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任性,就不听话。家中挂着一幅刘海粟的《六牛图》,两头大牛,带着四头小的。爸爸跟我说:“那两头老牛是我和你们的妈妈,带着的四头小的之中,那只看不到头只见屁股的,就是你了。”
现在想起,家父语气中带着担忧,心中约略地想着,这孩子那么不合群,以后的命运不知何去何从。
感谢老天爷,我一生得以周围的人照顾,活至今,垂垂老矣,也无风无浪。这应该拜赐双亲,一直对别人好,得到的好报。
我喜欢电影,有一部叫《红粉忠魂未了情》(From Here to Eternity),国内译名为《乱世忠魂》,男女主角在海滩上接吻的戏早已忘记,记得的是配角弗朗西斯·西纳特拉(Francis Sinatra)不听命令被关牢里,被满脸横肉的狱长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提起警棍打的戏。如果我被抓去当兵,又不听话,那么一定会被这种人打死。好在到了当兵年纪,邵逸夫先生的哥哥邵仁枚先生托政府的关系,把我保了出来,不然一定没命。
读了多所学校,从不听话,好在我母亲是校长,和每一所学校的校长都熟悉,才一所换一所地读下去,但始终也没毕业过。
任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只是不服。不服的是为什么数学不及格就不能升班?我就是偏偏不喜欢这一门东西,学些几何、代数来干什么?那时候我已知道有一天一定会发明一个工具,一算就能计出,后来果然有了计算尺,也证实我没错。
我的文科样样有优秀的成绩,英文更是一流,但也阻止了我升级。不喜欢数学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教数学的是一个肥胖的八婆,面孔讨厌,语言枯燥,这种人怎么当得了老师?
因为讨厌数学,相关的理科也都完全不喜欢。在生物课上,一只青蛙被活生生地解剖了——用图画钉把皮拉开,我也极不以为然,就逃学去看电影。但在要交的作业中,老师命令学生把变形虫细胞绘成画,就没有一个同学比得上我,我的作品精致仔细,又有立体感,可以拿去挂在壁上。
教解剖学的老师又是一个肥胖的八婆(这也许是导致我长大了对肥胖女人没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她诸多为难我们,又留堂,又罚站,又打藤。我们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是时候反抗了。
我领导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把一只要制成标本的死狗的肚皮剖开,再到食堂去炒了一碟意大利面,下大量的西红柿酱,弄到鲜红,用塑料袋装起来,塞入狗的肚子中。
上课时,我们将狗搬到教室,等那八婆来到,忽然冲前,掰开肚皮,双手插入塑料袋,取出意大利面,在老师面前血淋淋的大吞特吞,吓得那八婆差点昏倒,尖叫着跑去拉校长来看。那时我们已把意大利面弄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也没有。
校长找不到证据,我们又瞪大了眼做无辜表情(有点可爱)。校长更碍于和我家母的友情,就把我放了。之后那八婆有没有神经衰弱,倒是不必理会。
任性的性格,影响了我一生,喜欢的事可以令我不休不眠。接触书法时,我的宣纸是一刀一刀地买,我是一刀一刀地练字。所谓一刀,就是一百张宣纸。来收垃圾的人,有些字也欣赏,就拿去烫平收藏起来。
任性地创作,也任性地喝酒,年轻嘛,喝多少都不醉。我的酒是一箱箱地买,一箱有二十四瓶。我的日本清酒,一瓶一点八升,一瓶瓶地灌。来收瓶子的工人,不停地问:你是不是每晚开派对?
任性,就是不听话;任性,就是不合群;任性,就是跳出框框去思考。
我到现在还在任性地活着,最近开的越南河粉店,开始卖和牛。一般的店因为和牛价贵,只放三四片。我不管,吩咐店里的人,就把和牛铺满汤面,顾客一看到,“哇”的一声叫出来。我求的也就是这“哇”的一声,结果虽价贵,也有很多客人点。
任性让我把我卖的蛋卷下了葱,下了蒜。为什么传统的甜蛋卷不能有咸的呢?这么多人喜欢吃葱,喜欢吃蒜,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加呢?结果在我的商品之中,葱蒜味的既甜又咸的蛋卷卖得最好。
人们一向喜欢吃葱油饼,但店里卖的葱油饼,葱一定很少。这么便宜的食材,为什么要节省呢?客人爱吃什么,就应该给他们吃个过瘾。如果我开一家葱油饼专卖店,一定会下大量的葱,包得胖胖的,像个婴儿。
最近常与年轻人对话,我叫他们跳出框框去想,别按照常规。常规是一生最闷的事,做多了,连人也沉闷起来。
任性而活,是人生最过瘾的事,不过千万要记住,别老是想而不去做。
做了,才对得起“任性”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