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经受风暴摧折的江南暂时平静下来。

两年前的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渡江南下，追得宋高宗一路逃奔。宋高宗被迫行船海上，在茫茫汪洋之上前后漂泊了五个月。南方局势岌岌可危，国无根基，民无安处，仿佛这个脆弱的小朝廷即将灭亡。

一切仿佛涨潮，冲天浪头以毁天灭地的力量掀起偌大阵仗，却又在某个时刻湮了气势，徐徐退却。南下的金军退兵北返，流亡海上多日的皇帝踏上了久违的陆地，他先是来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在这里驻跸，便将年号改为“绍兴”。史学家认为，这一年标志着南北政权对峙的开始，自此，北方政权无法吞灭南方政权，南方政权也不能收复北地。

“建炎”与“绍兴”是宋高宗的两个年号，仿佛寓意着某种复兴家国的宏大愿景，可放在现实中，这就像高宗皇帝日常挂在嘴边“迎回二帝”的口号一样，也仅仅是好听的年号罢了。

绍兴二年九月，就在这表面平静的时局下，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对于南宋百年纷乱史来说不值一提，对于个人来说却是人生命运的重大创伤，更引来此后数百年的聚讼纷纭。

这件事是：一名叫张汝舟的朝廷官员被他的妻子举报，妻子称他“虚报举数”，以此欺骗朝廷谋取官位。所谓“虚报举数”，是说宋朝以科举取士，但若有人屡试不第，准予这些落榜生上奏朝廷，由朝廷给予例外赐官的优待。但这种优待有限定条件，比如落榜生年龄须到五十岁，应举的次数为四次或五次。张汝舟本不符合优待赐官的条件，于是他虚报了应举次数。而他之所以能欺瞒成功，也许是因为宋朝南渡后，大量官方档案散失在战火中，个人的履历不得已全凭自述。

这件不见光的事本该永远踩在脚底，却被当事人的枕边人揭发，枕边人不仅要让丈夫锒铛入狱，还要与其解除婚姻关系。据张汝舟妻子的供述，张汝舟在她落难之际乘虚而入，用欺骗的手段与她结为夫妇，其目的是谋取她的婚前财产，谋之不得，便对她实施家暴。

据宋朝法律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即便事实确凿无疑，妻子也当服徒刑两年。也就是说，张汝舟的妻子举报丈夫是犯罪行为，不仅会让丈夫受刑入狱，也会让自己身陷囹圄。在夫为妻纲的时代，丈夫不管明行凶事，还是身藏阴私，妻子都要隐忍随从甚至配合，丈夫若欺凌、家暴妻子，妻子也应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可这位妻子显然不认为自己应该为丈夫隐瞒犯罪事实，更不认为自己应该忍受丈夫的肆意凌辱。因此，她为了毁灭丈夫，不惜毁灭自己。

这位不同寻常的妻子便是李清照，那一年她四十九岁。张汝舟并不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她南渡后于颠沛之境再嫁的，但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一百天，便因为李清照的检举，匆匆地结束了。一段“闪婚闪离”的孽缘，于现代人而言，无损于一个女人的品格；于古代的人而言，却仿佛白璧上生了瑕疵，碍眼不说，非得剔除不可。

毕竟李清照是谁？宋代著名女词人，在男性写作于古代文学史占据绝对地位的背景下，她以女性之身在男性主导的文学世界里辟出一席之地，她与第一任丈夫赵明诚的伉俪情深被后代文人所传颂。如此奇女子，爱情与事业双重圆满，文章也做得花团锦簇，纵使赵明诚先殁，她也时时刻刻将他放在心上。她后半生的凄苦婉转、潦倒无奈，皆因知音不在了，所以她想他、念他、怨他一辈子。

不过南宋之际，时人对李清照再嫁的态度，更多的是戏谑嘲弄，譬如著名的文学评论著作《苕溪渔隐丛话》评价李清照“能文词”“颇多佳句”，接着笔锋一转，说她的改嫁是“传者无不笑之”。掌握话语权的男性文人们一面端着客观的姿态承认李清照的词是上乘佳作，一面又忍不住嘲笑她所嫁非人，以致晚景凄凉，这分裂的话语里，隐隐藏着“改嫁活该”几个字。

诡异的是，明清以后关于李清照再嫁的评价竟发生了逆转。源于宋代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洁观念，在明清得以加强，因此深受贞洁观念影响的文人们反而开始否认李清照改嫁的事实，或者把自我代入李清照的感情生活里，容不得这位擅长作词的“女神”有任何不检点之处。其中以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最为出众，他以万字考据长文，细抠李清照的生平，推论出她不可能改嫁，即便李清照曾经自己手书改嫁一事，在他看来，那也必定是遭人篡改的伪作。

这一说法，拥趸甚多，即便在细枝末节上有争议，大体上都否认改嫁，于是这件事在学界里扬起尘埃，前前后后，无数学者加入论战，考据派、索隐派、意识流派各执一词，纷说不绝，直到今天，李清照是否改嫁仍然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个女词人，嫁没嫁人，嫁了几个人，惹得饱学夫子们抡臂而上，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文本解读、人格分析、心理剖解，掘地三尺寻找她改嫁与否的证据。学者们从她的一阕词、一首诗，品味她的爱恨情仇，仿佛她全部的文学创作都是为了思慕某个人或怨怼某个人。男性词人写“庭院深深深几许”，是假女子之口创作一篇与爱恋有关的游戏之作；她写“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必须是抒发当时当地她的真实心声，由此推论出她的词是“自传体”。

若剔除这种不顾文学创作有想象自由性的武断分析，那么，李清照为何创作？又该如何形容她本人呢？假如给李清照画一幅肖像，她该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幅《易安居士画像》流传至今，相传是赵明诚在李清照三十一岁时所画，上有题词为：“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画上的李清照手捧一簇鲜花，身形消瘦，袅娜若无力。大概这形象很符合传统文人心目中的端庄仕女形象，细腰削肩，如同养在闺中的娇花不胜狂风，需要强者尽心呵护。

这或许确实是李清照的一面，出身书香世家，大家闺秀，但她应该还有另一面。相对于这似花的恬静一面，另一面似火，远非端庄、贤淑的仕女，也非满心哀戚的怨妇、思妇。

譬如她好酒，称她为“酒徒”也不为过，在她的诗词创作里，出现了数十次与酒有关的描写。她还好博戏，自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并且她专门为之创作了数篇佳文。

她自信而无畏惧，曾经著文评点词人，如晏殊、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无一不被她批评，或是“句读不葺之诗”，或是“不可读也”，激得当时文人怒驳她“可笑不自量”。

她胸中更有浩然之气，当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沉沉暮色时，她说：“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

她辗转历难，饱经忧患，年轻时为朝廷党争所扰，中年遭逢国破之祸，年老僻居他乡，寂寂而亡。说到底，她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女人，因能写好词，方在历史里留下了名字，可旷世的美文也抵不过时代巨变的碾压。

后世人骂她，笑她，赞她，尊她，只不过是一张张不甘寂寞的口，非要在对别人苦难的指手画脚里获得优越感。她说过：“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想来她是清醒的，知道防不住众口悠悠，就算千夫所指，也要换一个自由之身。

绍兴二年九月，李清照状告丈夫张汝舟，承朝中亲戚相帮，入狱九日而出。外面的世界秋意正深，潮湿的冷风吹彻长江两岸，偏安朝廷覆亡的危机刚刚过去，她的个人危机也过去了，而国家与个人的未来命运，都正走在衰微的路上。

这位女词人的一生早已结束了，可对她的揣度与评价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