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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最早是个哲学和逻辑问题（在哲学和逻辑里就译成“同一性”），虽然重要但是并不特别显眼，或者说并不为人们所热切关心，这是因为事物的同一性看上去是“明摆着的”（evident），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逻辑里关于同一性的表述则是著名的“三大规律”中的同一律。在逻辑三大规律中，排中律受到许多质疑，甚至矛盾律也并非绝无疑问，但是同一律却始终众望所归。
只有在把identity落实为人或者文化的身份时，这个问题才有些异样。
最普遍的身份现象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身份。身份意味着社会等级、权利、权力、利益和责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其中有一些是在“什么是什么”这一事实判断形式中成立的，如父亲、儿子、官员、警察、小偷等等；还有一些是在“什么被说成是什么”这一价值判断形式中被认定的，如好人、坏人、吝啬鬼、变态者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身份的社会制度往往有着价值偏好，于是可以让某种本来以事实判断形式成立的身份同时意味着某种在价值判断形式中成立的身份，比如西方曾经有“黑人＝低等人”这样的意识。这种在理论上非法的转换可以成为某些人拥有获利特权或者某些人被迫害和歧视的理由。著名的身份对比例子有古代的“奴隶／贵族”、美国的“黑人／白人”和中国的“城市居民／农民”等等。现代社会的出现对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身份进行“身份解构”（de-identity），表现为对各种价值判断形式中的身份的怀疑和拒绝。关于价值判断通过伪装成“知识”而导致歧视的问题，福柯有过经典的分析，他揭示了社会如何生产关于精神病人的知识从而定义了精神病人的身份。
身份解构背后的理想是要把人还原为身份平等的“同样的人”，或者说是把具体的人抽象化，使得人人只剩下共同的、普遍的抽象人面目。所有人都是这个“抽象人”的可任意代入的变元，这正是人人平等原则的哲学基础（例如“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和“人人拥有同等的人权”）。这种对具体价值身份的解构是逐步进行的，开始的时候解放的是受封建贵族压迫的平民（如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解放奴隶（如林肯的解放黑奴），还有解放妇女，如此等等。各种明显的奴隶都解放了之后，现在人们在后现代态度的指导下正在解放同性恋和艾滋病人以及一切自己觉得受到身份歧视的人。
如果引入时间的维度，还可以发现一个人并没有一个固定身份，“我是谁”至少可以划分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我将来是谁”。当人们采取本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人，那么就会以“过去是谁”为准来理解一个人，因为本质被假定为“一贯如此”。本质主义或多或少具有“出身论”的一般思维结构，因此为所有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所痛恨。以“将来是谁”为准，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思维。人们在设想未来时，除非已经失败得无可救药，总是把自己幻想得更伟大，总是希望梦想成真。这种思维方式在推崇白手起家英雄的美国尤其受到欢迎。从心理学上说，不仅积极的人，而且自卑者和妄想者都喜欢这种以未来和理想来定义自己身份的思维。不过萨特（JeanPaul Sartre）曾经尖刻地批评了这种幻想，按照他的存在主义观念，人不是别的，他的实际生活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如果用没有兑现的梦想来说明一个人，那么只能是对他的否定性的说明，只能说明他不是什么。因此，“这样的思维对于一无成就的人来说的确不是安慰” [1] 。不过我们将会讨论到这种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方式。“现在是谁”的模式是现实主义的，看来能够经得起萨特式的批评。也许可以说这是经济学态度的或者博弈论态度的身份意识。尽管这种身份意识是相对最真实的，但是却与文化自身认同这一时代焦点问题关系不是很大，而文化自身认同与“过去是谁”和“将来是谁”则密切相关。经济学态度过于现实主义而不可能自寻烦恼地卷入那些无谓的痛苦，所以经济学不能用来思考心灵、情感、希望和理想，可是心灵、情感、希望和理想（即使不切实际）却是人类生活尤其是文化和精神无法回避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曾经创造性地把identity变成一个心理危机问题（在心理学里被很好地译成“自我认同”），特别是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1968年《同一性：青年与危机》一书使得自我认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驰名问题。这种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相信每人都有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人生或社会理想的趋同。这种自我认同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因此青年时期会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如果不能成功地明确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生活的目的以及如何对待他人这样几个基本意识，就会导致“角色混乱”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人生失败。 [2] 进一步还可以发现似乎人人都有自我认同的危机。当然，这个论点很容易成立，因为在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有某方面或某种程度的自己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失败或失意，因此这一发现其实平淡无奇，而且似乎只有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心理危机才显得比较突出，大概因为现代社会的竞争性使人们对成功和失败更加敏感。
Identity问题远远不仅是个关于事物和人的身份问题，它在更大规模的事情（例如国家和文化）上甚至是个更严重的问题。在国家和文化层面上的identity问题（自身认同），也自古有之。从古代的“异教徒”“正统和异端”“华夷之辨”到现代的“阶级意识”“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诸如此类，人们自己按照偏好和想象划分着各种集体，论证各自的精神优越性和利益根据。与对属于社会等级制度的身份的“身份解构”运动有所不同，现代社会并没有准备解构文化身份，相反，文化身份正在得到强化。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地位身份的解构使得文化身份的意义更为突出，因为社会平等使各种人群有权利宣称自己拥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自身认同又另有一种形式，它既不是事实判断形式（没有人愿意正确认识自己），也不是社会制度认定的价值判断形式（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人或社会评价），而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判断形式，即“自己把自己说成是什么”。但是要把自己说成是什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说，文化自身认同从来都是人们行动理由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不过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自身认同虽然导致许多严重冲突，但却总是被明确界定了的，冲突各方都可以把对方定义为含义清楚的异端，因此，传统的文化自身认同只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实践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思想性问题。文化自身认同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下变成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文化自身认同变得含义不清，它不仅产生实践冲突，而且导致思想混乱，有时各方似乎不知道为何而冲突，也不知道为了获得什么。在今天，文化自身认同就好像是一面没有标志的旗帜，却在指引着人们进行各种斗争。如果隐喻地把集体“集合地”看作个体，那么这是典型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自身认同危机”。人们今天在文化上找不着北，恰如个人在生活中找不着北。文化的心理混乱导致了文化的自身认同危机。尽管文化的自身认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混乱，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要求自身认同的呼声，各个国家、地区、教派、民族和团体都在标榜自身认同，同时又宣称它受到威胁，为了拯救自身认同而宣布了近乎圣战的战争” [3] 。
[1] J．P．Sartre， ExistentialisMand Humanism ，p．42，tr．P．Mairet，London，1948.
[2] E．H．Erikson， Identity：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1968.
[3] Marc Fumaroli，“I Is an Other，”in Diogenes ，No．177，1997.