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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任性，就不听话。家中挂着一幅刘海粟的《六牛图》，两头大牛，带着四头小的。爸爸跟我说：“那两头老牛是我和你们的妈妈，带着的四头小的之中，那只看不到头只见屁股的，就是你了。”
现在想起，家父语气中带着担忧，心中约略地想着，这孩子那么不合群，以后的命运不知何去何从。
感谢老天爷，我一生得以周围的人照顾，活至今，垂垂老矣，也无风无浪。这应该拜赐双亲，一直对别人好，得到的好报。
我喜欢电影，有一部叫《红粉忠魂未了情》（From Here to Eternity），国内译名为《乱世忠魂》，男女主角在海滩上接吻的戏早已忘记，记得的是配角弗朗西斯·西纳特拉（Francis Sinatra）不听命令被关牢里，被满脸横肉的狱长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提起警棍打的戏。如果我被抓去当兵，又不听话，那么一定会被这种人打死。好在到了当兵年纪，邵逸夫先生的哥哥邵仁枚先生托政府的关系，把我保了出来，不然一定没命。
读了多所学校，从不听话，好在我母亲是校长，和每一所学校的校长都熟悉，才一所换一所地读下去，但始终也没毕业过。
任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只是不服。不服的是为什么数学不及格就不能升班？我就是偏偏不喜欢这一门东西，学些几何、代数来干什么？那时候我已知道有一天一定会发明一个工具，一算就能计出，后来果然有了计算尺，也证实我没错。
我的文科样样有优秀的成绩，英文更是一流，但也阻止了我升级。不喜欢数学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教数学的是一个肥胖的八婆，面孔讨厌，语言枯燥，这种人怎么当得了老师？
因为讨厌数学，相关的理科也都完全不喜欢。在生物课上，一只青蛙被活生生地解剖了——用图画钉把皮拉开，我也极不以为然，就逃学去看电影。但在要交的作业中，老师命令学生把变形虫细胞绘成画，就没有一个同学比得上我，我的作品精致仔细，又有立体感，可以拿去挂在壁上。
教解剖学的老师又是一个肥胖的八婆（这也许是导致我长大了对肥胖女人没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她诸多为难我们，又留堂，又罚站，又打藤。我们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是时候反抗了。
我领导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把一只要制成标本的死狗的肚皮剖开，再到食堂去炒了一碟意大利面，下大量的西红柿酱，弄到鲜红，用塑料袋装起来，塞入狗的肚子中。
上课时，我们将狗搬到教室，等那八婆来到，忽然冲前，掰开肚皮，双手插入塑料袋，取出意大利面，在老师面前血淋淋的大吞特吞，吓得那八婆差点昏倒，尖叫着跑去拉校长来看。那时我们已把意大利面弄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也没有。
校长找不到证据，我们又瞪大了眼做无辜表情（有点可爱）。校长更碍于和我家母的友情，就把我放了。之后那八婆有没有神经衰弱，倒是不必理会。
任性的性格，影响了我一生，喜欢的事可以令我不休不眠。接触书法时，我的宣纸是一刀一刀地买，我是一刀一刀地练字。所谓一刀，就是一百张宣纸。来收垃圾的人，有些字也欣赏，就拿去烫平收藏起来。
任性地创作，也任性地喝酒，年轻嘛，喝多少都不醉。我的酒是一箱箱地买，一箱有二十四瓶。我的日本清酒，一瓶一点八升，一瓶瓶地灌。来收瓶子的工人，不停地问：你是不是每晚开派对？
任性，就是不听话；任性，就是不合群；任性，就是跳出框框去思考。
我到现在还在任性地活着，最近开的越南河粉店，开始卖和牛。一般的店因为和牛价贵，只放三四片。我不管，吩咐店里的人，就把和牛铺满汤面，顾客一看到，“哇”的一声叫出来。我求的也就是这“哇”的一声，结果虽价贵，也有很多客人点。
任性让我把我卖的蛋卷下了葱，下了蒜。为什么传统的甜蛋卷不能有咸的呢？这么多人喜欢吃葱，喜欢吃蒜，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加呢？结果在我的商品之中，葱蒜味的既甜又咸的蛋卷卖得最好。
人们一向喜欢吃葱油饼，但店里卖的葱油饼，葱一定很少。这么便宜的食材，为什么要节省呢？客人爱吃什么，就应该给他们吃个过瘾。如果我开一家葱油饼专卖店，一定会下大量的葱，包得胖胖的，像个婴儿。
最近常与年轻人对话，我叫他们跳出框框去想，别按照常规。常规是一生最闷的事，做多了，连人也沉闷起来。
任性而活，是人生最过瘾的事，不过千万要记住，别老是想而不去做。
做了，才对得起“任性”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