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之后,黄真的坏和调皮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非常不幸的,我与他同班,非常不幸的,我还是那么胖。
黄真是被老师叫起来罚站最多的一个人。
经常是老师刚要讲课,他就在底下不知道什么事地哈哈笑起来。或者说老师还没有等把话说完,他就把话茬接了过来,驴唇不对马嘴地扯一大堆,更有时侯,他会在老师的背后贴上搞怪的小纸条,上面是他亲笔挥毫的大作。
老师对于他的头疼已经不能用崩溃来形容,通常可以看到的情景是,老师黑着脸,将黄真象拎小鸡一样地拎出教室,然后不知道撇向何方。
我站起来看着他在老鹰爪下的挣扎,心里一点也没有复仇的快感,反而有一些些惦记和牵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疯了。
有一天下班后的路上,黄真追赶上我,一脸天真和严肃地对着我说,要是你把学校里的事跟我妈告状,你就死定了。
我没有理他,拿起书包就走。
那天黄昏,天空布满了红色的流云,黄真的顾虑真是多余,从小我就不是喜欢是非的人,他的小心眼令我很失望,但是我并不指望他对我有什么样的转变,在我的心目中,黄真是不可改变的。
黄真并没有念我对他长时间的包庇,他还是会间歇性地,在我的抽屉里,在我的座位上,在我的桌子上,搞一些不太明显的机关,以至于时刻的警惕,在我小时候的那些防备的年间,已经慢慢地,逐渐的养成。
最可怕的一次,他把我的座位上涂了一个大花脸,让着急赶来上课没注意的我坐了一屁股的彩色颜料。
伴随着同学们的诧异声,黄真的狂放大笑浮出水面,不用说我也知道是他干的。
我不知道做这些事情对于黄真来说是不是变成了生命中必须的一些东西,象刷牙洗脸一样平常。但是我已经在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变得连生气都懒得。生气又怎么样?打他,然后被他回打,然后哭哭涕涕地找老师,找家长?这些糟糕的桥段已经在很早的时期已经用完了,我想,我比他早熟得多,我已经感觉到了冷漠乃是对付强敌的最佳武器,我打算拿沉默来对抗他的顽固。
后来的我终于说服自己放弃了抵抗的武器,而以冷漠得对待黄真,一直到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