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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化是否正在解构还是正在加强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个非常暧昧的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在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他地方的生活：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网络、知识推广、文化交流、跨国迁徙
和新帝国主义政治等。但是在“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或者“一个事情和所有事情”的知识、利益和权力互动结构中，“世界”还不存在，我们看不到“世界”，看不到一个具有属于世界整体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的“世界”。就是说，在作为地理事实和财富资源的物质世界之外，还不存在一个精神、制度和价值意义上的世界。一个没有世界制度和世界利益的世界仍然不是世界。今天世界的各种问题已经形成了对世界制度和价值的迫切需求，而且这一需要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意义的“世界”概念，同时需要一个相应的世界事实。西方哲学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世界观，在西方概念体系里，国家已经是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最大概念，西方的世界概念虽然比国家更大，但却不是全方位的世界概念。天下概念作为全方位的“世界”，显然是重新思考今天世界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帝国以及帝国主义就其理念来说总是世界性的，但是除了天下／帝国模式，其他的帝国模式都没有世界观，都只有国家观，只是以国家为主体单位而试图扩展至整个世界，无论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价值观以及制度设想都是基于国家尺度的视界。这里不妨对几种典型的帝国模式进行简单的比较：
1.罗马帝国模式
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古代帝国模式。帝国（imperium）原义指罗马执政官代表国民利益的行政统治权力，分成内政统治和对外征服两方面责任。一般来说，这种帝国是个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往往包括多个民族。就其公开声称的或者隐蔽的目的而言，假如条件允许，它将扩张至全世界。于是，这种帝国只有临时性的“边陲”（frontiers）而没有法律明确认定的“边界”（boundaries）。这种古代帝国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念上，自现代民族／国家时代以来就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2.大英帝国模式
这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典型的现代帝国主义。它总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帝国理念和行动原则。帝国主义就是以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现代化本身可以理解为一种“最纯正的帝国主义”，现代化推行普遍主义来“生产一种全球规模的形式或结构上的同质性”，但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却绝不产生真正实质上的同质性，而是产生了不均匀和断层的全球体系，因为不平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1] 。这种帝国有着明确划定的边界，不过明确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准备自我克制，边界的意义在于用来禁止其他人随便进入而危害帝国或分享帝国的利益。与古代的领土扩张主义有所不同，帝国主义在控制世界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开拓境外殖民地；其次，在不容易通过征服而变成殖民地的地方，则强行发展不平等贸易（“大英帝国的性格是商业性”，它是个国际贸易体系 [2] ）；最后，通过现代性话语重新生产关于事物、社会、历史、生活和价值的知识或叙事，把世界划分成中心的、发达的、有神圣法律地位的一些主权“国家”和边缘的、不发达的、没有自主性的“地区”，划分成“有历史的和进化的”世界和“没有历史的或停滞的”世界，通过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来造成其他地方的知识退化。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并加入民族／国家体系，同时世界各国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主权要求，于是现代帝国主义也就转变为全球化帝国主义。
3.全球化帝国主义就是美帝国主义模式 [3]
首先，全球化帝国主义尽量继承了现代帝国主义能够被继承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
格局。依附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虽然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特性，但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可能被强化到极致，以至于全球化帝国主义能够形成对世界的全方位控制和霸权，按照美国自己喜欢的说法则是“美国领导”（American leadership）。这种“美国领导”被约瑟夫·奈（Joseph Nye）生动地解释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双重领导
[4]
，即由美国领导和操纵的全球政治权力体系、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文化知识市场体系，而且这些“世界体系”都达到仅仅最大化美国利益和仅仅普遍化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也许约瑟夫·奈是对的：建立文化知识的统治是比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更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只有文化知识的统治才能够通过使其他文化知识传统作废而达到使其他心思（the other minds）作废。要达到这样宏大的目标，如果仅仅是发展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全球化帝国主义创造了一种超越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新游戏。如果说在现代帝国主义游戏中，帝国主义依靠强大实力而永远成为赢家（比如说总能够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新游戏中，帝国主义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永远是赢家，而且还是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于是，美国就成功地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国家。很显然，当集参赛选手、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游戏类型指定者这三个身份于一身，就必定是个法外选手。不过美国的无法无天并非完全归因于美国的野心，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世界缺乏世界理念、世界制度和足以支持世界制度的力量，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提出来的严重问题。
4.天下模式
在思考或许可能的世界制度的问题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优势（virtue），它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由于天下概念意味着先验的、完成式的世界整体性，因此它是个全球观点（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要求。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天下理念是中国提出来的理论，但天下体系的理想不等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由于中国古代帝国仅仅部分地而且非常有限地实践了天下理想，所以这一不完美的实践主要是形成了专制帝国，而并没有形成一个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显然，天下理念只是一个理论准备，它仅仅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和值得利用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天下理念所包含的世界先验一体性观念、他者哲学以及和谐理论。
世界制度在现实性上尽管遥远，可它又是世界的迫切需要，这一点有些悖论性。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作为“问题世界”的集中表现。为了不卷入烦琐论证，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哪一方比较正义或不正义，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说明了这个世界没有能力解决世界性问题。世界的无能在各种冲突还没有极端化的时候并不明显，因为人们似乎可以指望“对话”，尤其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想象的满足了理想商谈条件的长期理性对话。但是哈贝马斯忽视了两个致命的问题：其一，有一些事情无论经过什么样的理性对话仍然是不可互相接受的，即“理解不能保证接受”的问题；其二，还有一些事情涉及当下利益，假如不马上行动就会错过机会而失去利益，即“时不我待”问题，它说明了在对话上的时间投资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于是，当问题以话语的方式提出来总是不太严重的，而当问题以行动的方式提出来，世界就茫然失措，因为没有什么样的话语能够回应行动的问题。这就是“对话哲学”的破产。
传统哲学曾经试图独断地给出关于事物的真理，但是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存在使得单方面的真理成为不可能，于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努力是把真理的证明转化为观念的对话，“同意”（agreement）优先于“真理”。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对话哲学的破产，当行动提出话语无能力回应的问题时就破产了。哲学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然后又是利益和对话的路上走到了头，现在有理由认为，我们通常用来表述和分析各种问题的“概念体系”非常可能有着严重缺陷，以至于不能正确地理解事物。概念体系构成了思想的“计算单位”，假如计算单位不合理，即使思想的计算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仍然可能错过重要的问题。前面的分析正是试图分析西方概念体系中的一种偏好，它总是选择诸如“个体”和“民族／国家”这样的实体作为决定性的计算单位，这种计算单位隐藏着一个内在的秘密：它的利益是独立的，不必与他者的利益挂钩。于是，对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以：第一，不把他者的利益考虑在内；第二，如果涉及对他者利益的计算，那么就只想损人利己。这种行为不是伦理上的无耻或缺陷，而是一个利益能够单独成立的存在单位的存在论逻辑（ontological necessity）。假如给定生活的目的是利益，那么这种个体存在论（the ontology of individuals）是合适的，但是假如生活的目的是幸福，那么那种个体存在论是不成功的，因为，幸福的存在论条件是“关系”，幸福只能在成功的关系中产生，幸福只能是他者给的，自己不可能给自己幸福。中国哲学概念体系所偏好的“计算单位”往往强调一种存在论单位的关系结构，典型的如家庭和天下。中国哲学更为关心的是关系存在论（the ontology of relations），具有关系结构的存在论单位所提供的是关于幸福的逻辑，即它假定他者是自己的幸福条件甚至存在条件。基于“关系”而不是“个体”的哲学便形成了“无立场的眼界”（the view from everywhere）而不是“特定角度的眼界”（the view from somewhere）。这样的概念体系对于分析和解决世界性问题是必需的，否则甚至不可能发现世界性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过，传统天下理论还只是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仍然有大量疑难问题存在，尤其是目前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来实现一种世界共同认可的世界制度。其中尤其缺乏的是能够形成世界性利益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运动和人们的行为基本上都趋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很少去发现和发展世界共同利益，所以很难形成人们之间或国家之间的“正面外在性”，即各方的行为碰巧在客观上形成互惠结构配置，也就是各方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互相依附关系。许多人追求世界各国或各地在政治社会制度的同质性，这种做法很可能无助于解决任何冲突，因为政治制度的同质并不逻辑地蕴含实际利益的对等和公正。因此，对全球政治社会制度同质化的追求（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许不是错误的，但非常可能是无效率的。各地人们所能够普遍满意的真实条件其实是物质利益和权力、知识和话语的发展水平的等量化，这样才能消解世界上的冲突、矛盾和战争。简单地说，凡是仅仅能够兑换成权利（right）的东西都是虚的，凡是能够兑换成权力（power）的东西才是实的。
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否则没有人有追求它的积极性。如果在将来也不能慢慢地形成客观利益上的互惠结构，那么世界制度就会遥遥无期而仅仅作为理想而存在。即使如此，理想仍然是重要的，它至少能够让我们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1] S．Makdisi， Romantic Imperialism：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pp．177-182，Cambridge Univ．Pr．，1998.
[2] D．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8，Cambridge Univ．Pr．，2000.
[3] 哈特和尼格瑞论证说，新帝国与欧洲老帝国非常不同，它产生于美国的宪政主义（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它更像罗马帝国而不是欧洲帝国主义。参见M．Hardt，A．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Pr．，2001。
[4] 约瑟夫·奈呼吁美国加强它的软力量以补充其硬力量，尽管美国已经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力量”，但单靠硬力量还不足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参见J．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Pr．，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