。

结合梁氏兄弟的生平来看，梁清宓字雪严，“雪”“园”两面印或当属其所有。另据《石渠宝笈》记载，《宋徽宗花鸟写生》（即《写生珍禽图》，今藏上海龙美术馆）一卷，“卷前有政和、宣和二玺，又梁清寯印、常山世家、元（玄）映斋藏、梁清标印诸印” 。可知此卷原为梁清标、梁清寯所藏，其中“玄映斋藏”印经清代著录时避圣祖玄烨之讳而改为“元（玄）映斋藏”，从此印的施钤也可证梁清寯卒于康熙继位（1662）之前。特别《写生珍禽图》卷首与卷末所钤“梁清寯印”白文印，与梁氏家族墓所出土的实物形迹一致，这也是新出明代文人用印中唯一一方能够与传世钤迹相印证的实物。

梁氏兄弟的活动时间在明末清初，故他们的用印集中体现出这一时期艺术风格与用印习尚的嬗变。其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印章形式与内容的丰富性大大增强，在这批印章中除明代常见的姓名字号及斋室印之外，集中出现了“布衣之侠”“科第世家”“得之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剑气吐长虹”等纯粹的闲文印章，这在之前的明代出土印章中并不多见。明代闲文印章虽然不少，但多见于各种辑谱（如《学山堂印谱》等），梁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些闲文印章则与自用姓名斋号印同出，可见词句闲文印在此际已经成为文人阶层常用之物。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这批印章包括了明代常见的仿汉印缪篆、古文奇字（如“其武氏”）及小篆印文风格，也出现了圆形印（“云岫山房”）、双面印等之前较少出土的样式。

四、结论

以上新见明代文人印章合计 80 方（明代皇室谥宝不属于印主生前实用品，故仅列入统计而未参与材质样本分析，共计 79 方），囿于笔者收集资料的局限，难免有遗珠之憾。这些印章皆为正式考古发掘所出或公藏机构所采集，可以作为明代文人印章断代研究的标准品，也反映出明代篆刻的艺术风貌。

由印主的身份来看，从皇子藩王、首辅、总督至按察使、御史、知县，乃至未仕进的太学生均有。从印主的活动时间来看，贯穿了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十七朝，尤其集中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及其后，少数如河北正定县梁氏家族墓地所出印章的时间跨度下延及清初（图 2-1-92）。从印章内容来看，姓名印、字号印、斋室印、书简用印、词句闲文印一应俱全，展示出明代文人用印体系的全面序列。从印章材质来看，有石质、玉质、铜质、金质、银质、木质、水晶、蜜蜡、琥珀、象牙、陶瓷等，大部分均有精美的印钮，显示出明代官员、文人阶层对于印章材质和印钮的审美追求。

79 方印章中，石质印章共计 38 方，几乎占到总量的一半，说明石质印材在明代时已经相当普及（图 2-1-93）。这批印章有纯粹的殉葬明器，但更多是印主在世时实用之物，其中镌刻有边款的印章数量达到 28 方，占总数量的 35%。虽然有不少作者已湮没不见于文献记载，但足以说明明代印人在篆刻创作中，落款署名的意识与行为正在形成中。以往研究者通常认为“治印署款，昉于文何”，但朱豹用印“丁丑进士”石印的边款“周经篆”三字，说明在早文彭之前，已有印人具备了独立自觉的作者意识和篆刻署款行为。无锡顾林、华师伊墓出土的共计 23 方青田石印均署有边款，显示出印章作者对于篆刻创作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这是当时篆刻名家何震、苏宣、詹濂等人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为研究和鉴别明代文人篆刻，以及了解当时印章使用和收藏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这批印章所揭示的明代文人篆刻及用印的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从这批印章的出土地点来看，涉及明代多个藩司。以中五省最多，共计52 方；北五省次之，共计 24 方；南五省最少，仅 3 方。如果按照晚近的行政地域区划来看，明代中五省的核心区域南直隶出土印章数量最多，而按照宽泛的江南地区概念来统计，数量则占到了出土印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当然这种数量上的统计与地域归置，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明代文人用印及篆刻艺术发展的地缘性归属，但作为目前所能掌握的一种统计样本，还是较为符合我们对于明代篆刻的认知的。明代文人篆刻与用印体系是从东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最先萌发勃兴的，这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明代中后期江南吴门、金陵地区成为当时的主要文化中心，书画家云集，更吸附了来自徽州地区的印人挟艺游食，形成了印人群体的聚集效应。篆刻流派的初期特征也由之显现，应当说，明代出现的篆刻流派，并非技法或者篆刻风格上的归拢与划分，更多是依据地域关系与印人群体之间的师承和交游。这既是中国篆刻艺术流派萌发初期的特点，也是文人篆刻在明代正式进入自觉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次，明代出土印章所呈现出的虽然是多元化的艺术风格，但归纳其形式和观念的核心，仍然是复古的。复古的观念是宋代以降文人用印的审美核心，宋、元、明、清文人印章无不遵循这一范式而加以发展。本文所列举的出土印章，亦几乎无不在此风尚统摄范围之中，有所区别的只是这种复古的原型，或远宗秦汉，或近攀宋元。而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我”的个性意识与创新意识愈强，则具有个性化新意的艺术面貌愈有可能出现，如被后世所推崇的文彭、何震即是其中的代表。当然也有谨守古法、将复古主义推向极致者，如汪关、吴复亨等。这批印章所反映出的还有艺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后人归纳出的所谓“流派印家”或“流派印”，在明代社会（文人）用印体系中只是一道涓涓溪流。我们看到明代流派篆刻代表人物何震、苏宣等人的作品，与当时社会文人阶层中普遍流行的印式、风格区别并不明显。他们的作品亦不可能脱离时风影响而一味标新立异，而是更多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姿态。明代流派篆刻家与当时社会联系紧密，他们既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印风的引领者与传播者，也是这种风尚的学习者与跟从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附、互相影响的。

再次，从文人篆刻的发展过程中印章材质的应用来看，明代石质印材已经相当普遍，这是篆刻艺术历经长期自我选择的结果。石质印材的便利性与易操作性，早从战汉时期就已被发现，湖南等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滑石印章即是明证，其后在唐、宋、元亦被持续应用，到明代时已经相当普及。明代江南地区以青田石为代表的叶蜡石种，已经被广泛开掘并应用，这一点在上海圆应塔及法华塔中出土的多件元明时期青田石雕佛像上已经有所反映。但作为印材的青田石应用，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华师伊墓出土的四方青田石印章被误认为玉质而长期被忽略，直至顾林墓十九方青田石印的出土，才合为大宗引起重视。而鲁荒王朱檀墓选择取材方便的山东莱阳石，福建泉州人李贽用印采用的寿山石，均选择与各自相近地域的优质软石作为印材，这既说明此际石质印材应用的逐渐普及，也说明石质印材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局限。与石质印材的逐渐普及相对的现象，是铜质印材在文人用印中的快速消退，作为长期以来古玺印制作的传统印材，铜质私印在战国至宋元两千年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这批出土印章中铜印所占的比例不到 4%，这种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是与明代文人篆刻迅速发展具有密切关联的。

从这批印章的形制和钮制来看，半数以上的印章（43 方）有雕钮，印钮的形态有龙、麒麟、獬豸、辟邪、蟠螭等古兽，也有狮、熊、虎、象、鹿、龟、水牛等动物，还有穿带、瓦钮、覆斗纽、坛钮等古玺印经典钮式。其中部分仿古性质的钮制与传世古印母型十分符合，应当来自制作者对古代玺印器形的精确观察和仿制，如“朱察卿印”铜印的熊钮，在尺寸、造型上与汉熊钮印几无二致，具有典型的复古情趣。有的印钮造型相当逼真，雕工也非常细腻，联系到明代皇室用印中出现的大量雕工精致的玉质、石质印章，说明明代印钮雕刻的专业技艺已经十分成熟。这一点在宋元私印中已初露端倪，但是明代石质印材的雕钮技艺明显不及同时期晶玉类印材，联系到石质印材只是作为“类玉”性质的器用而出现，可见其雕刻技艺是由传统玉雕技艺转化发展而来，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就可以解释无锡华、顾二墓出土印章为何多为素石而不雕钮。同时随着铜质印材使用的减少，宋元时期私印常见的橛钮、杙钮、鼻钮等带有前代私印遗制的印钮也几乎绝迹。丰富的材质和精美的雕工体现了明代文人阶层对于印章形质的审美要求在不断提高，并逐渐形成赏玩印章的优雅风气。梁维本用印的使用磕碰与嵌补痕迹显示出文人阶层对于自用印章的珍视，而华师伊、顾林墓出土的大量名家篆刻更彰显出明代文人对于用印数量和艺术性的追求。

从理论上说，作为实用性的明代文人印章在社会上应该留有较多遗存，其实际数量定然远不止于本文所列叙的，其保存途径大多是通过递藏而传世。大量文人印章的磨灭与损毁，也与文人用印的私人专属性质，以及当时篆刻署款并不普遍有关。通过考古发掘的明代印章出土品理应受到重视，但往往因其年代较晚近而被忽视，或因未能及时公布而少为人知，更有为数不少的明代文人用印实物收藏于各种公私机构，有待整理、鉴别与研究。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笔者衷心希望这方面的实物资料能够引起文物工作者的重视，并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 9jl4aXDsDsInb7WxGhyLtJ/sGC0OMePyG8uEB9bM5Fglp1BvY0wsrh4l9rH3C0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