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

我们不应该假装认为和谐的世界模式已经具备。谁要是仍然以为和平与社会共处的思想很有市场，那也同样是不诚实的。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帝国正在成为事实。

——哈特（Michael Hardt）、尼格瑞（Antonio Negri）

就理论可能性而言，帝国可以只是个文化／政治制度而不一定是个强权国家实体。古代伟大帝国的兴衰留下了神话般的历史故事，是耽于梦想的人的永远梦想。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终结了古代模式的“伟大帝国”，使之成为并仅仅成为社会记忆，以至于人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去理解现实、过去乃至未来。其实，帝国体系曾经长时间地作为自然生成的社会制度而存在，民族／国家却只不过是现代的产物。现代不仅结束了传奇的帝国古代传统，而且挫败了各种理想和乌托邦，除了技术和经济，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事业能够在现代获得神话般的成功。

“帝国”这个概念在现代演变成为一个失去了自然朴实品质的改版概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才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反思性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被认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关心的论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列宁主义到依附理论都假定控制海外资源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最大化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现代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系列概念。可以说，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制度的超级军事／经济力量而建立的一个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欧洲传统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理念都是“以一国而统治世界”，背后的哲学精神是“以部分支配整体”这样的欲望。而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帝国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原则来重塑帝国眼光从而精神变得更加狭隘，不仅失去了传统帝国兼收并蓄的胸怀，而且把帝国的强权好战方面发展到了极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作品）。

今天有迹象表明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体系，许多人相信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民族／国家体系会被破坏 ^[1] ）。那么，未来将是一个新帝国时代吗？哈特和尼格瑞富有挑战性的热门著作《帝国》甚至认为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新帝国时代，他们指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帝国正在成为事实”，“民族／国家的统治权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统治权力这一权力事实本身（sovereignty as such）的衰落……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就是所谓帝国” ^[2] 。这不是想象，而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人类所能够发明的社会制度种类并不多，所能够想象的世界体系形式也不多，事实上帝国是最典型的世界体系。帝国问题属于那种复杂的大规模问题（comprehensive problem），它几乎涉及生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应该说是个“问题组”。大规模问题的凸现往往是面向新时代的思维特征，因为在面向新时代的时候人们就试图重新思考关于整个世界、社会和生活的理念。帝国正是这样一个理念（eidos，idea）。在这里不可能全面讨论帝国的问题，我准备讨论的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帝国”理念对于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体系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

进一步说，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时代，至少我们知道全球化已经把所有地方的问题世界化了，几乎任何一个地方性问题都不得不在世界问题体系中被思考和解决。现代性的一个一直隐藏着的困难突然明显起来：现代制度只是国内社会制度，而不是世界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的有效范围或约束条件是民族／国家的内部社会，而不是世界或国际社会。于是，即使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族／国家并且建立了标准的现代制度（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以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内部社会秩序，国家之间也仍然是无制度的。因此，国际社会仍是无约束、无秩序或无法则的失控空间（尽管有一些国际组织在假装建立国际制度）。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完全满足“霍布斯状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从形而上学角度看，现代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无序状态”（chaos）。希腊哲学认为，只有当“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kosmos）才能形成自然和世界（kosmos正是宇宙的词源 ^[3] ），而chaos要变成kosmos，又首先需要发现世界的理念（eidos）。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仍然没有成为“世界”，仍然停留在chaos状态，它只不过是个无序的存在，是个“非世界”（nonw-orld）。希腊哲学的kosmos（有序存在）所表达的也只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充分意义，还不是关于人文世界的概念。与kosmos相应的、同样具有充分意义的“人文世界”概念可以在中国哲学里找到一个表达模式，这就是“天下”。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意味着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因此它是个全方位的完整的世界概念。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与世界制度问题的密切关系。

当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世界性问题时，就不得不思考“世界制度”的问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制度而得出结论认为，现代制度虽然有缺点，但已经是足够好的制度，因此不再有制度革命的可能性，历史也就完成了（通常翻译为“历史的终结”，但不够准确 ^[4] ），或者说，历史最后实现了历史的最高目的。这一“历史的完成”的断言显然过于匆忙，即使不去讨论社会制度的革命可能性而仅就任意给定的某个社会制度而言，我们也必须要求一个社会制度具有逻辑完备性，即它不仅能够处理国内社会，而且能够处理国际社会。这一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社会制度不能止步于“国家”这一单位，而必须考虑到“世界”这一最大的政治／社会单位，不能对世界视而不见。显然，一种社会制度仅仅在国家层次上获得成功仍然还没有完成其最大和最终目的，如果它在世界场合中不再有效，那么就不是一个充分有效的制度。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考虑马克思的制度理论，马克思和福山都拥有黑格尔（G．W．F．Hegel）哲学背景，但马克思所思考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一个世界规模的社会。共产主义可能不是个最合适的社会制度，但马克思至少考虑到了世界制度问题。毫无疑问，世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思考和分析的最大单位，否则所有国际问题或者世界性问题都不可能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甚至，如果不能有效地分析和解决世界性问题，那么也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分析国内社会制度问题，因为世界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的必要约束条件。我们不能想象，每一个子集都是有序的，但是总集却是无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天下理论”，我试图论证，天下理论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所以这里使用哲学来分析世界政治问题，是因为哲学是分析任何理念的方法。天下也是个乌托邦，不管什么样的乌托邦都不同程度地有它不现实的方面。讨论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够实现乌托邦，而在于有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明确的理念，从而使世界制度获得理论根据，或者说，我们至少能够因此知道离理想有多远。

[1] 例如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就坚信许多人过于心急地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将被打破，他认为事实上在可见的未来里我们还很难发展出一种比民族主义更强大的精神，因此也就难以发展出新的体系。参见A．D．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hapter 6，Polity Pr．，1996。

[2] M．Hardt，A．Negri， Empire ，preface，Harvard Univ．Pr．，2001.

[3] kosmos原义为军队纪律，被用来表达有秩序的宇宙，就是说，自然必须有其“形式”才成为宇宙。参见J．Burne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p．9，Adam＆Charles Black，1930。

[4] 参见F．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1992。其中的关键词“end”的表面意思是“终结”，深层意思是“历史目的之最后实现”。这是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作为参考，马克思也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习惯意义上想象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被理解为既是历史的终结又是历史目的之最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