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印度河谷文字

世界上最著名的未破译文字是印度河谷文字，近年来人们对这一系统的理解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³⁵ 这种在公元前3500—前1700年之间使用的文字被称为“印度河谷文字”，它与任何已知的文字都没有联系，被遗忘了近4000年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被欧洲考古学家发现。而直至1921年，人们才确认了创造这一文字的印度河谷文明的存在。

东方文字的第一个证据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俾路支省东部和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哈拉帕文化中的陶器上发现的简单的“陶工”标记或所有权涂鸦，这略早于埃及已知的最早的字画谜符号（约公元前3400年）和苏美尔的第一批语音符号（约公元前3200年）。早期哈拉帕语的“书写”似乎是约公元前2600年使用的晚期完整书写的原型（图2-22）。陶工似乎用特殊的符号来标记他们的产品，而不是设计或装饰，这些符号可能表明制作者或陶器所盛之物，而在这些产品上的涂鸦似乎“记录”了器物主人或被题献者的身份。

公元前2600年左右文化统一时期进入尾期，其影响波及1500多个城市和城镇，彼时被编入法典并得到公认的“印度河谷文字”应运而生。印度河流域约80%的文字都是以印章或印章铭文形式出现的。其余的则书写在黏土和彩陶板、青铜工具和器皿、骨头和象牙棒以及铜和滑石微型板上。微小的文字被写在骨针、赤陶手镯和黄金珠宝上。虽然大多数印度河谷文字的高度仅超过1厘米，但在多拉韦拉古城北门的一间侧室里发现了一篇铭文，上面的符号高度超过30厘米，如果这是一个公共符号，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读写能力。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大约4200件带有文字的物品，这些物品上的铭文可能是一种简要的标记符号，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印章铭文通常是每行有两个到三个标记符号，总数为5个（图2-23）。最长的印度河谷铭文由3行20字组成；1998年出土了有13个符号的铭文。在许多印石上，突出的是附有老虎、水牛、大象等动物和人形的轮廓图，但这些不是文字的一部分，其意义和目的仍不清楚。在古墓、雕像、墙壁或其他建筑上没有发现已知的印度河谷文献。同时也没有发现泥板或莎草纸文本，尽管这是有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印度河谷的符号既不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也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然而，有些确实类似于原始埃兰文字。

关于水上劳作的印度河商人可能目睹了书写在西方贸易伙伴之间使用的说法，是有争议的。 ³⁶ 完整书写出现在约公元前26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中，似乎已经从早期的哈拉帕符号中完善了它的符号，表明了一个长期的本土演化过程。从巴基斯坦到印度西北部，印度河谷文明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间繁荣起来，其主要中心包括印度南部地区的摩亨佐-达罗（靠近现代的卡拉奇，图2-24）和北部印度地区的哈拉帕（靠近现代的伊斯兰堡）。印度人以先进的城市规划而自豪，他们的文明水平可与他们同时代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媲美。大多数刻有铭文的印章、陶器和其他手工制品都属于这个非凡的哈拉帕时期。

印度河谷文字由400—450个符号组成，其中包括异形同音符号。这些符号描绘了人和动物的形象，以及几何形状和标记。并非所有这些符号都必须同时使用或普遍使用：例如，哈拉帕自己的印章和石板上的签名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的书写按从右到左的方向，如早期楔形文字。不过，有些较长的铭文的书写遵循“耕牛式”，即每行都要掉转方向。哈拉帕语似乎是一个表意音节的系统，就像苏美尔语一样。 ³⁷

据推测，印度河谷的标志主要用于商业活动，如在一捆捆的商品上加盖识别标记。关于这些印章可能意味着什么，一个可能的线索是它是近东贸易伙伴的印章，后者往往刻有个人姓名和职务头衔，通常还包括神灵的名字。这种书写似乎与印度河谷主要中心的统治精英和商人密切相关。书写作为一种以城镇为基础的系统，被用来验证和巩固经济权威。它可能也合法化了精英的宗教，因为书写本身被认为是强大和值得尊崇的。 ³⁸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这些精英风光不再，考古学记录显示印度河谷文字在所有北方遗址都被遗弃了。尽管它一直存活到约公元前1700年，但仅局限在遥远的南部中心戴马巴德。直到最近，人们相信用印度河谷文字记录语言的人是被入侵者赶出并占据他们的城镇和城市的。该假设提出，如果这些入侵者是印度-雅利安人，那么印度河谷文字的底层语言可能是原始达罗毗荼语（Proto-Dravidian），是现在被边缘化到俾路支省、阿富汗和印度南部的庞大达罗毗荼语系的原始语言。 ³⁹ 然而，这种入侵说尚未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相反，印度河的波动可能造成了洪水，摧毁了文明的农业基础，进而导致贸易的中断和经济的毁灭。对印度河流域文字的完整解读似乎不太可能，“除非找到了完全不同来源的原始资料”。 ⁴⁰

一旦经过发展和完善，言语可以通过有限的符号以图形的方式系统地再现，即系统的语音拼字法理念在人类最早的高度文明中蓬勃发展。每个地区的发展都依循自己的道路，极好地顺应自己的需求。两种最重要的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反映在它们各自的书写系统上：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显示出抽象的实用主义，而古埃及象形文字“传达出一种法典化的优雅”。 ⁴¹ 在美索不达米亚，“硬件”决定了“软件”：手握黏土的用法催生了楔形书写系统，图画和标记不得不让步于声音；这种语音上的完善吸引了那些甚至与苏美尔语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借用和改编这种文字。但在古埃及，“软件”决定了“硬件”：字画谜符号最适合用墨水书写或雕刻；它仍然是尼罗河独有的系统，促使字母在早期就发生了简化。楔形文字被广泛借用和改编，而3种古埃及文字则并非如此。然而，古埃及的辅音字母表最终进化为完整的字母表。楔形文字大约在2000年前就寿终正寝了；而古埃及的辅音象形文字，虽然无法辨认，但仍有人在书写。书写材料也存在这种差异：几千年来，用芦苇笔在软黏土上刻下的楔形压痕与用墨水刷在莎草纸上的图案相互竞争；最后墨水胜出，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刷术的基础。

在东部的孤立环境中，印度河谷文字自生自灭，没有激起任何浪花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也是许多书写系统和文字的宿命。

书写的借用方式有很多种。譬如可以借用：

·书写理念；

·书写理念和书写方向（如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书写系统（表意、表音节、表字母）；

·书写系统及其文字；

·部分书写系统，以丰富现有系统；

·文字的一部分；等等。

实际上，所有的书写系统和文字都包含一个或多个上述借用方式。一旦一种借来的文字用来表达一种不同的语言，就需要进行改动或调整。最常见的变化是符号库的变化，去除不必要的语音，加入新的语音。还可以添加混合功能，以适应不合适的系统，就像阿卡德语对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用法。为了让书写更快捷、更容易，借用者甚至可以精心设计其他种类的文字，比如古埃及语的僧侣体就是一种更快捷的象形文字的书写方法。

对书写系统和文字进行分类有助于获得信息丰富的全景式观照，因为每种分类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分类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大多数书写系统和文字都从组成部分特征等级中借用了多个层次（图2-25）。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如类型（无论是表意文字、音节文字，还是字母文字）法、谱系法、年代法和地理法等。没有哪个划分法是“最佳”的，只有出于明确目的的“最有用”的划分法。有些分类法可能会误导人。例如，类型分类仍然存在争议，因为所有完整的系统都包含了语义（意义）和语音（声音）符号的组合。谱系分类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大多数系统是彼此交叉的；多次的借用和频繁的创新常常会在不相关的系统间产生表层上的相似性。 ⁴²

公元前1000年，许多书写系统文字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繁荣兴盛。除了古埃及语和汉语，其余都消亡了。实际上，书写系统和文字的消亡远不如其所记录的语言。楔形文字在苏美尔语消亡后还留存了几千年。拉丁语作为一种语言早已“死亡”，但拉丁文作为古埃及文字的后继系统，至今仍是最常见的书写系统。纵观历史，书写系统和文字最终的命运是由经济、政策、地域和文化地位所决定的，而并非由语言和书写的直接需求。

美索不达米亚的语音文字一传到尼罗河，古埃及的书吏就把这个创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以适应他们与美索不达米亚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的局部解决方法是使用一组只产出辅音的符号。约公元前2200年，他们很少单独使用象形文字，只使用辅音符号。这种规约为人类与交谈艺术的关系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书写进程。 1bW32qns1skio59uEEiC+nILr1Q3dABzt2epPSXORlvILd+SyV6nIl7Ui4CQrI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